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元植，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统一战略研究室研究委员
摘编：金元植，“韩国型价值观外交的必要性——超越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二分法”，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编《ISSUE BRIEF 451号》，2023年7月20日。原文见左下角“阅读原文”。编译：申智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姜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摘要：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加强以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的外交基调。一些专家对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表示担忧和批评，这种担忧和批评的根源是基于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二分法，并且认为价值观外交是大国的“专有物”。但是没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国家利益不可能独立存在，价值观和规范也是维护中等国家和弱小国家国家利益的强有力手段。随着冷战结束后消失的意识形态竞争正在回归，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围绕政治体制优越性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在加剧。在价值观和规则竞争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回避价值观外交层面的应对。在明确以宪法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感和普遍价值取向的同时，还应强调普遍价值的包容性和合作性。与其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二分，陷入二选其一的争议，不如为积极探索符合当今时代的韩国型价值观外交战略。
关键词：普遍价值、价值观外交、国家利益、包容、合作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编《ISSUE BRIEF》，第451号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 强调以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的外交基调，有人对此表示担忧和批评。批评的声音主要是以普遍价值为中心的外交基调代表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靠拢，从而导致与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不必要的矛盾和对立，最终会损害实际上的国家利益。相反，比起以价值观为基础，更应以国家利益为中心采取灵活外交来应对。但这种忧虑和批评的根源是基于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二分法，并且认为价值观外交是大国的“专有物”。本文将考察价值观外交崛起的背景和必然性，阐释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二分法以及价值观外交是大国的“专有物”的判断存在哪些问题。最后，就韩国的价值观外交超越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二分法，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当今强调以价值观或规范为中心的外交基调，其背景是冷战后一度消失的意识形态竞争的回归。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宣布了所谓“历史的终结”（福山），同时“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TINA）等西方世界认知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散，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优先主义、中国崛起等一系列新事态的发展，新形态的全球性意识形态竞争也随之而回归。当前中美的意识形态竞争，一方面是两种体制之间优越性竞争，另一方面也是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中国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阐明了相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的优越性。从国际秩序角度来看，中国正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要求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更加民主化。与过去相比，中国的这种外交态势更为积极，美国也明确地将这种应对定性为对普遍价值和规范的挑战。拜登政府上台后，尤其强调所谓自由民主主义和权威主义体制的对立。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曾指出，这标志着“我们大陆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转折”(Zeitenwende)，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对权威主义体制的对立立场。拜登总统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也明确表示,这种对立是“重塑国际秩序未来的战略竞争”,而中国是唯一兼具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和能力的竞争者。冷战后消失的体制优越性竞争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竞争正在以新的方式回归。当然，不应将这种围绕价值观和规范的对立定义为当今中美竞争的核心因素，或是过度评价为这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原封不动的再现。第一,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或对抗无关,而当今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对立相比以前只能说是缩小了,很难说是加强了。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两国的国家利益，而意识形态因素可以被视为两国关系改善或对立的因变量。第二，目前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很难被看作等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体制对立等敌对理念的对立，冷战时期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范围内的阵营也不复存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公开反对和批评“冷战情结(cold war mentality)”，美国也不希望出现“新的冷战”。尽管如此，不能否认当今以价值观和规范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竞争正在加强，这种竞争产生了多种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围绕普遍价值的争论已经超越了政治、军事领域，对技术、经济领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今，中美体制优越性竞争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竞争在硬实力和软实力领域都愈演愈烈，韩国也不得不考虑上述两方面进行综合应对。为了重塑未来的国际秩序，增强国际话语权，韩国需要在价值观和规范层面采取积极的外交战略加以应对。在中美两国围绕体制优越性和国际秩序规范的竞争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韩国对于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应该积极行使发言权，而没有理由回避。资料来源 ：https://www.president.go.kr/newsroom/press/EndaUPuz正如开头所提到的，对价值观外交的担忧和批评是基于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二分法，并且基于价值观外交是大国专有物的观点。这些见解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不能否认日常生活中在价值观与利益之间进行选择情况频繁发生。不仅有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背弃自己追求的价值观的情况，也有为了坚持自己追求的价值观而甘愿承受利益损失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和利益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例如,为了界定韩国的国家利益，首先需要明确韩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以及追求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放弃宪法所规定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和人权、民主）而追求的国家利益是根本不成立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同样，因为追求国家利益而侵犯和占领他国领土的事情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追求国家利益的国家政策一般也只能与该国家的认同感及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绝不是可以用二分法进行区分的对象。第二，将价值观外交视为大国的专有物也存在问题。这种想法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现实，认为能够支配世界的是军事力量等物质性力量，而价值观和规范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大国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外交手段或名分而已。在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中，软实力和名分仍然是有力的现实力量，价值观外交也是中等国家和弱小国家抵御强权的有力手段。考虑到目前围绕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展开的激烈竞争，价值观外交将是保障韩国在国际社会上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不可避免和有用的选择。正如上文所述，当今价值观外交的强化不仅是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可避免，而且考虑到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的情况，价值观外交也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因为随着韩国国力的增长国际社会需要韩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以“全球中枢国家”为定位,不断加强价值观外交。韩国政府今年3月共同主办了第二届民主国家峰会，并将于明年主办第三届民主国家峰会。同年6月，韩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明确表明了“与自由世界联合”的意志，强调了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实用主义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并在这一基调下取得了改善韩日关系和强化韩美同盟的成果。现在的问题不是韩国今天是否需要价值观外交，而是应该通过怎样的战略构想来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对此，有必要同时考虑韩国的认同感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首先，所有国家的外交战略都离不开相关国家的公民如何认知和界定自身共同体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韩国的价值观外交应该以韩国宪法所规定的核心价值观，即自由、民主、和平为基础。自由、民主、和平既是构成韩国自身认同感的核心价值,也是韩国所向往的普遍价值。第二，自由、民主、和平这些韩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价值，同时也是规定韩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价值，而且韩国所希望的国际秩序是能保障所有国家自由的民主秩序，也是能够保障和平的国际秩序。以这样的原则为前提，韩国的价值观外交不可避免地要扩大与共享普遍价值的自由主义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这种价值观外交并不是立足于对特定价值观的排他性，也不是追求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的敌对。因为韩国在巩固自身认同感，与共享普遍价值的国家积极联合的同时，积极尝试与他国进行包容性的对话和沟通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推进以自由、和平、繁荣等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化的同时，通过合作原则强调包容、信赖、互惠的韩国“印太战略”将成为很好的例子。考虑到韩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能回避，也没有理由回避对于所向往的价值和规范的追求。韩国没有脱离价值观而独立存在的国家利益，也不存在与国家利益无关的价值观。与其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二分，陷入二选其一的争议，不如为积极探索符合当今时代的韩国型价值观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