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猜测是梁博

在狗仔的追问下，该制片人给出了3个关键信息：

其一是男冠军，其二是实力不错，其三是时间较早。

《中国好声音》目前诞生了11位总冠军，实力不错！但时间较早和男冠军这两个信息，为网友们的猜测圈定了一个小范围，某网友猜测是梁博，而且是一个高赞回答。

《中国好声音》史上有6位男冠军，分别是第一季的梁博、第二季的李琦、第四季的张磊、第五季的蒋敦豪、第六季的扎西平措和第七季的旦增。

三千万不是小数目，如果以排除法算的话，首先能排除的是张磊，他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素人，20出头就离开了家乡，白天守着自己的小店，晚上在酒吧驻唱。

张磊之所以能参赛，还是因为有人把他在酒吧唱歌的视频发到了网上，才得到了节目组的欣赏和邀请，成名前的他明显是没有3000万的，所以他可以第一个排除。

其次能排除的是2位藏族冠军，参赛前的扎西平措是日喀则市某中学的理科老师，而旦增任职于青海民族大学校团委，如果他俩的家庭能拿出3000万买冠军的话，参加《中国好声音》前不会当老师，早就在歌坛各种闯荡追梦了。

再次，蒋敦豪也是可以排除的，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大学期间的课余曾选择酒吧驻唱和舞台助理的工作，就连和朋友合伙搞的录音棚也是DIY的，如果他家境非常殷实的话，不至于靠自己打工供养音乐梦想。

以上这四位冠军，从之前的经历以及目前的处境来看，都不像是能拿出3000万支持他们追梦的家境，张磊、扎西平措和旦增夺冠后基本都已经“查无此人”，蒋敦豪靠着一档不被业内看好的综艺《种地吧》重新翻身，但还不至于是翻红。

除了上述6人外，就剩下李琦和梁博了。从两人公开的信息以及当时参加节目的表现来看，其实路人观众也看不出谁是家底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主。

至于猜测是梁博的高赞回答，TA的理由是三点。

第一，《中国好声音》的6位男冠军中，梁博家里是最有钱的，虽然夺冠后不怎么活跃，但当时买个冠军玩玩很正常。

第二，梁博当时是被那英一路保送的，而且是硬保那种。

第三，梁博夺冠后没有签约灿星。

该网友的猜测貌似合理，但其实仔细想的话却漏洞百出。

首先，梁博家里有钱这件事并没有实锤，他夺冠那年就被传是赞助商某凉茶老总的儿子，但至今没得到证明，至于其他说法同样只是谣传，他家境是否殷实无从考究。

其次，梁博被那英保送这个说法，过于主观了。《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高手如云，梁博虽然被不少观众质疑过实力，但同样也有很多观众认为他夺冠名副其实。

再次，梁博夺冠后确实没有签约灿星，但第一季前四名中，只有吴莫愁签约了，梁博、吉克隽逸和金志文都没有签约。

在李玟和《中国好声音》风波不断升级的当下，无论是艺人还是素人，能选择为李玟发声当然是好事，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借机蹭热度和炒作。

至于《中国好声音》是否有一位男冠军是花3000万买的，见仁见智，但仅仅凭借在直播中的一次连线并不能断定，毕竟“前制片人”这个身份尚且没有自证，吃瓜要理智。

“好声音”，不再响亮

不可否认，11年前的《中国好声音》，某种程度上开创了全新的综艺模式。

2011年，一位名叫田明的省级卫视综艺总监跳出体制，成为了星空华文传媒CEO兼灿星文化总裁，一年后，《中国好声音》被制作出来，并在浙江卫视播出。此后十年间，星空华文多次冲击IPO，最终在2022年得以上市。

4个月时间，8000万制作成本，最终带来了300%的超预期回报。站在此刻回望，这不仅是一个高投入、高回报的成功商业案例，也亲历、见证了卫视和视频网站的权力交接，更开创了卫视和内容制作方真正制播分离的合作模式。

旧路难以走通，新的模式才会出现。《好声音》也不例外。选择这种方式，不论是浙江卫视还是制作方灿星，几乎都抱着“赌一把”的心情。

一开始，将节目制作外包出去的模式，很少有人看好，也没有人相信这些离开体制庇护的年轻人。最终，灿星几乎是立下军令状，和浙江卫视达成了对赌协议——由灿星承担节目制作的全部成本，双方协定以全国2%的平均收视率为界限，低于这个数字，灿星不参与广告收益分成，可能独自面临亏损风险；而平均收视率一旦高于2%，灿星可以参与广告分成。

对资本市场来说，业绩对赌不是新鲜事，但在国内综艺领域，这还是第一次。对浙江卫视来说，这也是电视台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收视对赌来和民营公司进行分成。

曾经的所谓制播分离，卫视和内容制作公司是单纯的甲方乙方关系。这种模式明显的弊端就是卫视很难把控节目的质量。前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过一个比方：“假如给制作团队的费用是1000万，他们会提前留出20%的利润，只用800万做一个节目。敬业的团队能做出900万的效果，碰上不敬业的做成600万（的效果），（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可以用“摇钱树”来形容这个巨型IP。自2012年开播以来，它就以超过3个亿的广告收入，占据综艺广告的吸金榜首，这个数字很长一段时间还在持续攀升。有媒体做过计算，在2015年到2017年，《好声音》为当时还未上市的灿星文化（下称“灿星”）创造了28个亿的财富，占三年收入的接近40%。

独家冠名费，成为摇钱的大头——第一年的独家冠名，加多宝靠6000万拿下，而从第二年开始，这项费用直接跃升至以“亿”为单位计算，第二年是2个亿，第三年是3个亿，涨到第六年，冠名费已经跃升到5个亿。还有一些拿不出夸张预算的品牌方，则把目光盯上了总决赛现场，2015年，优信二手车花了3000万，买下了决赛宣布冠军前的60秒单条广告。

和灿星的全新合作模式意味着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收视率和广告收益。为了更多收益，浙江卫视主持人华少在47秒念完了350字口播广告而登上热搜，10 位金主密集露脸。而灿星，则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制作出最高质量的节目，确保收视率。

这种市场化导向在节目中无处不在，就连一线导师的“出场费”都选择了分成模式。灿星除了支付食宿、机票、妆发费用之外，并不选择单期、打包支付出场费的方式，而是选择了彩铃下载分成的模式。简单来说，每个导师旗下学员的音乐质量越好、彩铃下载量越多，导师们的收入就越高。有媒体估算，按照中国移动的市场体量，这将催生3.2亿的彩铃市场。除此之外，最后一期节目会以公开售票的演唱会形式呈现，最终的票房收入，也会与4位导师分成。

后来的故事，每个人都知道了。《好声音》完成了惊险一跃：从开播前两个月，15秒广告10万元都卖不出去，险些“裸奔”播出，到第一季总决赛时已达到96万元一条。从此之后，广告收入开始一条大阳线往上拉，一年后第二季的总决赛时，15秒的口播广告卖出380万元的价格；第三季的数字又冲到了每分钟1070万的天价。视频网站也第一次加入综艺独家版权竞争中。搜狐视频以1个亿价格拿下了独家网络版权，而到了第三季，腾讯视频的中标价已经达到了2.5亿。

除此之外，2013 年，中国电信还与《好声音》合作举办过“飞Young青春梦想”演唱会，在广州、中山、长沙、郑州等17个城市巡回开唱。这些演唱会不卖票，观众只要成为电信“天翼”用户，就能免费获得演唱会门票。接近灿星的人士向每日人物透露，电信为这次合作起码投入了2个亿。

大量的品牌和资本迅速集结、涌动、投入其中，静待增值的那一刻。而上游的版权采购的费用也因此快速上涨。最初，《好声音》的版权费用为制作费用的5%，仅为200万元；而在获得空前的市场成功之后，版权费用翻了30倍——接下来的三年，灿星以每年6000万的费用高价续约。这也给后来的灿星高举高打的版权引进模式埋下隐患。

不少业内人士把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归结为模式创新。除去制播分离之外，采购海外的版权模式，再进行本土化改造，成了灿星业务模式。2015年，灿星和韩国电视台MBC达成合作，共同开发热门综艺《无限挑战》《蒙面歌王》的中国版本；2016年10月，灿星还与MBC签署了《我们的挑战》联合制作的合约。

《好声音》的成功，一度让外界认为综艺进入了版权引进的时代，倒逼电视台结束抄袭的恶性竞争。但这种美好的想象没能维持太久，转折点就发生在2016年，灿星陷入了和《The Voice》的版权方荷兰Talpa公司长达两年的版权纠纷。

最终灿星输掉了这场官司——被判支付给唐德影视5.1亿元侵权费、需要改换节目模式，同时更名为《中国新歌声》。自此之后，收视率和吸金能力都断崖式下跌。后来又改回《好声音》时，也再难拥有昔日的声量。

时间来到2019年，灿星开始承受大手笔采购版权模式的后坐力。

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MBC跨国追债，向灿星追讨版权费。2015年起，灿星引进了《无限挑战》《蒙面歌王》两档节目版权后，陆续制作并播出了6档综艺，分别是《了不起的挑战》《我们的挑战》（即中国版《无限挑战》第一季、第二季）、《蒙面歌王》以及更名为《蒙面唱将猜猜猜》的三季节目。双方约定除去版权费用之外，还要对播出后的相关收益进行分成。

虽然MBC没有披露索赔金额，但从《爸爸去哪儿》高达1100万版权费用估算，灿星的涉诉金额可能过亿。而灿星在把节目更名为《蒙面唱将猜猜猜》之后，声称是“原创节目”、拥有“全新的赛制和阵容”，因此对节目有“百分之百知识产权”。

质疑和反噬

从剪辑方式、选手故事真实性，到比赛本身公平性，《中国好声音》都遭遇过质疑。

2013年，马东正在做一档汉字文化类节目的制片人，后期制作直接启用了《好声音》的剪辑团队。他盛赞这个团队运用了剪电影的手法剪电视片，“颠覆了整个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

但这种戏剧的剪辑方式，也曾经让导师之一的刘欢感到不适。《好声音》第一季结束时，刘欢就曾经在《锵锵三人行》中抱怨，他几次试图跟制作方沟通不要把每个人都剪得“嗨成那样”，可以多体现导师、选手关于音乐的交流，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对方就觉得只有那样（前者）才吸引眼球”。而刘欢也没有继续担任第二季导师。

导师刘欢在退出好声音后透露，节目经常录制到凌晨，身体根本吃不消，还表示，学员的“励志”故事基本上都是胡编的。

最开始的两季好声音，没有一次能用一盘带子直接播完，最多一次，剪出了五盘。而每一段故事、每一段音乐，整个团队都要反复斟酌。最极端的一次，节目已经开始播出，剪辑团队还在修改那期的结尾。

选手也是“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好声音》第一季冠军梁博也抱怨过节目组对故事的极致追求。只说生日礼物是一把吉他，肯定不够。得是“人生第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很难用语言描述”。弹琴的感受也要有戏剧性——拨动琴弦的一刹那，整个人浑身都酥麻了。夺冠以后，梁博在综艺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身体）也没什么问题麻。”

就连导师选人也要为了节目效果妥协。2018年，陈奕迅就在综艺里表示，在《中国新歌声》录制现场，已经淘汰的选手竟然还有重新返场的机会。对方演唱水平没有到让他“拍灯”的程度，可很快，陈奕迅就听到导演在耳麦里催促他和那英“按一下，按一下......”

起初，灿星作为创业公司的紧迫感和饥饿感，成了追逐观众眼球的核心动力。收视、收入、口碑这三个角，灿星都要牢牢拽住。团队刚刚组建，每个人都笼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里——“数据差了，明年还会有好声音吗？” 于是，灿星的节目都只许胜、不能败。依赖这样的模式，尽管巅峰已过、收入下滑，但灿星一直顺利运转。

直到李玟生前讲述自己在《好声音》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录音曝光。这段长达9分钟录音里，李玟直指赛制存在黑幕。2022年9月，一段节目现场观众拍摄视频流出，画面中，李玟大声质问节目组，为什么73分（的选手）有第二次机会，88.3分（的选手）没有第二次机会。李玟在录音中透露，自己后续因此遭到了节目组的不公正对待。

网友的怒意开始淹没这档老牌综艺，和这季的赞助商们。同样被抛弃的还有好声音背后的版权运营公司星空华文，资本市场的寒意也真实露骨。

在李玟录音被曝光后的10天时间里，星空华文股价连连下跌，从8月17日的收盘价124港元/股，腰斩至25日收盘时的54.6港元/股——短短八天内，超过260亿的市值迅速蒸发。

《好声音》曾经给星空华文创造过多大的财富，如今就带来了多大的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