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决定中途退学的博士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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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做出退学决定，办理博士退学手续可简单太多了。

2022年10月，赵科在一天内盖齐了退学手续的章。他谨慎组织措辞，给导师发去信息，对方没有回复，几分钟后把他从所有群组迁出。

赵科并不是离开实验室的唯一一人，他走之后，一位同门换了导师。此前，他们私下互相给对方当树洞，大家共同的困境是，导师接了太多的横向课题，但大都与自己所做的方向不符。

“入学第一年，我就想走，那时候，我就已经察觉到，在这里得不到我想要的指导”，赵科曾试图委婉跟导师提出，需要充分的时间写论文，导师的回复大都是，“那说明你还不够勤奋，别人为什么就有时间写论文呢？”“如果没有天分，就需要更努力。”

近1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化发展愈发凸显。2011年-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从6.56万增长到11.6万，在学博士研究生数量从27.13万增至46.65万。

2019年，赵科入学那年，我国新招收的博士生突破10万人大关，整体在学博士生规模达到42.4万。与之相伴的，是大面积的博士延毕和清退现象。

根据《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到2018年延毕率已达到64%，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

一部分在读博士生无法继续学业，最终选择退学。导师只是其中一方面因素，在当前难以根绝的学术绩效评价导向下，科研压力层层转嫁，部分导师一定程度削减了对博士生培养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以此为基调，更多博士戏谑自己为“牛马”“工具人”。

“其实对于做横向这件事，我们也很挣扎，不接横向课题，就没有足够经费维持实验室运转，一个实验室，从场地费、耗材、到仪器设备，给大家的工资，全是用钱的地方。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疲于做横向，跟甲方扯皮，但看不到自己的成长，”赵科说。

2019年，Nature访问了中国690位博士生，当被问及“博士生涯多大程度满足了预期”，45%的人选择了“未达预期”。40%的博士生表示出现抑郁焦虑，并为此寻求过心理帮助。

《知识分子》访问了多位已经退学或尚在考虑退学的博士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头扎进学历教育的塔尖，对即将面临什么毫无准备。一些人因而卡住，他们很难轻言是否放弃——读博意味着多年的时间成本投入、对未来和自我价值的预期，一旦支点动摇，整个生活世界都摇摇欲坠。

一位已退学的女生描述了读博时的孤独，学校远离城市，身边的同伴不知不觉构筑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大家会默认，所有的时间都要在工位上，如果你想周末或晚上去看电影、游泳、爬山，只能悄悄不被发现，不然会有人说，论文出不来还有闲心搞这些事。”但事实上，她又需要娱乐生活将自己从实验的挫败中拯救出来。

另一位男生提到了自己直博第一天去实验室时的崩溃，电脑是10多年前的，实验室满是尘埃，导师一周只来一次实验室，上课都是随意聊天。他进组的第一件事是帮导师去企业讨要一笔款项，为实验室添置电脑。学生们想跟导师沟通实验室的事情，一催导师就急，“事情全堆在我这里”，发出去的学术问题也好像泥牛入海。导师从没跟他聊起过任何个人学业发展的话题。今年，他办理了博士退学手续，申请了国外的学校。

除此外，也有人提及曾遭遇的学术不端，无法重复的实验结果，实验室里的霸凌，等等。但诸如此类，都提醒我们，是时候需要重新审视博士生教育的定位与博士质量危机。

被焦虑、抑郁困扰的博士生们

“我认真思考了很近，可能自己并不适合走这一条路”，今年4月，博二的宋鹏给教授写了一封信，提出退学，按下发送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

他是物理学背景，“我从小就喜欢物理。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物理学的描述使自然界复杂的现象具有非常准确的感受，物理学的美是庄重感、神秘感以及第一次看见宇宙力量的恐惧感。”

然而，这种喜爱在读博阶段被不断消磨。“科研本质就是乏味的，我接受这点，也接受课题卡住、无法推进是一种常态，”但导师的态度在其中加剧了他的不适。

“导师不断催问我的进展，总说太慢了太慢了。事实上，我早晨8点进实验室，凌晨两点回去，有的时候可能更晚。我睡觉很轻，半夜还会被他发来的信息惊醒，再也睡不着。”

做实验、处理数据、写周报、做PPT，写论文，宋鹏的生活里充斥着这些词汇，“很多东西都被拿走了，没有娱乐，没有休息”。

在写下退学申请邮件之前的几个月，他明显感觉自己“坏掉了”，他惧怕跟导师汇报，想尽一切办法减少碰面和交流；早起睁眼，一想到要去实验室，恨不得“闭眼死过去”。

“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路一直很顺，火力全开，顺利保研，硕导对我读博的想法也很肯定，说我非常合适，心态稳，实验做得细致。”

他和两位师兄偶尔会去喝酒聊天，聊着聊着宋鹏哭出声，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好像溺水的人，偶尔把头仰出水面。”

程猛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他和团队曾对11位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和3位在读博期间有过抑郁经历的博士后进行了深度访谈。在这些经历过抑郁困扰的博士（博士生）中，5位经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或抑郁状态，9位自陈正在或曾受抑郁困扰，甚至有人曾数次站在校内一栋高楼的楼顶。

程猛及其团队在文章《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中这样描述他们的抑郁体验：

“他们被压力击溃，被丧失之感包裹，生活中弥散着对自己的负面认知，对人际关系尤为敏感，甚至产生种种躯体化的症状。”

而这里的压力与求学经历、身处的学术环境、同辈压力、年龄焦虑、性别、家庭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比如学术成果方面的竞争和比较，同学之间，开题、发表等方面节奏的快慢差异等都很容易增加额外的压力”，程猛补充，“当然，也有博士生会感受到明显的经济窘迫，尤其是面临成家立业的压力。”

在文章中，程猛写道，“压力不断累积之下，个人自信持续受挫，学习和工作效率显著降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气球不断被加压，终有一天到达崩溃的临界点。长期受挫也使得个体倾向将失败归因于自己，学业进展的不顺利导致他们对自我学术能力的怀疑，进而延伸到对自己全方位能力的怀疑。”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在方方面面越来越追求精确和效率的历程。在学术培养周期上，学制要求越来越严格，博士生们要完成从‘学徒’到独立研究者的蜕变，面临‘僧多粥少’的发表压力、严峻的求职压力，也有经济独立的压力。如果家庭给予的支持有限，在一段相对固定的时间内要完成这么多事，只有环环相扣才会比较顺利。一个环节出现曲折，或拖得比较久，那么可能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和沉没成本，”程猛告诉《知识分子》。

在此背景下，程猛在论文中试图用“学术文化”和“道德感”来切入博士生抑郁困扰的生成和缓释机制：“以‘过劳工作’和‘超时加班’为美德的科研文化环境，使得超时工作变为一种道德责任，一点点侵蚀着博士生的身心健康。他们拼命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术，如果学术进展不顺利，博士生更是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惩罚，推迟或者放弃正常的交际、运动和日常享受。”

长此以往，一些博士生陷入了恶性循环中，学业受挫、备受打击的他们如若无法得到其他支持和滋养，痛苦会不断弥散，甚至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失去平常的自信，道德世界陷入崩塌。

王檬讲述了自己退学前半年多的遭遇，导师持续进行情绪攻击和羞辱，总是凌晨两三点跑去实验室看大家在做什么。“我们组其他人都会被他说哭，羞辱一次之后，状态明显变得不好。只有我可能心理承受能力强一点，因此，老板可能也只是想发泄情绪，毫无顾忌，他可能觉得，我无论怎么挨骂，都不会走。”

“每个人都很焦虑，晚上睡不着，做梦都是实验，实验做不出来就着急上火，觉睡不好，醒来之后洗把脸继续去实验室。白天很困，晚上继续卷。”

长此以往，没有觉睡，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没什么好吃的，她也没有时间运动。“我之前每天都要去游泳，但现在没有办法去了，运动停了，人也焦虑，我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了，长结节，大姨妈都不来了。”

制度化生存困境

“饱受焦虑、抑郁困扰的博士生们甚至会出现躯体化症状，而这些症状既是生活在象牙塔的博士生个体内心痛苦的外显，也映射出当下高等教育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隐忧，”程猛总结。

在《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一书中，北京大学教授郭建如写道，“某种程度上，论文发表成为衡量博士生学术生产力高低的有显示度的符号，在一些高校，尤其是某些理工科专业，SCI被一些博导认为等同或取代博士论文，成为博士学术质量简便的标签和衡量博士水平的硬通货。”

“SCI对于高校就相当于GDP对于地方政府一样，成为一个崇拜物，成为学术生产能力的符号和象征。每年高校会盯着自己的SCI数量排行，在不少985和211高校，一半以上的SCI数量由博士生完成。因此，高校要在SCI上竞赛。就会直接将压力直接分解给博士，使之成为博士毕业和获得学位的一道关卡。一些博士一入学便集中时间写SCI论文，在论文发表之后才真正进入研究阶段。”

程猛进一步表示，“一项原创性很强的研究常常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做出来。年轻人在学科顶级的期刊发文章现在也非常困难，一些期刊比较看中领域内已有一定声望的成熟学者，对年轻的研究者不够友好。这也会触发了大家关于‘读博时间’的焦虑。”

然而，博士质量是多维的，如果只强调和关注一些容易衡量的指标时，也意味着，其他难以衡量的维度，也许是博士生教育中最复杂关键的部分，很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北大教育学院2008年曾做过关于中国博士质量分析的课题调研，郭建如引用一位北大化学学院博导的说法，如果仅从国外一流刊物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来判断，“我们的博士生已经接近国际较好水平，但如果看我们培养出的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开展独立研究的热情和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前沿领域的事业以及写作演讲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

而在当前博士培养中，关键的培养发生在学生和导师的一对一指导关系之中，这也使得一些问题发生后很容易被简化成为导师和学生的冲突。当然，研究表明，关于学生是否满意其博士生教育经历，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学术指导和学术氛围，在此背景下，学术指导和师生关系一直是关于博士生教育的高热话题。

然而，如果只是把问题归咎于导师个体的问题，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师生权力关系的异化，更大程度上来自不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

程猛说，“当前对于导师的评价和要求，更多来自科研，而科研就是看论文发表。以晋升为例，发表是硬通货，一些导师会不由自主地向学生转嫁压力。这里面是有师生共同成长的，但是过度的转嫁压力，重“使用”而轻视培养，可能会造成不太健康的学术生态。

除此之外，博士生导师队伍正呈现年轻化的态势。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达11.5万人，50岁以下的占46.7%。博士生导师一般为教授，近年来，部分培养单位扩大遴选范围，一部分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也可以招收培养博士生。

有能力的中青年学者被认为会带来更活跃的科研思想，也能更快接受新知识和方法培养博士。然而，当下中青年学者面临的科研绩效考核更加严峻，尤其一些项目和考核带有年龄限制之后，部分导师难免将制度化的科研压力层层转嫁，忽略对学生的培养。

“如果过度强调数量，总是强调又快又多出成果，在这样的科研评价体系下，老师难免会从自己的利益考量，招学生是为自己的课题服务还是把学生的兴趣点作为优先呢？这里的确可能有不同需求的冲突”，程猛说，“当导师的需要和学生的兴趣发生冲突之后，学生往往是弱势的。毕竟学生常常需要通过导师的指导来获得学术上的成长和学术资源拓展等方面的支持。经常是学生要么妥协，要么在有矛盾的师生关系中挣扎。”

王檬提到自己一位师兄，“人非常聪明，已经延毕了。因为国内发论文，很多时候要挂老板的名字才可以，导师压着，他没办法自己发。我觉得老板延毕是因为他太能干了，很难再招到这样的学生，能力强，英语又好。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他对科研的热情，谈到实验、数据、科研成果，眼睛里在发光。我走之前跟他最后聊了一次，他整个人很憔悴，他说很羡慕我，我能及时止损，因为我搭进去的时间一年还不到，但他搭进去四年，来不及了。”

“他说，他一定要熬到拿博士的证，然后去考公务员，不要再做科研了，他对这个圈子真的非常失望。”

这一案例并非孤例，这也是单一导师制被诟病之处——一旦学生被导师苛待或者与导师关系恶化时，总会感觉孤立无援，因为其他老师和行政人员不愿从中干预。

退出、分流和卡住

在豆瓣“博士，退学了嘛”小组，聚集了32000多人，小组简介第一行介绍：“退学？Do not feel any guilt about it!”

尽管小组里试图以这种态度鼓励大家，但在更广的社会讨论中，不管是外界还是博士生自己，都普遍认为放弃博士的培养意味着过去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沦为沉没成本，同时还会因此对个体产生道德贬义。

其中以直博生困境最为凸显，如果放弃博士学位，可能只能拿着本科学位去找工作，而相比同时期已经毕业的本科同学们，又缺少丰富的工作经验。

直博起源自2002年，当时教育部下发文件，允许特定学科和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直接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热潮兴起自2020年，当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提出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

此后一时间，多地多所重点高校宣布扩大直博生比例。

直博、硕博连读某种程度上对培养单位和导师都有益处，意味着留住优秀可靠生源，且保证了科研的连续性。

然而在实际过程中，本科直博生由于缺少硕士阶段训练，难以适应陡增的学业压力和艰巨的科研环境，从本科毕业生向博士生的身份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个人定位不清、个人能力怀疑和学习经历困扰”等适应问题，而这种不适状态将进一步影响直博生群体的学业发展动机。

一项基于五所高校的调查发现，本科直博生的心理压力和抑郁程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博士研究生。

文章开篇提到的直博生符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因为本科过于艰辛的读书经历，他起初对研究生的设想是，“不那么累，好毕业”，遇到了后来的导师，很好说话，不久就向他发出“直博”邀请，“读博待遇更好”。

他没想太多，就答应了，“家里也不着急我出来挣钱，而且从学历来说，博士肯定比硕士好。”

“我当时还问了下，读不下来能不能转成硕士，她说可以，我就读了。”

事实上，如果直博生需要迅速进入正轨，需要导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团队成员的帮助，但这些在符晓的读书经历中微弱地几乎不可见。

实验室规模七八人，包括两个在读八年的博士，其中一个在符晓进来之前刚刚毕业，是实验室的大师姐。“之前实验室的运转很多都靠小导师和大师姐来完成，导师跟大师姐沟通，大师姐再跟其他人沟通，分配任务。”

然而，符晓进组半年内，小导师也离开，加之此前大师姐的毕业，实验室近乎停摆。即使是上课，“也都是天南海北地神侃”。

符晓所在实验室里，一位研二的学生转去了其他导师，“跟我们导师说在其他楼，实际就在隔壁，每次来偷偷摸摸，因为我们导师也不来实验室，到现在也没撞见过。”

转硕也不在符晓的考量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之后还得在这个导师手里读。”他很快做出退学决定，申请国外硕士，等offer拿得差不多的时候，2023年春季开学之初，他正式提出博士退学。

而如果博士生因与导师在研究兴趣等方面不契合，想要转导师，这在制度上可行，但在具体操作时也可能会遭遇很多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涵里，自己名下的学生换导师，对于一些老师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这里有传统和现代师生观念的交织。”此外，程猛说，“因为博导招博士生的名额很有限，而且一般还要从项目里给学生出培养经费，如果学生最终转走，老师的利益也受损了。”

“一些理工科的博导可能稍好一些，人文社科的博导大部分一年只能招一个，有的时候还招不到。如果流失掉一个学生，是比较可惜的事情。”

因此，在一些高校，由于只有文件，缺少切实的支持细则，博士的分流-淘汰机制受阻明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接受《中国科学报》的采访，称一些学校和导师大多采取拖延手段，通过延期毕业由学生自行补足短板。

直博生的退出和分流亦然，“博转硕”被视作一条出路。但实际操作中，由于这意味着导师手里博士名额的缺少，又要再拿出硕士名额，更多需要依靠学生和导师达成意见统一。

一位在读直博生提到，当他向导师提出转硕请求时，导师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必要，可以通过延毕解决，并认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但事实上，我每天连打开电脑的力气都没有，对自己充满了厌恶。”

对于做出退学决定，一些人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这一关，还有更广泛的社会评价，来自家庭、社会。

“我有一位师兄，去年退学之后，找工作处处碰壁，我们是材料学的，他给一些公司发简历，HR必然会问这几年的空白，他说自己是退学，HR的态度就是，这反映了你吃不了苦，没有恒心，不说其他，工作态度就先打个折扣，”一位博二的在读生提到，这也是他目前出现明显焦虑，却不敢考虑退学的直接原因。

在当前关于博士生退出的提问中，更多的讨论是，“出路在哪里？”现实中，这一定程度上依靠博士生自己解决，学校对此的指导近乎为零。

“除了导师和师门之外，学校和学院层面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支持，拓宽学生的学术支持系统。当博士生遇到困境时，能够有一个可以让他们信任的安全网，有力的提供支持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有选择，有出路，有方向。和很多事情一样，博士生的奋力坚持和清醒退出都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转向不意味着一种失败，”程猛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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