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银行也骗人
“我比较信任银行，特别是这个银行有绿色的存款保险标识。”
四川成都人周佳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周佳前些年炒股失败，亏了十几万。从此以后她再不敢碰那些高风险的理财产品，连银行理财都敬而远之。
如此一来，保证财产不贬值的方法似乎只有找一家利率比较高的银行，把钱存进去。本地的成都银行年化4.05%，以此为基准，周佳在网上找到一家河南的禹州新民生银行，年化达到4.6%，对她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了。
直到2022年4月18日若干村镇银行发生爆雷，银行小程序开始了永久维护，无法线上取款。
周佳在禹州新民生银行总共存了60多万元，手头没有活钱，还房贷有压力。她报案了，本地警方不予立案；打电话到郑州去，给她登记了信息，接线员说正在调查，有结果会通知。
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感觉山崩地裂。
周佳最后的努力是亲自飞往郑州，毫无悬念地扫出红码。她不想被隔离14天，于是只能直接买机票回去。在防疫人员的催促下，她的眼睛哭肿了，口罩里全是泪水。出行之前，周佳的儿子被她托付给朋友，好奇的小孩问：妈妈，你去郑州干什么呀？
“妈妈的钱被银行骗了。”
村镇银行“爆雷”一个月后舆论发酵，光明网发布评论文章称，“必须保证合法储户的存款安全，否则会影响‘银行’整体的社会信用。”随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
事件拖延至今，对于这些储户来说，银行的信用已经荡然无存。不仅如此，更多老百姓开始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已有惊弓之鸟的感觉。
从信任到感觉被骗，只需要经历一次违约，而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信，诚也，从人从言。人说的话就是“信”，这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期许。言必由衷而产生信用，有了信用才能建立信任。
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非常重视“信”的意义。子贡问孔子何为为政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除一项呢？孔子回答先去兵，再要去除，则去食。
在孔子看来，执政者的信用比军队、粮食都重要，民无信则不立。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民间是天然讲信用的，因为乡土社会流动性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从熟悉里得到信任。这种信任和西方对契约的重视不一样，而是对一种行为的规矩非常熟悉，熟悉到不加思索地身体力行。
什么叫规矩？各行各业千条万条，最基本的就两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一条针对的是生命安全，一条保证的是经济安全。
刘邦入关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但也要保留这条“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礼俗被法理取代，“规矩”被契约取代。人们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如何信任对方？一纸有法律效应的文书，使双方达成契约关系，信用得以建立。
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信用的作用尤其突出。只要不是即时的银货两讫，一方需提前付款或供货，就需要以信用为支撑。
在大航海时代抢得先机的荷兰，就是靠这种契约性质的信用，建立了期货市场，大大推进了金融业的发展。
去年牙买加的咖啡在欧洲卖得很好，今年还没有产出，商人们就愿意为还没见到的货物先行付钱，抓住未来可预期的盈利。当然，前提条件是供货方有信用。
如此一来，市场上的资金就更加充裕，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增长。钱只要更大范围的流动起来，就一定能生钱，因为资本自动会往交易成本低的地方流动，这被称为“洼地效应”。
但是如果逐利的贪欲扭曲了价值规律，就会出现泡沫。郁金香球茎在17世纪时成十倍百倍的增值，有一名贵品种叫做“永远的奥古斯都”，在1637年1月卖到1万荷兰盾，可以买下一幢荷兰最繁华市中心的别墅。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泡沫一旦破裂，交易便无法完成，信用随之破产。
在现代金融业中，信用的地位更加重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很多银行直接称为“信用社”，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往来。银行信任企业或个人，才会给后者放贷，企业或个人信任银行，才会存款和购买理财产品。
从你的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这张纸是因为印刷精美、贴上防伪标签和水印产生价值的吗？当然不是，它代表的是国家信用。或许这个例子不太合适，毕竟现在很少人携带现金，那么打开你的电子账户——你凭什么觉得那一串数字就是你的财富呢？这就是机构的信用。
想想金圆券，想想比特币。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信用的崩溃，都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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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失地农民杨宝东被迫重启人生。他的儿子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公司给了100万赔偿金。
“这是拿我儿子的命换来的钱。”杨宝东对凤凰网记者说。他和妻子做了试管婴儿，生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两个孩子的开支大，杨宝东希望手上的钱能生一点利息，好补贴家用。
2020年8月，杨宝东在度小满平台看到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推出一款“重阳宝”存款产品，声称“年利率高达4.85%、保本保息、已参加存款保险”，杨宝东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非常可靠的。
来深圳打工的“小李”也将十几万血汗钱放在“重阳宝”里。
他和妻子租住在城中村的两室一厅里，每个月房租1200块钱，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小李”所在的电子厂效益一般，这几年工资只有三千多块，十几万每月能拿到五六百块利息，是家庭收入来源的重要补充。
行事谨小慎微的“小李”曾致电客服咨询，客服告诉他，“有存款保险标识，有问题必赔”。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他们的行为绝非投机，他们希冀的回报也不过分。百分之四点几作为存款利率算高的，但是在低风险理财领域比比皆是。
但还是有人认为，村镇银行异地揽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集资行为，储户们应承担风险，自认倒霉。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选择股票、基金和其它理财，恰体现了在资产管理上的保守心态和风险厌恶。
关于非法集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曾有个经典的论断——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那么从储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通过大品牌的网上交易平台将钱存在法定的、合规的银行里获取4%多一点的利息，理应是安全的。事实上，有些储户就是金融、财经专业出身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入这样的困境中。没有人不想多挣点钱，这无可指责，特别是在他们反复确认了合法性的情况下。
说白了，问题出在村镇银行借国家信用谋取价值，却无法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 河南新财富的实际控制人吕奕
这种国家信用俗话来说，就是“相信政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一个比较优势。根据历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来看，在各国民众对政府信任持续走低的趋势下，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哪怕是村镇银行，民众仍然觉得国家信用应为其背书，行政部门有权管辖并指导其行为，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为其“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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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要疑犯逃之夭夭的情况下，“兜底”最后也来了。7月11日，河南银保监局发布1号公告，于7月15日开始对5万元以下存款的账户进行垫付。
我们都希望此事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就算偿清所有存款，村镇银行的信用也已经破产了。
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
在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看来，信任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是一种产品，有着真实且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你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产生更多你所重视的价值。
如果不太理解这句话，可以回忆一下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大头宝宝”的照片流传于网络，使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度降到谷底，转而购买国外品牌，十多年过去了影响还未消除。
这十多年来包括三鹿在内的国产品牌遭受的惨重损失，和掺进三聚氰胺所获得的利润相比，要高出几个数量级。
这就是社会信任的价值，它还在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它不在的时候就带走一切。
想想那些储户和他们身边的人，还会再往村镇银行里面存钱吗？远不止这些，每一个对此事件有所了解的人，恐怕都不会这么做。不少人甚至主动提升了警戒的标准：非国有四大银行外，钱还是放在自己手里最安全。
个人作出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这无可指摘。但这种趋于保守的心态注定了，民间资本的流动性会进一步减弱。
前面我们也说了，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生钱。想要拉动经济，无非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流动性减弱，这几样的动力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在村镇银行事件上，地方政府的决策迟滞与处置失当进一步摧毁了储户对“公家”的信任感，特别是违规赋码的恶行，直接冲击了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
著名历史学家福山写过一本书，叫《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其主旨为：
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来自于“自发的社会性”。而现代社会通向“社会性”的道路只有三条：家庭、社会组织和政府，其关键因素是“信任”。“信任”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观念，更是一个经济甚至政治概念，对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的创新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比如我们去一家电商平台买东西，看中了一家店的某款商品，样式和价格都比较满意。这个时候，你会立刻下单吗？
很多人不会。他们会研究一下这个店，有没有“X年老店”的标识，这个店的评分怎么样，已购买的用户会怎么评价商品，销量怎么样。
这个综合评价的过程，就是信任的建立过程。而且下单后，还有一份来自平台的信任加成——“7天无理由退款”，你相信不会在这笔交易中受到损失。
那么这样一个电商平台，其实就是一套信用体系的具体实现。这个平台从理念成为现实，从无人问津到达成线下交易时代无法企及的日活量，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习惯，就是福山所谓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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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来说，信用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同样突出。
2013年3月，国务院颁布《征信业管理条例》，标志着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开始构建；2015年，大数据和征信业务的合流，芝麻信用分进入租房、租车等生活场景，引发了更多人对信用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提交征信报告，人们也频频听闻信用受限的案例，不能买房、不能贷款，甚至不能使用公共交通。
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社会价值之外，信用还有着非常实在的经济价值。
这个常识用经济学的思路非常好理解。假如书单君今天上午刚离婚，财产尽失一文不名，怎么继续生活呢？我会向银行或网上平台去贷款，向亲朋好友借钱，到下午凑几十万出来，问题不大。
我能借到，别人收集了我的信息进行判断后愿意借给我，都是因为信用价值。
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事实上一直被应用着。许多赌徒、骗子四处借钱，就是在透支自己的信用价值；一些年轻人缺钱时去找那些门槛极低的网贷公司，用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通讯录就能借到二三十万，最后才发现无法应付利滚利的巨额还款。
所以信用可以消费，但更要保护：慎重处理财务，谨防隐私泄露。
对于更宏观的机构甚至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发展前景好，民众才愿意把钱交给你，你要把承诺的回报返还给民众，才能维持信用。竭泽而渔，后果非常严重，直至引起社会动荡。
还有一点常识就是，信用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以达成动态平衡的相互信任。再好的朋友，一笔大额借款长期未还，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急剧下跌；再可靠的合作伙伴，只要一次违约，双方的信任就会破裂，这是经济上的信用危机。政治上则有个专有名词叫“塔西佗陷阱”，指政府一旦失去民众信任，无论其如何表态都不会让人相信，和孔子的“民无信不立”不谋而合。
如果信用建立在个人和机构、组织之间，特别是这些机构、组织有公权力加持时，个人是弱势方，因为其失信成本太高。这时候容易失信的反而是这些大体量的机构、组织，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多的信用价值。
信用价值一则取决于自身条件，二则取决于双方的亲密度或信息掌握程度。
进入征信时代后，机构、组织对个人信息的掌握是非常全面的，你完整的学历信息、就业情况、电子邮箱、通讯地址、户籍地址甚至缴税情况、民事裁决、低保救助、执业资格、行政奖励……大数据时代，机构、组织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
而你能了解对方多少？你知道银行拿了你的钱以后作了何种投资，进行何种运作？它投资的那些产业是否健康，有多大的风险？
你不知道，就只能信它一个承诺，即使它出尔反尔也毫无办法。
所以要推进信用体系的建设，重点并不在约束个人，而是要监管和约束机构，提高它们的透明度。
这样才能使个人掌握更多信息，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才有可能达成信用的平衡。在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监管和约束是缺位的，用户是没有知情权的，更何况其后隐藏着如此专业的黑幕。
7月17日，银保监会给案件定性为：
河南新财富集团操纵河南、安徽5家村镇银行，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方式非法吸收并占有公众资金，篡改原始业务数据，掩盖非法行为。并表示根据目前所掌握证据，绝大多数账外业务普通客户对新财富集团涉嫌犯罪行为不知情、不了解，而且也未获得额外的高息或补贴。因此处置方案确定对这些客户的本金分批垫付。
我们希望通过探讨这一案件，大家能对社会信任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也希望大家能更加妥善地处理资产，包括你的信用资产。
大家好，我是书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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