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二本毕业的我去做了服务员 | 人间 · Z世代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去年，我从待了10余年的“象牙塔”里被驱逐出来后，面临着代代毕业生亘古不变的难题——找一份让所有人满意的体面工作。

我长于浙西的一座小城，父母都靠打零工维生。他们像所有底层父母一样，省吃俭用、辛勤劳作，只为供子女读书成才。以往的社会经验告知他们：孩子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出息，就能找到好工作，带领落魄的家庭在一众亲戚中脱颖而出，成为体面的人家——否则，读大学有什么用呢？

可没读过几年书、习惯埋头苦干的父母不太清楚，如今的大学并不是触不可及的孤月，而是满天繁星，无数用人单位都不屑地说：嗨，大学生嘛，随手一抓，有的是啦！我们恍恍惚惚按社会规则升学、毕业，正如一个网友在弹幕中说的：“学历是社会的敲门砖，是我们下不来的高台，是孔乙己脱不下来的长衫。”

我苦笑摇头，忍不住点了个赞。

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突出，被本省一所普通二本录取，专业是旅游管理。我填报志愿时，没有前人可以参考，没有老师关注，仅仅因为“旅游管理”听上去好像很符合经济发展的潮流，似乎很有前途。

当时，我为自己的选择暗暗骄傲了一番。有亲戚向父母打听，他们知晓我报的专业后，无不大同小异地嗤笑：“啊哟，那读出来不就是当导游嘛，这种职业还用读大学？浪费钱。”

起先，我还为此忿忿。入学后，我才发现亲戚们说的是真的——这个专业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般符合“大学生”应该具有的学业身份。

旅游业更看重“经验”，不看学历。专业课的老师们基本没走出过“象牙塔”，课本也陈旧，每学期的课程基本是围绕着导游业务、导游基础知识、园林艺术、美学概念、商务谈判等一点“杂交”知识打转，即使平时旷课，只要期末考试前借个笔记熬一宿，基本稳过。什么方面都学了个皮毛，若和外行人粗浅交流，倒也能看上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摆出个文化人的样子。

专业实践课仅在市区范围内进行过两次：第一次请了一位男导游，他搁大巴车上就开始诉说自己“老掉牙”的悲苦经历，全程步伐极快，超级不耐烦，回程后，又匆匆去接了下一个团；另一次是学院命老师挑几个同学外出考察，胡乱拍些照片，生搬硬套上已用到包浆的论文观点，可就这表面功夫、敷衍了事，我们参与的几人，竟也能得个“创新思政”二等奖。

入学不久，学校便催促我们考导游证，说那是以后就业的出路。导游证中专以上学历就可考取，而导游这行普遍连基本的五险一金都无法保证，底薪更是少得可怜，全凭不稳定的带团提成。

我曾在一个自诩全程无额外消费的知名旅行团兼职过，旅游目的地是某个菩萨的道场，在浙江很有名。信徒们怀揣满腔心愿，经过重重核酸检测，冒着滞留风险远道而来，从古庙里的老和尚那里，靠“运气”抢来香火、元宝还有“请菩萨”的红纸，敬于殿前。他们自以为没受蒙骗，沾沾自喜，殊不知那只是旅行社的暗箱操作，看着深藏功与名的老和尚，其实是庙里雇佣来看门的大爷。

疫情三年，各旅游地门可罗雀，哪怕浙江低价旅行团百花齐放，但也再不复有以往的盛况，饭变粥、粥变汤，本地的网红导游都开始转行带货。行业里的人要活下去，自然要用到课本里不会教的巧思，想尽办法去捞钱：车、食宿、过路费、购物……每个环节，总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名头缩减支出，再宰游客几刀。

“你们这种就知道死读书的大学生，要多和我们学着点儿！”那天，带团的导游大叔和我说。

后来我才知道，本专业的学长学姐们毕业后从事旅游管理的少得可怜。班主任多次半感慨半劝诫地说：“哎呀，导游是吃青春饭的，很累的，女孩子没有优势啦。”

可滑稽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女生最多。毕业季，大家唯有去争夺那些“不那么限制”的饭碗，考研考公呢，基本只能选择跨专业与“三不限”，更不用说疫情给行业带来的影响了——近几年的民宿和旅行社哪有不搁浅的，暂时开放的政策海浪偶尔涌上来，让这些半死不活的鱼喘口气，但又急急退去。我毕业时，旅游业依旧处于不知明天怎么样的休克状态，很多旅游单位像回不到海里的船，泊在岸边直到枯朽。

2022年春招，旅游招聘岗位捉襟见肘，我像一条小鱼一样四处投简历，拼命想咬一个抛进海里的钩子，知名的旅游平台，不知名的旅游小公司，都投了。我虽然放低了期待，但内心里依旧渴望一份体面的工作。

我始终记得亲戚当年的讽刺，所以投的最多的，是旅游公司管培生岗或其他类似岗位。我曾以为自己有选择的余地——每家公司轮番面试，我也收到了些好消息——可最终，都以“你是优先排第一的，但目前业务相关，暂时不能给到具体到岗时间”或“推迟发放offer”而了无音讯。好不容易，我收到某旅游网络平台的确定offer，但又被一句“收到应届生岗位被取消”的抱歉短信给打发了。

于是，我一开始就刻意规避导游岗位，现在只能再添自己这分一杯羹的多余新人了。

5月，“象牙塔”进入驱逐倒计时。交了毕业论文后，我考虑很久，终究将目光投向了“最下策”的服务员。当时颇有种将求职的满腔失望宣泄到底的冲动，破罐子破摔吧——考研失败、春招失败，我没有时间了。

做服务员一向被传统世俗鄙夷，在家长的口中，一直是管教调皮孩子的利器：“以后不好好读书，就去给别人端盘子哦！”但它在招聘软件上一样有着装模做样的要求：学历不限、18到45岁、包食宿，身体状况符合国家餐饮行业要求，诸如此类。

是的，我只要是一个健全的年轻人，就符合了要求。

面试当天，排在我前面的有3个人，一位是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的阿姨，翘着二郎腿，靠在椅背上打瞌睡；另两位女孩儿看起来年纪不大，朴素而沉默，水灵灵的眼睛，目光与我碰撞一下，继而怯怯闪躲开。她们仨唯一相同的点是——两手空空，只有我，不合时宜地拿了一份简历。我将手上攥着的几页薄纸卷成一团，莫名的尴尬卡在心头。

轮到我与HR谈话时，几个眨眼的犹豫，我还是将手上已不再平整的简历递了过去。

HR挑了挑眉、抿了抿唇，方才说道：“面试服务员？”

我以故作轻松的语调、掺杂着生涩的自来熟说：“我看到餐厅发布的招聘上工资开得不错，我也符合要求，就来啦。”

“服务员很辛苦的，你们这种女大学生能吃苦？”

“我能吃苦的。”

她脸上显出几丝戏谑，或许在心底暗暗嘲笑我的天真，觉得我干不过几天便会逃跑。

末了，HR没再多说什么，只说了尽早办健康证，几月几号就可以来上班了。她将皱巴巴的简历还给我，另附一张能够免费办理健康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我转身向外走去。

6月过半，我和室友们吃了惯例的“分道扬镳餐”。大家暗戳戳的摩擦既往不咎了，分离的时间恰与独立的节点重合，渲染出几分孤独的迷惘。

想当初，一到大四，我们4人就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该和班上考研考公的同学一样找点“正事”了，我们在二者间思索徘徊，最后一致决定投入后者的大潮——转教育、转金融、转法学、转社会学……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谈到彼此未来的打算，宿舍里一派手无足措的尴尬气氛，犹如几年前新生初见。

青青说：“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不想工作啊啊啊，我可能会‘二战’。”

小南说：“我先回家吧，可能考编，还不知道打算。”

阿惠说：“有朋友在北京，我去北京找找工作。”

我说：“我要去当体力劳动者了。”

或许是天气太热，“前程似锦”说出口时，实在干巴巴的。之后，我便与沉甸甸的行李一起打包，抵达餐厅。

我入职的餐厅以“传统文化”为卖点，大厨号称在某某国际会议掌勺过，菜品说是专注中餐，又夹带着一应不伦不类的西式菜，一通营销宣传下来，给人一种“不吃不爱国”的隐形压力，所以在当地的社交网络平台上颇具名气。

我应聘的这家分店，厨房人员众多，部门驳杂，冷菜冷饮部、甜点部、炒菜部、做汤部、烤制部……不算主管，平均每个区域都至少有4个人，而服务员这边，就算把偶尔帮忙的经理与领班们加上，也就勉强凑够10来个人。或许因为人手实在是不够，该分店招聘时打出的薪水是“每月6000，提成另算”，包一日三餐、包住宿（宿舍是6到8人/间）、给月休4天（非固定日期，看餐厅排班），虽然招聘信息上还标注了“五险”，但实际上餐厅一般选择给员工每月加500块钱，让大家自动放弃交社保。

后来我听老员工阿龙吐槽，说服务员人少，极其辛苦，可餐厅还以扣薪为代价来逼迫大家保证服务质量，所以很多新人常常干几天就会借故离去。通常今天三三两两地来，明日零零碎碎地走，流动的服务员就像在参演定时剧本。

“每月才5000多，比我待过的其它地方辛苦几倍，还不如去包生煎。”阿龙咬牙切齿地大吐苦水。

听到这儿，我想，我还是不要告诉他“新来的员工薪水都上涨了”比较好。

入职时，经理将员工服递给我们同期入职的几个人，让我们赶紧换上。员工服是V领棉麻装，我的那套不知经过多少人的“传承”，带着几分陈旧的褪色，像连绵雨冲刷大地后的初春黄青草，意外地符合餐厅“简朴高雅”的格调。

3天试用期，工资按小时算，试用期过后，正式签署合同。第一天上午7点，店门紧闭，未到营业时间，经理吩咐占领班教我们几个新员工一些规矩。占领班不到30岁，秃头小伙，高高瘦瘦竹竿样，眼睛鼻子沉沉耷拉着，一时让我想到了《海绵宝宝》里蟹堡王餐厅里丧丧的“章鱼哥”。我暗自笑笑，不查，立刻被占领班凌厉的目光抓获，糟糕糟糕。

“我告诉你们，上班要有上班的样子。在这里，别以为自己多不一样！”随后，他拿出了许多托盘，一个个递给我们。“左手托住走路，抬头挺胸，不能掉。”

说罢，他变戏法一样不知从哪里掏出了许多块沉甸甸的砖头，在每个人的托盘里放上一块，让我们开始轮流走。这样训练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们才被允许放下托盘休息，我细细的手腕已经酸酸的了。

接着，占领班又把我们带到堂食区和包厢，开始讲解规矩——上菜的位置、顺序，餐具角度、如何摆放，口布如何折叠……“包括餐厅的菜品，即使有菜单，你们在脑子里也要记住。”

我默默地翻着一页页琳琅满目的菜单，都是些什么“金玉满堂节节高”之类的，不禁感慨：餐厅的文学水平从古到今就没输过嘛。

悉数了解完基本规矩后，占领班便将我们分配给各个区域的“前辈”，由他们带我们上手。

餐厅有3层，一楼主要做堂食，由占领班管理，这层除了茶艺师的表演舞台外，分为4块，每块大概5到6桌，每桌可容纳4到6个客人；二楼是包厢区，由唐领班管理，每间包厢以诗命名，总共6个，每个包厢最多可坐12人；地下一楼左边是厨房与仓库，右边有块小小的地儿供员工用餐休息。

我被分配到了一楼的A1区，负责该区的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名叫林川。他嘴角无时无刻不挂着温和的笑，白净阳光，来吃饭的女客们都很喜欢他。

我打趣道：“师父多多指教。”

他潇洒摆了摆手，笑道：“哪儿能啊，互相合作才对，新来的朋友。”

前厅其他几位服务员，年龄基本都在20岁左右，常蹦出些“罩着你”的话，还处在江湖义气当先的阶段，十分活泼可爱，他们大多是初高中早早辍学，由家里的某位哥姐带着，以明白又不明白的心情“闯荡”社会。而我后来才知，林川跟他们不一样，他是2021年毕业的法学专业本科生，正在为自己的北欧留学计划攒钱，在这儿工作了快1年了，这个工作时长和资历，实属是餐厅里的“老人”了。

餐饮行业竞争十分剧烈，老板每天一睁眼，就会听闻哪个区哪条街又开了一家新招牌餐馆。我在的这家餐厅虽然主打中高端，但为了抢夺更多的客源，也在各类消费App上推出了价格稍低的套餐活动，甚至还高价请来某社交平台的百万粉丝网红“无意间偶遇宝藏店铺”。千金一掷的广告营销下，每天特意来消费的本地顾客络绎不绝。

当时时值疫情，可除了厨房，我们脸上并不常挂着口罩——因为会遮挡住微笑。偶尔，我对着纷至沓来的人群发呆，恍惚觉得自己身处在2019年之前。若不是不久前我使劲儿咬都咬不到一个能有满意答案的钩子，我真会时常怀疑：人们的外出旅游热情是不是都疯狂转嫁到本地各种新兴网红店上了？

许多个盛宴夜晚，老板表情祥和，一动不动地坐在收银员身后，一双白胖胖富态的手交叠扣成碗状放在肚子前，翘着几根时尚弄潮儿般的胡子，笑眯眯看着前厅的劳动力们忙到飞起，真真有一种贵妇人在愉悦地欣赏名画的感觉。

背地里，我们都喊他“小胡须”。我们忙得晕头转向，“小胡须”还要时不时在耳边窜出一句句“弹幕”，我们无时无刻想让他闭麦。

“啊呀呀，看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再忙口红也不能掉，赶紧赶紧，快去补起来！”

“啧啧，你怎么回事嘛，上菜的姿势不要吊儿郎当的，微笑，要微笑！”

加班更成了常态。可恶，无法忍受。好吧，看在加班双倍工资的份上。

晚10点，餐厅渐渐归于宁静，只有窸窸窣窣的打扫声。消毒水的气味从刚拖过的地面上逸散开来，这是专属于休息时间的气味，是能让神经能不紧绷的味道。林川一边擦盘子一边笑说：“我觉得托尔斯泰那句话可以改成：幸福的老板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打工人各有各的不幸。”

我瘫坐在椅子上，挤出几分气力，认真地点点头。

在堂食区服务，需要面对客人太多需要急速翻台的怒火——网红“无意”来过后，堂食区涌来的客人大抵都是团购了套餐来打卡的，用餐以拍照为主，导致其他客人因等位怨气满满：“搞什么搞嘛！套餐就不是客人了是吧，让我们等这么久！”

我们惯性地垂头，乖巧如绵羊，任由客人唾沫星子飞溅。客人教训得嘴巴干了，我们就得极有眼色地递上舒舒服服的冷饮，软糯糯地说一句：“这是专门为您提供的免费鲜榨果汁，真的很抱歉。”

看看面前形单影只任由自己发火的人，客人内心也知晓，归根结底怪罪的不该是服务员，也就差不多摸摸鼻子，讪讪地以一句“行了行了，赶紧上菜去”作罢。

除了排队等号的怒火，还有就餐后喋喋不休的抱怨。客人们抱怨最多的，是盘子与菜的“艺术美学比例”太过离谱：“你们自己看看，堆满一张桌子的盘子里实际东西有多少？比脸还大的一个盘子，菜就一个额头那么多，你觉得合理吗？”

我当然也觉得很不合理，天知道我每次举着托盘上菜时手有多酸！我们手腕上八九成的重量，都来源于那一打碎就能扣我半天工资的瓷实盘子。一开始我还傻不愣登地跟占领班反映情况，他冷笑驳回：“你懂什么，这是艺术。”好吧，我不懂艺术，所以我只能每次昧着良心和客人说：“感谢您的建议，我会向老板反映的，争取改正。”

另外还有嫌弃冷饮太冰的、吃完了一个菜就说难吃要退的、说我们没有及时倒水的、餐巾纸太贵的……我们忙到头昏脑胀，也要拼命挤出几丝笑意，道歉、鞠躬、安抚一条龙。客人若是骂，就必须让他们骂，让他们痛痛快快的、让他们能感到如“上帝”般的舒服。犟嘴是服务员的大忌，再委屈也不要说出口。客人永远是对的，我们永远是错的。

长时间的体力工作有如溺水，被捞上来进食休憩的片刻，吐槽自然成了配菜。到了员工就餐时间，年轻的服务员们就开始了一餐一度的“吐槽大会”——这肚子必须要先清空，要先把受的气给吐出来，才能咽得下嘴巴里匆匆塞进的饭菜。

地下一楼灯光昏暗，小年轻们肆无忌惮地宣泄着对头顶那群一面之缘的顾客的怨怼，间或穿插着一致的咀嚼声——这是后厨阿姨偷偷端给我们的“小灶”，偶尔是蛋炒饭，偶尔是烤鸭肉，偶尔是点心房多做的荷花酥——逢阿姨来，逼仄闷热的小空间里便会响起短暂的欢呼声，随后被一阵“嘘”声轻轻压住，后厨主管睁只眼闭只眼，路过也只当没看见。

“我和你们说，今天有个客人太奇葩了，硬是说空调太热。拜托！都和他说开到16度了，难道我去给他买个电风扇对着吹吗？不依不饶喊了我7次！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装模作样对着空调按了一下，实则毫无变化，他却说凉快多了——我服了。”

“我不也是！天知道我对东北人有多直爽善良的滤镜，我那区的3个大哥居然‘跑单’了！靠！好想哭……”

“你是不是每天想着网上那个男朋友分神？要赔钱了吧，哈哈哈……”

“你每天就知道和小姑娘连麦打游戏，还好意思说我？”

……

服务员每天长时间的站立与奔走，头几天，我每天都被双腿明晃晃的疼痛提醒。

年轻的前辈们向我传授经验：“哎呀，等时间长了，长了茧子麻木了就不痛了。”

林川突然呢喃道：“痛苦和麻木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

我愣神，阿龙咂嘴作酸倒牙状：“什么痛苦不痛苦的，书读多了，是这样神经的吗？看来读大学也没啥用嘛。”

其他人一阵大笑。读书无用论总是这里许多玩笑的终点。很可悲的是，林川和我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他们的证据。我知道他们并无恶意，这里的相处氛围就是这样，大家并不习惯谈论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社会凝视学历等级，所以他们每次玩笑也会夹杂着微小的锋利，或许这能给开玩笑者一份弥补的慰藉。

我一般就合群地笑笑。

随着饱腹结束，众人默契散开，拿出最亲密的手机，将精神放进短视频直播游戏里划水。我随众划着搞笑短视频消磨时光，但心却常常像腿蹲久了似的，溢出些电视机雪花般密麻的虚迷。我生出一种错觉——我好像进入了另一座塔，这里也有一群同龄人，不需要也不允许你有多不同，做好规定的事情就好。我脱去长衫，选择在此，却又别扭地、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这片水中呼吸。

满负荷的体力劳动尚且能坚持，无尽的情绪劳动则令人疲倦想逃。

7月的一天，下午4点，我接待了几位特殊的客人，正好当时用餐的客人不多，我便将精力与热情集中于她们，反倒招致来了本就对我不太满意的占领班的怒火。

客人是3位极具风度的女士，点了个套餐，落座时就开始打量我的一举一动：“小姑娘业务很不错嘛，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餐厅？”

真是经不起漂亮姐姐的夸。占领班培训时说，客人的一切要求都要尽量满足，我见热菜还未上来，便带她们一边参观餐厅、一边讲解，越说越起劲儿，情不自禁夹了几个糗事见闻，引得她们打趣发笑。我刚找回了几分当专业导游的感觉，恰好就碰上采购员来餐厅送货，他看着我，目光复杂，我还不明就里。

直到客人们用餐结束准备离开，其中一位女士强行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问我要不要跳槽，我这才知，她是附近一家竞品餐厅的老板，她的餐厅以“王校长”到访过为营销噱头。

最终，这件事被占领班知晓了。当晚，我被叫到了监控室指认：什么具体时间、她们点了什么菜、你为什么要带她们参观、她们问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极具审讯之感。

“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做起来倒这么拿手！我不想听什么理由，就你热心是吧？”

我靠在墙上，忍住喉咙里要跑出来的哽咽，对抱怨谩骂的习惯性服从，竟然让我无力顶嘴。

8月，我意外地被经理重新分到二楼包厢干活，可谓受宠若惊：每个包厢一天最多接待两批客人，不像堂食区那样疯狂翻台，减少了我大量的体力劳动。

工资更不用说——虽然包厢服务员的底薪和其他人并无不同，但有15%的酒水提成，简直是喜从天降。包厢不会有堂食区那种点套餐打卡的客人，一般都是来聚会的，用餐时间更长，对于茶叶、酒水和餐品推销，他们很容易买账。酒水和某些菜品都是能拿回扣的，时间长了，积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

占领班对我的调动暗暗地表达过不满。在这家餐厅，分配谁去包厢并无规定性的要求，但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由带人的领班作为人情关系提出，高高在上像施舍恩惠般降下来才是对的。经理在我身上开的例外，无疑让他失去了某种权力：“经理凭什么把新来的放上去？又不是没有其他人。”

唐领班拍了拍我耸起的背脊，笑道：“他明年大概去别的门店当经理咯，别往心里去。”

餐厅的管理岗一般都由牢固的亲戚链锁住，至少这个餐厅就是如此——这条信息来源于地下的“吐槽大会”，我们已经都知道了，领班、经理、采购主管、财务，都是“小胡须”的什么、什么人，而普通员工一般只是底层干活者。

来包厢的客人都是本地富户或者公司领导，我初始不懂，似刘姥姥进大观园般忐忑，脑补的都是国产电视剧那种步步惊心的场面。事实证明，少看点玛丽苏电视剧是对的。

第一天，我作为其他包厢服务员的“助手”，眼观鼻鼻观心地上手协助：根据预订单布置包厢、打扫与检查洗手间、预备香薰、摆放餐盘、折叠口布、调整座位，点单、上菜、介绍、倒酒水饮料、送客，收拾残局、全面打扫。餐桌铺布撤布，转桌那个大圆盘子的卸下与移动的技巧，我真真学习了好久，但可能因为我是个不到1米6的小个子，摆弄时动作总是太笨拙，几个月后，依旧惹得其他人捂嘴笑。

第二天，我便开始独立负责一个包厢。在独立空间服务，接收里面客人群体的凝视，颇给我一种单刀赴会之感。我向唐领班颠颠倒倒地描述了这种感觉，惹得她一阵憋笑。

我在包厢第一次接待的，是一个老人家的生日宴。

我向茶艺师琦琦打听，她说寿星老太太常常在下午闲时来餐厅茶区喝茶：“不知道怎么说，像个老女巫，要么不说话，一说话能挑剔我们一下午，次次如此。头疼，怪不得一个人住。”琦琦好不容易抓到个人倒苦水，直到我借口要去准备，才放我离开。

按照预订单的信息，我在包厢里布置好了六人位，将要求的红酒、白酒、宝宝椅、熏香、毯子等一应物什都小心备齐。我心下揣度，估计是一家人来过宴，服务只要挑不出错，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到了点，却只见三两老人进门，带头的老太太穿着修身的暗红色旗袍，头抬得很高，气场很强，给我一种岁月不败美人之感。茶艺师开始斟茶，我站在原地愣神，被这位老美女冷冷瞥了一眼。

“可以开始了。”她说。

只有3个人？！我一激灵，赶紧撤下桌上多余的几套餐盘与位椅，着急间不免使得碗碟“叮叮铃铃”。果不其然，听到了“啧”的嫌弃，我不由得谨慎放慢动作。

“阿淑，生日快乐哦，你呀，一个人都过得有滋有味的，哪像我们，家里琐碎事忙得唷。”

“咱们酒就不喝了吧，回去孩子闻到，又该叨叨个不停，他们啊，平时鼻子灵得很，我上次……”

老太太话并不多，只听另外两位——貌似是什么老年社团的好友——一直讲着家长里短。3个人呈三角之势，共享硕大蓝底布圆桌上满无空隙的琳琅菜肴，“丝丝牵挂味满家（凉拌菜）”，“富顺绵绵（山药鱼羹）”，“荷塘月色（主要是荷兰豆）”……不过老人们并没有酝酿出如美食名字般合家喜庆的氛围。

在我看来，这顿饭吃得实在潦草，半场电影的时间，包厢里就只剩下了寿星自己。两位友人说，太晚了回去不好，老太太也不说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桌子夹菜，安安静静，倒也没有吩咐我做些什么。

“这位太太今天生日，长寿面要不要准备啊？”我悄悄地问上来巡视的经理，餐厅没写在菜单上的一条常理，是要给恰好过生日的客人送一份长寿面，不过，这一般是给喜欢在App上点评的堂食区客人准备的。

经理看了眼预订单，笑道：“这么些花样的菜，送什么免费的清汤面？人家还瞧不上呢。”

或许是第一次包厢服务太过顺利轻松，我偏要给自己找点麻烦。我犹豫半晌，还是在操作区的点单机上下单了这份隐藏菜。

面从滑动电梯送上来时，我把用废纸叠好的千纸鹤也放在了托盘上：“这是餐厅送您的长寿面，生日快乐。”

老太太愣了愣，捏起丑陋小纸鹤的翅膀端详，终于露出了笑：“你这个折法挺好看的。”

我耳朵发烫，也不知什么唆使我像个“小登徒子”一般说出了一句：“您比较好看，您刚进来，我都走神了。”此刻回想，我实在是忍不住捂了3秒钟的脸。

“谢谢你。”

后来我发现，其实包厢的客人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和一般人有多不同，很好服务。偶尔出了差错，只要及时处理好，他们也不会为难，我的“还未老练导致的着急忙慌”，在他们看来倒成了“笨拙但很真诚地应对”，反而常常顺口向经理夸赞我。感谢他们的格局。

当然少不了会遇到“中年大叔局”，他们通常自带红酒、白酒、啤酒，各品种各牌子几箩筐，从下午5点一直高谈阔论到晚上近11点。我被喊倒酒时，避免不了听到带颜色的玩笑，常让我的笑容像图钉一般僵硬地钉在脸上。最终，客人们会以给包厢满桌满地满厕所渲染上呕吐物来划上离场句号。

对于推荐菜品酒水的事，我没有多少执念，觉得还是以客人需求、口味为主。有时我也会左顾右盼一番，看经理、领班在不在，然后好心暗示客人，与其选择菜单主打页上某个花里胡哨的高价菜，不如选择某个“深藏功与名”的菜色。

时间久了，对工作也游刃有余起来。待命在包厢备餐区时，客人们的谈话会从热火朝天的酒桌涌进我的耳朵。我发现，人，即使被社会分为各种阶层，但本质上大同小异，一如叔本华所言：各人拥有的不同地位和财富赋予了个人不同的角色，但各人的内在幸福并不会因外在角色的不同而产生对应的区别。相反，这些人同样是充满痛苦和烦恼的可怜虫。

聚餐无论是家庭、公司还是俱乐部团体，不同的人群个体却总能形成同样的剧本，小小的包厢饭桌是舞台，服务者变成一幕幕剧的鉴赏者。无论是谁，承接的往往就是这么几类角色：

主角儿，肚里藏着许多事，就待今天主场发挥——哎呀那个谁谁谁，你们不知道，背地里做了那种事，你们说说这像话吗？前几天不是又有什么新闻吗？先是这样，然后那样，最后那样……

配角儿，虽然气场不够强，话题起不来，却是舞台上添油加醋的好帮手，他们能应和上主角儿的每个卡顿点，甚至能引导舆论风向——嗐，真没想到，真是错看他了，居然是这种人；现在的世道，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第三种是闲角儿，一样不可或缺。他们默默聆听，发出恰到好处的反应——或微笑，或摇头感叹，在配角提议和主角敬酒时，也配合着起身，脸色平静地做出剧本里属于他们的后续动作。

10月，如常上班的一天，我发现负责3号和4号包厢的蓝蓝不见了。

蓝蓝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儿，有点内向，除了工作，不怎么喜欢和人交流——当然，包厢的服务员都挺好看，我常叹气自己是来拉低二楼平均颜值的。

我问唐领班：“蓝蓝为什么突然走了？”她沉默半晌，没有回答。

我在当天地下一层的员工餐时间，才听到了答案。

“听说，是受不了占领班……”

“我作证！我亲眼见过他好几次摸蓝蓝的手和腰，有次都摸人家屁股了。就前两天，我刚好路过3号包厢，偷偷拍了照片，你们要不要看？”

众人兴致勃勃开始传阅，同情和兴奋的啧啧声暗暗交叠，成了今日下饭的佐料。

“你们说，是不是蓝蓝勾引人家啊，她平时那个样子，我几次和她说话都不理人的，谁知道是不是瞧不上我们，转头找人家领班了？”

“你看他那个手哦，放大看看！啧啧啧……”

“这都正常，我以前上班那家，有个女服务员也很漂亮，不也被老板看上了，老板娘都找店里来了呢。”

……

我忽而莫名觉得悲伤，阅历浅薄，我并未见证过职场的性骚扰事件，也厌恶这种事如此理所当然，并在他人言论中成为兴奋点。受害者被描摹成一种形状，在品头论足中成为“我见多了”的“经验+1”。

我以吃饱为由，在众人的高谈阔论中默默离开。在这里，我并未受到过蓝蓝的遭遇，但却勾起了我极其不好的回忆，我矫情地开始了难受——是我见识的太少了吗？我是“清澈的愚蠢”吗？对与错都是无关紧要的吗？还是说社会的所有角落都是这样？是我太小题大做了？

逼仄的地下一层与体面的地上餐厅构成了一个世界，我们属于地下，这里的空气并不是很好闻。我忽然想到昨天夜里失眠，百无聊赖翻过阅读器，渴求来个昏昏欲睡，可在局促狭窄的宿舍床上无从施展，想昂首挺胸，非常困难。

林川是服务员里独一个收到过传说中的小费之人，据说对象是一位带婴儿来用餐的年轻女士。邱邱说，她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她那时就在B1区服务，那天时辰尚早，那个年轻女士一进门就摆出“我不高兴”的阴沉表情，邱邱看着她走过来，虽然面带微笑，可心中拼命祷告：千万别走到我这个区来！

万幸，祷告奏效，年轻女士去了A1区。不出邱邱所料，那位女士大呼小叫的尖锐声音开始传到她这边来，林川成为了当时一楼全场最忙碌的人——他一趟趟地跑上跑下，忙前忙后，背过身，表情也没有丝毫不悦，服务也很是周到，居然还帮忙哄小孩睡觉。

我初来乍到之时，占领班略过的实操细节都是从林川身上学的，甚至折千纸鹤这种讨巧的小伎俩，也师承于他。“林川是一个异类”，每个人看见他休息时趴在无人的包厢里背单词听课程时，都这么说。

我想到了大四上学期，班上总36个人，高达24人考研、7人考公。彼时我也曾是考研的一分子。社会上安慰说，“考研人”并不是无所事事，考研是有价值的，是大部分人以及家长认可的“提高自我，更有出息”的道路。可我心里清楚，面对即将被驱逐出“象牙塔”的境况，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很迷茫，我不想面对社会，所以我选择考研。

我曾以为林川也是如此——留学，不就是一种给学校续费几年不面对社会的生活吗？有必要吗？最终不还是要被可恶可悲的生活同化？蓝蓝离开的那天，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这个问题，满腔的烦躁压抑——出于人性之恶，我突然很想看别人难堪。

“不可否认，我确实可以再度不完全直面社会，但你是不是忘了，考研的、留学的、考公的，或许是他们本来就计划的目标，而不是刚好的逃避呢？对我来说，父母愿意给我一个去看更广阔的多样性的世界的机会。”

“你说的到头来还是怎么怎么样，我并不认同。是因为你读了书，到头来跟还没读过几年书的一样是服务员？你花费了更多金钱和时间，却以为是浪费，所以你这么想？可是你现在至少能有机会、有意识地面对和思考对错，而不是停留于此，并感到满足。”

我总感觉林川的回答在跑题，夹了很多训诫给我，说了一堆我现在需要回想很久的长篇大论，但当时却意外帮我驱散了很多内耗情绪。我自以为是又十分扭捏地“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可那个时刻，才恍惚我并未真正脱下。

有时忙到凌晨下班，林川便会喊我去两个街区外的烧烤摊吃夜宵。刚开始，我还觉得穿着服务工装走在路上有些羞赧，会回去宿舍换个衣服，后来发现，根本无人关注你穿些什么，索性没骨头似的趿拉着步伐直接去。

12月，阴沉的寒冷席卷南方，一天夜里，唐领班也罕见来吃夜宵了。她不像猥琐的占领班那样端着个架子，和我们都十分亲近，我服务客人来不及时，她常常帮忙。那晚，她颇有梁山好汉风范，挥手道：“今天的夜宵都算我头上！”

我们几人围着她欢呼，惹得唐领班嫌弃地大步快走，我们调侃地追她，很快演变成街头奇怪的打闹追逐战——哎呀，其实烧烤不重要啦，就是喜欢漂亮姐姐啦。

烧烤摊大叔已经和我们熟稔，那晚他身边站着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头发染成明亮的黄色，神色却拘谨异常。

林川笑道：“大叔，今天带徒弟啦？”

“什么徒弟啊，这是我儿子，不好好读书，就知道玩儿。你们看看，哪有学生把头发染成这样的，怪里怪气！”大叔粗糙的脸颊肉在摊子上支起的白灯下抖了抖，瞪着自家“小黄毛”叹气道，“你们帮我劝劝他，哪有人不想读大学去打工的？不读大学以后有什么出息？难道以后就和我一样卖烧烤，给别人端盘子？”

凌晨街头，本就萧条的烧烤摊，就这样莫名出现了另一种寂静。

“啊呀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别往心里去，我不是说服务员没出息，我是说自家儿子不读大学没出息，你们别往心里去啊。”大叔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

“爸！你能不能别说话了啊？”“小黄毛”终于开口。

风掀起路边的矿泉水瓶，我肚皮里忍不住开始发笑。

“唐姐，你今天请客，不会快走了吧？”林川突然发问。

我呆呆看着对面的唐领班，她刚往喉咙里灌进半塑料杯冰镇啤酒，露出淡笑：“你这小子，挺能猜啊。以前上班啊，是精神高压到痛苦，现在呢，是体力高压到累瘫。卷得差不多了，我要去躺平啦。”

我们并没有多问，只是干杯。

我开玩笑道：“唐姐，没有你，二楼我可怎么活啊。”又惹她一阵笑。

后来，在我和林川两个人的夜宵会上，才听林川提及：唐领班毕业后，在很多人的艳羡中进了某互联网大厂，在同事虎视眈眈的竞争下快升职时，却因为抑郁实在撑不住了。辞职后，她先是旅行了一阵，攀了家里和“小胡须”的亲戚关系，兜兜转转当了个服务领班。现在再次离职，她打算休息一阵子，自己开个小门店。

“你怎么知道的？”

他漫不经心道：“我来的时候，唐姐是我师父。”

烧烤大叔在一旁啧啧震惊道：“这么好，还辞职？！那种互联网公司能赚很多钱吧，每天也只要坐着动动脑，多轻松啊，又是女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彼时，他已经听闻我们几人都是他口中“能有出息的大学生”，只是边撒佐料边摇头感慨：“哎呀，你们这些人，怎么当服务员啊，体力活累得要死，真搞不懂。”

林川正在完成当天的单词任务，听到大叔这话，抬头和我无奈地相视一笑。

那晚回宿舍的路上，林川问我：“还没和爸妈说？”

我爸妈之前问过我工作的下落，我一直用“文员”搪塞，他们又问待遇，我算算当服务员的“底薪+提成+加班费”，报了个数字。他们倒没说什么，唯表妹和我抱怨说，她爸又念叨，让她好好读书，“说我要和你一样读大学，工作轻松待遇又好”。

“孔乙己的长衫”我已经脱下了，可我却不知道，如何要把这件事尴尬地展示给辛苦操劳、让我能成为“孔乙己”的父母。

我耸耸肩，问林川：“林同学，你不会也快去留学了吧？”

他罕见地露出几分苦恼：“没攒够钱呢，还有一大堆头疼的手续，不过有了目标，不是正在进行吗？”

“听说北欧很冷。”

“嘿嘿，我大学旅行过，我很喜欢。”

我似乎一直对生活都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修建自己人生的工人，以前不知道总体规划，只按照社会规范乖巧地添砖加瓦，可如今需要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建构了，才发觉自己对进程和期望都不是很明白。

“你可以把服务员这段经历当作gap，没关系的，年轻要么多读书、要么就赚钱，总会有用的，是吧？这位工资已经比我高不少的同学。”

林川的安慰恰到好处，我吸了吸鼻子，再次觉得此人观察力太强，不由得感叹：“这位大哥，你是真适合干服务业。”

“你这是夸我？”

我耸了耸肩，没了言语。

2023年，疫情过去，各地旅游业有如干涸的水龙头被突然拧到最大，喷涌的激流是报复性旅游的人群。我百无聊赖地翻着朋友圈、微博、小红书上接二连三的旅游打卡帖子，招聘App上突然跳出“我想和你聊聊”的消息。

这本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发这句话的是我去年想去、却无岗位放出的旅游公司。

我鬼使神差点开App，页面上关于旅游岗位的招聘，指头居然能够划不完。我截图发给我大学的班长阿月，聊天界面还停在去年夏天，他当时告诉我，他进厂没日没夜地拧螺丝了。

“挺好的，今年的毕业生应该好找工作多了。”他说。

我回了个点头的表情包，聊起近况，他说自己已经辞去见不到太阳的流水线工作，准备去找找新的人生可能性。

我滑到聊天停留在去年6月的大学寝室群，本想打些字，又觉得有些唐突。透过夹杂近况的朋友圈，我知道小南正被家人催着考编和相亲；阿惠的地理位置从北京变回了南方，她竟然满心喜欢上了设计，正在一家服装公司实习；关系稍亲密的青青，不久前刚跟我联系过，她在考研“二战”，正在家中等尘埃落定：“我太焦虑了，我本来就上学晚，已经26岁了，今年我一定要考上！”

年末，我辞去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靠客人婉转介绍进了一家公司担任运营，上岗时间还不算久，不再需要疯狂输出巨量的体力劳动与时刻待命的情绪劳动，幸福感直线上升。果然，即使是工作的幸福感，还是要靠比较出来的。

现在，我明确了职业的目标吗？我要追求怎样的生活方式？此刻青年与瞬刻老去的人生，怎么去构筑？

说实话，我还没有完全明晰答案。但我渐渐明了，人生路途没有固定的对错，有想完成的计划就去实现好了，等待时就耐心蓄力。限制你我的，不可能会是“孔乙己的长衫”。

（文中人物名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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