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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唐梁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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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庚子国乱，久居紫禁城的慈禧太后被迫携光绪帝踏上“西狩”之路。一路上，慈禧与光绪狼狈不堪。堂堂的太后与皇帝，沦落到夜晚要在一条板凳上贴背而坐、背对而眠的地步。这种窘境，直到陕西女首富周莹出手才有所改善。面对这个同样有着守寡经历且愿主动搭救自己的民间女子，慈禧似乎感应到了周莹身上与自己相同的特质——手握大权的决绝与遭逢乱世的悲哀。那一刻，她决定收周莹为义女，并挥手示意李莲英下旨褒奖周莹。很明显，她对周莹惺惺相惜。周莹最终在慈禧的呵护下，成为晚清的一代商海传奇。而慈禧自己，则继续深陷于内外交困的泥潭，成为千夫所指的女人。
▲慈禧太后。图源：网络
庚子国乱39年前（1861），那个夏天，31岁的咸丰皇帝崩逝于避暑山庄。在野史中，这位造就了“道咸衰世”的天子，一向以纵欲且身体糟糕的形象君临天下。事实上，咸丰也继承了先辈们勤政的传统。晚清大臣张集馨在给曾国藩幕僚的书信中就曾提及他这一优点：“凡军机大政，有急报，虽深夜，（咸丰）必令内监就榻前跪读。其大者，即炳烛披衣而起，御榻之内列小几一，上设笔砚文具，率凭几批答，或朱笔宣召大臣，无不立时施措，无片刻延缓者。其寻常小事，讫后，即将原折置几，黎明临御时，宣付军机。”为了及时处理政务，咸丰将为其诞下独子的懿贵妃召至跟前侍奉。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她母凭子贵，又工于书法，所以咸丰很喜欢让其代为批阅奏章。咸丰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对自己身后的江山很不放心。趁脑子还清醒，他开始着手处理皇权分配事宜。当时，除了懿贵妃和皇后钮祜禄氏，咸丰还有各级后宫女眷15人。而他唯一的接班人——皇子载淳此时仅6岁，如何实现皇权的平稳过渡，十分考验这位天子的政治智慧。
▲《大公主大阿哥荷亭晚钓图》，大阿哥即后来的同治帝载淳。图源：网络
经过深思熟虑，咸丰决定令肃顺、端华、载垣等八位亲信大臣组成赞襄政务王大臣团队辅政，并分别赐予皇后和载淳“御赏”“同道堂”两方印鉴，代行皇权。由于载淳年纪尚小，“同道堂”自赐下之日起，就由懿贵妃代为保管。咸丰很满意自己的安排，可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操作，使朝局更加晦暗不明：以肃顺、载垣为首的辅政大臣集团，以皇后、懿贵妃、皇子载淳为主的新帝集团，以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譞等皇帝至亲兄弟，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对立面。咸丰一驾崩，清廷立即着手执行他生前最后的安排：立皇子载淳为帝，改年号为“祺祥”；尊其生母为圣母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咸丰丧期结束后，内阁又奉上谕，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27岁的慈禧由此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肃顺一上位，就率先给慈禧一个下马威。他以“不合祖制”为由，将圣母皇太后从大行皇帝的治丧名单中剔除。紧接着，根据大行皇帝的遗诏，八大臣又告诉太后们：“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也就是说，八大臣负责拟旨，两宫太后只管盖章。至于谕旨上写什么，就不劳帝后费心了。在皇权至上的清朝，辅政大臣权力再大，也不过是皇家“奴才”。接受过传统忠君教育的慈禧，无论是出于维护清朝皇帝的尊严，还是出于保住她们母子名位的私心，都断然不会同意肃顺等人的僭越要求。于是，在慈禧的主导下，两宫皇太后“俯巨缸而语，计议甚密”，很快达成了共识。针对肃顺等人的言论，慈禧率先揪住皇帝遗诏中要求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说法作文章。所谓“赞襄政务”，字面意思就是从旁参谋辅助、出谋划策。慈禧专事咬文嚼字，八大臣毫无办法。经过协商，肃顺等人最终决定谕旨文案由他们拟定，呈报两宫太后预览。如果太后同意了，就取出大行皇帝赐予的印鉴，按先前约定上下各盖一印。如遇需要皇帝朱批的环节，则由两宫太后过目后，再用玉玺代之。为防止他人说闲话，肃顺等人还让两宫太后与他们共享官员任免的权力——各省督抚人选，由八大臣拟名，请两宫皇太后裁决。肃顺等人之所以如此大方，不过是想做个恭顺的样子，他们认为，只要不出避暑山庄，这里还是他们的天下。慈禧知道，要是就此善罢甘休，日后定然要吃亏。而纵观历史，大多数皇室的寡妇，余生只能被“边缘化”，这显然不是她所愿。因此，自拿回权力的那一刻起，她就打定主意，要彻底铲除八大臣，这群“眼中钉，肉中刺”。慈禧意识到，能帮她的，只有大行皇帝的那群亲兄弟们。她最先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咸丰的七弟、醇郡王奕譞。此人不仅是皇室至亲，也是自己的妹夫。但此时的奕譞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从政经验不足，慈禧只能退而求其次，秘密安排亲信太监安德海宣召恭亲王奕䜣至避暑山庄商议大事。奕䜣是道光帝第六子，也是当初咸丰嗣位的有力竞争对手。咸丰驾崩前，他正在北京替皇兄与英、法等国协商《北京条约》善后事宜。直到慈禧的人找到他，他才知道避暑山庄所发生的一切。
在派人宣见恭亲王时，慈禧以“不愿先帝一宾天就内乱”为由，求见慈安，请慈安另外给恭亲王颁下密旨，邀其到避暑山庄商议大事。慈安向来维护丈夫，听闻慈禧以咸丰为先，顿觉对方言之有理，遂命人急催恭亲王觐见。另一边，肃顺虽然没有剥夺恭亲王、醇郡王等皇室宗亲为咸丰治丧的权力，但他们却借咸丰之口告知留守北京的皇室宗亲“毋庸赶赴热河”。安德海赶回京城后，立即拜会恭亲王，并向各位皇室宗亲传达了两宫太后的懿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救信号，奕䜣不敢耽误时间，立即与醇郡王、宝鋆等一行王公大臣打着为咸丰奔丧的旗号赶往避暑山庄，并第一时间秘密前往太后处聆听训示。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究竟密谈了什么，无人知晓。但，从恭亲王后面的部署推断，慈禧大概早就做好了夺权的准备。为免夜长梦多，在拜祭完咸丰后，恭亲王便以京师政务繁琐为由，通知端华、载垣等人自己要回京。对此，八大臣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只当这是把控朝政的天赐良机，并未意识到一张抓捕他们的大网即将开启。恭亲王回京后，其盟友、留守北京的大学士周祖培立即指使自己的门生、御史董元醇给两宫太后上奏章，恭请她们垂帘听政。尽管这份奏折最后因八大臣的强烈反对未能奏效，但恭亲王释放的这颗“烟雾弹”，却足以令八大臣依旧沉迷在与帝后争权夺利的泥淖中，无法自拔。趁这个空隙，恭亲王立即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召集驻防京师的军事首脑开会，宣布京师戒严。同时，他派人致信尚在前线御敌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要他们随时统兵保卫京师、勤王护驾。最后，他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照会英、法诸国，暂缓条约签署。这些维稳措施颁布后，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的梓宫终于启程返京。此时，慈禧又以皇帝年纪尚小、自己没资格参加咸丰丧事为由，要求与梓宫兵分两路。肃顺同意了太后的请求，但同时又令载垣、端华、景寿、穆荫等人随行，企图监视慈禧的一举一动。
▲八大臣之一富察·景寿画像。图源：网络
不料，两队人马刚刚分开，慈禧的亲信荣禄便带着一队禁军精锐前来护驾。随之，由前线赶回来的胜保也率京师部队前来迎驾。就这样，两宫太后比梓宫早四天到达紫禁城，并在此等候肃顺等人“自投罗网”。九月三十日，辛酉政变爆发。肃顺等人还没搞清楚状况，就接到三大罪状：一是综理政务期间，筹划失当，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二是导致先帝圣体违和，龙驭上宾；三是专权揽政，任意妄为，专擅枉法。在两宫太后的授意下，肃顺、载垣、端华三人被判死刑，其余辅政大臣或革职或戍边。慈禧体现了“恩泽惠下”的一面，特加恩免除八大臣的家族株连，并命人当众烧掉肃顺与朝中大臣往来的信件，从而维持了京师政局的稳定。同时，她为儿子改元同治。至此，两宫临朝同治天下，慈禧成了幕后大赢家。等慈禧真正触摸到大清至高权柄后，她却有点后悔当初的争强好胜。因为，咸丰留给她和小皇帝同治的，是一个备受欺凌、满目疮痍的天下。就在同治登基前后，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刚刚率军拿下浙江省会杭州。尽管最后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努力下，清军收复了失地，但东南财赋重地的短暂失去，还是给清廷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自八大臣覆灭后，恭亲王就成了朝中实权人物。他一人身系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等多项要职，地位仅次于两宫太后。这种状况，瞬间激活了慈禧对自身权位的保护机制，她对这个小叔子忌惮之心日重。而恭亲王面对爵权的陡然提升，也出现了些许野心膨胀。他表面上仍对两宫太后唯命是从，实际上却总想利用皇叔的身份，攫取两宫手中的的皇权，控制朝廷。
▲恭亲王奕䜣。图源：网络
奕䜣的“进取”，并未引来朝中大臣的不满。相反，这群早就不满女主当政的大臣们，仰恭亲王鼻息，遇事常先和奕䜣商量，得出结论后再反馈给慈禧。满朝无视两宫的行为，难免令慈禧回忆起辛酉政变前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于是，她瞅准时机，给了恭亲王一个下马威。同治四年（1865），在慈禧的默许下，一个小官弹劾了恭亲王。此人名叫蔡寿祺，是皇家日讲官。他平日里没有上朝的机会，但凭借想象，还是给恭亲王罗列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四大罪状，要求朝廷严肃处理。蔡寿祺这番捏造，正中慈禧下怀。她迫不及待地召见恭亲王，并将对方的奏折掷给他看，要他给自己一个合理解释。恭亲王已知对方是恶意诬陷，遂要求两宫秉公办理，还自己公道。说到激动处，他甚至扬言要杀了蔡寿祺。结果，慈禧震怒，令人召来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朱凤标等，要他们就蔡寿祺所陈事项，对恭亲王论罪。周祖培等人不愿得罪两方大佬，遂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复命。这个结论却彻底惹恼了慈禧，她声泪俱下地向诸臣控诉：“王（奕䜣）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这回，可把周祖培等人整不会了。他们立在原地，以“此惟两宫乾断”为由，要求慈禧明示接下来的步骤。气氛已经烘托到位，慈禧趁热打铁拿出事先拟好的朱谕，要求周祖培等人遵旨照会朝堂。在这份朱谕中，慈禧借同治皇帝的名义写道：“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这份朱谕除了几个错别字，慈禧基本认同了蔡寿祺罗列的四大罪状。可见，蔡寿祺无端上奏折，背后定然有慈禧的指使。只是，让她始料未及的是，罢免恭亲王的消息传出，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通政使王拯等人轮番上书替恭亲王求情，而此前与慈禧同一战线的慈安，此刻也生出了恻隐之心，认为其处理“六叔”过甚。在舆论的压迫下，善弄权术的慈禧只好恢复恭亲王内廷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职务。
▲慈安太后画像。图源：网络
可即便如此，慈禧杀鸡儆猴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经此变故，恭亲王锐气大不如前，很多事情也不再固执己见，这或许也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的最终流产。当慈禧拼死守护母子二人的权位时，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却开始“唱反调”。同治十二年（1873），18岁的同治终于获得了亲政的机会。在亲政前一年，他刚刚举行了大婚，皇后阿鲁特氏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的女儿，也是他最为满意的妻子人选。但，这个结果，却令慈禧十分不满。皇后阿鲁特氏是慈禧的政敌、“顾命八大臣”之一端华的外孙女，要不是因为与慈安太后有亲，本无资格参选皇后。而慈禧为皇帝推荐的满洲亲贵富察氏，则被同治封为慧妃，屈居皇后之下。慈禧因此憋了一肚子火。为了找回体面，她没少借宫廷礼仪找阿鲁特氏的麻烦，同时还以皇帝亲政事务繁多为由，阻止小夫妻温存，要求他们节欲。慈禧这种过分的要求，大概是一个多年守寡的老母亲，在“失去”儿子后受到冷落的应激反应。但即便如此，也正如董丛林在《变政与政变》一书中所言：“最根本的原因也还是在于她不允许自己的权威失灵而施行的报复。”由于慈禧公然干涉其夫妻间的生活，同治变得郁郁寡欢。加上清宫饮食向来以“若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为金科玉律，同治亲政未满两年，便因长期营养不良、生活失态，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崩逝于养心殿，年仅19岁。
▲同治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此时，自道光帝而下，皇室大宗子嗣传承已断绝。要选择哪位旁系子孙作为未来之君，成了王公大臣的头疼之事。不过，历经丧夫、丧子之痛后，慈禧倒显得比其他人更加镇定。作为清王朝当时的实际掌权人，她并没有沉沦于悲伤之中，更没有反思同治之死是否与她有关。同治驾崩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命人封锁消息，火速令李鸿章的淮军入京护驾。待李鸿章等重臣抵达后，再对外宣布同治龙驭宾天的消息。与十余年前咸丰驾崩类似，此时，慈禧也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不仅关系清朝的安危，更关乎她本人的名位与权力。所以，皇位继承人选择兼祧咸丰还是兼祧同治，成了问题的关键。两宫太后令众臣商议皇位继承人选，所有人都明白，此乃皇家大事言多必失，遂三缄其口。慈安太后见所有人默不作声，只好率先提建议，推荐恭亲王的儿子、贝勒载澄入继大统，兼祧咸丰。可载澄在皇族中的名声实在太差，同治在世时，他就没少怂恿小皇帝出宫狎妓，还为此短暂丢过爵位。所以，慈安的提议一出，恭亲王连称不可。他告诉两宫太后，按照承袭次序，贝子溥伦才是应立之君，因为他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嗣孙。
▲贝子溥伦。图源：网络
不过，奕纬并没有留下子嗣，溥伦是其嗣子载治之子，他们原系乾隆帝十二子成亲王永瑆一脉。以惇亲王奕誴为首的近支王公反对说，“溥伦族系究竟太远，不应嗣立”。慈禧立马抓住机会附和：“溥字辈无当立者。”随后，慈禧把“橄榄枝”抛给了妹夫，令奕譞之子载湉入继大统，承继皇位。这就是光绪皇帝。光绪帝入宫时仅4岁，离开了亲生父母，平日里自然要比正常在宫里长大的小孩胆小。不知是否因此，慈禧初时竟颇有“母爱”之心。她曾对臣下说：“皇帝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由于光绪年岁尚小，慈禧又一次享受到了垂帘听政的红利。然而，重握权柄，她面临的依旧是那个被列强肆虐的天下。不仅如此，比起同治即位之时，清朝倾颓趋势更加明显。在西北，中亚浩罕汗国诸侯阿古柏在沙俄、英帝的支持下，煽动骚乱，企图割裂新疆。在东南，广东至直隶的沿海防务，自道光末期起就一直是各国列强的“旅游胜地”。清朝就像一间破屋子四面透风，究竟要怎么补救、如何中兴，成了慈禧以及清朝忠臣们的首要之务。对此，陕甘总督左宗棠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李鸿章认为，日本崛起定然会以物产更加丰饶的中土为假想敌，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而左宗棠则认为，新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慈禧即便再不懂军务，也清楚新疆、蒙古与京师的关系，她可不愿意丧失来自清朝外藩的势力支持，更不愿意成为大家口中丧失国土的民族罪人。故左宗棠此话一出，她立即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克日西征。左宗棠果不孚众望，出征仅一年余便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大部分领土，有效地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时光飞逝，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也到了该亲政的时候了，慈禧内心的不安全感又开始泛滥了。她舍不得放弃手中的权力及地位。早在光绪即位之初，她就晓谕天下，日后光绪帝若诞下皇子，皇子必须承继同治之后，以此来切割光绪与本宗家人的联系。当然，一份谕旨并不足以让长大后的光绪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她。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在棍棒加持下，本来就胆小的光绪帝，度过了一个更加心惊胆战的“青春期”。他不得不向慈禧低头，也不敢不开口称呼慈禧为“亲爸爸”。但，他骨子里的叛逆，比同治来得更加彻底与决绝。
▲光绪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为了对光绪帝施加更彻底的控制，慈禧勒令他娶自己的内侄女静芬为妻，即后来的隆裕太后。光绪遵旨办事，但他内心更希望拥有一份甜美的爱情。与隆裕同期入宫的珍妃很快就因性格活泼，得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格外宠爱。对此，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她甚至曾被珍妃的天资聪颖所吸引，命人教她作画，希望借她之手，修补自己与光绪之间的关系。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当时有个商人鲁伯阳想当官，通过秘密渠道给珍妃送了四万两黄金，不久后就获得吏部任命，当上了主管今天上海、苏州、太湖一带的苏松太道台。上海为清朝的通商口岸之一，为了更好地跟洋人打交道，苏松太道台通常会从熟识海关庶务的候选人才中择优提拔。鲁伯阳突然“空降”，引起了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注意。鲁伯阳到任仅一月，刘坤一的“小报告”就打到了慈禧那里。于是，珍妃卖官受贿之事东窗事发。任何人想插手朝政与之争权，慈禧都不能容忍，更何况是皇帝的妃子？因此，她把光绪帝叫来骂了一顿，并重申清廷家规——宫闱不得干政，逼迫光绪帝下旨重惩珍妃。珍妃被罚之时，正赶上甲午海战。那一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值此危难时刻，珍妃的堂兄志锐、恩师文廷式力劝光绪帝主战，并上书抨击李鸿章、孙毓汶等重臣提出的求和建议。尽管慈禧在主观意识上也支持应战，但这一年，受累于朝政大半辈子的她，也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常言道，十岁是一道坎。慈禧四十大寿前夕，同治帝驾崩；五十岁前后，又赶上了中法战争。因此，她把过好六十大寿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慈禧五十大寿刚过，就让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为自己修建颐和园，作为退居休养之所。眼下，战争即将爆发，新式海军若加强军备对日作战，则势必要影响颐和园工程。慈禧公开放出狠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但光绪帝却不甘做个傀儡亡国之君。他看到清军接连失利，加紧敦促李鸿章筹备北洋出师，并施压停工颐和园，尽力做好中日海战前的后勤保障工作。然而，这一场海战，不仅没能为清廷找回面子，更是将洋务运动以来最成功的改革项目——新式海军打得七零八落。郁闷的光绪帝想让清朝来一个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他的心愿，很快得到了广大举子的支持。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三千名士子在北京参加会试。当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写下了一万八千多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力邀十八省举人联名，到都察院请愿。康、梁等人认为，西方富强的本质并非依靠生产先进武器和设备，而是与我中华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梁启超更言，洋务派谈“变法”，只知练兵、开矿、通商、铁路、轮船、银行、邮政、农务、制造等器物层面上的枝节改革，不去探索“本源”。他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总而言之，不变官制，想将清朝拉出泥潭，绝无可能。
▲梁启超。图源：网络
康、梁等人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光绪帝看后相当感动，一连发了数道谕旨要求地方督抚抓紧征集意见，准备试实行。而在经历了甲午国难后，清廷高层对于康、梁的主张也抱有一定的认可度。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公车上书后就曾说：“泥法而流于弱，变法即转为强。”有了这些督抚的支持，光绪帝自然对变法充满信心。但另一方面，康、梁等人的变法并不仅限于制度上的革新，他们更希望通过光绪帝的力量，更换政坛的领导者，以便让更多支持变法的人获得任官的机会，从而使变法更彻底地推行下去。为此，康、梁等人把矛头指向了慈禧。他们认为，中国的变革始终无法推进的症结在于这个老女人。康有为授意杨深秀给光绪上奏折，密告慈禧在颐和园藏有小金库。然后，联络袁世凯，制定了“围园杀后”计划。只是，慈禧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康有为等人不但没能按计划完成他们的构想，更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康、梁主导，光绪帝支持的“百日维新”宣告流产。慈禧震怒之下，囚禁了光绪帝，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变法维新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谭嗣同。图源：网络
慈禧虽然对康、梁等人十分反感，但她本人对变法却没有太大的抵触。在处理完康、梁等人留下的隐患后，她宣布：“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但时间来不及了，经过变与不变的权势纠结后，庚子国变爆发。慈禧带着光绪仓惶“西狩”，出逃到了西安。随后，慈禧被迫实行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她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清廷新政改革正式启动。根据多番讨论研究，新政主要分两个步骤实施：第一阶段，先在体制内效仿明治维新完成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之后，再针对中国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体制进行变革。为了让大家看到政府的改革决心，慈禧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到日本、欧美等国考察宪政、积累经验。载泽等人回来后，慈禧即命人修订《九年筹备立宪清单》，给预备立宪定下日程，以顺应民心。慈禧如此响应人民的呼喊，本质上还是希望保留她把持了数十年的至高权力。载泽回国后，曾参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给慈禧进言：“立宪可保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也就是说，只要慈禧跟随时代的大潮往前走，不管立宪有无实质改变，她依旧是天下最具实权的女人。而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清，也依旧是臣民们不得不维护的政权。载泽的说法，慈禧很满意。但，老天并不打算给她太多的时间。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实际统治清朝近48年的慈禧太后薨逝。前一天，被她非法囚禁了十年的光绪帝也结束了悲惨的一生。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慈禧和光绪的骤然离世，却没能给一直寻求“活下去”的清朝高层足够的警醒和反思的智慧。延续慈禧的权力欲望，摄政王载沣在竭力守护皇权时，弄丢了整个江山。而无数的百姓，则在当权者的进退间，如同蝼蚁般活着，或者死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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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华：《戊戌变法前慈禧光绪权力关系二题》，《清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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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孙巍溥：《性别视域中的家国权力——以慈禧太后为例》，《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