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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屹然砥柱立中流

朱德——屹然砥柱立中流

军事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名列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

后来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敬礼问候。一位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学生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那根“朱德的扁担”,对总司令知之不多,更何况当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无知无畏的造反派。

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造反派首领,现今恐怕已白发苍苍了,他至今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了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在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红军官兵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

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不论是起义前还是起义中,组织指挥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

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军辖6个团,由贺龙指挥。

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不到500人,只能算一个营。起义后另成立第9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9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但未能如愿。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部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11军25师和9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下2000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200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由朱德带出来的9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25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24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朱德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只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

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这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

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3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

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朱德站出来了!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而他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恐惧、利益、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

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多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

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正是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人的队伍里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而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编辑整理:浦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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