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在电影院闭嘴有多难

电影院久违地热闹了起来。

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第二天，我在一家规模较小的电影院看了下午场。

当片中人开始作诗吟诗，身后的小男孩就开口跟着洪亮地朗读，并为自己对这几首课标必背的牢固记忆而自豪。读罢，还要感慨一番：“这首最有名！”“原来《静夜思》是在高适家里写的！”（旋即发现不是，又“哦~”了长长一声）

这位小朋友十分热爱学习，暑假好不容易看部电影还要复习唐诗，非但不觉痛苦，反而越读越高亢，激情饱满，热泪盈眶。因为社恐，我不敢回头制止，只能默默祈祷下一首诗他没学过。

据不完全统计，《长安三万里》全片诗词数量高达48首。上映两个星期后，你总是能在各种地方看见对影院内儿童观众的花式吐槽。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部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不仅因为时间长，小孩子耐性有限，从立意上来说，本片深度和角度，恐怕有过一定人生阅历的观众，才能理解其中一二。

有趣的是，不少家长带孩子走进影院，逢片中诗词出现时，就敦促孩子跟着背诗读诗，仿佛一次长达三小时的随堂检测。影院成了课外班，孩子被骗了，其他观众被“连带”了，电影被记恨了，对各方都是一种折磨。

疫情过去，沉寂数年的影院终于热闹起来。同时热闹起来的，还有那些我们对于电影院的闹热记忆，五感官能上的、空间体验上的，比如久违的踢椅背、打电话、剧情讨论、屏摄，纷纷跟着一起复苏。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讨伐，不绝于耳。

关于电影院的争吵，从来不曾停息过。一边是影迷们，热衷于以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捍卫影院的一方安宁。一边是普通的消费者，将电影院视作亲子、约会等娱乐场所，对那些电影圣徒们的清规戒律，嗤之以鼻。

《流浪地球1》上映那年春节，我在一个县城影院看了全天唯一一场。影院内座无虚席，观众涵盖学龄前儿童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举家来团聚者，不计其数。两小时内，我分别在前后左右闻到了泡椒牛肉味、五香瓜子味儿和最传统的爆米花味，伴随着熟悉方言的家长里短、寒来暑往。

如果放的是一部应景的喜剧片，或许大体还能忍忍，偏偏是堪称国产科幻片未来之星的《流浪地球》，一部探索人类未来与宇宙巨变的宏大题材科幻片。

于是，我有幸获得了一次真正的中式后现代科幻观影体验：逼真壮阔的特效在眼前飞舞，丰富庞杂的年夜饭菜单、寒假作业和各式屎尿屁在耳边飞舞，二者碰撞融合，余味无穷。

自然，环境是由多数人决定，大部分观众，都抱着“过节”大于“欣赏”的心态走进影院，如果出现一个装逼的影迷站出来喝止大家，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搅局者，“大过年的，这么严肃干嘛？”

不同人对电影院的不同期待和需求，构成了当下“看电影”这件事最魔幻的一面。

作为城市公共设施的一部分，电影院也承载着一部分消费社交功能。节假日档期就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社交需求之上：情侣、友人、家人常常选择在这些特殊时段，一同走进电影院，看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和谁看、什么时候看更重要。

朋友在某一线城市的影院看《封神第一部》时，他身边坐了个大哥，显然是封神的爱好者，全程跟身边的朋友讲解剧情、介绍出场角色，剧情进展到打雷下雨、婴儿啼哭时，他甚至吼了起来：“啊雷震子，是雷震子！”

朋友跟我说，他尝试制止，对方有些无辜，说：“我朋友不懂，跟他讲解一下。”显然，对方没有意识到问题，讨论时只是压低了些许声音。

在朋友前排，是一个全程高举手机的女生，一遇到宏大场面，或者靓女俊男的特写，就按下快门，朋友哭笑不得：“她竟然在朋友圈直播看电影！”

显然，前者把影院当作了电视沙发，后者把看电影视作打卡的游玩项目。

在这场争论中，最泛滥，也是被讨伐最多的现象，就是“屏摄”。

2019年10月，电影《少年的你》上映后，频繁的屏摄，逼得片方不得不发博劝诫：“留住美好，不需要举起手机对准银幕。和身边的人，在黑暗中达成默契。不录不拍，一起守护电影《少年的你》。”

如今，手机摄像头代替了许多人的眼睛，或者说，看待许多场景与事物的第三只眼睛。本着“无图无真相”的原则，随手一拍发给朋友，看见喜欢的偶像出场忍不住拍下一张，不管目的是否违法，都算作“屏摄”。

一切皆可被记录，“在场”，“打卡”，成了二十一世纪看电影最隆重的仪式感和意义所在。在微博上，随手搜索一部热门院线影片，都能发现大量画面昏暗扭曲的屏摄照片，甚至还不乏明星、艺人和知名大V也参与屏摄。

2017年，某大陆电影记者在香港电影节多次屏摄，屡教不改，被组委会寄了交涉函，要求公开道歉。

很多大陆网友表示不理解。事实上，前些年，我常在香港看电影，牢牢记得片头一个广告：一个酷酷的、戴着眼镜的夹克小伙，举着一只同样酷酷的小型摄像机，在影院模样的背景里穿梭耍帅，正当观众以为是摄像机广告，两个警察忽然闯入，把小伙子连人带机一起带走。

末了，画面出现一行字：“院内严禁拍摄及录影，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0及监禁3个月。”

2013年，美国电影协会（MPAA）向各电影院线发布了一则《防范电影侵权实践指南》（Best Practices to Prevent Film Theft），里面提到，影院员工应对拿出手机拍照的观众也持“零容忍”态度：只要有人面对银幕打开了照相模式，就可以直接通知警察。

我国也不是没有试图出台措施禁止影院盗摄，2017年颁布的最新版《著作权法》中，明确定义屏摄是侵权行为；同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则指出：面对屏摄行为，“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

不过，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为禁止屏摄制定的相关法律，其初衷也是出于影像版权保护需要，而非为了维护公共素质。

对电影爱好者来说，抵制屏摄，不光是版权保护和法律的问题。这个黑暗空间里，闪光灯与屏幕的光亮，对观影带来的破坏感，不亚于耳朵里传来的吵闹声。

事实上，“戏院”在二十世纪诞生伊始，就是为了社交活动而存在的。数百年前尚止步于权贵士绅阶层，后来下沉到底层成为平民消费场所，影院的社交和娱乐意味被扩充了。

诞生于1905年的美国“镍币影院”就因仅五分钱的进场费得名，像吉普赛棚屋，充满了杂耍戏玩，很少有白种人进来，钢琴演奏则会被观众轰下台去。形式与体验上的宽容性，让“看戏的地方”被默认为松弛散漫、或是可以松弛与散漫的。

在中国，“戏院”也经历了一个从豪绅中产到下层消遣的发展过程。在“戏剧”还属于声色之伎的时代，看戏本身是一种上层人士的社交习俗，以此广通人气，结纳名流。

在观众心中，戏剧之外的空间，甚至要大于戏剧之内的虚拟空间，因此谈笑交流并不属于“不文明”行为。

而经过百年发展，电影艺术越来越普及、工业成本越来越庞大，看电影承载的意义在发生变化，电影本身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同样在发生变化。

最知名的就是台湾导演杨德昌那句“电影把人类的生命至少延长了三倍”，这是时间概念上的意识，而空间上的进步和努力，某种程度是为了维护时间上的沉浸感。

随着技术变革，画面与音效的表现力，越来越强，从黑白默片到彩色有声，从2D到3D，从24帧到120帧，还有IMAX、巨幕、杜比全景声等。种种技术的更迭，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沉浸式体验。

正如IMAX那句著名的口号：观看电影，还是置身其中？

十米的巨幅银幕上，被倾覆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被帝国大厦上的金刚举起来捏在手里的美女，跟随少年派漂游的水波，沉浮于海天一线……人们走进影院，为了触手可及的真实，就像一场全包围沉浸式的梦境。

影院因而成了催眠室。它为观影者营造一个声光共筑的虚境。同一部片子，影院大银幕与手机平板，你的体验，可能完全不同。

对于热爱电影的影迷而言，这就是影院最大的功能，凭空创造出另一个世界，与现实区隔。而事实证明，即便与它别离近三年，人们对“抽离现实”的渴望有增无减。

影院的嘈杂、嬉闹、闪光灯，把这层与现实的隔阂打破了，将观众再度拉回现实世界。

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名论，电影院和其他社会场所一样，极大地受到中国“差序格局”的影响，不同人走进影院的目的不同、需求不同，客观上的不文明因此产生。

电影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

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空间，影院是一个集视觉与听觉于一体的封闭环境。坐在你身旁的，可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决定着影院内观众的“共同体”特质，即公共性。

影院的沉浸式体验，既是它的迷人之处，同时也带来了其掣肘与限制——它将影院变成与陌生人共处的共同体环境，一名观众买票进去，不得不与其他观众在客观上暂时同步，互相成为干扰和构筑环境的元素。

 部分影院禁止自带饮料和食物进场，除了环境卫生的需求，更为了保护多数观众的观影体验不被干扰。

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为最大程度维护公共利益与效率，“满足多数人的需求”，是公共性的基本体现。

文明的本质，是个体与公共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体的语言、行为和思想，各有边界。

影院特殊的地方在于，这里既是封闭的，又是公共的。既有压倒性的声光音响，又要求观众保持安静。在这里，个体行为与公共规则的边界，是最容易失控的。就像电影诞生之初，银幕上的火车进站，吓得观众四处逃窜。

影院，只是一切公共场所的典范，是现代公民探索行为边界的最好课堂。

于电影本身而言，也意义重大。

近十年来，对流媒体、短视频等载体的反思，不曾停息，在摄像机比针头还小的年代，当数字资本主义对传统电影院构成了消解与威胁，未来，电影还能拍给谁看？

电影院为了人们可以自由、完整地看电影而生，对电影院的呼救，亦是为保护人类社会仅存不多的自由空间的呼救。

“保护电影院就是保护社会。”

在2021年的First青年影展上，社会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这么说。她认为，在原子化的数码社会，电影是“可以使人与人相遇、人与人聚集的东西”，电影院，是其中“一个空间、一个可能性，让我们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