一生与疾病斗争，她被称为“中国半导体之母”：女性都很杰出，不应该被排斥在外！

复旦大学的恒隆物理楼，有一件尘封多年的房间。

这里陈设简朴，落满灰尘，就连打印机都带着时代的印记，一动就吱吱作响。但却被复旦原封不动保留了整整二十余年。

原因无他，这间房是复旦大学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女校长，被称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也是"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的办公之所。

在百废待举的年代，她以瘦弱且顽强的身躯撑起了新中国的半导体教学、研究、产业的半边天。

而在振奋人心的成绩背后，是她五次抗癌，与疾病的终身斗争，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及科学家的智慧与坚韧。

在谢希德诞辰10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为纪念她推出了同名话剧。

其中有一句如是：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这正是谢希德一生的注脚与写照。

1921年，谢希德出生在著名的物理学世家。父亲谢玉铭精确测定了氢原子的光谱结构，被杨振宁称为"最接近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

希德也是父亲专门为她所取，意为希言自然，德行正直。在年幼之际，父亲就常常对她说道：中国需要科学。

求学期间，谢希德的"读书运"并不好。

自小体弱多病的她，在抗战流亡中先考取了湖南大学，但却因常年颠沛患上了股关节结核，不得已中断学业4年，还因此右腿落下终身残疾。

但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病情稳定后，谢希德靠自学又考上了厦门大学数理系，在物理方面展现了惊人的天赋。

而后又前往美国深造，进入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殿堂—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喜讯传到对岸，宛如一块巨石激起了惊天波澜。

谢希德写信给远在英国的恋人曹天钦互相告勉，约定学业完成后就立马返回新生的祖国投身建设。

肩负学业的压力与身体的困难，谢希德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在半年内攻取了博士学位。

两人迫不及待地规划着路线与日程，往来的信件里字里行间都是激动与喜悦。

但天不遂人愿，就在此时打响了战争。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败退后突然发布禁令：不准任何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

回家的日子一推再推，遥遥无期。

谢希德的朋友们闻讯赶来，劝她躲躲风头，不要冒着风险坚持离境，但她归心似箭，脑海里都是父亲曾经的嘱托与希望。

与曹天钦商量后，两人决定"曲线救国"，先去往英国与会合再一同回国。生化学家李约瑟先生听说后，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解决了谢希德的签证问题。

几番周折，终于在1952年8月，他们从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码头启程回国。

站在甲板上望着滔天的海浪，三年来的千辛万苦都化成了泡沫，谢希德只希望船开得快点，再快一点，早点踏上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一回来两人还顾不上休整，就立马开始忙活起来。

曹天钦进入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谢希德则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的基础教学工作。

彼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迫切需要新兴的科学技术注入活力，改变落后的局面。

而短短几年间，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就遍地开花，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其中，离不开谢希德的殚精竭力。

为了攻下半导体这门现代科学技术的珠峰，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打响一场艰难且重大的科学攻关战。

此时，谢希德的孩子仅仅5个月大，但她主动请缨，北上带领一众学者开启中国半导体从无到有的破冰之路。

1958年秋，谢希德与黄昆合编了《半导体物理》，一面世就引起了轰动，成为了后来学生纷纷拜读的"神级"教材。

五校联合的培训班走出了200多名学生，为我国的物理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正当一切踏上正轨之际，谢希德再一次遭到了命运的迎头重击。

动荡之期，不仅正常的教学活动被禁止，谢希德还被软禁在实验室。她一手创办的，寄予厚望的实验室，转眼间成了她的囚室。

屋漏偏逢连阴雨，乳腺癌又再次光顾了她。

一做完切除治疗的大手术，谢希德就被安排去扫厕所，而后又被分配到工厂磨硅片。

重重的厄运与灾难，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而谢希德却偏在绝境中开出了坚韧之花。

这期间她不仅改进了磨片和抛光的工艺，还举一反三，发现这能提高半导体原件的质量。

白天筋疲力尽，一到夜里她就重振精神查阅资料，抓紧时间工作。

1976年，随着阴霾散去，本以为谢希德长期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斗争终于要迎来曙光。

然而，麻绳总挑细处断，厄运总挑苦命人。谢希德又经历了癌症的二次复发。

本就孱弱多病的身体，压根经不起化疗和药物的副作用，但她依旧坚持奋斗在第一线。

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后，她提出了填补表面物理领域的建议。

回去后，她带病建立了8个研究室，组织了学术报告会30多次，将国内的物理研究再次推向新的高度。

如果谢希德的经历止步于此，那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脚本。

而在她人生的主线之外，那些温暖又蕴含力量的碎片，共同构建出一个善良坚韧的女性。

1983年，62岁的谢希德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掌声在会堂里经久不息。

在她任职期间，有关她的传闻都绕不开"平易近人"四个字。

通勤时，她和职工一起乘坐校车，听他们聊工作上的困惑与心声；校园里，新闻系学生会拦住她将她当作联系的对象。

她不仅为大学带来了一股自由开放的民主之风，还大胆改革，增设学院，将复旦变为一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

而在工作的忙碌之外，谢希德也从始至终保留了对生活的热爱。

私下的她反差很大，不光热爱集邮手帐，还喜欢古典乐和弹钢琴。

年轻时在美国求学，她迷上了拍照，留下了许多惊艳时光的影像，辗转回国的途中，她也苦中作乐，将一个月的见闻编成了旅行纪念册。

谢希德钟情于古典乐，吃饭时总要放音乐调节心情，兴起时还会戴上老花镜为客人演奏一曲。

她和家人的日常也充满了温馨，常常带着孩子一起庆祝节日，整理相册，还陪孙女玩游戏，讲故事……

即便在她病痛缠身之际，家里和办公室里也充斥着欢声笑语。

2000年，与癌症斗争了34年的谢希德溘然长逝，享年79岁，她在遗嘱中写道："将我的遗体捐献给中国医疗事业"。

那天晚上，学生自发折叠了数千只纸鹤绵延在校园各处，为她悼念祈福。

作为女性，她打破性别定式，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成为万千女性的人生榜样；

身为科技工作者，她突破时代的禁锢，攻下科学技术堡垒，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女性同样能成为如居里夫人一样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应努力为之。”是她一辈子践行的信念与目标。

她将一生无私地献给半导体物理，献给了她工作了48个春秋的复旦大学，献给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

无数学者在科学技术自主研发的路上前赴后继，砥砺前行，都会铭记她的音容笑貌，以及那句：

中国需要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