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屹然砥柱立中流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名列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

后来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敬礼问候。一位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学生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那根“朱德的扁担”，对总司令知之不多，更何况当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无知无畏的造反派。

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造反派首领，现今恐怕已白发苍苍了，他至今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了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在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红军官兵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

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不论是起义前还是起义中，组织指挥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

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军辖6个团，由贺龙指挥。

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不到500人，只能算一个营。起义后另成立第9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9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但未能如愿。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部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11军25师和9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下2000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200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由朱德带出来的9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25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24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朱德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只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

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这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

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3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

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朱德站出来了！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而他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恐惧、利益、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

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多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

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正是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人的队伍里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而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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