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民，欠这里一个热搜！

86岁的程相文，依旧在田间忙碌。

为了培育出高产玉米，他常年在外，以致父母、妻子离世，都没能陪在身边。难过时，他会回屋哭会儿，然后抹把泪，接着干。

当记者问他，有什么遗憾时，老人哽咽道：“没有，我没什么遗憾……”

60多年来，正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南繁人的努力下，中国人牢牢端住了自己的饭碗。

海南三亚，每年有数千万游客来到这里。

但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躺在沙滩上，恣意享受各种美食，其秘密就藏在几十公里外。

南繁基地，并非一个地名，而是指北纬18度线以南，位于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的26.8万亩国家科研育种保护区。

这个地方面积不大，不及新疆若羌县的千分之一，却关乎14亿人的饭碗。

仅仅从这里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在全国种植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占全国水稻种植总面积的50%以上。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却几无存在感。用百度关键词搜索，只有1300万个结果，不及很多网红或直播带货明星的1/10。

尽管如此，这个地方却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全国700多家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8000多名科研人员。

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秋冬季来到这里。次年4月，再带着收获的种子，返回全国各地，开枝散叶。

因为这里常年气候温和，农作物的育种周期可缩短1/3至一半。

据统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累计已有60万人次来到这里，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培育出了我国70%以上的农作物新品种。

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杂交水稻。

1950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140公斤，因为杂交水稻的广泛播种，这个数字如今变成了470公斤，足足增长了3倍。

对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

领衔研制出我国第一个抗虫棉的郭三堆，也表示：“没有南繁基地，就没有我国抗虫棉转化和产业化现今的发展速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14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这一历史伟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南繁基地。

因为关乎14亿人的生计，十年来，总书记曾多次来到这里，并反复强调：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为了这项壮丽的事业，一代又一代南繁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而他们的奋斗史，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

南繁，之所以像磁铁一样，吸引全国育种工作者，最早来自一种饥饿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几亿人的吃穿，成为共和国的头等大事。由于人口众多，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吃不饱饭的事，时有发生。

年轻时的袁隆平，曾亲眼目睹许多饿得浮肿的老乡，他们饿急了，连草皮和树根都吃。

1963年，河南浚县洪水，受灾的乡亲们，拉着后来成为玉米育种专家的程相文，眼巴巴地问道：

“你是学农的大学生，能不能让地里多产粮食，我们换馍吃饱就好啊！”

为了让人们吃饱饭，从50年代，新中国发起了三大战役：修水利、育良种、造化肥。这其中，育良种是重中之重。

数据显示，在我国，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5%。

1956年，著名育种专家吴绍骙首次提出异地培育理论，由此拉开了南繁序幕。

此后数十年，无数科研工作者在这里挥洒下青春和汗水。他们中间，涌现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抗虫棉之父郭三堆等一大批英雄。

这些英雄，怀着让人们吃饱饭的朴素愿望而来，他们要面对的，远不止技术难题。

海南，自古就是流放之地。这里天气炎热，蚊虫肆虐，老鼠、毒蛇横行。

尤其到了授粉季，地里的温度高达37℃，授粉者只能弯着腰，不能站立，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

在袁隆平的记忆中，中暑是常有的事。为此，他常备丹仁丸，中暑了就吃两片。

初来乍到的育种专家们，不但要忍受地里的高温，还要自己上山砍柴、烧饭，有时往返数十里去公厕挑粪施肥。

在这个过程中，程相文碰到过毒蛇，掉进过粪坑……幸亏，几个大娘把他捞了出来。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南繁人开始了技术攻关。

为了培育出杂交水稻，袁隆平团队需要寻找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水稻，这概率堪比大海里捞针。

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放弃。最终，他的学生李必湖于1970年11月在三亚南红农场找到了它，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

三年后，袁隆平完成了杂交水稻的创举，彻底改变了世界粮食生产。

1972年，山东青年李登海，听说美国农民华莱士把玉米亩产搞到了1250公斤，而当时山东亩产才二三百斤。

倔脾气的李登海不服气，也想加入挑战赛。

为了加速育种，他背井离乡，跑到海南，顶着酷热，住在山沟里，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忙着除虫、锄草、施肥……

最终，李登海七次刷新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

南繁育种，不但提升了中国每亩地养活的人数，也一度拯救了中国纺织业。

上世纪90年初，棉铃虫在我国大爆发，由此导致的棉花减产，重创了纺织业。

当时，美国孟山都刚研制出转基因Bt抗虫棉，在全世界广为播种。中方有意引进，怎奈对方条件苛刻，只好放弃。

郭三堆临危受命，带领团队远赴海南，通过一场大会战，研制出中国的抗虫棉，帮助国产抗虫棉以绝对优势，重新夺回了市场。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南繁人的心血和汗水，有时候，甚至是生命。

在电视剧《功勋》里，袁隆平的挚友谭胖公，在南繁路上被毒蛇咬死，将家人托付给了袁隆平。

2004年，吉林农业大学育种专家陈学求，因为长期劳作，不幸罹患肝癌，最终倒在了科研一线。

按照遗愿，他的骨灰一半撒在三亚近海，另一半埋在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南繁基地。

袁隆平生前，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如今，他的两个梦想正变为现实。就在他去世后不久，2021年8月，我国在重庆成功培育出巨型稻，植株高达2米。

而杂交水稻，更是已推广至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播种面积超过700万公顷（除中国外）。

这两个看似浪漫的梦想，背后是一种因为饥饿，滋生出的粮食不足恐惧症。

袁隆平曾亲历60年代那个闹饥荒的时代。在接受采访时，有记者曾问他：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饥荒）再次发生？

对此，袁老接连说道：“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60多年来，这种对粮食不足的恐惧症，一直激励着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前仆后继，为中国人的饭碗不断夯实基础。

新一代的南繁人，已经不用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刀耕火种，风里来雨里去。

在总书记的关怀下，崖州湾沿岸，袁隆平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一座崭新的种业硅谷——南繁科技城正拔地而起。

2021年5月，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也落成并投入使用。

同时，在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26.8万亩良田，被划入国家科研育种保护区。

“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这些年，总书记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粮食安全问题。

上至国家，下至普通百姓，对农业的长期关注和投入，极大地增添了我们应对粮食危机的底气。

2022年，当世界粮价因为疫情和战争飙升时，国内粮价总体保持了稳定。

然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少。一方面，我国的育种工作，尤其是蔬菜育种，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另一方面，数千家本土种子公司，干不过一个美国孟山都的尴尬，还在继续。

要实现种业突围，新一代南繁人除了技术攻关，更要坚持老一辈人留下的南繁精神。

2019年3月，已经89岁的袁隆平，突然身体不适，气喘、头晕，并伴有高血压。但听说总理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他执意要去见，并写下一封建议书。

当他的助理劝他，让别人转交时，袁隆平拒绝了，“就是坐两个小时车，有什么累的。”

最终，这位当时已经只能走不到100米路的老人，硬是凭着自己的倔强，赶到了180公里外的博鳌。

这种终其一生，对事业的坚守，不但闪耀在袁隆平一个人身上，更是无数南繁人不愿割舍的信仰。

我们今天能吃饱饭，离不开这些英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4亿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他们！

[1]《你好生活》第三季20210916 种子（网络版）CCTV-3综艺频道

[2]《父母、妻子离世都不在身边，85岁还在玉米地育种》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

[3]《“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 记北纬十八度上的“追光”者》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