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俗女”，要在吃喝里和妈妈相爱相杀
文 | 肖楚舟
“人都要经过不止一个厨房的，因为迁徙、改建或者婚嫁，从一个厨房离开，到另一个。”看到台湾作家洪爱珠的《老派少女购物路线》里这句话，我心里是有点不适应的。作为一个只在生存限度内打理生活的现代女性，我的生活跟厨房有多大关系？我环顾自己的厨房，冷锅冷灶，常热的只有开水壶和空气炸锅而已。现代女性生活早就不囿于厨房了，但洪爱珠这本书读下来却说服了我：厨房不是女人的牢房，也是我们独有的情感纽带和权力场域。
洪爱珠本职是平面设计师，自称写作只是业余。她讲祖孙三代女性的饮食情事，却命名为“购物路线”，我想是为了淡化家事中的付出和辛劳，而将它富有意趣和掌控感的那一面放大。在采购活动中，看似“主内”的女性却掌握着一种自内而外的权力。
洪爱珠儿时与母亲
我们和母辈不同，不再是家庭妇女，不再为一大家子人张罗吃喝，但洪爱珠坚持母亲和外婆传下来的“老派购物哲学”，自有她的道理。这是一个“人在其中常站不稳”的时代，妙的是那些看似固执的“老派”路线，教我们如何在生活里站稳脚跟，稳定自我。总有一些不能被便捷、廉价和机械化覆盖的智慧，教我们只要精神澄明，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情，它就能从肉体的层面上升到精神。
写美食和亲情的作家很多，男作家能写到母亲爱吃的东西，说得清来历已经是细腻，再无法深入更多细节，更窥视不到母亲的采购哲学，因为那是他们不参与的决策范畴。
比如汪曾祺写《我的母亲》，涉及吃食的细节居然不多，只知道生母爱吃京冬菜，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继母做饭有些乡下做法，比如用南瓜熬面疙瘩，他也只是评价一下这样的吃法很怪。梁实秋已经进步了一些，会说“谁说男子可以不入厨房”？还顺便讽刺那些嘲笑家庭主妇“在厨房上班”的职业妇女，说自己也下厨房。但他看女子下厨房，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的老生常谈，“绝大多数的女人是被禁锢在厨房里，而男人不与焉”。
《我的非凡父母》剧照
其实在男人粗糙的目光外，女人在厨房里忙活的事情，早就超出了实用主义的范畴，有许多只为自己的情感寄托在里面。洪爱珠书里打动人的细节很多，但全家人一同出动的场景只有一个，就是开车去外地买冰勺。刚化疗完的母亲，看到女儿对杂志上介绍手制冰勺很神往，就忽然轻描淡写地说，现在开车去，中午不就到了？于是爸爸开上车，一家三口跑去邻市买一只黄铜冰勺。师傅现场把铜片打磨成圆勺，焊在把手上，刻一个“吉”字。一家人看着喷溅的火星傻笑。这个临时起意的日子连同母亲都很快远去了，但那种不讲计划，一心追求心爱之物的片刻迷狂，成为日后值得“括弧起来的”回忆。在这个寻欢作乐大于实用考虑的购物片段里面，女儿是发起者，母亲是决策者，父亲不过是配合罢了。
沉浸在女性的生活里看，其实烹饪之前繁复琐碎的采购，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各类购物，都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情感促进活动。这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营销学教授朱莉·贝克（Julie Baker）有一项研究表明，购物是母女之间加强情感联系的有效方式。它并不总是充满温情，而是分为三个阶段：冲突与斗争，教育与影响，最后形成母女纽带。
《俗女养成记》剧照
会一同购物的母女，关系总是不会无可救药。逛逛吃吃是少有的常做常新的事情，它能贯穿母女关系的每个阶段，推动着纠结不清的母女关系向前发展。洪爱珠本人不爱吃猪肝猪肺，妈妈总是劝她多吃。这里有一对词语，把母女间的罅隙和亲密概括得很好：面对母亲的劝导，我“不为所动”却“折叠收妥”。母亲去世后，把那份不喜的唠叨拿出来展平，她也成了自动吃猪肝和猪肺的女子。
我想起《伯德小姐》里面，正处于叛逆迷茫中的伯德小姐和妈妈动不动“擦枪走火”，但或许因为她们能一起逛街，我总相信伯德的叛逆不会太惨烈。母女两人在二手商店里为上大学的事情拌嘴，吵到一半妈妈挑出一条好看的裙子，伯德立刻扑上去打量裙子，刚才的不快就被泡在了脑后。伯德为毕业舞会选了一条红色的礼服，她自己很喜欢，母亲却不置可否，她解释，“我只是想你看起来更好。”伯德没有脱下那条裙子，“如果这就是最棒的我呢？”母亲也没有强扭。后来伯德小姐的叛逆果然结束得轻巧，她可以去纽约上学了，但又用回了父母给她的名字克里斯汀。
购物能让冲突的意见显得稀松平常，让亲子双方在自然而然的小冲突里学会各让一步。从祖母、母亲到洪爱珠自己，三代人都爱在购物间隙吃喝，吃的东西却不一样。外婆要吃虾米粉，“油葱虾米汤头清鲜，一碗粉白韭绿”。妈妈则多往安西街的老店“卖面炎仔”吃切仔米粉，“切烧肉或猪肝。”一家几个人，每个吃切仔面的偏好都不同，外公光是喝汤，并不吃面；妈妈不喜油面，点米粉或粿条；比如阿姨拒吃内脏，但妈妈吃。几个人相安无事各吃各的，是家庭生活包容和谐的重要标志。
购物是进行教育，产生影响的活动。我们在购物里学会取舍，学会领受选择的后果，也学会接受别人的意见。母亲和女儿交流购物秘诀，教我们如何识别优质的商品，规划支出，尽可能获得能力范围内最优的生活体验。购物教育的妙处，在于这不是二人对坐的枯燥口授，而是源源不断的场景教学，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只能意会的心理战术。洪爱珠的母亲教导她如何买菜，在哪家店采买什么品类，是断断不出错的：民乐街的青草店买老太太掌店的滋生青草店买凉茶，因为老太太本人就皮肤白嫩紧致。在妈妈指名的“生记药行”买上好的炖肉卤包，那家没有夸饰的装潢，是能静心做事的样子。
台湾花莲光复市场一隅，图源《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迪化街的干货铺子，上好的货色都藏在里面，需要顾客和店家相互验证过资格才拿出来。外婆和母亲领女儿购物，就有了社会地位传承的味道。“顾客识货而店家识人”，交易里的门道不由冰冷的金钱决定，而有人情积淀在里面。两位长辈面相珠润玉滑，采购有“头家娘式气派”，店家必然有问有答。
失去外婆和母亲以后，再去那些老铺子，她总觉得人家不大拿她这个年轻女子当回事，也不会拿最好的货色出来。间或总有人问起她的外婆还在不在，母亲近况如何，于是热闹的街市成了怅惘的时空通道，“四顾仅余我一人”。
《她和她的她》剧照
而情感纽带是在精心享用购物成果的那一刻形成的。在精心操持的家里，食物是和特定的心境绊在一起的。洪爱珠记忆里的粥，多出现在孱弱时候：孩提时她因为瘦弱不肯吃奶而开始吃粥，停电的台风天全家惊惶不定，母亲把冰箱里采购的食材拿出来熬粥。再到成人后生了病，粥依然是平息惊惧的恩物，那跟药理无太大关系，而是心理上的抚慰。
还有一种饱含情绪的食物是卤肉，一定要选上好的黑猪肉来做，拔毛用的是在日本京都买的拔子，做好的一盆卤肉经年累月地常在冰箱里摆着，方便舀一点出来拌饭，为每天下班或放学回家的人提供的随手可得的稳定和安心。后来洪爱珠发现，家里的孩子都出去读书了，爸爸也时常不在的那几年，母亲一个人住的时候，几乎不怎么卤肉，卤肉是真正为众人做的食物。
用继承自母亲的砂锅煲饭 图源：《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即使是疏离扭曲的母女关系里面，选购和料理食物，也常常是唯一能系住温情的纽带。张爱玲家庭关系的凉薄是人尽皆知的，她这样一个精致女子却爱吃几样很不起眼的食物，都和幼年时不多的亲情温暖相关。一个是苋菜，她在上海与母亲同住时，常去对街的舅舅家吃饭，而每每母亲都会带一份清炒的新鲜苋菜，“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被染成浅粉红。”她还喜欢一道姑姑张茂渊做的“萝卜煨肉”，而张茂渊几乎是唯一和张爱玲保持亲密联系的长辈，直到晚年。
当然，我们又可看到，母女关系的缺失在张爱玲这里体现为个人生活中对食欲的抛却（尽管她是一个那么爱吃的人）。在伯克利的公寓里，她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本来爱吃鱼，后来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在亲情逐渐流失的日子里，她仅存余温的饮食习惯是爱吃零食，但那也因为她的肠胃问题，常常被吐出去。
这个层面上看，洪爱珠是比张爱玲要幸运得多的。外婆走了，她的母亲也早早去世，但是那种要好好伺候自己，不惧麻烦的教养，确实深深刻在她血脉里面了。书里面专门有一章“居家隔离式吃饭”，看起来跟我们过去几年里面积攒起来的生活窍门差不多。要收敛平时购物的任性，少买叶类菜，多买防得住的芹菜、番茄、瓜果，常备经济实惠的白菜和用途多样的根茎菜。乏味的干粮要常备，但必须是精心挑选的东方的关庙面和西方的意大利面，有限的购物选择里面还要明确自己的最爱。
因陋就简的生活里，她仍然坚持一些简单的仪式，比如熬汤，家里有了香喷喷的蒸汽，就是有了人气，而且肉汤方便保存，即便是用在第二天上班的便当里面也有种新时代的精致。快速的现代生活里，这些让“家有家味”的智慧仍然通过女性间的纽带保存下来，不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而是追求用最小的劳动创造出最多的快乐。
《俗女养成记》剧照
洪爱珠也谈到三代女性生活的变迁。“母亲这类女子，分明具备极好的素质，然因为社会的局限，和家庭的不以为意，通常从事一份与才能无关的工作”。而她的女儿，已经是“自我永远不够多”的一代人，尽管想实现什么不确定，但总之要自我实现。
但母亲的人生不是我们拿来做反面教材的案例。即便觉得上一代的女性活得辛苦憋屈，也应当看到她们在自己可以操练的领域里面，有那么多富有个性的坚持。洪爱珠讲的这些购物经验，应当属于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提出的“感性消费”。
科特勒将消费者的行为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其中的感性消费阶段，注重购物时的情感体验和人际沟通，是基于消费者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产生的消费行为，以个人心理满足、个性实现、精神愉悦为主要消费目标，对商品“情绪价值”的重视胜过对“机能价值”的重视。
回顾洪爱珠母辈的遗产，除了临时起意开车去买的冰勺，还有母亲留下的木头砧板，外婆精选的文武刀，一支京都买的毛拔。有时候作者自己也觉得荒唐，“在京都买毛拔是什么道理？”东西固然是真的很好，因为家里常做卤肉确实也需要镊毛，但那种对便利和精致的夸张追求里面，是在生活的角角落落都愿意好好宠爱自己的任性。
再次说回我自己的厨房，那也是和我的家庭生活一脉相承的。我自己长大的那个环境里面，很多同学从小学开始住校，是过早从家庭生活里拔出来的孩子，早早告别了任何一种厨房。但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刚刚在家度过的周末，仍然是从饭桌讲起的。
我永远记得一个同学讲她的父亲不会做饭却热爱创新，所以往火锅里面扔橘子，她在我们的哄笑中辩称“其实不睁眼看的话，味道还不错”。还有一位不吃绿叶蔬菜，桌上绿色菜的比例成为她家饭桌永恒的话题。而我自己的妈妈，一位事业有成的教师，坚持给每位到我家拜访的同学做红烧肉，尽管那些称赞过她手艺的男同学都没能和她的女儿谈上恋爱，但她很期盼多一位能由衷称赞她厨艺的家庭成员，并不是因为她只把家务当成事业，而是因为这是她个人专门发明的一种味道。
彭兆荣在《饮食人类学》里有一段话，说从自然界到传统的人类社会，一般雄性动物是强势，雌性仿佛处于被食用的被动地位。但是，“权力永远不可能是“单边”的，性权力也永远不是“单性”的，仅以两性的生物关系论，女性的强势总是精巧地融化于婉约之中。”通过母女相传的购物心法，女性掌管着规定生活秩序的权力，无论统摄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她都是这个国度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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