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大事是怎么做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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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峰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这个季节的广东又到了“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季节，我到一位企业家朋友家做客，他指着园中的荔枝树说，这是三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人来深圳，开垦荔枝园时种下的，今年他的儿子把这棵树从果园移到了家里。

90年代的深圳，还是一片荒芜，在潮汕乡村已经是小康家庭的L总一家，来到深圳。“当时父亲告诉我们，深圳未来会大有发展，这一代会很难，下一代就会很好。同期而来的还有村里的很多人，都没挺住，陆陆续续都回了老家。”L总说。

现在的深圳人都艳羡那个年代来深圳淘金的人，而站在当时，在一个全新的土地上开垦，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那部分来深圳闯荡的群体无疑都是逆流而上的拓荒者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坚守者。

这位已逝的老者以超凡的远见和视野带领全家人在这座城市扎根。祖孙三代，爷爷做农业，父辈做商业，孙辈做新产业，新一代站在老一代的肩膀上，每一代人一脉相承的都是那份不服输的坚持和韧性，他们跟着时代的节拍，也跟随着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要努力把祖国建设好，给子孙后代造福！”深圳的退伍老兵吴开松说。他回忆道，当年在西藏援建国防工程建设时，除了要面对强烈的高原反应，还经常遇到雪崩、泥石流、塌方等自然灾害。曾连续多天断粮断水，26天未洗澡，靠喝猪尿维持生存。“战士们都没有半句怨言，都默默把苦咽到肚子里吃下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了新中国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着。”

种一颗荔枝树，待它开花结果，要10至15年才能品到它的甘甜美味。荔枝是一种长寿果树，据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树仍能结果。生命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累积，愿景的种子一旦种下，每一场接力都更接近那个看似遥远的目标，而时间就是那个默不作声的朋友。从小家到大家，没有前人的牺牲奉献，就不会有后人的大树底下好乘凉。

《梁启超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二十年风浪不能？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

那个年代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话，仿佛在说给如今的我们。

平凡日子里，大概这些都是我们励志的口号。而当危难来临，它究竟能不能成为支撑我们信念和精神的猛药，让我们由心萌发“天降大任”的使命感？

我们有没有锻炼好身体，磨炼好意志，去应对这艰难的巨变？滋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气节？是否在一个“即是最好又是最坏”的物欲横流时代懂得自我救赎和精神挺立？像一个战士那样去直面困难，接受它，挑战它，战胜它呢？

现在社会太功利，太快速了，让我们麻木，让我们没时间思考。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使命是什么？是在父辈的功劳簿上躺平吗？是面对无法改变的出身与现实差距自我放弃和怨天尤人吗？盛年不重来，我们没那么多时间精神内耗，天助自助者，从古至今，时代都会给予那些下苦功夫的接力者以最好的奖赏。

司马谈、司马迁两代人，前后相继创作近四十年，用整个生命去铸就了一部旷世绝作《史记》。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都是史官。父亲司马谈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但是司马谈年事已高，所以寄厚望于司马迁，他很早就给儿子进行了人生和职场的规划，并且有非常系统的路径和方法。

司马迁少年时期留在乡间耕牧河山之阳，接受精神和体魄的锻炼。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从20岁开始全国漫游，在旅程中，司马迁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中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第一手素材。

《八月炮火》的作者芭芭拉·塔奇曼说：“写史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你必须深爱你所撰写的主题。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感兴趣，又如何能吸引其他人呢？”所以，她写的都是她觉得很有意思的人或事，一开始是有些好玩的东西吸引住她的目光，如果她发现自己在这上面的好奇心一天天增长，便继续走下去，每个题材最后总是能带出新的事实、新的观点、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

司马谈就是在潜移默化中教会了儿子去热爱。如果不是真心的热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力量去驱动他。就是凭借着这份近乎痴迷的爱，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场景中，和圣古先贤融为一体。漫游到汨罗江畔，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读到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行古礼，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

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大量的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放宽了胸怀，增长了识见和才干。被王国维称为“宦学之游”。这是《史记》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巡行封禅，如此盛世，却成了这两父子的生死诀别。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

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段《命子迁》是司马谈对司马迁的临终遗命，反反复复、于情于理嘱托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写完《史记》。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天不遂人愿，因李陵案牵扯，他得罪汉武帝，下了监狱，受到了极度严酷的刑法。

他受尽折磨，几度想自杀，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唯一让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父亲的临终遗命，那也是他活在人世间的终极使命，想想人生大事还没完成，还是咬牙挺下来。他忍辱负重，以痛苦激发创作的灵感，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还有《诗》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著作。

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这就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狱中六年，他没有停止书写，《史记》中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在狱中完成的。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55岁那年终于写完了，共得130篇，52万余言。写完后一年，司马迁含笑离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来解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后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件大事一代人是做不完的，一个家族可能因为某个人而崛起，但个人只是漫长历史的沧海一粟，群体的累积，世代的延续，才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持续力量，做500强和做500年，同样重要。

周末和朋友们畅游粤西小城阳江，在面朝大海的地方有一座水晶宫，里面展示了800年前宋代的一艘沉船“南海一号” 。

这搜沉船1987年被意外发现 ，2007年才开始进行打捞。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呢？因为当时我国考古的技术还不具备打捞的条件，只有等待。这20年间，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的成长，他们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反复实验，终于创造性地制定了“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计划。

当我站在水晶宫殿中，看着这艘古船，闭眼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宋朝的鼎盛时期，吟诵着李清照的“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人与物穿越百年，仿佛注定在此刻相逢。

历经多个世代，木头腐朽，铜铁破败，那依旧历久弥新，与你我再次重逢的物品究竟是什么呢？是瓷器和黄金。它们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穿梭在展馆中，我思索着，这两种物品何以穿越时空传承下来？

是火啊！火炼真金，火铸瓷魂！它们都经历了烈火残酷的锤炼和检验，才被锻造和凝炼成了传世的珍宝。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被埋没，但只要有一天重见天日，它就依然可以大放异彩。一代人制造和运输，一代人发掘和保护，一代人把珍宝向世人展示，它们的价值被定格也被放大，一件大事一代人是做不完的，它需要一代接一代的累积，一代接一代的发展，一代接一代的创造！

• 作者：财经作家、万德福文化创始人，和君咨询合伙人。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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