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老建筑，如何用影像记录？

拍摄中国建筑遗产三部曲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9年。当年我的电影《中国之夜》在瑞士真实电影节（Visions du Réel）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去瑞士领奖的时候，我在那里看了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日本的老建筑如何影响了全球的建筑师。当时中国正处于大拆大建的浪潮之中。在看那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很感慨，觉得中国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老建筑。于是我当时就发下一个愿，我说希望有一天，我要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老建筑的电影。

在之后的十年里，我持续地关注这些老建筑的命运。我找过投资，包括给一些著名的投资人写信，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人给我回复。这个事儿就暂时放下了。

大约在2017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去寻找老建筑，想要把拍摄纪录片的计划重新提上议程。2018年的冬天，拍完了院线电影《海面上漂过的奖杯》，我正好有一个空档期，我于是又想到了曾经发过的这个愿。时隔近十年，大拆大建的过程已经过去，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老建筑，关于建筑保护的意识也正在形成。

《楼》将镜头对准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大城市里的老建筑，以老建筑的保护和活化为主题。

2019年春天开始拍摄《楼》的时候，我还没有拍摄三部曲的想法。当时只是想拍一部影片，而且想在我业余的状态下拍摄。所以从状态上来说，一开始是相对轻松的，想的也只是如何把建筑拍得美轮美奂。但是拍着拍着，我发现建筑遗产的保护和更新背后有很多学术的内容，需要进行一些学术上的梳理。而且越梳理，就越觉得工程浩大，同时内心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大。

所以拍摄了2个月，我们很快就认定，要回到文献，要进行大量的采访。拍摄到的建筑，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个建筑的命运都与历史和时代紧密相连。比如我们拍摄位于北京的中法大学旧址，它的诞生建立在民国初年蔡元培组织发起的留法俭学会与法文预备学校以及孔德学校的基础上。所以我们邀请到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长来给我们讲述这段历史。

在北上广寻找拍摄对象，是因为当时的我毕竟是一个建筑圈的外行，想从自己更熟悉也更容易操作的大都市入手。当然，如果只是宽泛地拍摄，可以拍的老建筑非常多。我想找到一个角度，通过我的镜头观看老建筑今天的命运。它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它们该如何被保护？又如何产生新的价值？没经过太长时间思考，我就确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更新是这部纪录片最重要的方向。因为建筑遗产只有被利用起来，才是良性的循环。如果仅仅把老建筑锁起来，它们的命运就和公众完全无关。

2019年的春天，大约3、4月份的时候，我开始在北京寻找老建筑，我们当时是一边拍一边找。

我找到了东景缘。东景缘位于北京二环内，它所在的建筑原本是智珠寺，一座建于18世纪的皇家寺庙。建国后它一度变成工厂，后来又被废弃。林凡先生和来自比利时的温守诺先生接手的时候，智珠寺处于非常破败的状态。从2008年开始，东景缘团队花了5年时间，动用自己的资金，坚持以“修旧如旧”的手法对智珠寺进行修缮。各个历史时期留下的痕迹都被保留下来，但是空间又被赋予了现代的使用功能，变成了集酒店、餐厅、咖啡馆、画廊为一体的综合空间。2012年，东景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优秀奖。但是，东景缘刚开放的时候，引发了很多争议：老建筑里怎么能开米其林餐厅呢？

我们在采访这这些相关人士的时候发现，他们对于老建筑的关注，不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和刘刚一样，很多人都是因为自身经历的原因，和老建筑有着很深的情感连接。

《楼》还没拍完，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仅要拍这一部纪录片，还要拍摄中国建筑遗产三部曲。《楼》《厂》《乡》三部的主题都是关于老建筑的活化，但是分别聚焦的是城市、工业和乡村的建筑遗产。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去到全国各地，为《厂》和《乡》在各地进行调研工作了。

关于后两部的经费，我当时也没多想。因为我们也和很多制片人和投资人交流过。在2020年，别说一部纪录片，很多商业电影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想要找到投资几乎没有可能。后来我干脆就不找了。我把房子卖了，有了卖房子的钱，我盘算了一下，觉得能把《楼》完成。

没想到因为筹备后两部纪录片，2022年的时候，我有点难以为继了。各界的朋友以各种形式给予我资金上的支持。就这么一点一点，像化缘一样，《楼》的资金凑齐了。所以这部电影的片头出现了很多出品人。

从2019年的3月到2021年的3月，《楼》前前后后拍摄了两年时间，采访的素材最后整理出了28万字。电影的篇幅是有限的，我准备将这些文字整理出版成同名书籍《楼》，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讲述中国建筑遗产的口述史。2022年3月，《楼》剪辑完毕，当年的10月拿到了龙标。

很多人对于建筑遗产的保护还是存在非常多的偏见。比如我们片中拍摄的东景缘，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老建筑应该关起门来或者售票，它怎么能开米其林餐厅呢？他们不能接受，老建筑可以被用起来。我希望看完这部纪录片，即便没有去过这些建筑，从这些案例里，观众能够意识到，建筑遗产的活化是有意义的。

在《厂》里，我们探讨了工业城市的消失，比如位于阿尔金山南麓戈壁滩的青海冷湖。这片无人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石油而兴旺，资源枯竭之后，又重归寂静。

我们还讨论了工业遗存的命运。北京798艺术区的诞生是中国工业建筑遗产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如果一个三四线小城市照搬这一范例，就完全不合理了，因为从艺术资源、国际交流的活跃度上，这些地区和北京无法相提并论。

在《厂》里，我设置了好几种对比的方式。比如同在沈阳，有红梅味精厂也有东贸库，它们的命运和业态各不相同。同样都是油罐，上海的油罐变成了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空间之一，安庆石化总厂的油罐变成了青少年活动中心。在这部纪录片中，对比的语境和视角无数不在。

围绕这些工业遗存，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创作者，比如作家班宇、艺术家宋元元。他们从小生活在工业城市，工业遗存对他们的影响贯穿于艺术创作之中。相比《楼》，我觉得《厂》中的人物更鲜活。比如莫须有工厂的主理人那林呼，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偶然遇到了北京五环外的这个工厂，于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夜店。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里现在竟然变成了北京最火的夜店之一，周末年轻人都去那蹦迪。

工厂的形态是比较单一的。东北的工厂和广东的工厂，虽然相距遥远，但是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乡村不一样。中国幅员辽阔，乡村有很多形态。也正因如此，乡村建筑遗产虽然面临着老建筑共同的问题，但是它的丰富性、可能性也更多。

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并不紧迫。我去新疆拜访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范欣院长。她一直致力于新疆民居的研究和建筑遗产的保护。她对南疆老建筑的保护感到非常焦虑。这种蓝色门、红色院墙、充满色彩的老建筑在中国的民居中本就十分少见。在今天，这些建筑也正在加速消失。

我们去大理剑川，负责沙溪复兴工程的黄印武教授在那里待了二十年。我们去赶集，当地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黄印武教授在做的事情。这让我们又惊讶又感动。你能看到他完全渗透到了当地，而且能看到建筑遗产保护和活化与当地普通人之间的连接。

乡村建筑的保护和活化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安徽黟县有很多建筑遗产，这里也是知识分子最早“艺术介入乡村”的村庄。从2010年开始，左靖就成为了乡村工作者，用出版、展览、潮流商店的形式进行文艺乡建。

江西抚州金溪有1万多座老房子。这些老房子又该怎么去利用和活化呢？相比工厂，乡村建筑遗产因为处于边缘地带，活化更新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不是改造成一间民宿就能解决问题。所以特别需要黄印武、左靖这样深耕在当地、长时间关注一个领域的人。

今年5月，我带着《乡》的方案去上海参加了新鲜提案·黎里真实影像大会，当时在全场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大会上，《乡》获得了“单片优胜提案”和“观众选择最佳提案”两个奖，我自己也非常受鼓励。

在拍摄中国建筑遗产三部曲的过程中，我自己对于建筑遗产的认识也在不断积累。我也深切感受到，对于中国来说，建筑遗产的活化刚刚开始。与之相对，在19世纪中期，法国历史遗迹委员会就已经开始利用摄影进行历史建筑保护，他们的意识和概念走在了很前面。

我自己的能量非常有限，希望能用中国建筑遗产三部曲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不管三部曲最终的票房如何，能让公众的意识、行业的意识甚至政府决策的意识都产生一些改变。在三部曲完成之后，我希望能够建造一座建筑影像博物馆。因为在拍摄中我认识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人士，但是一直觉得特别遗憾的是，在中国，还没有一座真正的关于建筑影像的中心。今天的时代是影像的时代，如果没能把这些建筑遗产用影像记录下来，是一件特别可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