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拜登经济学”

在基于美国财政部披露的公债存续及发行数据，对未来数年美国债务结构及其量、价进行了分析测算。

关于【量】：预计新增债务规模约为“每年2万亿”——基于耶伦2033年债务上限51万亿的愿景；以及共和党众议员Alex Mooney披露的Joe任内“+4万亿”财政不负责任之路。

关于【价】：美国财政部选择尽可能避免在当前的利率“高位”发行长期国债，转而显著增加一年期以下Bills的发行来【置换】不断到期的Notes和Bonds。

二季度以来Bills发行利率普遍高于5%（远高于今年年内到期Notes1.6%左右的发行利率），未来持续大规模的长短端债务置换，意味着联邦利息支出显著上升的长期趋势。如下图所示，今年以来Bills（黑）与Notes（蓝）出现了显著的此消彼长，我认为这将是未来数年的“新常态”。

——通过持续的财政强刺激，驱动经济高增长，以扛住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但这意味着更加持久的高通胀与高利率。

而与此同时，高利率促使国际资本流入，产业与财政政策支持制造业回流一定程度对冲了货币政策紧缩对于经济总需求和流动性环境的不利影响。

——直至在大国博弈中取得决定性优势。

所谓“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

此点与本周公布的美国GDP数据超预期相呼应：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2.4%，高于一季度的2%，以及市场普遍预期的1.4%。

这份GDP数据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从去年的Hard Landing到今年初的Soft Landing，再到当下的No Landing，亦打消了美联储年内货币政策转向的“幻觉”。

从三架马车来看：

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1.6%，低于一季度4.2%的环比增幅；

净出口方面，进出口环比均由正转负，其中出口环比降10.8%，进口环比降7.8%，二者叠加，净出口对二季度GDP增长贡献为负；

私人部门投资在一季度环比降11.9%之后，二季度环比大增5.7%，主要得益于制造业设备和工厂建设投资的显著上升。

我曾描述了Joe自上任以来，以关键供应链“去风险”为名，开启一系列“进步主义”政策，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巩固美国在关键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应对“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在产业与财政政策的驱动下，美国制造业的建造支出正在呈指数级上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建造支出在2023年5月达到1943亿美元，是Joe刚上任时的2.5倍。

从下图可见，美国制造业建造支出在Joe“三大法案”——2021年10月签署的《基础设施和就业法案》，以及2022年8月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以及《芯片与科学法案》——直接补贴、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的驱动下开始显著上升。

尤其是Joe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之后，计算机、电子和电器制造业投资推动制造业建造支出进入“主升浪”阶段。

许多半导体、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可再生能源工厂在沙漠和锈带地区拔地而起。根据半导体工业协会（ISA）公布的数据，从芯片法案出台至今，已有超过50个新的半导体生态系统项目被立项。

同时非常“巧合”的是，这些项目75%以上位于共和党选区——我亚利桑那的同学将台积电、英特尔、高通、AMSL等半导体产业链企业抱团入驻带来的区域经济显著改善形容为“沙漠的新生”。

似乎意味着明年共和党赢得大选的难度有所增加，而即使共和党赢得大选，也不太可能得罪选民，逆转上述三大法案——确保了政策的延续性。

不得不说，搞政治还是Joe更胜一筹，虽然真正开启制造业回归是Trump，但坐享成果的却是Joe：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已成为Joe政治资本的组成部分。

（Joe：‘This is the way'）

然而，

凡事皆有代价。

Joe如此描述他的‘Bidenomics’经济学成就：

“美国过去两年里增加了超过13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近8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并带动了制造业和清洁能源的繁荣。2021年和2022年提交的新小型企业申请超过1000万份，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强劲的两年。”

同时，这位“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一直致力于确保工人加入工会，并支持其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美国工人的工作满意度达到36年来的最高水平，因为雇主提供了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和更好的工作安排来吸引和留住员工。”

根据德勤的预测，到2030年将会有21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空缺——以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为主。

劳动力市场紧张进一步助长工会的议价能力，同时工会薪酬谈判机制又普遍锚定于CPI，使得薪资与通胀互为因果。

这将导致下图所示的职位空缺（黄）、薪资增速（黑）与核心CPI（蓝）的相互共振强化，根深蒂固。

“笨蛋，这是政治”

——1992年克林顿曾凭借关键一句“笨蛋，是经济”赢得大选。

时过境迁，在30年之后的当下，如果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可能已跟不上新大国博弈时代的新变化。

——因为经济理性原则已经难以解释Trump政府以来美国政治家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需要承担的经济代价。

正如耶伦最近一次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所说：

“即使我们（对战略竞争对手）采取的有针对性措施可能在经济方面产生（不利）影响，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解决我们在自己的安全和价值观方面的关切。我们的目标并非是利用这些工具去获取经济上的竞争优势。”

而此刻其他大国强人亦有所行动，以资源民族主义、去美元化和地缘冲突回应美国。

——参与博弈的各方都在积极地：“降低依赖”、“去风险”、“减少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以及更重要的：保持“战略定力”。

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

当下大国博弈的核心是“世界秩序主导权（资源分配权）”的转移。

——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秩序主导国地位。

这场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核心利益只能通过击败对手取得：

输家的全部资产即为赢家的预期收益，而赢家的所有存量债务与沉没成本亦将凭空消失。

各方只能不惜一切代价的all-in，直到对手倒下。

这就是政治决定论的范式：

政治领导作为最重要自变量的理论，强调实力和政治领导起决定性作用，实力首先决定国家的基本利益，而领导决定用何种策略实现国家利益。

末了，

以一个经典的博弈范式作为本文结尾：

虚实相生

将欲去之，必固举之；

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将欲灭之，必先学之。

This is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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