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镜像理解巴黎骚乱｜当郊区孩子遭遇疲敝警察：瘴烟散尽，魂归何处

对于2023年6、7月之交突然爆发的巴黎骚乱，外部世界往往抱着惊诧或猎奇的视角，重温了颇具法式特色的“郊区青年”或者“警察暴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确是过去一两代人时间内沉淀下来的积弊所在，构成了当下情境中的独特挑战。

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法国巴黎，警察抓捕一名骚乱者。

不过，如果把这个话题引入历史纵深，我们又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似曾相似（Déjà-vu）：那些看上去令人错愕的景象，其实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而且程度更有甚之。仅以《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一书描绘的1750年巴黎骚乱为例，警民矛盾、街头暴力、郊区问题、管理弊端、谣言及其传播……种种因素都曾经出现在这座“漂浮而不沉没”的城市中，如今又改头换面，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应该如何理解历史与当下的相似与相异？

不宁唯是，如果再展开一个平行的视角，路易十五治下的1750年和乾隆治下的1768年，二者基本处于同一个历史横断面上，均出现了谣言扰动社会安宁、冲击政治秩序的重大事件。同属“旧制度”的两种不同体制，各自的应对手段都展示出强烈的时代和国情特征。又该如何理解同一历史时期的相似与相异？

进一步言之，中法两条平行线顺势齐下，也为今日种种异同埋下了线索。从两百多年前的遥远历史事件中，似乎可以依稀辨认出今天的轮廓，反之亦然。这种“返祖相似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实地贯通古今，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历史学的穿凿附会？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也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无论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寻觅答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当下自身的处境——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充斥着混乱、暴力和疯狂的处境。

从1750年骚乱反观今日巴黎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一书的中文版，其实“入乡随俗”地更换了一个耸动标题，但法文原作标题事实上更为平和也更有学术气息——《群体的逻辑：1750年巴黎儿童绑架事件》（Logique de la foule: 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s Paris 1750）。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书封

不过，如何翻译foule一词，仍然令人颇为踌躇。在中文语境中，foule一词翻译成“群体”、“人群”、“大众”或“民众”，大体都能说得通，但似乎都过于面目模糊，缺乏有机连带性。这个词的真正内涵，不仅指同一时间和空间内聚集的大量人群，而且往往由共同的目的或情绪驱动，其集体力量更大，但理性程度更低。在这个意义上，foule涵盖了一种从中义到贬义的广泛光谱，作者法尔热和勒韦将foule作为populace（“群氓”或“乌合之众”）的近义词；而在中文世界热度长盛不衰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代表作Psychologie des foules，其中文译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也将其中蕴含的鄙视之情直接挑明。更为切近的一个例子，是今年三月反退休改革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马克龙声称，“面对通过其议员发声的人民（peuple），骚乱和人群（foule）并没有正当性。”媒体和政敌很容易从这一表态中解读出轻蔑之情。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针对1750年5月发生在巴黎街头的一场骚乱，详尽考察其前因后果，从中展现了旧制度下的体制内在矛盾。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场270多年前的骚乱，在很多方面都和2023年6、7月间在巴黎爆发的骚乱有相似性，也让人从中窥见历史的某种连续性。

1750年5月22-23日，巴黎爆发了因为“警察绑架儿童”谣言而引发的激烈警民冲突。22日，在六个不同街区分别爆发了六起冲突，警方估计骚乱人群规模达到了4000-5000人。而这次骚乱中最骇人、也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3日：一名叫作拉贝的警察试图抓捕一名11岁男孩时，遭到民众阻拦，他自己反而成了被追捕的猎物，险些被处以私刑。在警察局长向民众承诺会将其送进监狱后，拉贝暂时逃过一劫，但当天晚些时候仍然被抓住并殴打，最后被石块活活砸死。民众拖着他被剥光的尸体到警局前示威，并试图围攻警局。

这起骚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有流言称警察正在绑架儿童，送到海外殖民地充作劳动力。因此警察在巴黎街头维持秩序、驱赶青少年的任何举动，都极易引发激烈反弹。甚至仅仅是警察在街头执勤，便可能引起怀疑，进而招致围攻。

而2023年起于巴黎郊区并蔓延至全法的骚乱，起因也正是警察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冲突。2023年6月27日，17岁的纳赫尔（Nahel）驾驶一辆奔驰车在巴黎西北郊区被警察拦检，但拒绝服从指令，在强行驾车驶离时遭到射杀。事件发生后，当事人的未成年身份成为尤其撩动公众情绪的焦点之一，也反衬出“警察暴力”的严重程度。

当未成年人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种种看似非理性的情绪，其实都有其渊源。在1750年之前，男孩被绑架就已经成了巴黎的一个“历史问题”，1717年一份法令曾要求将所有体格健全的流浪汉和乞丐送往殖民地，在随后几年时间里，警方为配合这项政策，不加区分地滥捕、尤其绑架流浪儿童，并因此激起过骚乱。1749年12月的一项法令试图采取强硬手段来恢复秩序，要求将巴黎街头所有的乞丐和流浪汉予以逮捕并投入监狱，并声称“这项必要的措施已经耽搁太久了”。于是，沉睡多年的记忆被唤醒，绑架儿童的流言开始愈演愈烈，最终在次年5月达到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儿童”，其含义在历史语境中和今天已经有很大差异。一方面相关标准本身就很模糊，例如在1750年事件中，被绑架的案例从5岁到18岁均有涉及；另一方面，当时法定承担责任的年龄是11或12岁（这也是整个事件中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体），而许多儿童在这一岁数之前就已经成为劳动力。虽然彼时工业革命尚未展开，童工也没有构成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但两百年前的一个12岁儿童，往往具有和今天一个17岁少年同样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当事态关涉子女时，会最大程度地激发出家长，尤其是母亲的能量，以及旁观者的同理心。正如作者解释1750年事件的逻辑：“妇女对于这些绑架事件最愤慨的是它打乱了现有的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人们是否认识这些男孩都不重要了，甚至这些男孩完全是陌生人也没关系。这些绑架造成的威胁在巴黎隐约地浮现，它更多的时候打破了社会的平衡，破坏了团结一致的社会网络，它触碰到了最重要的社会资源。”

出于母性的保护本能，母亲对儿童失踪话题更加敏感，因此也更具有强大的行动力。妇女在1750年骚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围堵被怀疑正在绑架儿童的警员、为孩子们提供藏身之处，在警察局长面前申诉并发起请愿，将自己的孩子描绘成善良可爱的楷模，来唤起社会的同情之心。

其中的种种关键因素，在纳赫尔被射杀后，他的母亲及家人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重复了当年的路径。而由此激起的社会共鸣——“这完全可能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成功地掀起郊区青年及其父母的怒潮。

所谓“郊区问题”

此次巴黎骚乱再次把“郊区问题”放在舆论聚光灯下。郊区和移民群体成为各方或好奇、或斥责、或同情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左右派似乎短期内也无力再开出更强效的新药方，依然回到了“社会政策”vs“秩序优先”的老路上来，左派痛批近二三十年的历届政府都漠视郊区的贫困、隔离和绝望，最终酿成今天的苦果；右派则怒斥抢劫商店、焚烧图书馆和社区中心的“害虫”和“无赖”。而马克龙政府的当务之急，显然是倾向于后者。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巴黎的“郊区问题”固然难解，但这种“门口的野蛮人”并不是新生事物，其本身也是老问题的新变体。从1750年骚乱（甚至更早）的历史经验来看，巴黎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郊区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情景下呈现不同形态。

对于18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来说，流动人口（尤其是乞丐）的数量大幅增长，1747-1748年的饥荒催生了一支饥饿的流浪汉大军，其中绝大部分人来到了首都，大量无业游民聚集在公共场所游手好闲、滋事生非。“在（巴黎）这个巨大平静的身躯之下还隐藏着不安分的因素……只需要一件琐事就可以打破平衡，让平静的表面泛起波澜。面包短缺、火灾或者洪灾、街头上流传的恐慌和谣言、一次庆典或斗殴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这构成了1750年骚乱的社会背景。

作为旁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提到，1789年革命前的60年间，巴黎工人数字已增长两倍，某些地区（如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成为贫困工人的聚居地，也成为日后革命骚动的策源地，“至于这种人口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察觉。”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而日后的法国革命，从揭开帷幕的攻占巴士底狱，一直到督政府时期的牧月和芽月暴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若干个“贫民区”（Faubourg）的怒潮所驱动的产物。而所谓Faubourg，就其字面古义来说正是“城市之外”（fors le bourg）——当年的巴黎远没有具备今天的庞大规模，核心区域只有西岱岛为中心的塞纳河两岸，如今优美雅致、看似已经完全“中产阶级化”的市区一部分（包括上述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正是当年肮脏污秽、贫困工人混迹其间的郊区。

当然，今天再谈论巴黎等法国大城市面临的“郊区问题”，又有其独特的时代症结。和历史上郊区移民身上的经济和社会异质性相比，如今的“郊区青年”具有更多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异质性，这与大革命之后形成的普世取向的、不妥协的法式共和主义形成了更加尖锐的冲突。

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冲突也同移民第二代、第三代的“逆反式乡愁”有关（比如用更加极端一点的例子来说，从目前曝光的案例看，近年来许多投身“圣战”的本土极端分子并不是出自真正意义的社会底层，而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更难以忍受精神空虚之苦）。假以时日，这种逆反心态是会随着代际更替逐渐熨平，还是衍生出新的形式、激发出更高烈度的对抗，仍然需要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历史维度的“郊区问题”不是自当下开始，也不会在当下结束，它只会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变换形式。

恐袭阴影之下的警权扩张

许多评论在分析近年来频频发生法国警察开枪致死事件时，都归咎于2017年的法律修改放宽了警察在当事人抗拒执法时开枪的条件。具体而言，《内部安全法》第 L.435-1条规定：“当车内人员在逃离过程中可能对其（警察）生命或身体、或对他人的生命和身体造成伤害时”，警察可以向车辆开枪。

尽管法律同时规定，开枪必须是在“绝对必要并严格相称”的情况下进行，但这一条款的模糊之处仍然备受诟病。例如在纳赫尔事件中，警方一开始声称受害人曾驾车冲撞警员，但事后流出的现场视频却并不能支持这一说法（视频中对抗态势已经激化），而警方又无法提供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来展示冲突升级之前的状况，以证明开枪的“绝对必要”，因此落入舆论被动。

2017年的修法被千夫所指，但它并非凭空出现。这一举动的背景是法国刚刚在此前两年间经历了一连串恐怖袭击，其中包括震惊全球的2015年11月15日连环袭击（恐怖分子多次驾车往返于法国和比利时筹划作案），以及次年7月的尼斯卡车冲撞人群案，再加上随后柏林圣诞市场又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卡车冲撞事件，如何防范使用交通工具作为武器实施恐袭，就成了法国当局念兹在兹的议题。

于是，为了消除恐袭隐患（司机抗拒执法更加重了这种嫌疑），2017年修法放宽了警察对车辆开枪的限制。换言之，包括此次骚乱导火索在内的种种争议，某种程度上都是当初恐袭阴影的遗留产物。如果说1750年巴黎警方的执念是清除街头流浪汉和乞丐以消除社会隐患的话，那么今天的执念则是严防死守以消除恐袭隐患。

然而立法者当初修法时没有预料到的是，放宽开枪限制之后，对于防范恐袭并没有显现出明显效果（近年来法国的确曾经挫败了多起未遂恐袭，但大多是通过情报工作破获，几乎没有在道路临检时偶然发现），却导致了多起鲁莽驾车者因为拒绝服从而死于非命——其中也包括纳赫尔。

2021年法国国家警察总监署（IGPN）的年度报告称，这一年所有的警察开枪案例中，涉及射击车辆的占比高达六成。从警察角度来说，拒绝接受检查的汽车，其蕴含的风险要比一个拒绝接受检查的行人大得多，因为汽车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袭击工具，所以应对手段必须随之升级。此外，枪击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属往往控诉警察滥施暴力，而受害者是一个邻里皆知的好孩子，以此来博得公众同情（1750年事件中也是类似的话语策略），但警察执法时却不可能具有这种视角，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全然的未知：这或许是一个鲁莽的好孩子，但或许是一个正在筹备作案的恐怖分子，而面对拔枪警告仍拒绝服从的行为，将砝码更压向了后一种情况。

在这一点上，左派看到的是警察“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暴力愈发缺乏节制，右派看到的是为维持秩序而导致的“附带伤害”，固然遗憾但无须苛责。极右派更不遗余力地将事件提高到“反恐”的高度。纳赫尔事件发生后，为警察家属组织众筹的极右派人士，公开将开枪警察称为“巴塔克兰（式）英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此案和恐怖主义有任何关联。

此次骚乱还再度凸显出一项此前已经长期存在的安全措施的争议性，就是“根据面孔实施检查”（Contrôle au faciès）。在法国这样一个多种族聚居的社会里，有限的警力在公共场合对大流量人群进行随机筛检，外貌特征就成了最具有分辨性的指标。许多研究都表明，北非裔（阿拉伯人）和撒哈拉以南非裔（黑人）居民在公共场合被勒令接受检查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一项在2007-2008年间进行（亦即2005年骚乱之后不久）的实地抽样调查就显示：黑人被抽检的几率是白人的6倍，阿拉伯人则是白人的7.8倍。

这种明显的外貌歧视措施，是导致警民关系紧张、社会怨恨情绪积累的重要因素，也是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就已经揭示出的问题。但从警察角度来说，一方面当局坚决否认在执法中存在种族歧视因素，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也没有更恰当的替代手段，因为显而易见在某些特定群体中蕴含着更高风险，警方在日常执法中不可能为追求“政治正确”而对各个族群平均发力（例如几乎不可能见到针对老年白人进行抽检，尽管众所周知这一群体也是极右派的土壤）。在既有的种族紧张关系和近年来恐袭风险相互叠加背景下，歧视性的随机筛检具有很强的排斥效用，激化了少数族裔青年的反警察、反社会情绪，而这种情绪转化成街头暴力，反过来又证实了更有必要进行针对性、歧视性的筛检，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死结。

历史背景不同，结构性问题相似

中央集权制国家会出于本能地需要一个高效而强硬的警务体系。警权扩张（以及由此相关的警察暴力）问题，事实上在法国从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具有绵长的历史传统。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一整套镇压机制一直存在，并且总是在危机时刻得到充分应用。从18世纪上半叶清除流浪汉和儿童绑架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旧制度下警察的肆意横行，到拿破仑帝国治下富歇建立的无情而高效的警务体系，再到《悲惨世界》中对冉阿让紧追不舍的警探，乃至1961年10月17日对阿尔及利亚侨民的铁腕镇压……可以说，数百年来的法国警民关系，尤其是警察和社会边缘人群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正缓和过。这样说不是为警察暴力辩护，而是更好地理解一个“给定”的参照系，防止落入一厢情愿的幻想。

《悲惨世界》剧照

仅就1750年的儿童绑架事件来说，其中已经显露出诸多同今日相暗合的结构性问题。

当时巴黎存在两种警察，一种是隶属于法院、具有固定辖区的commissaire de police，另一种是隶属于警察总长、没有固定辖区的inspecteur，后者属于秘密警察性质，往往雇佣社会人员作为眼线或卧底，而这些社会人员多是黑恶势力和有劣迹者，换言之，秘密警察普遍使用非正式、半合法手段来达到维持秩序的目的，但也往往因此被民众诟病。而近年来法国媒体揭露了诸多警队黑幕，例如行事乖张、羞辱当事人、同犯罪分子串通、用毒品栽赃、监守自盗等等，2019年的法国电影《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已经用相当克制的手法体现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都展现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逻辑：1750年时，执行清除乞丐和流浪汉计划的巴黎警察局长贝里耶，是路易十五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宠臣，这位不得人心的长官亲自督阵，要求在抓捕人数上多多益善，而手下则逢迎上意，秉持着“宁可错抓不可放过”的原则，频频将孩子作为抓捕目标。而基层警察的工资根据逮捕人数来发放，这也导致一些警察故意滥捕儿童，让父母花费一笔不菲的赎金才能将孩子带回家。这种滥权手段刺激了谣言的产生，也成为最终爆发骚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如今，这种做法改头换面，重生于两百多年后。法国基层警察一直在抱怨近年来推行的“数字政策”（politique du chiffre）。这个从未被官方承认过的非正式名称，指的是自萨科奇执政以来在警务系统推行的数字化绩效考核模式。尽管马克龙上台之后宣称要终结这种做法，但事实上一直积习难改。在“数字政策”指挥下，基层警察单位要按月度或年度完成某些量化指标，例如逮捕人数或罚款金额，并将其同警员的收入挂钩（正如1750年的做法）。这样一来，警察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能立竿见影、转化为数字的工作上（比如抓捕大麻贩子），而不愿意去处理更加复杂的工作（比如处理家庭纠纷、防范家庭暴力）。尽管马克龙上台之后宣称要终结这种做法，但事实上一直积重难返。

不仅如此，片面强调KPI的“数字政策”还导致了更多的负面后果，其中包括文牍主义盛行，警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填写表格、提交报告，以便给上级提供亮眼的政绩；有研究显示，基层警察的全部工作时间中，平均将近三分之二要待在办公室里处理文牍，只有三分之一略多时间外出执勤；但这些表面工夫无助于切实改善安全处境，基层警察看到今天刚刚抓过的大麻贩子，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释放，明天又出现在街头，既导致警方和司法部门矛盾激化，又导致失去职业成就感和意义感，也成为近年来法国警队人员流失严重、自杀现象频发的间接动因。

互为镜像的巴黎绑架儿童谣言和叫魂案

1750年巴黎因绑架儿童谣言引发的警民冲突，不仅构成了2023年因青少年与警察冲突而引发骚乱的历史镜像，也让人联想到同样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叫魂案。彼时，波旁王朝和大清帝国都已经越过了绝对主义君权的巅峰时刻，正在、或者即将开始下行进程——所谓“悲剧性近代的前夜”。这两个案例作为症状，折射出各自由盛转衰的深层病灶。

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法国留尼旺勒波尔，一名抗议者走过燃烧的汽车。

以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切面作为研究样本，叫魂案所牵扯的广度和深度，远比法国的儿童失踪事件要宏大得多。孔飞力通过剥茧抽丝的分析，戳破了所谓“盛世”的表象。他对皇权-官僚-民众之间的互动逻辑的分析，也比《谣言如何威胁政府》一书要精细得多。不过，《谣言》两位作者之一法尔热的另一部著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则可以作为同一议题的补强之作，更完整地勾勒出旧制度临近崩溃的内在演变脉络。

谣言长存，而形式常新

1750年的巴黎骚乱，很大程度上是谣言鼓动的结果。当时固然有警察强力肃清街头的举措，但无论是当时的亲历者，还是后世的史学家，自始至终都无法证实当局是在系统性地绑架儿童、运送到殖民地充作劳动力，至于坊间传言的王公贵族用儿童鲜血来治病，更是无稽之谈，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版本的谣言迅速传播，直至触发致命骚乱。

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看来，谣言是城市生活中内在的一部分，是一种无法从根本上断绝的现象，无论官方发表多少高谈阔论、声色俱厉的公告，永远无法将其打败。时过境迁，谣言的形式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演进，从18世纪中期妇女群体和家庭仆人绘声绘色的街谈巷议，演化到大革命前后的印刷小册子和手抄报纸，再逐渐变形为21世纪社交网络上流传的“另类事实”。

在此次巴黎骚乱中，作为导火索的纳赫尔之死，本身并不像绑架儿童事件那样有太大的谣言阐发空间，但在随后的媒体喧嚣中，涌现出许多类似“巴黎陷于火海”“埃菲尔铁塔被炸”等移花接木的耸动虚假视频。在持续多日的暴力浪潮中，社交媒体作为平台，扮演了不容忽视的串联和动员作用。这也是与2005年郊区骚乱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当时手机刚刚普及，移动互联网仅有雏形，但如今，法国青少年的生活已经同社交媒体深度绑定（超过八成人都有Instagram账号，相比之下老牌社媒平台Facebook反而没有那么普及），骚乱参与者普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串联，约定碰头时间地点。烧车及抢掠的照片和视频在各大平台上“病毒式传播”，又进一步刺激了郊区青少年效仿或攀比的心态。

面对治安挑战，法国政府将街头行动之外的主要矛头对准了社交媒体，召集Twitter、Meta、TikTok等各大社媒平台的代表，施压要求删除那些煽动暴力或者披露警员个人资料的信息，甚至威胁称，如果必要的话，将考虑封锁社交媒体的部分功能（例如地理定位）。而各大平台在这一事态中基本上采取了合作态度，在第一时间删除了数千条相关信息，并暂停了数百个账户。

但如果转换视角来看，马克龙以总统之尊，无论是指责社交媒体推波助澜，还是警告电子游戏混淆虚实，抑或批评家长管教不力，都显示出一种“日常化政治”的特征，换句话说，在这场骚乱中，并不存在一个“非常化政治”意义上的“敌人”。而在1750年的骚乱中，警方则习惯性地抱着“捉黑手”的心态，其基本假设是：骚乱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捣鬼，甚至是更大的“颠覆性阴谋”的一部分。一起普通的劳资冲突事件，也可能被视为参与叛乱的标志，“这种反应背后典型的混乱逻辑说明，在司法界和警方看来，危险不再是局部的，而是在整个城市内无所不在的。”

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警察与抗议者对峙。

作为对比，此次法国政府并没有针对“幕后黑手”或“境外势力”大做文章，也不否认骚乱背后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和恢复当下秩序相比，检讨社会政策属于“缓不济急”之举。在绑架儿童事件过去两百多年后（尤其经历过现代革命的洗礼），法国政治语境中的合法性已经得到重新建构和认知，既不需要王朝政治的传统合法性，也不需要卡里斯玛式的伟大领袖，亦无须诉诸政治意义上的外部敌人。无论是旷日持久的反退休改革抗议，还是一时暴起的郊区骚乱，抑或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并不会对统治合法性本身提出质疑，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不会在这方面显示出合法性焦虑。

然而，合法性也并非一劳永逸的产物，而是需要不断地重新阐释与构建，纵然形格势禁，终不可率性而为。马克龙在面对退休改革争议时自辩说，法国人选他上台这一事实本身，已经为这场改革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来源。但这种跳跃式论证不仅没有展示出合法性的深厚，反而展示了它的局限。而在治理过程中频频采用非常规手段，尤其是动用宪法第49.3条特别程序，以政府责任做赌注来绕过议会辩论和投票，更是加剧了“制度损耗”，对合法性造成难以察觉、但真实存在的侵蚀。而在此次骚乱之中，威胁对社交媒体采取大规模限制手段（尽管政府澄清并非采取“断电式”的停用），更是在管控方向上走得前所未有之远，远到或许重蹈“旧制度”下图书查禁制度的覆辙——而这正是一个合法性遭到无声损害的先例。

宏观权力结构的范式差异

1750年的法国与1768年的中国，都处于未经现代革命洗礼的帝王治下“旧制度”（Ancien Régime）。面对谣言及其传播方式，二者的反应模式大体出于一类，即倾向于将民间的不满情绪——甚至只是无稽之谈——视为对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但在这一共同前提下，法中之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歧异性也显露出来：如果说《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探讨的是“民众的逻辑”，那么《叫魂》则致力于探讨“权力的逻辑”。

虽然中文译名已经和法文原版大异其趣，但“谣言如何威胁政府”的译法，在不经意间展示出其中一个重要指向——贯穿1750年事件本身的线索是“单向度”的，即在谣言的动员作用下，民众向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则很大程度上处于退守位置，疲于应付这种来自民众的压力，既缺乏意愿也缺乏力量来对民间社会进行反制或规训。谣言可以威胁政府，政府却无力反击谣言，更无力威胁到传播谣言的民众。

如果借用费正清式的术语来说，1750年儿童失踪事件中，法国民众与当局的关系是相对简单的“冲击-反应”范式：在整个事件中，被生计所苦的民众，基于对警察执法行动的不满，加上谣言的发酵，催生出一系列暴力事件，并在5月22-23日间达到高潮，而当局的反应，则是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至少是表面上）来息事宁人。至于在“绑架儿童”背后针对王公贵族、尤其是路易十五用儿童鲜血治病的谣言，波旁王朝已经无力深究。但这种谣言潜滋暗长地侵蚀着王朝的合法性，最终国王在民众中的形象从备受爱戴到遭受唾弃，而针对路易十五本人的民意转向，也预示了对整个旧制度的民意转向（尽管作者反复强调，不要在这种转向和后来的大革命之间轻易画上等号）。

如果和孔飞力笔下的1768年叫魂案进行横向对比，不难发现的一点是，在1750年事件发生后，王权之下的行政官僚集团基本上隐身，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法庭：巴黎高等法院迅速接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包括警察总长贝里耶等高官也须出庭为自己辩护），最终的调查结果承认警方有滥用职权行为，并重申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虽然没有直接追究警察总长的责任，却间接地否定了他推行的政策。但在实体刑罚上，法院明显地倾向于维护当局权威：几名警察在法院大厅里“跪着接受训斥”后被罚款3里弗；而在民众一方，三名为首作乱者被判处绞刑，并在沙滩广场上公开行刑，与此同时，大批参与者被直接开释。这意味着，一方面对引发民怨的警察施以象征性的惩罚，另一方面对民众“首恶严惩，其余不问”，并未同时对两方展开大规模整肃与清剿。

而在1768年的叫魂事件中，中国的王朝政治则显示出更为复杂的“冲击-反应-过度反应-反向冲击”范式。叫魂案中的剪辫情节，唤醒了满清入关之后围绕削发令的历史记忆，而削发令本身则是满清皇帝用来测试汉地臣民忠诚度的一块“试金石”，尤其曾在江南地区遭遇激烈抵抗，因此在乾隆看来，叫魂不仅仅关乎妖术，而且事关王朝统治的根本挑战，必须厉行镇压。

统治者对合法性的过度忧虑，在更怠惰也更“理性”的官僚集团那里曾遭到消极抵制，但后者随即意识到前者投入了极其巨大的政治意志，于是为迎合上意，官僚集团成了危机的放大器，“逼供信”滋生大量冤假错案。而在当权者的焦虑情绪引导下，民间也开始顺应这种情绪，利用剪辫和妖术事由进行互害，出现大量的诬告行为。叫魂谣言这样的偶发事件，远未达到法国史上儿童鲜血谣言对君主声誉的损害程度，却反过来成为最高统治者对官僚体系和整个社会加强控制和规训的契机。

达米安曾于1757年试图行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在法尔热和勒韦看来，1750年绑架儿童谣言引发的这场叛乱，它所反抗的，正是“国家不断介入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如果说绑架儿童事件是一个失败案例的话，在某些特定契机下，国家仍然能够成功地干涉并侵入社会。例如1757年发生达米安（Damiens）刺杀路易十五事件，法国王权在惊吓和恐慌之余，发动了整个官僚集团和司法机器（这是与1750年相比显著不同、但与叫魂案更加相似之处），以严厉手段予以回应：巴黎下令外省的总督们中止一切谣言的传播，并警惕煽动性言论。各地总督和市镇长官起草大量报告，汇报当地民情动态，“监视无处不在，仿佛整个法国……所有人都被怀疑在散播着反对国王的可怕情绪，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有组织的团伙（冉森派或者耶稣会），他们的目的是扰乱整个国家，使之陷入混乱。”而在民间层面，出于恐惧或陷害等动机，揭发和告密蔚然成风，甚至有人因为在得知国王遇刺之后对他人“热泪盈眶”不以为然而被投入监狱。从官僚体系到民间社会的反应模式，均与中国帝制社会中的叫魂案相去不远。

然而，即便法国王权在弑君案中呈现出“过度反应”和“反向冲击”因素，和中国语境仍然有显著差异：其一，弑君行为直接关涉到君主身体，对王权造成的威胁和冲击，和中国江南地区几个石匠、僧人或乞丐在当地引发的谣言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却引发了类似的激烈反应；其二，弑君案发生在詹森派（尤其以高等法院为表现形式）和王权之争的背景下，当时王权无法摆脱法院的掣肘、利用行政官僚体系随心所欲地侵入社会；其三，弑君案后对社会的弹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官僚集团顶端的领导，而非路易十五个人亲自部署（他本身甚至更倾向于宽赦达米安），因此当官僚集团内部出现分歧和争议时，巴黎方面传达的指令是要弥合分歧，而不是像乾隆皇帝一样有意识地依赖官僚集团不同条线的竞争性关系，最大程度地汲取信息，直到最终官僚集团顶端（军机处等）一致认为已无深究的余地——换言之，其动能已经衰竭——才告终结。

当权者的个人特性

从“绑架儿童”或“叫魂”这样的无稽谣言出发，最终通向一场相对单纯的骚乱及平息，还是通向体系性的整肃，这种不同路径选择，既和事件本身的性质相关，也和不同模式“旧制度”的内在运作机制相关，更和当时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统治者本人的性情及能力相关。

在1750年前后，路易十五的民望经历了从顶峰滑落的转折点。他天性散漫懒惰，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治国能力难望“太阳王”路易十四之项背，甚至不履行作为法国国王所承担的某些传统义务（例如拒绝向患有瘰疬的病人进行治愈性的触摸，也不再参加复活节的圣餐礼，甚至连前来庆祝国王痊愈的女商贩都拒绝接见），加上荒淫作风和情妇丑闻，逐渐切断了同民众的情感联系。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1750年事变中，尽管敌对情绪的主要目标是警察，但国王也在个别情形下成为标靶，开始有人鼓吹废黜国王，这次骚乱也成为“国王与人民走上对立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路易十五明知自己不再受民众爱戴，甚至被比作圣经中以残暴著称的希律王（Herod），但除了冷漠地远离巴黎，流连凡尔赛宫廷，他无法在贵族和高等法院的掣肘下，无远弗届地行使名义上号称是“绝对主义”的王权。

和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之间“断崖式下跌”的治国能力不同，乾隆一朝仍然处于中国式绝对君权的顶峰，乾隆本人的治国能力，也远高于路易十五，更有“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政治趣味”。虽然此前经历了康雍盛世，但乾隆越来越认为，满人的汉化和汉人官吏的腐败正在使大清走在下坡路上，盛世有变色之虞，而叫魂危机为他“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在整个叫魂案中，乾隆本人坚持不懈地扮演了“首席检察官”的角色，将个人的威望和“整个王朝的尊严”都押注其中，即便最终证明整个事件都是同风车作战，也毫无愧色地声称自己慧眼如炬，妖术阴谋始终存在，各级官员的颟顸怠惰不足为训，仍应高度警惕。

那句被假托在路易十五口中的名言“Après moi, le déluge”，不管译成没心没肺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还是译成忧心忡忡的“我死之后，洪水将至”，放在体制性危机全面爆发前夜的背景下，似乎并没有那么重大的区别。同样吊诡的是，放在以“盛世”著称、以“十全老人”自诩的乾隆身上，虽然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但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却也未必。

结语：终究还是要“伫立其间”

无论在《谣言如何威胁政府》还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中，作者都曾提醒，对此类舆论史事件的考察，要谨防落入两种思维陷阱：一是将这些言论视为静止不变的，即认为不论何时都会有人对政府和生活条件不满，自古有之，无甚古怪；二是认为这种社会心态可以不断自我强化，成为日后1789年革命的一个中继点（例如革命史家米什莱的立论）。换言之，前者赋予自身一种静止性，后者赋予自身一种目的论，但历史事件自有其逻辑，并不因为后人的附会而改变。

从这种二元方法论出发，无论是用于纵向分析从1750年到2023年两场巴黎骚乱之间的异同，还是横向分析1750-1757年法国和同时代中国的异同，事实上都存在众多让人踌躇之处。我们既无法简单地目光向前，哀叹“古已有之”，无可奈何，也无法目光向后，将当下视为未来笃定结局中的一环——何况我们对这种笃定结局一无所知。正如孔飞力本人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constitutional）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叫魂》书封

由是观之，在《叫魂》一书的结尾，孔飞力在遍览中国帝制社会的权力逻辑后发出慨叹——“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这种睿智，毕竟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即便服膺，仍然无法取代当下的抉择。对当代人（事实上或许是每一代人）来说，寻找那个能够“伫立其间”的因素，召唤“魂兮归来”，或许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终究是一项命中注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