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亲妹妹和丈夫的性爱录像带后，她和大女儿一同消失了……

2009年5月30日，侨居意大利的摩尔多瓦母女塔尼亚（Tatiana Ceoban, 昵称Tania）、埃莱娜（Elena Ceoban）两人同时失联，而塔尼亚名义上的丈夫保罗（Paolo Esposito）却在一周后才报警求助。

警方深入调查，竟发现保罗不仅误导侦查，且早已出轨塔尼亚的妹妹阿拉（Ala Ceoban）。

那么，他在案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阿拉是否牵涉其中，塔尼亚母女身在何处，又有着怎样的遭遇呢？今天由晚穹向大家讲述这起案件。

（字数11,400）

塔尼亚

塔尼亚1973年出生在乌克兰敖德萨的一个摩尔多瓦人家庭，父母都是基层职工。得益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塔尼亚父母工作安稳，一家人日子过得平淡顺遂。

1990年代初期，因父母工作变动，塔尼亚全家返回基希纳乌（摩尔多瓦首都）定居。塔尼亚还有一个小12岁的妹妹阿拉，因为年龄和性格差异都比较大，姐妹之间的感情算不上亲密。

成年后，塔尼亚和很多东欧国家的年轻人一样，为了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选择去欧盟国家寻找工作机会。

1999年，26岁的塔尼亚和前男友分手，带着刚满3岁的女儿埃莱娜来到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特波（Viterbo），希望在这里找到工作安定下来。

2000年下半年，她经同事介绍，认识了离婚不久的本地电工保罗，两人很快开始交往，感情发展迅速。

大约在2001年底，塔尼亚带着埃莱娜住进了保罗位于格拉多利（Gradoli，距维特波35公里）的家，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

保罗身为高级电器技工，有着不错的收入，多数时候待人接物温和谦逊、很有礼貌，但他在金钱方面精于算计。尽管两人日常相处和谐，但塔尼亚心里很清楚，两人关系没有法律保障，她没有条件做全职主妇。

加之塔尼亚自觉是外国人，还带着前男友的女儿，她知道只有通过工作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才能给自己和女儿多一重生活保障。

搬到格拉多利后，塔尼亚除了到附近一家银行做清洁工外，业余时间也做餐厅服务员一类的兼职。

2003年，两人的女儿艾丽卡（Erika Esposito）出生。保罗很高兴，非常喜欢这个女儿。不过，对于“妻子”和家庭，他并没有任何行动上的支持。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慷慨地承担了全部家庭开支，包括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埃莱娜日常所需的各类花销，那么家务和育儿（指艾丽卡）就应该是塔尼亚的职责。

可是，塔尼亚在产假结束后，既要上班又要兼顾家务和照料大女儿，已经没有精力把还是婴儿的小女儿艾丽卡照顾好。

（塔尼亚和埃莱娜）

母亲当时的确答应了，但几天后却又提议说，塔尼亚的妹妹阿拉刚好今年（2003年）高中毕业没上大学，还在摩尔多瓦老家未找到工作。塔尼亚可以让阿拉做孩子的保姆，让她申请签证来意大利。

塔尼亚想到毕竟是一家人，把小女儿交给妹妹她也很放心，就听从了母亲的提议。

2006年底，阿拉以保姆身份搬进了保罗和塔尼亚的家，全职照顾艾丽卡。阿拉年龄不大，但做事稳重、很有主见，护理小婴儿也足够耐心细致。她搬进来后家里家外都帮了塔尼亚不少忙，一家五口（塔尼亚、埃莱娜、阿拉、艾丽卡、保罗）度过了一段温馨和睦的时光。

2007年春夏季节，塔尼亚留意到保罗的一些行为举动不太寻常，像是有了外遇。他在家的时候经常一边自顾自暧昧地笑着，一边用手机发信息；他不许塔尼亚看他的手机；近几个月，保罗的信用卡账单还突然多出一些奢侈品和高级餐厅的消费记录。

大约8月份，塔尼亚在家中打扫卫生，发现一张掉落在书房沙发底下未标注名称的DVD光碟，内容竟然是保罗和阿拉的性爱录像！看到眼前的画面，塔尼亚惊呆了，她从没想到保罗的出轨对象会是阿拉。

看过录像后，塔尼亚努力平复心情。考虑到现实状况，她不得不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如何在与保罗的“婚姻”中争取个人权益。

塔尼亚性格圆融温柔，容易瞻前顾后，但并不怯懦。她试探性地向保罗摊牌，提出如果两人分手，她一定要带走小女儿。

虽然表明了态度，但塔尼亚心中依然顾虑重重：她不想失去现有的安稳和相对优渥的生活，也想尽快拿到合法身份（和保罗结婚，获得意大利国籍）；她又觉得小女儿年龄太小，成长中需要父亲和一个完整的家庭，如果离开保罗，她必须带着两个女儿搬家另找住处。以她微薄的积蓄和做清洁工、服务员的月薪，很难维持母女三人现有的生活水准。

相比心情复杂的塔尼亚，出轨曝光的保罗和阿拉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并且不正面承认出轨的事实。尤其是阿拉，那段时间她总是回避与姐姐正面接触，只通过保罗表示自己愿意配合他们“夫妻”，一起解决问题。

三人经过几次讨论，暂时谈妥的方案是：保罗结束和阿拉的关系，回归家庭；阿拉从家里搬走另找工作；艾丽卡暂时由爷爷奶奶代为照顾。

此后，阿拉搬去临市圣菲奥拉（Santa Fiora，距格拉多利17公里）租房居住，很快重新找到一份看护幼儿的住家保姆工作。保罗则变得收敛顾家，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和照顾艾丽卡。

塔尼亚看到他们实践了承诺，不再联络，心里终于慢慢放松下来。为了艾丽卡，也为了收入、住房、身份等实际利益，她愿意重新接纳保罗。“夫妻”感情渐渐重归于好，家庭气氛一度恢复往日的平静，直到2009年夏天。

失踪

警方接到报案，最初倾向于塔尼亚自愿离家出走或遭遇绑架。由于涉及到一名未成年人在内的两名女性同时失踪，情节比较严重，警方将案件列为优先任务。

案件调查以核实塔尼亚母女最后的行动轨迹为切入点，首先是还原失踪当天，即5月30日（星期六）两人的全部活动：

①塔尼亚

6:30 照常外出通勤，乘公交车去银行上班。（服务行业排班调休，非固定休周末）

13:30 下班，从银行乘公交车，14:00到达小女儿的幼儿园开家长会。

14:30-15:30（一说14:00-15:00）参加家长会，结束后在乘车回家途中下车，就近去了一家电子器材商店买录像机，因为幼儿园要求拍摄一些亲子互动短片。从商店出来，塔尼亚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取消当晚的约会，理由是她不能把小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

15:30-17:20媒体报道塔尼亚手机定位在格拉多利，具体所处地点未见提及。

17:20 公交司机证实塔尼亚坐车回家，约17:40到站下车。两人认识，塔尼亚上车时和他打了招呼。

17:36 塔尼亚用手机给大女儿埃莱娜打了一个电话，响铃55秒后因无人接听自动挂断。当时塔尼亚的GPS定位在公交沿线（一说在家附近），埃莱娜的定位在家里。

之后，塔尼亚行踪不明。

依据公交司机的证词推算，塔尼亚回家的时间应在18:00之前。（公交站距塔尼亚家步行约12分钟。）

保罗告诉警察，塔尼亚当天回过家，他那天晚上21:00到家后，看见餐厅长桌上放着新买的录像机。

另外，塔尼亚的手机在19:17收到一条短信（发信人不明），GPS定位显示她的手机在离家几百米的地方，但不确定此时手机是否仍为她本人持有。

②埃莱娜

对于埃莱娜的行动轨迹，保罗说过两个版本：

版本一：8:04离开家，乘校车去学校参加社团活动。

保罗在第一次笔录中说他中午有约外出，不知道埃莱娜活动结束后回过家没有。但校车司机非常肯定地向警察表示，当天13:30（一说13:40），他把车停在距离保罗家正门前不到十米的地方，亲眼看见埃莱娜进了家门。

版本二：警方再次找到保罗，询问埃莱娜是否中午回过家。这次，保罗转而说之前记错了。那天13:50（一说14:00）左右，他外出回来，正要上阁楼修理电灯，上楼梯时遇到埃莱娜。

埃莱娜对他说，下午晚一点的时候要和妈妈一起去罗马，第二天要去看预约好的妇科医生，顺便到大使馆更新护照，后天（6月1日）回家。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埃莱娜。

埃莱娜前一天和同学约定，两人15:30一起去图书馆，可到了约定时间，同学等不到她，打她手机无法接通。

经过信息交叉验证，警方基本判定埃莱娜和塔尼亚失踪的时间分别是14:00-15:30和18:00-19:30。二人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时间均为5月30日当天，地点都在家附近（相关报道未提及母女的GPS定位是否在同一地点）。

明确失踪时间后，警方除继续向保罗了解塔尼亚母女“出行”的后续外，也联系、走访了多位母女二人的亲友，听取证词，筛选线索。

保罗回忆说，两天后的6月1日，塔尼亚母女未按预定时间返回格拉多利。他在6月2日给塔尼亚的手机打电话，提示关机。他只好再联系塔尼亚的母亲，问她是否知道母女二人的去处，得到否定的回答。

保罗转念想到，也许她们顺路去了布拉西亚诺市（Bracciano，位于罗马和格拉多利交通线之间）的姨妈家，母女难得一起旅行，他不好打扰，也没有太过担心纠结。

警方质疑保罗证词的真实性。他说母女俩要于5月31日去看妇科医生，但5月31日是星期天，无论公立或私家医院，除急诊外通常不会有医生接待首诊患者。对此，保罗改口称，埃莱娜原话是她们先去塔尼亚姨妈家，6月1日星期一再去看医生。

在被问起为何“妻子”和未成年的女儿失联一周他才报警（在意大利，发现未成年人失联可立刻报警）时，保罗有些为难地向警方承认，几次改换说法的原因是他和塔尼亚这段时间断断续续在谈分手条件。两人事实上已经分居，塔尼亚的私事不会告诉他。

他又对警方说，塔尼亚受分手影响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可能带埃莱娜回了摩尔多瓦老家散心。

一天后，保罗又补充道，埃莱娜最近总和塔尼亚提起想去见亲生父亲。他以前听说过，这位父亲现在在俄罗斯工作，母女一起去了俄罗斯也说不定。

但无论国内还是出境线路，警方都未从全国联网票务系统中查询到塔尼亚母女近期的购票记录。

警方分析，保罗的说辞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在修正或修饰前次的表述信息，像一个圆谎的过程。这同时也说明，他很可能了解内情，但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母女二人的去向，有必要对他进行进一步调查。

6月10日，警方申请到入室搜查令，并于次日进入保罗家中搜证，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调查的第一个重要转折来自塔尼亚的母亲，她在6月11日的笔录中透漏了一个关键信息：塔尼亚和保罗分手协议中最难达成一致的是小女儿的监护权。塔尼亚失踪前双方都请好了律师，在为监护权起诉做准备。

结合这份证词和保罗的报警诉求，警方怀疑他自导自演绑架、禁锢了母女二人，伪造失踪，先发制人指控塔尼亚遗弃未成年人，为争夺艾丽卡的监护权制造优势。

6月19日，保罗第一次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受到警方传唤。

保罗

保罗在传唤审讯中暴露了更多疑点：

①保罗的行程显示，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5月30日早晨，保罗给小女儿艾丽卡做饭，9:00过后把艾丽卡送到他的父母家。

11:00-11:15，外出见朋友（在格拉多利），13:30前都在和朋友聚会。

13:50，聚会结束回家，上阁楼修理电灯。也是这时候，他自称遇见埃莱娜，并听说她要和妈妈去罗马。

14:00-15:00（埃莱娜的失踪时间）保罗手机定位在家附近，他说自己在家整理工具，稍后外出工作。

16:00，保罗和同事（Augusto Pesci）汇合，两人一起在格拉多利一家咖啡厅修理电路故障。

18:00结束工作，保罗搭同事顺风车去父母家吃晚饭，21:00左右带艾丽卡回家。

到家后，保罗发觉家里没人，只见餐桌上有新买的录像机，就以为塔尼亚母女照先前说的去了罗马。

也就是说，在母女失踪的两个时间段（14:00前后和18:00前后），保罗的行动轨迹都含混不清。

②“各自出轨”

保罗坚持说塔尼亚厌倦了“夫妻”之间的分手撕扯，带大女儿离家出走，遗弃小女儿。他知道塔尼亚近一年都在与一位单身的退伍军人交往，那人出手阔绰，经常送埃莱娜贵重礼物。有新男友资助，母女二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只会更好。

他和塔尼亚的感情在艾丽卡出生后淡了很多，塔尼亚乏味单调，缺乏吸引力，令他感到倦怠。但他最介意的还是，“妻子”只偏爱大女儿，对年龄更小的艾丽卡没有那么关心。

保罗认为塔尼亚贪图富贵安逸，失踪前已经到了和新男友谈婚论嫁的阶段。所以，他当时报警的理由是塔尼亚主动出走遗弃小女儿。

但这位“新男友”向警察否认了与塔尼亚有恋爱关系，澄清道，他只是时常光顾塔尼亚兼职餐厅的一个客人，两人没有私交，甚至算不上朋友。

塔尼亚的好友兼邻居卡拉（Carla Valpini）也反驳保罗：“塔尼亚非常爱两个女儿，绝不会放弃艾丽卡。她为保罗出轨妹妹苦恼了很久，之所以没有下决心离开保罗，是因为咨询律师得知，中低收入的外国务工者在监护权归属裁决中往往面临很多困难。而她想和两个女儿继续住在格拉多利，尽量保证孩子们的生活一如往常。”

③与阿拉仍保持着情人关系

警方调取了保罗的通信详单和社交软件聊天记录，记录显示他与阿拉联系频繁。自2007年6月起，他们每天都会互发几百条短信，通话2-3次，单次通话时长一般超过60分钟，两年来从未间断，疑似仍保持着情人关系。

保罗一开始不承认与阿拉藕断丝连，声称两人只是姻亲亲属关系。但在警方出示过两人之间的通信数据后，保罗态度软化，不再辩解和阿拉的交往。

一位邻居作证说，5月30日傍晚，他看见阿拉进出保罗家并留宿。阿拉的手机GPS自当天19:35至次日（31日）晚间，定位始终在保罗家和临近区域。

警方也随后查证到，保罗5月30日11:00至13:30期间约见的朋友就是阿拉。

保罗对塔尼亚的描述不仅与其他证人证词相悖，也涉嫌误导警方，淡化女儿监护权的争夺矛盾。显然，他为摆脱嫌疑，刻意将自己营造成一个遭受伴侣背叛的无奈形象。因此，警方认为下一阶段最为紧要的是厘清事实、充实证据链，并决定在6月23日再次搜查保罗的住所。

同时，警方也注意到，阿拉不仅与保罗联系紧密，案发时段也在格拉多利，不排除她与案件存在关连。因此，阿拉在保罗之后也被警方视为嫌疑人。

第二次入室搜查中，警方从一个摆放隐蔽的文件中找到了塔尼亚母女的各类出入境所需证件，包括身份证、居留许可、护照、常用银行卡等。

其中，银行卡5月29日有过取款记录，此后没有消费支出。（买录像机的支付方式不明。）

母女的随身衣物、日用品同样在家里。

这些表明她们并非自行离开，不仅没有出国，而且也不可能去罗马或布拉西亚诺，与保罗此前所述不同版本的证词均不相符。

警方在卧室衣柜里的一个角落找到了塔尼亚的日记。其中2009年3月的一篇写到：“我妹妹给保罗打电话，他们在讨论怎样让我知难而退，彻底离开。我了解保罗的为人，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害怕他对我下毒，让我无声无息地消失。”

塔尼亚的母亲在看过日记后告诉警察：“刚发现DVD的时候，塔尼亚内心非常挣扎，可是为了两个女儿她别无选择，只能忍着和保罗共同生活下去。保罗家里有三位当警察的亲戚，他父亲退休前也是警察。我女儿不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外国人，如果保罗想对她不利，简直轻而易举。”

警方通过全屋鲁米诺（血液反应）测试发现，保罗家的厨房墙壁、碗柜、门、水池和浴室内的浴缸一角共有33处血迹，经DNA检验，证实有23处属于塔尼亚。另外10处因受强效清洁剂破坏，未识别出人类DNA。

全家内外，都有30%浓度的氨水清洗过的痕迹（日常家用清洁剂中的氨水含量通常在5%-10%）。而达到一定浓度的氨水能够破坏血液分子结构，使鲁米诺试剂失效。

这表明，厨房在清洗前疑似被大量血迹浸染或喷溅过，塔尼亚大概率有过大出血或出血相关的严重创伤，很可能已经死亡。与母亲一同失踪的埃莱娜，虽未被检出血迹，但她失踪多日、音讯全无，警方相信，她已与母亲一同遇害。

保罗在6月6日报警之前，重新粉刷过家中一层的几个房间，包括客厅和餐厅，储藏间还留有剩余的石灰和水泥。警方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掩盖犯罪痕迹。

但保罗坚称家里一切如常，没有发生过所谓的谋杀。塔尼亚在家里住了9年多，厨房有她的血点很正常，平时打扫卫生、烹饪都可能留下。至于她日记中写的担心被下毒，或者对他（保罗）抱有恐惧情绪，完全是塔尼亚因为出轨自责造成的神经衰弱和偏执妄想。况且当天晚上艾丽卡也在家，她马上就6岁了，正是好奇心重的年龄，如果家中有异常状况，她一定会察觉，而事实是没有。

最后，保罗不认可日记的真实性，原因是整本日记塔尼亚都用意大利语书写，而非她的母语摩尔多瓦语。

但保罗的说辞远不及法医证据有说服力，多处血迹有力地指证了他涉嫌谋杀塔尼亚母女。7月1日，保罗因谋杀嫌疑被逮捕。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侦破告一段落。由于保罗和阿拉存在出轨关系，并且5月30日案发前后两人的活动有多个交集。由此，警方提出了新的假设：保罗或许并非案件唯一责任人，可能是二人合谋犯案。

阿拉

①不在场证明

阿拉5月30日当天向雇主请假说要和男友约会，没有上班：

8:04-8:08，与保罗通电话。

12:40-14:00，从圣菲奥拉的家外出，到格拉多利和保罗约会。

14:00-17:20，和一个朋友见面（在格拉多利）。

17:40她错过了从格拉多利返回圣菲奥拉的末班公交车，她称，为节省房费，她想到去保罗家借住，并说那晚没有感受到保罗或者家里有异常状况。

有邻居表示，看见她好几次从保罗家里进出扔垃圾。对此，阿拉说那些都是厨余垃圾，姐姐不在家，她出于好心帮忙料理家务。

②通信记录

阿拉和保罗平时每天互发几百条短信，2-3次长时间通话。但是30日当天，阿拉仅在8:04-8:08之间给保罗打过电话。8:10之前，两人只互发了4条短信，之后一整天都不再有聊天或通话记录。和前一天（5月29日），两人互发160短信、合计将近4小时的通话对比鲜明。

阿拉说那是她不小心把手机忘在圣菲奥拉家里了，没有随身携带。但当警员反问，保罗难道也知道这一点才没有给她发信息时，阿拉没有回答。她也解释不了为何她手机的定位会在30日傍晚突然出现在格拉多利。

警方还原了阿拉和保罗的聊天记录，在保罗被捕后向媒体公开。记录显示，阿拉将姐姐视为障碍，只有嫌恶没有亲情。例如，她在姐姐发现DVD光碟后问保罗：“她怎么样，看完了有没有心梗？”

在2009年3月底的几次聊天记录中，阿拉对保罗说过：“计划必须按时进行，我不想再等了”；“她（塔尼亚）才不会离开意大利，她想要你的钱”等含有怂恿意味的语句。

另一个重要旁证是，阿拉的电脑里保存了多段她和保罗半裸视频聊天的录像，以及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大量裸照。

综合以上物证，警方相信阿拉和保罗长期维持着情人关系。更重要的是，两人的聊天记录中涉及案件的部分，阿拉表意清晰、目的明确，事前了解保罗的犯案计划，并催促其尽快实施。两人目标一致，都希望清除塔尼亚这个障碍，保全男方财产不被分割，然后两人可以结合。

③审讯证供

阿拉在笔录中全程否认知情和参与犯案，声称她与保罗之间仅为肉体关系，很少约会，几乎没有情感交流，私密照片和视频都是在保罗要求下拍摄的。保罗承诺和她结婚，帮她获得意大利国籍。他们彼此各取所需，单纯是利益互换关系。她不了解保罗对塔尼亚母女的杀意，更不会帮他杀人弃尸。塔尼亚是她的亲姐姐，她无论如何不会帮外国人伤害亲人。

但当警察问起，塔尼亚做过什么事对她帮助最大，或姐妹间的难忘经历时，阿拉却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她面无表情地低下头，不再回应警察提问。

除此之外，警方从阿拉的通话详单中筛选出几个打到乌克兰的电话，接听方是阿拉的乌克兰籍朋友伊琳娜（Irina Kulyk）。

5月29日，阿拉给从意大利回乌克兰度假的伊琳娜打电话，询问她在乌克兰的地址，说要给她邮寄一张意大利的电话卡，仔细叮嘱她度假期间一定要用这张卡从当地（乌克兰）给她打电话，最好每隔几天打一个，却未说明理由。伊琳娜觉得莫名其妙，拒绝了。

警方认定，阿拉此举是为了配合保罗的报警借口——塔尼亚母女离家出走，意图伪造塔尼亚母女出国的假象，掩盖杀人事实。

结合聊天记录、证人证言不难看出，阿拉参与了案件的每个环节：事前知晓杀人计划；案发时没有不在场证明；善后时，至少可以确认她帮助保罗清理现场（邻居看见她扔垃圾）、毁坏证据。

8月5日，警方以谋杀罪名逮捕阿拉。

还原动机和谋杀

①作案动机

保罗喜欢年轻的阿拉，对她非常迷恋，阿拉把这种迷恋看作一个在意大利站稳脚跟的机会，她想牢牢把握住。两人确定关系后，都急于摆脱塔尼亚和埃莱娜母女俩，保罗只想留下亲生的艾丽卡，和阿拉一起重新组建家庭。

但是，他没有把握应对塔尼亚提出的监护权要求。他出轨在先，是过错方，如果走司法程序裁决监护权归属，他很可能没有胜算。因此，保罗选择了更极端的方式，即谋杀。

阿拉的动机一部分是取代姐姐，和保罗结婚获得意大利身份。另一部分，可能是她对亲姐姐有难以言说的嫌恶或嫉妒之情。

埃莱娜被害的原因应该是她与母亲感情紧密，她失踪时13岁，知道许多事，如果她对警察开口，无疑会增加保罗和阿拉的暴露风险。而且埃莱娜若日后跟着两人一起生活，也是一个负担。保罗也难以对警方解释，为何塔尼亚把两个女儿都丢下、离家出走。所以，埃莱娜也是他们的清除目标。

②还原谋杀

实际的作案过程可能是，埃莱娜先于母亲塔尼亚遇害：她13:30回到家，家里等她的是早有预谋的保罗和阿拉。他们使用了某种能够避免出血的杀人方式，可能是扼颈或使用绳索谋杀了埃莱娜。

17:40-18:00之间，塔尼亚回到家，看到女儿不见了，而阿拉在家。她可能觉察到不对劲，与两名疑犯起了冲突。她本来就是两名疑犯的主要目标，很快被他们控制、杀害。

保罗家的一层，特别是厨房遗留血点较多，警方猜测是塔尼亚曾遭受重复多次的刀具捅刺或砍杀，因失血过多而死。

由于浴缸也检测出了塔尼亚的血迹，警方分析凶手为便于抛尸，在浴室内分尸，并把尸骸存放在浴缸里。因为浴室陈设较简洁，清理更容易，所以遗留血迹少，但他们还是将塔尼亚的血迹沾染在浴缸一处。

作案结束，两名疑犯立即清理现场，打扫卫生，丢弃物证。

艾丽卡当晚也许留在保罗父母家，或者同保罗回家后被他镇静安眠，所以对家里发生的事毫无知觉。

③搜寻尸体

警方讨论认为，塔尼亚身高165cm、埃莱娜170cm，母女均为中等身材，无论是否分尸，同时处理和隐藏两具遗体，困难也显而易见。想要毁尸灭迹，最为便捷的方式之一是寻找隐匿地点，丢弃塔尼亚母女的尸体。

格拉多利和周边地区有着良好的自然风貌，周围十几公里有大片连绵的山地、丘陵、茂密的深林和两个湖泊。野生动物种类较多且相对活跃，平时很少有人类涉足。他们极可能利用环境特点藏匿尸体。

两名疑犯在审讯中拒不合作，未透漏任何抛尸线索，警方只得采取无差别地毯式搜索寻找遗体。受限于地形和植被条件，搜索作业难度非常大。

2009年7-8月期间，连续多日投入了大量警力，并协调直升机、水下救援、警犬小队和当地民防组织召集的志愿者近百人，但最终也未找到塔尼亚母女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一名参与搜寻的警员在新闻采访中坦言：“尸体/尸块可能被藏匿在人迹罕至的林地死角，或者受到野生动物的啃噬破坏，搜寻成功的机会非常小。类似情形下的受害人遗体，如果将来能够重见天日，多半也是被探险者偶然发现。”

审判

2011年5月13日，保罗和阿拉被判终身监禁罪名成立。两人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中，阿拉的律师更换了辩护思路。

他主张案发当天的真实经过是：中午埃莱娜回家后因故与保罗起了争执，两人口角激烈。保罗一时情急，失手杀死了埃莱娜，这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18:00前后，塔尼亚回到家，看见大女儿意外死亡，情绪失控上前质问保罗。保罗不敢面对塔尼亚，也害怕事情败露，不得已狠下心一并杀了塔尼亚。

傍晚，阿拉来家里借住，她看到姐姐母女都已死亡，来不及隐藏遗体的保罗向她坦白了实情。阿拉为保护艾丽卡，使她不受家庭惨剧影响，唯有替保罗掩盖罪证，打扫现场。这是出于她对外甥女的关爱之情。

（法庭上的阿拉）

阿拉的律师成功打动了法官，2012年6月21日，二审法庭依然判处保罗终身监禁。对阿拉则改判为协助隐蔽证据、藏尸罪，刑期缩短至8年。

两名疑犯对二审判决仍有异议，选择继续提起上诉。（意大利实行三审终审制）

2013年11月15日，终审法庭确认二审判决不变。

阿拉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获准提前出狱，已于2015年重获自由。2016年初，有媒体报道阿拉已经离开意大利，前往土耳其定居，在那里开始新生活。

保罗在狱中偶尔接受采访，也上过几次电视节目。镜头前，他依然为自己做着无罪辩白，始终指责塔尼亚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