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薪200，她值

王婵第一眼见到那位肺癌患者时不由得心一紧，对方陷在轮椅里，戴着口罩和帽子，身上挂着呼吸器。王婵从家属那里得知，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这是个相当年轻的小伙子，不到三十岁，平时不吸烟不喝酒。

因为必须有人贴身陪护，也不能随便去公共场所，患者家属请了陪诊员王婵一起去医院。王婵先替患者挂好了号，排好队，把预约、缴费等一系列流程都安置好后，再去酒店接患者与家属。

做检查的时候，患者取下口罩，“是真帅啊”，王婵唏嘘不已，“上天作弄人”。

王婵让人称呼自己“小王姐”，做“陪诊员”恰好半年。这段时间以来，小王姐遇见过形形色色的患者：绝症晚期的年轻人、瞒着家人去流产的女孩、还有从东北跑来的患者，趁隔离期间，王婵先代他去问诊和预约检查，等轮候到了再让患者亲自去医院。

“陪诊员”这个职业的诞生与医院繁琐的看病流程脱不开关系，从挂号开始，取号、排队、候诊、缴费、检查、取药……一系列繁琐漫长的程序，可能会比看病本身更让人犯愁。于是，熟悉这些流程的“专业人士”便诞生了。

“陪诊”即陪伴就诊，陪诊员能帮忙处理挂号、排队、取药、取片、打印病历、邮寄药品、办理出入院等等杂碎事项。

越是在大城市，独自看病的患者就越多。除了老年患者，大量异乡漂泊的独居青年也有陪诊的需求，他们看病的事情通常瞒着家人，也不想麻烦朋友。这些庞大的需求，催生出了陪诊员这个新兴群体。

7月初的广州，一场台风过后的清晨，早上8点，南风窗记者与王婵一同准时走进广东省中医院外科。这时，距离客户挂号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王婵领着记者轻车熟路地注册入院登记码、出示健康码，入院后，她又熟练地找到科室，并开始等候。

今天的任务不难，只是受客户之托，帮家里的老人开具某样针对特定疾病的药物，因为只有特定的医院和医生才能开到，而患者一家不在本市，于是他们找到了陪诊员王婵，后者可以帮助患者节省下这些成本。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后，王婵终于坐到医生面前，旋即却被告知挂错了医生，要到另一位专家那里才能开药，当日专家不坐班，只能明天再来。

白忙活一上午。

但因为是患者自己挂错号，王婵依然按规定算了一个小时的费用，200元。

在医疗资源集中的省会城市，一方面是医疗系统的庞大丰富，另一方面则是人流量同样庞大，人们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精力来为自己的病痛找到根源和解药。

说起来，王婵最初产生做陪诊员的念头，源于自己几年前怀孕时经历过那些心力交瘁的产检。虽然在现场，不少产妇都有老公陪伴，但老公只待在产检房外，王婵看见“大多数人都在玩手机、打电话”，从时间上来也属于陪伴，但“从状态、心理上来说就不属于了”。

身为产妇，当她自己从产检室走出来看见老公“耗时间”的状态，难免产生失落的情绪。

怀孕的时候，王婵已经停掉了原本的销售工作，从那时起，她开始思考能不能有人帮忙完成面诊和检查以外的流程，让生病的人节省精力呢？

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宣传自己，从接散单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一个小团队，手下带七八个人。目前，王婵几乎每周都能接到单，长的有陪诊一整天的要求，大概要500块，短一些的如取结果、代问诊，费用从50元到200元不等。

与王婵入行前的预想不同，找到她的患者中，老人占比反而不多，她陪诊过年纪最大的仅51岁，反而是一些年轻人，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自己病情的，会主动要求陪诊。

确定一位陪诊对象后，王婵会要求对方提供自己此前所有的病历，有的患者会隐瞒，比如一次，一位患者不愿意王婵告知医生一种传染病史，“如果她自己去看病，可能就不会说了，但我还是得如实告诉医生”。

王婵看来，陪诊不仅是用金钱交换时间、精力和体力，对他们而言，更意味着一份“责任”。因此，即便患者不愿意，她也必须要求对方留下一个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不过，普遍而言，更多“看病难”的主要群体仍然是老人。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诸多，除了腿脚不便、眼神不好等普遍情况，如今遍布各大医院的自助机器、数字流程等等，也容易将他们置于孤独无助境地。

90后陪诊员唐欣总能在医院看见老人扎堆排在挂号收费的人工窗口前，或是望着人流不知所措，而旁边大量自助机却空着的情况。唐欣问过他们，得到几次回答都是“我不会”。有个老人告诉她，“我儿子会，上次来一个小时都不到就结束了，但今天他没空”。

还有一次，她接了一位女士的订单，要求帮忙陪70岁的父亲去看病。然而，一切都对接完毕后，见到患者当天，老人才得知女儿给自己请了陪诊，他当即大发雷霆，非要女儿将唐欣“退了”，“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人陪”。

架不住老人家态度强硬，女儿只好请唐欣回去，为表歉疚，100块定金钱就不用退还了。

唐欣渐渐发现，“陪诊”除了字面上的陪护诊疗流程，一些心理、伦理方面的处理和考量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面对一个要求陪伴去流产的年轻女孩，唐欣可以为对方提供物理上的陪护和流程上的代劳，但面对女孩要求的“冒充亲属签字”，唐欣说什么也不答应。

目前，在闲鱼等一些交易平台上，陪诊行业的工资大多相差无几：一线城市是半天200元左右，二三线城市对应减少50-100元。

作为近几年才兴起的小众职位，陪诊师还未被市场正式接纳。转行做陪诊师的理由和大多与他们之前的职业有关，从护士到销售，从老师到保险经理人，行业跨度很大，理由却都能找到重叠。

在做陪诊师之前，唐欣原本是一名护士，2014年，她从医学院毕业，来到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工作，六年内，她见过太多因“非疾病性”原因导致耽误治疗的个例，比如异地看病不清楚流程的患者、独自前来就诊却跌倒的老人、顶着大肚子或前后抱俩孩子就诊的妈妈……

2020年，唐欣辞掉了护士职位，开始全职做陪诊师。因为是从医疗相关的职业转行过来的，她对大医院里的设施、一些突发情况的基础反应和处理更有经验。

一次，她接到一位从江苏农村来的患者，对方先在当地省会医院查出了结节，希望到大城市来进行治疗。唐欣将客户发过来的资料看了一下午，凭借一定的专业直觉，她觉得和自己以前看到的一些病例不大相似，一个唐突而乐观的猜想闯进脑海——“可能不是肿瘤”。

她先按照要求帮对方到医院挂了专家号，将片子等资料拿给医生看，医生竟真建议患者重新来做诊断。唐欣便帮客户预约了一周后的检查时间，后来一项项检查完成后，“果然是良性的（肿瘤），应该只需要做简单切除”。

王婵曾经是做销售的，因生育而辞职，再然后，不少行业陆续遭到疫情波动，王婵也暂时回不到原先行业了。

她也考虑过待在家做“全职太太”，但她和老公的经济条件谈不上特别好，多一份收入可以实打实地提升生活质量。另外，王婵也自认为是个闲不住的人。

41岁米亚在做陪诊员之前，当了近十年的家庭主妇。人到中年，感受到生活日益枯燥乏味，想找个兼职，却自觉没什么工作技能。

一次，米亚在工作日去医院，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是独自来看病，取号、候诊、检查、取药，“楼上楼下几趟跑下来都精疲力尽，年轻人都受不了，更别说老人了。”

她在网上偶尔了解到“陪诊员”这个职业，虽然还并不普遍，但上手简单，只要有人有需求，就能随时开始。

米亚的第一位客户是一位老大爷，不知道具体症状，只是说“身体不舒服”，想去检查。大爷担心医院拥挤混乱，自己体力跟不上，孩子又在国外，便想给自己找个陪诊。

那天一大早，米亚就陪老大爷到了医院，从取号开始，到排队、缴费、上下楼做检查、复查，最后开药，帮大爷用笔记本记下医嘱，一系列流程完成后，已经临近傍晚。

一天下来，老大爷的话多起来，“听得出他挺开心的”，米亚也挺开心的，虽然累了一天，但她真切感受到了这一天的意义，有了一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充实感。分别的时候，米亚送老人上了出租车，坐在车里，老人还一个劲儿地朝她挥手，米亚忽然觉得，这不是一次陪诊，而是“两个孤独的人的约会”。

不论由于什么原因，做这一行，同情心是必要的。从护士视角切换到患者视角，唐欣忽然发现了自己曾经存在过不少偏见——她以前总会因为就诊者反复重复的问题而烦躁，忙碌中难免对患者产生情绪上的不耐烦。现在，这样的偏见因为职业的变换，有了新的视角。

林珍曾经是一名保险推销员，在保险行业4年，“见过太多因病返贫的悲剧”，对奔波于求医问药路上的人们，她渐渐地多了一份共情和恻隐。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而作为陪诊员，真正能提供的又是什么呢？

长沙女孩小麦从没一个人去过医院，直到今年7月的一天，毕业后独居的她忽然胃疼得厉害，从早到晚一点东西都吃不下，吃了也会吐。

她原本不打算去医院，疫情期间去大医院流程繁琐，折腾身心，“一个忍着病痛的年轻人不比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更敏捷”。但捱得实在受不了了，她开始考虑“找个人陪我去”。

她想起之前在抖音等平台看到过陪诊宣传，辗转半天，最终联系上一家号称提供陪诊服务的机构，心想“如果是机构大概会正规点吧”。一个挺开朗的女孩对接了小麦，女孩自称以前就是做护理行业的，随后，她到达小麦家附近，陪上她一块儿去了医院。

在医院的四个多小时内，陪诊员帮小麦取号、排队候诊、预约胃镜、缴费，最后按小时收费，小麦付给对方200元。对小麦而言，这第一次陪诊经验让她觉得最有效的是“有个人陪着”，避免让她一个人面对混乱、未知的医院。

今年3月，深圳的独居女生陈杉把脚崴了，得去医院拍CT做检查，在找陪诊员的时候，她原本也想找个女孩子，但最后添加上一个男性，对方说自己帮忙推轮椅抬轮椅或许会方便些，陈杉便答应了。

检查只用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分别的时候，陈杉坐上了出租车，陪诊员也主动上了车，陈杉有点意外，“我没有要接送服务”，但对方还是坚持将她送到了小区门口，没有多收小时费。这点让陈杉意识到，如果以后还需要找陪诊，“不论男孩女孩，只要细心，都能给患者提供心理慰藉。”

目前，陪诊这一职业在市面上仍然属于“散装”状态，入行尚没有专业、经验等门槛要求，一些自称专门做陪诊的私人机构，也多是挂靠在其他服务内容上。

对患者而言，一方面，普通人容易将陪诊服务与全国大力打击的黄牛、医托等灰色群体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抵触心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渠道有限、行业专业度不够，陪诊人员在客源和宣传方面也存在一定阻碍。

王婵同时感到欣喜和无奈的是，大部分医院、医生都对陪诊员有一定的支持程度，但在网络上，王婵的账号和发布的图文消息三天两头就被删除，甚至账号也会被封，但她却始终不清楚哪里有问题。

由于行业普及度还不够、从业者尚未进入机构和规范阶段，在网络上，“陪诊员”与有需求的患者之间，还未能搭建起畅通的沟通渠道。

不过，无论在任何行业，或有一点方向可共通：积累经验，让自己在某一领域变得更专业。

做陪诊员一年半后，唐欣总结出一些看病的经验，比如：“第一次去医院不要挂专家号，可以先挂普通号，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了，拿到化验、拍片结果，有详细检查的必要再去挂专家号。”

如果一定要挂专家号，“很多大医院的专家和权威坐诊时间都在周一、三、五上午，可以多选择这个时间段挂号”。

“有人认可我们的价值，就能做下去。”王婵这么给自己打气。一次，她陪伴一位肿瘤患者去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做化疗，化疗室的空调温度很低，很多患者家属穿着棉衣，王婵用毛巾包着热水袋，放在患者输液管流经的皮肤上。

这是个极其微小的动作，但王婵记得，当时周围其他病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这一瞬间，她感受到自己这份“不太稳定”的职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价值”。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受访者，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莫奈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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