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定千年，史书却只写了31字

唐高宗年间，洛阳有一妇人淳于氏，因谋杀亲夫被大理寺关押，只等罪名一定就杀头。恰逢宰相李义府到大理寺视察工作，被淳于氏的美貌吸引住了。

李义府于是吩咐大理寺丞毕正义，说自己要纳淳于氏为妾，要对方想办法把人放了。

毕正义是个胆小的官员，宰相吩咐了，他不敢不办。所以他悄悄找了替罪羊，把淳于氏换了出来。但这事被大理寺卿段宝玄发现了，一番检举揭发，闹得满城风雨。

由于事关重大，唐高宗亲自过问，并将此案交予给事中刘仁轨等监察官员从严查办。

李义府担心查到自己身上，遂逼令毕正义自尽，以为死无对证，便能逃过一劫。谁知刘仁轨办案严明，最终还是让案情真相大白，李义府本人也遭到御史的弹劾。

吊诡的是，此案过后，李义府依旧盛宠不衰，而刘仁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很快被贬为青州刺史。

刘仁轨到青州那一年，已经60岁了。跟他年纪相仿的人，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玄奘、苏定方、李淳风等，这个时候要么已经作古，要么早就功成名就。偏偏只有他，花甲之岁还怀才不遇，默默无闻。

好在唐高宗时代，并不是一个政治昏暗的时期。相反，承继唐太宗开疆拓土的精神，唐高宗也极具震慑四方的眼光。他在位期间，唐朝版图一再扩大，最盛时拥有北达西伯利亚，南抵今天的中南半岛，西到咸海（一说里海），东临朝鲜半岛的广阔领土，这也是唐朝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疆域。

然而，随着唐高宗身体每况愈下，唐帝国的外患亦此起彼伏。

作为隋唐时代中原王朝的宿敌，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一直兵强马壮。无论是隋炀帝三征辽东，还是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这个延续了七百余年的政权，就像“钉子户”一般，始终屹立不倒。为此，唐朝在朝鲜半岛的三大政权中选择扶持新罗和百济，意图孤立高句丽，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朝鲜半岛的三国均有争夺地盘的需求，百济对唐朝同时扶持新罗的举动十分不满。于是，百济王扶余义慈秘密与高句丽联盟，对新罗发起进攻。新罗担心亡国，遂向唐朝求援。

就在刘仁轨上任青州刺史前夕，显庆五年（660），唐罗联军在唐朝大将苏定方的率领下，大败百济，生擒扶余义慈，同时给了高句丽一记有力震慑。

当苏定方在洛阳献俘时，唐高宗已做好了彻底消灭高句丽的决定。当年十二月，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与名将契苾何力、程名振、刘伯英等率兵分道东出。

从隋朝东征高句丽始，大军粮草基本都是从山东经海路送往朝鲜半岛，因此，作为新任青州刺史，刘仁轨要负责筹集军粮，为出征的唐军提供后勤保障。

这可给了李义府一个再次修理刘仁轨的机会。

趁着黄海、渤海一带进入海上风暴季节，李义府以宰相的身份下达命令，要求刘仁轨即刻组织运粮船奔赴前线，以饷全军。刘仁轨深知此刻出海凶多吉少，遂紧急请示朝廷，要求暂缓执行该项命令。但他的奏疏一到洛阳，就被李义府压了下来。在李义府的授意下，朝廷的加急令越催越急。刘仁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安排民夫及运粮船按时出海。结果，意外全在李义府的意料中——运粮船队在海上遭风暴袭击，军粮因船体侧翻都被倒到海里去了。

意外发生，刘仁轨难辞其咎，唐高宗遂令监察御史袁异式跟进此案。

袁异式临出发前，李义府找到他，暗示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

袁异式是个聪明人，此话的弦外之音自然明白。因此，他在见到刘仁轨后，就开诚布公地跟对方说：“你在朝廷里得罪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他叫我来办你，你自己看着办！”暗示要刘仁轨自尽，这样对大家都好。

刘仁轨知道李义府死咬着他，无非就是想借机取他性命。可大唐律法里并未规定官员犯错必须畏罪自杀，故刘仁轨直接反驳道：“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

刘仁轨不愿自尽，袁异式也没办法，只好将问题上报廷议。

对此，李义府在廷议时始终坚持“不杀刘仁轨，难安天下”的观点。由于其特殊身份，朝臣大多附和。唯刑部尚书源直心认为，“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刘仁轨固然有错，但罪不至死。

源直心是唐高宗的亲信，他的话等同于救了刘仁轨一命。识相的刘仁轨也表示，自己可以不做官，但求为国效力。于是，唐高宗将他贬为庶民，发配至辽东军前效力。

李义府虽然不太满意朝堂的决议，但他认为刘仁轨既已参军，那就可以用军法杀他，这反倒更便于自己发泄心头之恨了。于是，刘仁轨刚上路，李义府就派人密令镇守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的名将刘仁愿想办法以军法弄死他。

刘仁愿从前是弘文馆的学生，又做过唐太宗的亲卫，为人正直且能文能武。李义府这些年在朝中陷害忠良之事，他有所耳闻。对于刘仁轨花甲之年尚到军中效力，刘仁愿既感动，又深知对方的无奈。因此，对于李义府的密令，他置若罔闻。

朝鲜半岛上的战事瞬息万变。百济被苏定方灭了之后，协助唐军作战的新罗人出于旧恨，对百济故地发起了一波报复性劫掠。这一下，百济遗民复仇及复国的火种被瞬间点燃。借助早年被送至倭国（日本）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璋的声望，以黑齿常之、鬼室福信、道琛等人为首的百济旧部迅速发起复国运动。

唐军消灭百济后，在其故地上建立熊津都督府，管理属地的一切事务。本来刘仁轨参军是去支援熊津都督府建设的，但他还在路上时，熊津都督府就被百济遗民打到只剩下泗沘城。

雪上加霜的是，唐朝原本派驻的熊津都督王文度刚到任，便在传诏并赐物给新罗国王金春秋的仪式上突发暴病身亡，这使熊津都督府一度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而苏定方大军再次入朝虽然连战皆捷，但由契苾何力率领的北路唐军，却遭到了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的精兵牵制，无法与南路的苏定方会合。另一方面，就在唐高宗积极用兵高句丽时，在唐帝国西北部的铁勒九姓却趁机发动叛乱，严重侵扰了唐朝的边境安宁。

相较之下，百济的复国运动则进展神速。

百济灭国前就常年与倭国保持友好往来，此次扶余丰璋发起复国运动，又得到倭国皇极女皇的支持。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征服中国的日本人，皇极女皇不仅为扶余丰璋提供军械、船舶，更主动御驾亲征，用实力为百济遗民加油打气。

围攻高句丽的战事一直拖到了龙朔二年（662）底。因朝鲜半岛北部进入冬季后屡降大雪，苏定方等将只能带着遗憾，先行撤出高句丽，回国休整。

此时，百济与朝鲜半岛南部唐军的战争一触即发。唐高宗一时半会找不到王文度的接替者，只好追加一道圣旨，升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今朝鲜开城）刺史，以代理官员的身份统领王文度的部属，守卫熊津都督府。

对于此项任命，包括李义府在内的大部分唐朝官员皆认为，刘仁轨离死期不远了。毕竟身为文官，很少舞枪弄棍，更别提上阵杀敌了，这不是去送命是什么？可刘仁轨却欣喜若狂。接到任命后，他逢人就说老天爷要将富贵降在他身上了。在他看来，揍百济连带战日本，根本就如探囊取物，信手拈来而已。

当时，在朝鲜半岛南部，唐军虽然久无增援，但附庸的新罗始终不敢反唐。刘仁轨自上任之日起，就做好了经略熊津、以抗外敌的打算。面对倭国与百济旧势力的蠢蠢欲动，他一方面“御军严整”，积极寻求与新罗王室的合作，率领唐罗联军攻破百济在熊津江口设立的大本营，“杀、溺死者万余人”。另一方面，面对军中、朝中渐起的撤军之声，他向全军分析形势指出，如若现阶段唐军撤出战斗，则前人数征高句丽的努力将彻底白费。因为唐军一走，“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届时再想平百济、灭高句丽，可就难了。

平定百济、征伐高句丽是唐朝多年来坚持的军事方针，刘仁轨不想做历史的罪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坚守百济，以待时机。

刘仁轨等待的“时机”，很快就自动送上门了。

眼见刘仁轨、刘仁愿的部队孤立无援，扶余丰璋及其手下鬼室福信、道琛等人决定再搞事情。由于先前吃过亏，他们这次不敢贸然出兵。扶余丰璋派使者到唐军中传话，声称以唐军现有的兵力，根本打不过倭国，还不如早早撤军西归，只要唐军回去，他们愿意敲锣打鼓、十里红毯相送。

这些话明显是为了气刘仁轨的，可刘仁轨见了使者后，根本不生气，只说考虑考虑。

使者满意而回，刘仁轨的计划也由此摆上了台面。

趁着扶余丰璋、鬼室福信等人不备，刘仁轨当晚就带人偷袭了他们的营帐，逼得这位百济王子带着部属一口气跑出了两百里开外。之后，唐军一路火花闪电，不仅打得百济残余势力抱头鼠窜，更是一举攻克了百济与新罗间的军事重镇真岘城（今韩国广域市西南），“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收到捷报的唐高宗乐坏了。龙朔三年（663），鉴于唐军留守形势一片大好，唐高宗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让唐将孙仁师再率7000将士，分乘170艘舰船，进抵熊津，增援刘仁轨。

刘仁轨料定，扶余丰璋打不过唐军，必然会向倭国求助，而倭国要与唐军交战，则必然会派出舰船与唐军在海上一决生死。这正是孙仁师率水军增援熊津的意义。

战局的发展，一如刘仁轨所料。扶余丰璋被唐军打怕后，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和派系斗争。眼见复国无望，鬼室福信逐渐放弃复国的念头，他杀了对百济复国有崇高信仰的和尚道琛，走到了扶余丰璋的对立面。在内部斗争的过程中，鬼室福信被扶余丰璋以谋反的罪名剁成了肉酱。至此，鬼室福信死了，和尚道琛死了，百济复国运动的代表们，诸如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一看，扶余丰璋也不是什么明主。为了保住小命，他们率军投奔了刘仁轨，转头以唐将的身份，助刘仁轨、孙仁师讨平百济残余势力。

此时，俨然“光杆司令”的扶余丰璋只能向倭国求援。

倭国也不负扶余丰璋所托，继皇极女皇在出征百济途中病死后，“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又以天智天皇的身份主持攻唐战争。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发兵27000余人来助扶余丰璋。

刘仁轨麾下虽然有孙仁师带来的7000唐军，但与刘仁愿等将合兵之后，唐军总兵力不过两万，在人数上远不是百、日联军的对手。

有意思的是，倭国的舰队跨海而来，却不急于攻伐唐军，而是先盯上了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新罗。新罗虽然国力不如百济、高句丽，但境内商业异常发达。从新罗智证王于公元6世纪初颁布法典在金城（今韩国庆州）开设东市以来，数十年间，新罗“市皆妇女贸贩”。及至日本发兵前，新罗俨然已是东北亚的商业活动中心，常年聚集着来自唐朝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因此，日本贵族早就觊觎新罗的富裕，他们不管扶余丰璋在百济焦急地等待援军，只管在富裕的新罗展开大规模掠夺。为了给扶余丰璋制造从后方援助百济的假象，日本水师干脆放弃了在海上游走伺机进攻的策略，改为登陆作战，一口气夺取了新罗杀鼻岐、奴江两座城池。

刘仁轨原本还担心日本水师跨海而来，一旦发起突袭，熊津都督府的唐军有限，难以多点据守。现在，日本水师为逐利而改变策略，反而帮了刘仁轨的大忙。

唐军掌握日军动向后，集中兵力攻击百济残兵的重要据点加林城（今韩国扶余郡林川面一带）和临时首都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一带）。唐军猛攻两地，扶余丰璋损失过大，只能加紧催促倭国水师立即增援。

在这种情形下，倭国水师才放弃劫掠新罗，由日本海西行进入江华湾一带。

龙朔三年（663）八月，正当唐罗联军即将攻陷周留城时，倭国水师终于赶了过来。百济残余势力冒死杀出一条血路，派人沿海岸线招呼日军。

由于刘仁轨先前就料定百济会借倭国之手复国，因此在进攻周留城前，便将唐军部队一分为二。以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晋的新罗王金法敏为首，率主力从陆路进攻周留；而刘仁轨则率另外那170余艘战舰由水路绕道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一带，对陆上唐军予以策应。

就在刘仁轨一行即将抵达白江口一带时，先头部队发现了百济残军的异动。刘仁轨据此判断，白江口应该就是倭国水师援助百济的登陆地。为防止敌人发现唐军踪迹，他当即决定暂缓原先作战计划，调转船头，朝白江口外布防，准备打倭国水师一个措手不及。

龙朔三年（663）八月二十八日，历史上第一次中、日决战正式打响。

作为日后被证实影响东北亚历史进程的一场重大战役，此战在史料中却只留下了“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的简单描述，似乎在大唐帝国眼里，如此胜利并不值一提。

但，这一战着实吓坏了倭国。

为了尽快解救百济盟友，倭国水师制定了“我等争先，彼应自退”的方案，打算集中先期投入白江口的400余艘战舰对唐军发动猛烈进攻，以此来打乱唐军的猛烈攻势，以勇取胜。

刘仁轨根本不怕敌人来这么一招。唐朝自设立水师起，每一支规模水军就标配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等制式战船。拿隋唐时代的经典楼船——五牙战舰举例，这种楼船单是箭楼就高五层，每层还配有大型弩机、投石机、绞车弩等装备，作战时不仅能搭载上百名军士，还能同时发射七支射程超过1000米的巨箭，直接摧毁前方战船。此外，唐军配备的艨艟、斗舰、走舸、海鹘，不但可以让将士在船上以梯形站队迎敌，还可以利用这些战舰的特性，配合唐军独特的水师战术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发起各类突袭攻击。

而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天智天皇时代，倭国虽经“大化革新”后完成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目标，但天皇权力依旧不是万能的。譬如，天智天皇手里的这支水师部队，其主力便是由当时倭国地方豪强武装临时拼凑而成。即便设有前、中、后三军，但全军上下没有垂直的指挥系统，作战时只能一窝蜂乱冲，根本无法对成建制的唐军造成致命威胁。

刘仁轨正是利用了敌军的这一弱点，以行动不便的楼船等大型战舰为中心，在白江口水流缓慢处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压制倭国水师冲锋。然后，再利用机动性能优越的走舸、海鹘等，对倭国水师进行左右包抄，各个击破。另外，在开战前，唐军还根据当时的洋流、风向、降雨量等作出了预判，提前准备各种火箭、火药、火球等，只待倭军靠近就发射。

于是，刹那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刘仁轨与倭军前后鏖战四场，倭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亲自督战依旧无法改变倭国水师败局，“于焉战死”，唐朝水师大获全胜。

倭国战败后，百济复国无望，残余抵抗势力很快便土崩瓦解。而天智天皇经此一役，也不敢抱有其乃“日出处天子”的想法，派遣唐使赴唐学习先进文明，奉唐为正朔。

至于高句丽，在失去盟友百济的情况下，又坚守了六年，直到总章元年（668）才亡于唐罗联军的进攻，结束了七百多年的国运。从此，朝鲜半岛进入新罗统一时代。

总体而言，白江口之战对东北亚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秩序得以最终确立，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近千年东亚历史的走向。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挑战中国。

刘仁轨收复了百济故地后，并没有立即撤军西还。他始终没有忘记，唐军灭百济，是为了更好地击败高句丽，缓解唐朝东境的边防压力。

自唐军重驻熊津起，刘仁轨便开始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筹谋平定高句丽。

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留在熊津都督府善后数年之后，他又获得了从平高句丽的机会。直到总章三年（670）正月，年逾古稀的刘仁轨才获得朝廷特许，回国述职。

唐朝上下向来十分看重军功，刘仁轨此番回国，摆脱了数十年怀才不遇的境遇。

看到白发苍苍的刘仁轨，唐高宗激动不已，不光热情地招呼他入阁拜相，还多次委派他改修国史、出镇吐蕃、留守长安。可此时的刘仁轨已然年老体衰，他多次向唐高宗请辞，得到的却是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即便唐高宗最后同意了，过段时间也还是将其返聘回朝。

有别于已经去世的李义府，刘仁轨身居高位却从不打击报复他人。

刘仁轨回朝任大司宪时，从前得罪过他的监察御史袁异式，正好官居詹事丞。在唐代，詹事丞官居六品，而大司宪则是原来的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袁异式担心刘仁轨功成名就后会学着李义府的模样，给自己小鞋穿。可他没想到，刘仁轨上任的第一天就专程找他喝酒，并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之后，鉴于袁异式的才干，刘仁轨又将其荐升户部郎中。

刘仁轨老而弥坚，但唐高宗却愈发病笃。

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务，唐高宗从很早就开始培养武皇后的理政能力。然而，这位在先皇唐太宗年代就位居才人的武氏，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没了往日贤妻良母的形象，反而因经常临朝处理政务，一个政治女强人——武则天呼之欲出。唐高宗病笃，武则天则“借学术之名，行干政之实”，她专门找了一群儒生编撰了一部《臣轨》，里边全是教大臣们如何效忠君上的办法，以此来提高自己在朝堂上的舆论影响力。

不过，这对于一直觊觎皇权的她，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在外廷，自咸亨三年（672）起，唐高宗的宰相班子就陆陆续续囊括了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张大安、张文瓘、崔知温、戴至德、裴炎等朝廷重臣。这几号人物里面，郝处俊、李义琰是公开的反武派，张文瓘、崔知温是不管不顾的中立派，张大安是太子李贤的人，只有裴炎才是她的自己人。所以，在武则天看来，只要争取到刘仁轨，自己的站位就更稳了。

当时，唐高宗手底下有个少府监名叫裴匪舒，他为了讨好皇帝，借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的典故，为唐高宗修建了一座镜殿。唐高宗颇为高兴，新殿落成之日，就让武则天和刘仁轨随自己一同前往剪彩。

刘仁轨见到殿内高悬的几面大铜镜，冷不丁地开口评价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

这话中有话，让武则天听得颇觉刺耳。而唐高宗一听，赶紧命人拆了殿上这些铜镜。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驾崩，遗命皇太子李显继承皇位，史称唐中宗。在此之前，武则天以躲避关中大旱之名，将病重的唐高宗从长安移出，全家迁往洛阳居住。

作为唐朝首都，长安即便没有君主坐镇，其行政的重要性依旧不容忽视，所以，武则天出发前便将偌大的长安委托给刘仁轨打理。这也是武则天摆脱刘仁轨的宰相集团以及李唐宗室影响的重要举措。

此时，刘仁轨已年过八旬。虽然他不忍坐视“女主当政”，但这个时候他已然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左右唐朝的政局更迭。

光宅元年（684）二月，唐中宗李显遭武则天废黜。继承李唐基业的，是李显的八弟、豫王李旦。李旦上位为唐睿宗后，唐朝“政事决于太后”，而李旦本人则成了事实上的“虚位君主”，失去行动自由。

不久，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宣布改革唐朝官制，并降唐睿宗李旦为皇嗣，请立武氏七庙、追王父祖。她的逾矩行为，一度引起唐朝勋贵们以及亲信宰相裴炎等人的集体抵制。可不知是看惯了风云变幻，还是感受尽了世事沧桑，刘仁轨并没有奋起反抗，他只默默地递交辞呈，打算离开这个曾埋没他、又曾给予他施展抱负空间的朝廷。

听闻刘仁轨要走，武则天立即派人传旨晋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并派自己最信任的侄子武承嗣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抚慰他，挽留他。因为她知道，以刘仁轨四朝元老的威望，这位重量级人物的去留，将直接影响自己登基的难易程度。

武则天在信中称，刘仁轨“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但，刘仁轨早已预料到武则天会拿自己树立典型。在给武则天的回信中，他写道：“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很明显，刘仁轨是想借吕后乱政的典故，警示武则天不要胡来。

当然，刘仁轨此举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那就是不直接干预武则天专权，只将矛头对准武氏外戚干政。这在武则天看来，刘仁轨不仅规劝了自己的行为，还挽救了武氏族人，于国有莫大之功。

此后，无论刘仁轨有多想辞职回家，武则天始终都是一个态度：“愿（公）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垂拱元年（685）正月，刘仁轨病逝于长安，享年84岁。武则天闻讯，立即命在京官员依次到他家中吊祭，并准许其陪葬乾陵。

▲乾陵无字碑。图源：图虫创意

刘仁轨死后五年，武则天登基称帝。在她心中，仍希望那些有威望的大臣家族能在此刻站出来劝进。为此，她专门找到了刘仁轨之子、太子中舍人刘濬，要他带领群臣向自己劝进。结果，刘濬以刘氏子孙不食周粟为由，断然拒绝，终为酷吏所杀。

刘濬被杀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不符合她一贯酷烈作风的决定：她没有株连刘氏家族，而是“慷慨”地让刘仁轨之孙承袭家业，再续名臣之风。也许，在她强悍的外表之下，对于直臣及其家族仍存有隐隐的敬畏。

也许，刘仁轨作为一面传奇的旗帜，对于活着的人们仍有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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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编辑丨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