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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进校园旁听,他们选择做大学里的“边缘人”

混进校园旁听,他们选择做大学里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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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看天下实验室

作者 | 李彤  编辑 | 曹颖


傍晚5点40分,旁听生阿茶急匆匆地赶到中国传媒大学校门口,此时距离上课还有20分钟。


他掏出一张校园卡,在闸机上刷了一下,警报声响起,那是向朋友借来的卡,人脸核对不成功,保安将他拦了下来。


“把你的学生微信拿出来看一下。”


“我今天没带手机。”


“那把你的校园卡拿出来给我检查。”


阿茶内心有些慌了,但表面仍佯装镇定,试图把校园卡从卡套里抽出来,卡套的阻力减缓了抽卡的速度,他趁机调整为急迫的语气,“我上课要来不及了,实在不行我把卡押在这里,你自己查。”身后等待的学生们已经面露不耐烦,保安无奈,只好给他放行。


这是阿茶最惊险的一次校园大门突围。2023年,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每次入校,他都要时刻观察保安的视线,等待人流最多的时刻混进去,即便这样,也因为人脸识别失败,被保安拦下过三次。


阿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能进中传旁听。


旁听生,大学校园里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被称为“边缘人”,不是校园的“主人公”,却因为向往大学的知识与精神,时常流连于校园。


“旁听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清末已经出现旁听生,民国至今,许多大学专门设立了旁听生条例,制度逐步完善,校门一度向旁听生大开,二十多年前的北大,上课铃一响,谁愿意听课都可以到教室坐下。后来,因为校园管理力度加强以及挤占教育资源的争议,旁听开始受到限制。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旁听生更是从群体缩减为个体,几乎“消失”了。


一代又一代旁听人,一次又一次进入校园的尝试,渴望知识的脚步从未停下,而校园的大门究竟是否应该阻拦他们的脚步?



“我需要大学的教育资源”

2021年,阿茶考入北京某艺术院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但并不乐观的专业前景让他担忧,哪怕不考虑薪资只为热爱,目前的创作环境也存在诸多限制。


他希望找到一个可以突破现状的机会——学习新的技能,在未来的就业中建立起竞争优势。


他曾尝试过听网课,但效果并不好,“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知识,想找什么都能找到,但线下课堂能让我面对面地接触到人,与人合作,听有经验的人分享,还能亲身参与实践,这都是网课得不到的。”一番探索后,阿茶决定去中传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旁听,开始了起早贪黑、穿梭于两所学校之间的“双面生活”。


阿茶拍下的课堂照片 / 受访者 供图


旁听理由很多,但大抵都是对象牙塔的向往——有人和阿茶一样渴望学习知识、提升自我,有人为了考研,有人希望提升工作技能,有人想要感受顶尖学府的氛围,也有人只是怀念校园纯粹的净土。


只不过,在今天想要成为一名旁听生并不容易,曾经能够抱团的群体已经消失不见,只能凭自己本事单打独斗。


95后小潘已经工作4年了,从事设计的她越发感受到单一的学科知识在职场并不足够,“冬奥会相关的设计要理解体育精神与历史,一些影视工作也会涉及到诸如传播学、宗教学的知识,投入工作后,我发现自己仍然很需要大学的教育资源。”


从2023年4月起,她辗转联系了两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生帮她预约入校旁听。“第一个女孩比较内向,我不好意思再麻烦她。幸好第二个女孩很开朗,也很好奇职场,她找我吃了饭,说可以帮我预约,但她快毕业了,以后还要再想办法去旁听。”小潘谈起自己通过小红书和“北大清华讲座”微信群找人帮她入校的方式。


阿茶也笑称自己一直在尝试“打入敌人内部”。


他先是找到在中传读书的同学带他进校参观,又抄下了数媒专业的全部课表,要来了学生内部对课程的评价文件,经过精挑细选,最终确定旁听三门课。这个专业的学生大多喜欢游戏,每次去教室旁听,阿茶总是穿着印满游戏原神人物的短袖T恤,以便更快融入这个对他陌生的集体。


对阿茶而言,坚持旁听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混进校园”。目前,中传同国内多所大学一样,仅开放校内师生亲友入校,且需要提前在访客预约系统上登记,明确填写受访者姓名、工号、受访部门以及来访者准确的进出校时间。据一名中传在读学生透露,只有辅导员等在校职工才有工号,学生每次申请需经过辅导员审批。或许因为如此,阿茶从未在校园里遇到其他旁听生。


阿茶的课表标注出了在中传旁听的课程和赶路时间 / 受访者 供图


他的同学扑扑就一直没找到旁听机会,因为在北京上大学的朋友不多,找不到人帮她入校,也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得课表,种种困难让她的计划最终流产。


缺乏人脉与资源,很难在这场“旁听之征”中突围。



他们从工地来到课堂

陈扬偶尔会梦到在北大旁听时遇到的保安小强,那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穿着松垮保安裤的小伙子总将他拉回20年前的记忆。


1997年,刚满19岁的陈扬在军校读书,学校到北大骑车只要30分钟,出于对名校的向往,他骑进了北大。


未名湖边,几个年龄特别大的人坐在一起,手里拿着很多资料和不知道从哪里撕下的课表,讨论着要去听哪些老师的课。陈扬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可以进北大旁听。


校门没有闸机,“混”进校园轻而易举,哪怕长得不像学生,说明来旁听的课程,保安也会放行;校内公示栏上贴满了课表,少数人整日在校内旁听,用公共电话拨打他们的传呼机,他们就能第一时间回复:当天哪门课有趣,在哪个教室上课。


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原则的北大,彼时孕育出了上千名旁听生。


陈扬决定加入旁听队伍,他也是在那时注意到了保安小强。


小强站在校门口时,与身着的保安服格格不入,透露着一种强烈的滑稽感。某天,他穿着那身保安服,出现在历史系的课堂上。陈扬由此与他攀谈起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得知小强爱看书,写作文得过奖,但初中没念完就来北京打工了,父亲去世早,母亲糊涂到人都认不出来,小强最大的心愿,是供妹妹读书上大学。他当保安之余来旁听就是“想知道将来妹妹读大学是什么样子”。


小强住在北大南门外一栋破旧得如同棚户一般的三层小楼,那里聚居着许多北大旁听生。他们的居住环境如同工地,很脏很乱,房间里却堆满了书。他们没有固定工作,但每天坚持来北大听课,晚上的课开始前,常有人穿着工地的服装,满身尘土,匆匆赶来。


21世纪初,有北大学生调查旁听生群体时,将他们划分为游学者、考试族、周边高校的学生三类,“游学族是北大旁听生中最具个性的群体,以较低学历的学生为主,还有一些诗人、商人、学者、作家,甚至大学教授。他们大多怀着对精神或物质的追求,来到北大这块心中的‘圣地’。他们形态各异,自有活法。”


直到新冠疫情暴发、大学校门彻底封闭前,各式各样的旁听生仍活跃在北大课堂。2018年,北大毕业生杨雪在校期间采访了9位旁听生,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19岁。那位19岁的河北农村小伙魏浩让她印象最深刻——


他高一时冲动辍学,只身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的两年里半工半读,在北大邱德拔体育馆、野草书店都打过工。他从小对文学感兴趣,喜欢写诗,用北大治贝子园的“治贝子”作笔名,写了不少小诗。他一边旁听北大中文系的课,一边准备自考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杨雪在这群旁听生身上深刻体会到学习与年龄、身份无关,他们“积极上进、有想法和执行力、生活态度坦然自信、对自己的道路有清晰的认识和规划”。他们或许是校园里的“边缘人”,但未必不如“主人公”优秀。


五年过去,杨雪无法得知他们的近况,也不知道像魏浩一样的旁听生如今有没有实现当初的目标,但她希望北大的课程资源,能帮助他们“受益终身甚至改变命运”。 


陈扬也早已和小强失去了联系。一起旁听快两年后,小强失踪了,陈扬再次见到他时,他为了生计丢掉了两根手指,赚够了妹妹的学费,因为奶奶生病,他决定回老家。临别前,陈扬送给他几本小说。陈扬如今已经记不得当年旁听过的课,却始终无法忘记小强和那些住在“棚户”里的旁听生们。


通过旁听学习知识能改变底层的命运吗?陈扬不知道,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至今想起依旧让他动容。


“这种对知识的好奇与敬畏让生命多了点‘无用’之灵光,让心灵多了点自由之旷野。”杨雪曾如此写道。



“让最初的隔阂消散”

如今,昔日在大学校园里聚集的旁听生群体已经四散了。多名大学在校生表示,没有在课堂上见到过旁听生。


1944年,国立音乐院旁听许可证 / fotoe 图


变化并非突如其来,关于旁听生能否进校园的争议由来已久。最常被讨论的是,不限制旁听会不会挤占教育资源。


比如,旁听生涌进热门课的教室,占了座位,导致部分选课学生只能站着上课;一些旁听生的“积极参与”有时干扰了课堂,还有人在课后缠着老师问问题,占用了选课学生的时间,也加大了老师的工作量。2015年,在某校公共法语课上,一位教务老师要求只允许选课签到的学生进入教室,旁听生则不可以进入。


2018年,北大教务部发布过旁听制度,但面向的是“校外单位人员”,旁听接受条件写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身心健康,经所在单位介绍,提供有效身份证明、证件者,在教学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可申请自费旁听修读我校为本科生开设的某门或几门课程”。可见社会闲散人员没有办理资格,即便是拥有资格的旁听生,制度中也明确“学校不解决校外旁听生的住宿及校内食堂饭卡问题;学校不负责办理图书资料借阅等事宜”。


关于旁听的更大矛盾也发生过,甚至影响了校园秩序。


2017年,旁听生龙江豪与北大对峙法庭。起因是北大学生发帖称不止一次在课堂上遭到龙江豪的威胁和骚扰,北大因此限制其入校。但随后龙江豪先后起诉了北大和发帖学生。


杨雪表示,自己在北大读书时,没有因旁听生的存在而受困。她认为,只要旁听生遵守课堂纪律,应该不会影响本校学生的学习,“除了线上开放课程平台,线下课堂也应该允许社会人士来听讲,毕竟大学资源的积累和提供是靠全社会公民共同纳税支撑的。”


在阿茶的童年回忆里,大学是他和父亲的一块净地。没上过大学的父亲,总爱去校园里听讲座,他们也常去家附近的长安大学跑步,那里有不少居民悠闲地散步。


混进中传旁听后,一度担心自己无法融入的阿茶意外地感受到来自校园的温暖。


同学们会主动给他分享课程资料,老师也很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旁听生,会给他推荐可以参加的比赛项目。阿茶也常拿来自己学校的演出票分享给大家。一个学期下来,他和同学们组队,完成了两份小组作业。


穿过校门的那道闸机,没有人将阿茶视为“外校生”“边缘人”。


“旁听给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团队,在数媒专业,单打独斗很难走下去。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对这个原本我并不了解的专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个大三的学长和我分享了很多游戏行业的实习经验,这与校园生活截然不同,也让我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我好像真的成长了。”   


今年在清华旁听了一学期医学人类学课程的梓阳也体会到一种亲近。


“进入清华要通过预约而不是直接刷脸,让我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但当真正坐进课堂,无论是来自清华北大,还是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对知识的兴趣与共享会让最初的隔阂瞬间消散。”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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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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