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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田博二今年84岁了，
他是玛格南图片社唯一的日本摄影师，
45年的摄影生涯里，
拍摄超过100万张照片，
他一生的作品，
1983年秋天，当时价格昂贵的红旗车停在故宫前供游客拍照
1979年，他在周恩来总理的
介绍下来到中国，
10年间，他往返中国50多次，
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
留下了20多万珍贵影像。
“那个时候的中国真的是非常美，
大家都过着朴素的生活，
表情非常美，那种清贫，精神上的简单，
他在7月来到北京。
面对我们的镜头，他边翻看影集边感慨：
“好怀念啊，
我不知道还能活几年，
5年，10年，15年？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离世的那一天
编辑：张锐嘉
责编：倪楚娇
他因为拍到了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碑前的石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而一举成名。随后，他进入越南，亲眼见证了1975年西贡的陷落，并成为第一个进入朝鲜的外国独立摄影师。可他却唯独钟爱拍摄普通人。他曾在采访中说：“普通人就是所有人。”1979年，久保田第一次经周恩来总理介绍来到中国，此后的十余年内，他往返中国50余次，拍摄1050天。
剧场后台，上海，年份不详
光荣退休队伍，上海，年份不详
上海，1979
1979年，在上海的市集里，一个个颜色鲜艳的猪头被挂起来售卖，当时猪肉是人们餐桌上最主要的肉制品，阿姨手里攥着现金纸币，旁边穿西装的阿姨自带菜篮子，80年代后，塑料袋才慢慢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上海，1979
久保田博二爱拍烟火气的市集，四名女性正在熟练地杀鹅，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上海，1985
这里是1985年的上海南京路，开满了商铺，人头攒动，车辆来往不绝，当时人们的衣着相对朴素统一。
上海外滩，年份不详
内蒙古包头，1984
人山人海的自行车队显得尤其整齐，十分壮观。
火车里的硬座旅客，1979
在老式硬座火车上，人们打牌消遣时光，他们穿着朴素的白色T恤短袖和跨栏背心，大家开放地聊着天。
80年代上海的理发店
上海的美发沙龙人满为患。那个年代，理发店是高端、洋气、时髦的象征。女士们穿着鲜亮的衣服，头顶简易毛巾和卷发模具，没有座位的干脆站着等待，没有手机的年代，阅读是人们打发时间最好的工具。上海，年份不详
90年代，索尼展柜外，穿着朴素的人们大排长龙，当时的产品有彩色电视机、系统混合立体声唱机等新鲜高科技产品。日本企业索尼在60年代通过代理商进入中国，但1992年才正式成立北京公司，开始自己的销售渠道。
上海，1979
在上海的弄堂里，一场牌局正如火如荼，人们一边纳凉，一边闲聊。小孩子们在背后的巷子里玩耍。
上海，1982
广州，1982
福建泉州，1983
福建泉州的街头，一个年轻人正和他的长辈在街头挤牛奶，旁边的电线杆写着标语：禁止在街道圈养牲畜。
那是一个正在经历变革的时代，久保田博二记录下了一个个新老交替的瞬间。
上海，年份不详
80年代上海清晨，一边是超长有轨公交车，一边是老式渔船在河上排队等待。
海上帆船，上海，年份不详
在零下35度的哈尔滨，一清早猪肉铺的人把整猪倒在中央大街上
久保田博二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角落，北至东北、内蒙古，南到广东、福建、海南岛。
寒冷却活力四射的东北给久保田博二留下深刻印象。
“我去了东北，有些景象真的很壮观，比如直接被放在马路中间的硬邦邦的猪肉，当时可能还没有冰箱，哈尔滨温度是零下30度，猪肉店都会在凌晨就把肉倒在街上。”▲
吉林延吉，年份不详
1981年吉林延吉，秧歌队踩高跷欢庆新年，男女浓妆艳抹，整体风格大胆、色彩艳丽，天气寒冷但人们内心热情。“这些人很早就开始练习高跷表演，但拍摄的时候还是很担心他们会摔倒。”
“但最冷的还要数佳木斯，有零下48度，风很大很硬，水温在0度左右，他们当时告诉我冬泳有益健康。冬泳的人每次游一两分钟，然后上来，再游一两分钟，就差不多结束。皮肤沾到水马上就会变红，但旁观者看起来更冷。我看到大家都赤裸着上身还有点害羞。但当时我还年轻，现在也没办法在这个温度出门拍照了。”
80年代的黑龙江哈尔滨，623路有轨公交车在城市中穿行，冬天的哈尔滨异常寒冷，空气被雾霾笼罩，当时流行遮住耳朵的“狗皮帽子”人手一顶，下车的人大包小裹、行色匆匆。
哈尔滨的道里菜市场上，人头攒动，每一个摊位都冒着热气，正月十五那天会有当地的黄色米糕售卖。隔壁是拜占庭风格的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1907年。
鞍山炼钢厂，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辽宁鞍山，1981还有工业化鼎盛时期的东北。宏大的煤矿和铁路。
浙江杭州，1983
他的镜头，足以唤醒几代人的记忆。
1983年，浙江杭州的庙里，人们戴着白色头巾祭祖拜佛，围绕在炭火周围。
宁夏中卫，1980
1980年，宁夏中卫水流湍急，人们划着羊皮筏子渡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陆路交通不便，羊皮筏子是黄河中上游两岸的重要水运工具，据说最大的羊皮筏子由600多只羊皮袋扎成，可载重20吨－30吨。在当时做一个羊皮筏子要用掉15只羊，费尽工夫，每个筏子可以用五年时间。在当时江上不乏浩浩荡荡的羊皮筏子队伍，颇为震撼，现在黄河上仍旧能看到羊皮筏子，只是变成了旅游项目。
女性绞面，海南新村，1984
绞面是以前女性美容的项目，可以去除面部的毛发，全国各地都有相关的民俗，壮族妇女仅用两根线就能将人的面部、颈部细小的汗毛绞掉，还能将眉毛修得更加美丽。
广东潮汕，成年礼，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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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南图片社前主席艾略特·厄威特，评价久保田博二的卓越之处在于“观察而不施小技，记录而不加评判。”除了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一定程度上，久保田博二还为中国的商业市场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我来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的新华社，当时摄影市场刚刚开放，我建议他们跟柯达建立联系，后来介绍富士公司的人给他们认识，这是富士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节点。这样你来我往，我交到了很多朋友，日后我在中国的拍摄上，获得了新华社的大力支持。”在第一次拍完中国的3个月后，他把摄影展开到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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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田博二翻看曾经出版的画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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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田博二不让我们拍到拐棍，坚持独立走路，倔强可爱
5年后，汇集了7年摄影作品的大型画册《中国》出版，被翻译成7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可以说，没有这本《中国》摄影集，就不会有我的今天。”2023年3月，《久保田博二：摄影家》出版，这是中国内地对久保田作品的首次引进，当时他正在做一场手术。今年9月，他的新摄影集《早春的中国》即将出版，他时隔三年后再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三年的变化也让我很震惊。”生病后，他的记忆力大不如前，但精神头十足，和我们侃侃而谈两个小时。以下是他的自述：
1991年6月1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仪式，授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园寺公一先生“人民友好使者”称号西园寺公一是对我很重要的人，他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日关系的“民间大使”，我当时特别想来中国，但中国和日本的建交没有完全成熟，我必须找一个推荐人。我机缘巧合认识了他。
图源：中新网
1978年9月，西园寺公一的助手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想不想来中国，我说：“当然！”为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模仿他的英式英语和他讲话：“老师，我想去中国，想去全部的省份。” 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把我介绍给了周恩来总理。见周总理之前，我事先读了他的自传，他曾在早稻田大学上过学，我就和他聊日本那段经历，后来我拿到了94天的签证，在当时是很很罕见的事情。那一程我去了上海、新疆和桂林，分别待了一个月。在中国的拍摄， 我一共花了至少50万美元，都是自费的，但后来都赚回来了（笑）。
在漓江上捕鱼的渔船和鱼鹰，桂林，1979
桂林，1979
那个时候的中国真的是非常美，大家都过着朴素的生活，表情非常美，那种清贫，精神上的简单，在日本，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近些年可能都被人遗忘了。为了融入中国，我拍摄的时候改变了穿衣风格，还换了眼镜。我从来没学过摄影，但我看人很准，从一个人的后背就能知道他这个人的人生是否精彩。我也从不摆拍，我的抓拍速度很快，看到我想要的画面，“嗖”地闯过去，“啪”一下子就拍下来了。我当时被安排到桂林的接待酒店里，但我很好奇人民公社，我想跟里面的人一起住，不体验他们的生活你怎么能了解他们呢？人民公社的厕所，让我太惊讶了，下面竟然有猪。它们可以跟上面的人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这样人就不会被溅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旱厕，很神奇。
航拍桂林，1980
航拍桂林
航拍桂林，1979
当时从来没有人像我一样大规模地拍摄中国，包括获得批准、允许我包机在桂林进行航拍。很多杂志社都想要我的照片做大型专题报道，愿意花大钱买独家，美国国家地理花2万元美元买了一张桂林航拍图的版权，我是用这笔钱，支付了包机航拍的费用。
航拍桂林，1979
通常航拍光线最好的时候是清晨和傍晚，有一天白天光线美得出奇，稍微有些阴天，那个景色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紧急打电话问能不能派一个飞机来做航拍，以为顶多是架民用飞机，等到了才发现，是专门给我从兰州调来的军用双翼飞机，特别稳，全程完全没有任何颠簸，好像飞机隐藏了一样。
整个80公里的航线美如画，拍了三个小时还没拍够，但胶卷没了，不得不返程。后来我又飞了很多次，一共在中国拍摄了20多个小时航拍素材。
航拍内蒙古
航拍黄山
我从来没用过航拍设备，都是在飞机上进行拍摄，因为我只相信我自己肉眼所见的景色。
我6岁的时候经历了战争，轰炸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这让我变得适应能力很强，什么都能吃，哪里都能睡，摄影这份工作本来就是辛苦的。后来我顺利到了东京大学读政治专业，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选的课题是“日本偏远地区对宪法性质的认识”，因为这样我就能到处去旅游。后来带上了父亲的相机，去到日本最偏远的地区，从北海道的罗臼町到冲绳北部的小岛，当时冲绳还在被美军占领。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经典摄影作品《决定性瞬间》，1932
1961年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带着大把照片回到学校后，认识了摄影师前辈滨谷浩，他正好刚开始给马格南供稿，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四位马格南的美国摄影师，还收到了一台徕卡M3相机，和一本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的新闻摄影风格。我打开书，非常震撼，简直着了迷，一个人怎么能拍出这样的照片呢？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想当一名摄影师，我就必须要去纽约。隔年，我第一次去了美国，买了单程的飞机票，只带了500美元，吃了一整个月的香蕉和水，因为日本的香蕉很贵，而美国香蕉一个只卖几美分。最开始同事的父亲帮我在寺庙里找了个小单间，没有窗，后来我搬出去了，找到了60美元一个月的房子。我申请了学校，不是为了拿学位，而是真的要学点东西，去联合国总部上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宿舍住了一学期。500美元很快用完了，我找各种办法赚钱，马格南的波特·格林雇我给他开车，一天25美元，我给康奈尔·卡帕做饭，偶尔给我50美元，整个马格南都非常照顾我。我到美国的那一年，美国正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婴儿潮一代生育率提升，合法种族隔离结束，黑人权利和反战运动出现，马格南的平台和我种族中立的身份给我带来一些便利。
黑豹党在南方，1963（左）
有一天，《新闻周刊》的人叫我去华盛顿看马丁·路德·金，第一反应是那是谁啊？然而就是那次机会，我现场听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拍摄美国。在美国马格南图片社的日子，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一共走了600多万公里路，拍了至少一百多万张照片，我一直按快门，总能拍到好看的照片。我习惯用35毫米镜头，这样的广度能让人看到事情发生的场景，仿佛一张图就能讲述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新娘培训班，日本神奈川，1966
我一直在用柯达的Kodachrome 64 胶卷，拍过的相片到现在也不会褪色，但现在已经没有卖的了，后来我会用柯达 TRI-X 的感光度 ASA400 与徕卡结合拍摄，我几乎没用过其他相机，理由很简单，虽然贵，但是是最好的相机。这么多年来，很多照片都被我扔掉了，或者误删了，但还会一直整理拍摄出的照片，黑白照片是不会扔的。
611吨的缅甸大金石，悬于峭壁数百年不倒
不到4平方米的店出售2000余种电子零部件，日本秋叶原，2003
时代变化实在太快了，昨晚上我跟出版社的人吃饭，我发现他们的智能手机都用了徕卡的镜头，而我呢，拿的甚至不是智能手机，我感觉有些惭愧，跟不上时代了。现在手机拍照是很方便的，但我觉得手机绝不能拍出可以出版的作品。我还是鼓励年轻人去拍照，但比起拍照，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更重要，有了历史的背景，照片才更有意义。
过去三年我生病了，虽然现在病好了，身体也还可以，这次还能坐飞机来中国，但我的确不年轻了，却还是满脑子想着工作，我想去拍摄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再去一次朝鲜，虽然已经去过了十几次，但我还是想再去一次，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想完成的事情。我想要一直拍摄，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可能是5年，如果是10年更好，如果是15年，那是极好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离世的那一天，仍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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