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二本学生，在「最难」毕业季

毕业两个月以来，00后女孩小玲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先是被有转正机会的一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以“减少人力成本”为由裁掉，丢了实习工作。此时已经五月，校招早已结束，招聘软件里只剩下那些月薪不到五千、单休的工作。

没办法，急需工作的她只得将就了一份在深圳某酒店里的新媒体运营工作——说是运营，去了以后才知道，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会被要求穿上5厘米的高跟鞋，在酒宴上充当端盘子的服务员。

这和她一年前的规划差太多了，她本来计划进互联网大厂工作。

为了这个目标，她在大三的时就开始准备，还特地北漂实习了三个月。她在山东一所二本学校读书，专业是数字媒体技术，“因为是二本院校，想着学历不行就尽量去实习”，当然，她也如愿进入了传说中的互联网大厂，有了两段实习经验，把“涨粉2W+”这样的运营成果写在简历上。

但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小玲的简历没有明显优势。秋招、春招时她尝试了几乎所有有名头的大厂，“初筛都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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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在某互联网企业有4年工作经验，负责校招的他告诉「后浪研究所」一个残酷真相，非名校的同学，会在简历初筛阶段就被机器淘汰，“（校招）有一个原则，叫选优中之优的人。按照公司的标准，把对应的标签抓取出来。”而这个标签，瞄准的往往是211、985高校的学生。

但不止是互联网行业，学历鄙视链在各行各业都存在着。被裁后，小玲重新找工作，她找人帮忙润色简历，不再局限于互联网大厂了，把能投的公司都投了遍，但即便是她揣着北漂的经验，在人才遍地的深圳，也难以得到回复。

最后，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月薪要求从7000调整到5000，不再考虑公司的名气和品牌，才勉强找到了一份月薪5000包吃住，酒店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但小玲的遭遇已经算好了。40多个同班同学，30来个都考研去了，但上岸的只有个位数。找工作的10来个也不顺心，她是有工作的少数派，到现在，同学们一大半没有着落，待业在家。

在学历贬值、就业压力陡增的情况下，庞大的二本生群体，要面对更为严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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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而千万量级的人群中，名校毕业的学生只是少数，每个省录取率不同，但可以大概估算，高考一本录取人数在总人数的15%左右。

也就是说，超过80%的毕业生，都是二本和专科的同学，他们才是就业市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事实上，虽然大众总是关注#海归硕士应聘公寓管理员#、#博士入职街道办#这样的新闻，但真正能代表普通人的，还是处在夹缝中的二本学生们——在“最难毕业季”里，被“难倒”的大多数人。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普通二本院校求职毕业生获得 offer 的比例，低于双一流、普通一本和专科的比例，这个数字是46.1%。

二本，在多数人的价值观里，代表着平庸，不上不下的分数通常与“不努力”、“不聪明”的偏见联系在一起。

但看起来客观的分数，有时隐藏了一些并未被大众了解的不平等真相。

老白今年30岁，在杭州漂了六七年，现在在一家金融公司做运营经理。谈起十年前的高考，一些细节仍历历在目。他是复读生，第一年考了529，离二本线差5分，第二年他考了543，离一本线差4分。

老白家在安徽农村，父母务农。从小成绩还不错的他，高中考入了县城最好的中学，文科最好的班。他很清楚的记得，2011年，复读后的高考，他的总排名是年级11。

是的，这所县里最好的高中，1000来个文科生里，能考上本科的也不过四五十人，能考上重点本科的，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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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白说，他的高中老师都是七八十年代的中职生，学校能给予的各方面资源都很差，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想要取得好成绩，都需要有一些信念感。

他从小告诉自己，“要好好念书，长大以后才能出人头地。”考个好大学一直是他的执念，当然，读了两年高三后，他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被江西一所二本学校录取。

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里这样描述二本学生的概貌：“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这不是老白一个人的画像，在那些经济文化匮乏的地区，这是一群少年的困境，没有背景，没有眼界，没有资源。在高考这件事上，如若没有天赋异禀，只能接受最平庸的结果。

高考的地域性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屡次被调侃为高考“地狱难度”的河南省，一本率仅为11.18%。

同样使用全国乙卷考试，2023年河南省的一本线录取分数线是文史类547分，理工类514分，而陕西省则是文史类489分，理工类443分。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全国乙卷的文史类考生，高考分数500分，在陕西可以上一本线，但在河南，只能读一个二本学校。

在调侃二本学生“不会做题”的时候，不妨看看他们身处的局促、相对闭塞的生存空间。

对于已经失了先机的二本学生而言，“填报志愿”无疑是一件决定未来职业发展道路的大事，但对于分数弱势、信息闭塞的学生们来说，这一步也常常充满意外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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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后，老白是自己填报的志愿。他选择了工商管理专业，因为“一听就很高大上”。高中时，老白喜欢看财经频道的节目，听到节目主持人介绍大咖时都会带上管理学的背景，对这门学科也产生了兴趣。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人指点，仅凭借着电视节目好感，他给自己选好了未来的路。

但在大学的第一堂课，他就受到了冲击。“老师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选工商管理。他说这门专业太虚了。”

湖北女孩米粒也有相似的经历，她在县城最好的高中念书，但也读得稀里糊涂，“想要考哪个学校，其以后要学哪一个专业，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是一无所知的。”

米粒在2018年参加高考，班上同学上一本的不到10个，剩下的全去了二本学校。

选专业时，她花了大力气。父母没有什么文化，一心建议她“选师范”，她有自己的想法，研究了半天，在各个贴吧问自己的位次能填什么专业，最后囫囵写了一些学校和专业。回忆起当年的志愿，米粒觉得很可笑，数学很差的她甚至选择了审计、会计等专业，“我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这样选。”

最终，米粒被自己第四志愿，湖北省内的一所二本学校录取，调剂到了广播电视专业。妈妈知道了录取结果后，对她的前途表示担忧，“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专业。”

冲击与自救

直到进入了大学以后，和身边人的差异拉大，他们逐渐感受到了同辈压力。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作为人生的分野，二本究竟意味着什么。

广东女孩莎莎是以超过一本线的分数被省内一所二本学校录取的，在她看来，与其去省外学校读双非一本，不如留在广东念一个好的二本。但在都是重本学校的同学圈里，她却不敢直接公开自己的学校。

莎莎就读于一所财经类的学校，和高中同学的学校一对比，她看到了巨大的教育资源差距。她拿师资举例，她念的是商科，但她的老师们缺乏真正的商业实践，仅仅只是从课本出发，“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多是那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或者是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莎莎吐槽，连上课的课件，用的都是零几年的“包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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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羡慕广州的其他几所知名学校，“很多老师都有留学过的，还有企业过来免费宣讲，学校也有小商会，所以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

她提起一件尴尬的小事，大一时她参加了广东省内一个面向大学生的创业组织，这个组织通过做创业项目的盈利来做公益。但当她跟老师提起这事后，对方却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莎莎决定自救。大二开始，她就开始特地积累实习经验，几年下来，她做过商务、销售、媒介pr、电商运营、直播、社群运营，整个大学生涯，莎莎成了班级里存在感最弱的人，但她活跃在学校和社会的各种组织里，不断扩充自己的人脉，从公司高管到投资人，都在她的好友列表。

这条“野路子”走对了，通过实习的积累，她拿到了某著名会计事务所的实习offer，几个月后如愿转正。

莎莎代表着一批更“早熟”的二本学生，她们在四年大学里保持着一种提升自己的激情，在刺痛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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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多数人后知后觉，直到找工作的那一刻，才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

老白考上了江西的二本学校之后，过上了最普遍的那种大学生活，上课、睡觉、吃饭，偶尔逃课，参加几次学校的活动。等到时钟指向毕业时刻，他还活在象牙塔里，“我就是好高骛远，觉得肯定能找到一个至少月薪要八九千，非常体面的一个工作。”

但校招真正开始，他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来招聘的企业层次一般，甚至招聘的岗位都是销售、店员之类的，薪资普遍在3000元左右。

他和同学转向隔壁那所更出名的学校，果然，来这里招聘的都是一些国企、央企和快消企业。他信心满满地在宣讲会上向一个银行投递了简历，却遭遇了婉拒。

他注意到面试官对排在他前面的人都给予了肯定的回复，“下午2点来面试”，但轮到他的时候，面试官只问了一句，“你是XX学校的？”，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笑容，“那就先这样吧”，把简历递还给了他。

老白说，这次宣讲会对他冲击很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信心去参加校招了。

当然，此后的求职也并不顺利。投了七八十份简历，有面试机会的只有几次。勉强进入杭州一家教育培训类公司，却发现自己被骗了，有销售要求，还要员工办信用卡垫钱，不到十天他就离开了。

当时他被要求马上搬离员工宿舍，没办法只得赶紧在杭州继续寻找工作。老白清楚地记得，2015年的夏天，从那家教育培训公司离职后的第一个面试在一个工厂，对方需要一个整理文档和做宣传的文员，一个月2600，没有五险一金。

对方听说他是本科生以后说，“你这个学历还挺高的。”

当然，老白放弃了这份工作。之后，他在招聘网站上搜到了一家做O2O的互联网公司，招商家运营，工资五千左右，直觉告诉他，“干这个是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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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在互联网行业爆发期，杭州涌现了一大批O2O创业公司，平时爱看新闻的老白也发现了其中的机会。他不再寻找哪些管理、行政类的工作而是瞄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

但对于老白这样的普通二本学生来说，选择有限，初入职场时难以进入名声响亮的正规企业。

毕业三年里，老白换了6家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没有健全的制度和福利待遇，上班单休，管理混乱。离开的原因，要么是被裁员，要么是加班到身体崩溃实在干不下去。

毕业第四年，虽然在职场频繁受挫，但对风向的敏锐嗅觉还是帮助他跳槽到了一家正规的央企。老白把一切归功于自己对于浪潮的把握，即使加班再辛苦，他也会保持浏览财经新闻、商业报道的习惯，虽然不能直接地帮助他在数字、运营上取得成绩，却也提升了他的眼界。

再后来，2021年，他又跳槽到了一家金融公司，到现在，他已经年入50万的职场精英，身边的同事无一例外都是毕业985名校的高材生，“我起点比他们差很多，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了，至少说明我也不差。”

作为二本学生的逆袭样本，老白在2020年开始做起“普本学生自救”的社群，在这里他为包括二本在内的，教育背景并不优秀的学生们提供简历修改、咨询服务和内推资源。3年以来，他建立起70多个应届生求职社群，帮助过2万多人找工作。

他看到了这群学生共同的困境，有信息差、缺乏前瞻性，许多人连秋招、春招都不知道，在大学期间也只是玩了四年，没有亮眼的实习经验和项目经历。

他所做的，就是在找工作的阶段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为这些学生们打开视野。

除了在职场发力以外，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还会选择一条“主流路线”——考研或者考公。

一篇研究二本学生的论文《“开窍”与“自救”：基于网络民族志的“二本学子”学历突围历程研究》提到，“通过考取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实现学历层次和学校层级的双重提升，成为‘二本学子’摆脱学历‘原罪’的首要途径。”

米粒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考研的。本科期间，她参与了校科研立项、国家级大创项目、省级专业比赛，也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毕业生，奖状叠了一大堆。

简历优秀的她并不打算直接工作，她在大三时做出了考研的决定，“提升自己的学历，给自己增加找工作的资本。”

为了上岸，米粒经过了仔细地考量。择校的时候，她选择了有更多辅导机构、能找到现成资料一所211学校；选专业也选择了更保险、难度适中的本专业，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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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考研的过程中，总有一种感觉，我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米粒很清楚，从一个二本学生成为211大学里的研究生，意味着她的人生会迈向新的台阶。

米粒的班里48个同学，30个都考研，绝大多数二本学生都把考研当成命运逆转的关键节点。

毕竟，考研是一场绝对公平的考试，没有地理差异，也不看学历出身。

同样的，还有考公考编。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简历筛选，极少像校招招聘单位那样有一条明显的学历鄙视链。在岗位要求中，要求本科，没有985、211之分。这也给了许多二本学生同等的上岸机会。

00后阿喵是山东人，她在本地一所二本大学读财政学专业。阿喵在大三时就提前考虑了未来的职业规划，根据目前的就业形势，即便是考了研究生，未来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所以，她参加了国考和省考。

阿喵不是盲目的，选岗时她因为“太卷”特意避开了山东，选择了江苏地区的单位。为了提高上岸几率，她还选择了限应届生、通过四六级、有专业要求的岗位，几个岗位的录取比例都在30: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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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是艰苦的，从3月份到10月，整整7个月的时间，阿喵从七八点学到晚上十一点多。今年7月，名单公示，一切终于尘埃落定，阿喵即将成为江苏某市区直属单位的公务员。上岸以后，阿喵长舒一口气，还好自己坚持了考公——当初因为她成绩优秀，老师们都劝她考个研究生。

而她考研的舍友都在后悔，没考上浪费了一年时间不说，好像考上了也不能缓解就业问题——她们对改变自己的学历并无执念，只想要一份得体稳定的工作。

而这，也许是更多数人的观点：只要能上岸，什么二本重本学历都不重要。二本学历的烙印，只会在离开校园象牙塔的那一刻短暂地产生刺痛，而在漫长的人生中，足够的阅历和成熟能够抹平曾经的自卑和尴尬。

毕竟文凭只是成长的一个过程，不是结果。

去年，莎莎考上了湖北省一所211学校研究生，不过她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文凭不值钱了”。

今年，她的好朋友，211本科毕业的学生考回了家乡做公务员。和她一起上岸的，还有在二本学校念书的同班同学。

“班上的第一名和班上倒数后三名，他们俩考进了同一个地方做同事。”米粒说，这件事情让她意识到，“分数只是向上走的一条路，并不能用来衡量所有人的生活。”

但二本生要上岸，也不一定只是编制体制内的岸，而应该是认真生活的岸。

在米粒看来，按学历来看，所谓大专、二本、双非或者双一流的人生，起点各有差异，但也有各自不同的幸福和困惑。

即便成为了211大学的研究生，米粒的焦虑却没有停止。第一个学期，她始终摆脱不掉自己的自卑感，“垫底进来的，比不过其他优秀的同学”，又因为导师布置的任务无法完成而承受巨大压力，她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完成当下的事情。

不过，她还是有自己排解压力的办法，她把一句格言写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默念、理解和重复——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封面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