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纽约时报发出一条恐怖报道：“如果你是在2016年后阅读这篇文章的人，那你血液里就含有全氟辛酸（一种致癌致畸的化学物质），不只是你，它还存在于你的孩子、爱人和父母身上。它传播的方式通过呼吸、吃喝，甚至包括不粘锅和脐带。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都检测到这种物质，甚至包括北美和亚洲之间的小岛。”这种有毒物质来自全球著名的杜邦公司，它偷偷将工业废水排放进河流中长达几十年。全美99%的人都是受害者。工厂周围的居民因此患上癌症，孕妇生下连自己都害怕的畸形儿，但无一例外，他们全对此一无所知。有个从未独立办案的律师决定向公众揭开真相。为此，他不再只是一个律师，他钻研有毒污染物的每一条资料和证据，要用科学举证的方式，来扳倒大公司，制止污染源。此案过程中，他一度是这个领域的知名研究者。在某些时刻，我会好奇，那些被历史挑中应对大危机的人是什么样的？或许这个故事里给出了一种答案：理性、耐心，和甘愿为他人付出的坚定。1996年，美国农民厄尔举起摄像机，对准自家的农场。他养的牛离奇死亡。他在日历上简单地标记，每根斜线，代表一次奇怪的死亡。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划下了153根斜线。曾经他拥有近300头牛，现在只剩不到一半。牛的蹄子畸形、皮肤病变；奶牛不断腹泻，流着牙膏般浓稠的白色黏液，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视频末尾，厄尔用特写放大牛的眼睛，他说，“这头牛承受了很多痛苦。”厄尔推测，罪魁祸首是本地最大的化学公司，杜邦公司。80年代初，杜邦公司买下了农场附近的一块土地，用作垃圾填埋场。一根有着“杜邦”标志的排水管，将绿色的污水，倒向河流上游。这条河流穿越山谷，就会流经厄尔的农场。厄尔将镜头对准了这条河。水面是磨砂的质地，表层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膜，在岸边起了皱。在镜头后面，他愤怒地问想象中的观众，“如果你养的牛不得不喝这样的东西，你会怎么想？”最后，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一位名叫罗布的律师身上，他拨通电话，“您好，请问是罗布吗？”
电话那头的人带着很重的南方口音，语速极快，听起来有些激动。濒死的牛、受污染的河流、垃圾填埋场......罗布律师尽可能地捕捉关键词，但每个信息都无比陌生。要不是那人提到了“阿尔玛·怀特”，罗布可能早就挂断电话了。罗布的外婆生活在一个名叫帕克斯堡的小镇，童年时，罗布经常在夏天去小镇上看望外婆。外婆会把他带到邻居家的养牛场，整个周末，罗布都在农场里骑马、挤奶、看电视。那时，罗布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他跟着父亲四处辗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刚交到新朋友没多久，就迅速离开。1998年，当生活在帕克斯堡的外婆，听说邻居的朋友正在寻找律师时，她骄傲地给出了罗布的私人电话。她的孙子罗布在一家高档律所当环境律师，一定非常乐意帮这个忙。罗布当了八年的环境律师，但从未担任过原告律师，哪怕一次。他和他所在的塔夫脱律所，通常的业务是为大企业辩护，站在像厄尔这样的农民的对立面。罗布所在的律所是当地最古老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成立于1898年，也是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聚集地。而罗布是其中的异类，他毕业于一所普通大学，阴差阳错地进了这家律所。他永远记得1990年，他第一天工作时，一位合伙人得知他的毕业院校后，感慨“啊！黑马。”每天早晨，他把自己的丰田，停进满是奔驰宝马的停车场，乘电梯上二十楼，沿着挂满当代艺术作品的走廊，走向自己的办公桌。八年以来，他努力想要甩掉“黑马”的标签，证明自己属于塔夫脱律所。罗布恐惧社交和闲聊。他无法成为那种在慈善晚会上，穿着租来的礼服，拿着酒杯，琢磨该用哪个叉子的人。也是因此，八年以来，他从未给公司带来过任何一个新客户。当厄尔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忙于帮律所的大企业客户，根据联邦发布的《超级基金法》清理受污染的废弃物场所。“不知道。”厄尔说。但他确信杜邦公司排出的污水毒死了他的牛。更重要的是，有人知道真相，并试图隐瞒它。不然为什么所有人都对问题视而不见呢？即便杜邦公司不是罗布的客户，但罗布也曾与他们合作过。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有近200年的历史，它有足够的预算和经费，聘请来自顶级律所的律师，来规避可能让公司面临巨额赔偿的环境污染。但厄尔笃定，“我可以证明这一切。”他声称已经收集了成箱的照片、录像带证据。罗布决定和他一面，“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会看看的。”两周以后，罗布在塔夫脱律所接待了厄尔和他的妻子。眼前的男人穿着牛仔裤和格子衬衫，从沙发上起身，腼腆地露出感激的微笑，冲罗布伸出一只长满老茧的手。他带来了四五个纸箱，里面装满文件、录像带和照片。他拍下了一些照片，死去的鱼、青蛙、鹿。还有一根朝河流里喷出白色泡沫水的管子，上面有杜邦公司的标志，还写着“排水口”。厄尔将一盘录像带放入录像机中，视频的颗粒感很强，还夹杂着静电声音，图像时不时跳跃，声音有时加速，有时减慢——像极了恐怖电影。画面里是一头瘦弱的牛，它的毛发已经秃了，背部驼起。厄尔推测这是肾功能障碍的表现。又一阵静电声过后，画面切到了一头躺在雪地里的黑色小牛，它已经死去了，眼睛呈明亮的蓝色。
农场中死去的牛
“我给帕克斯堡的每一位兽医打电话，他们都不会回复我......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自己来解剖了，我将从这个头开始。”视频里，一只小牛的头部被一分为二。它的牙齿发黑，肝脏、心脏、胃肾脏和胆囊被切开，特写镜头一一扫过，被切开的内脏呈现出变色的纹理，一些是黑色的、一些是绿色。视频结束时，罗布不再怀疑，“这里发生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与此同时，他意识到，厄尔也病了。有时厄尔说完一句话，不得不停下来，要喘一口气才能继续。但他还是激动地说了下去，他有不得不说的话。遇到厄尔以前，罗布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律师。他的很多律师同行有着匡扶正义、支援弱者的理想。但罗布没有，来到塔夫脱律所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环境律师是做什么的，他只是想要一份能让他过上好日子的工作。为大企业服务的律师工作也的确如此。大多数时候，他只需要在办公室里对照着法条就能判断对错，即便大家在会议室里吵得不可开交，但回到家，每个人都过着舒适滋润的中产生活。毕竟大企业会按小时给他们支付昂贵的费用。但眼前，一个无助的农民坐在罗布面前，恳求得到他的帮助。即便他从未做过原告律师——这意味着只有胜诉，才有可能得到酬劳，通常是客户赔偿金的20～40%，否则他将一无所获。
罗布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杜邦公司能够清理垃圾填埋场，并对造成的财产损失、健康问题进行赔偿。罗布担忧过杜邦的律师对他的看法，毕竟原告律师和辩护律师属于完全不同的阵营，他不认识任何一个曾“改变立场”的律师。但当他接起杜邦律师的电话时，那些担忧消失了。电话那头的声音镇定而友好。这个叫做伯尼的律师，曾和罗布一同工作过。他给人留下聪明又负责的印象，即便站在对立面，罗布也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同行。杜邦公司决定组建一个“牛群调查组”，调查牛群死亡的根源，也帮杜邦公司找出潜在的问题。伯尼建议他们推迟全面调查，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找报告会告诉他们的信息呢？在等待期间，杜邦将把他们的内部资料发给罗布，涉及许可证、垃圾填埋场的管理文件等。这看来都很合理。为企业辩护时，罗布也经常为客户生产类似的报告，以排除潜在的隐患。而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几星期后，杜邦的调查报告将告诉他，应该关注哪些特定的物质，然后再重点调查。然而等待的时长却远超过罗布的预期，从几星期被拖到了几个月，近半年过去，他都没有收到结果。每当他询问进度时，都会得到“快完工了”的回复。罗布开始怀疑。他花了无数个小时，阅读杜邦公司发来的文件，却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农场出现问题的原因。与此同时，厄尔的牛群还在不断死去。几乎每个星期，厄尔都会打电话告诉罗布，又有一头牛濒临死亡。而罗布作为环境律师，却无力阻挡这一切。2000年初，等待半年后，罗布收到了“牛群调查组”的报告。六名兽医声称彻底检查了厄尔的牛群：提取血液、组织样本，进行各种测试。他们还分析了放牧的牧场、牛群喝的水，以及饲料。问题都出在厄尔身上——“缺乏均衡的饮食”“缺乏集约化管理”“可能是苍蝇数量太多了”。至于死亡的牛群，专家们认为它们的死充满“偶然性”。罗布彻底意识到，自己被耍了。杜邦派出和他熟识的律师，不是为了示好，而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现在他确信，杜邦公司在共同隐瞒着什么。杜邦公司依旧镇定，他们为罗布提供了其他关于垃圾填埋许可和管理的文件，并同意推迟庭审日期。然而，当罗布提出，想要杜邦公司提供，将什么东西倾倒在垃圾填埋场的文件时，杜邦公司开始坚决回绝。罗布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要求法官命令杜邦公司提供需要的文件。罗布35岁生日那天，他收到了杜邦公司寄来的第19个盒子，里面挤着一千二百多页无序的文件。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了来自杜邦公司的六万份文件，但毫无收获。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新咖啡，关上办公室的门，脱下外套，把手机调成“请勿打扰”，坐在地板上，开始埋头工作。很多律师会把整理文件的工作，留给低级律师。但罗布享受这样的工作，这有点像侦探工作，用无序的文件，拼凑出连贯的上下文。那是一封杜邦公司写给环保局的信，日期是2000年6月23日，也就是几周前。信的主题关于一种陌生的化学物质：全氟辛酸铵。在信里，美国环保局想知道杜邦公司是否使用了全氟辛酸铵，如果用了，在哪里？为什么使用？杜邦公司使用全氟辛酸铵的业务集中在一个地点，华盛顿工厂。而所有生产废料，都被送到了厄尔农场附近的垃圾填埋场。与此同时，信里提到，这一年的3月和4月，杜邦公司在华盛顿工厂的员工，已经采集了血液样本。杜邦公司密切监测着这种化学物质的毒性，和它对人体的影响。罗布到图书馆翻阅化学词典，没有任何一个受管制物质和危险物质的清单提到它。他打电话询问一位化学专家，他也从未听说过这种物质。但化学专家提供了一个信息：这听起来有些像他最近才听说的一种物质：全氟辛烷磺酸。两个月前，另一家大型制造公司3M公司宣布，将停止生产这种化学品。原本这是3M公司最赚钱的产品线之一，而停止生产的理由是“我们正在重新分配资源，以加速创新，获得更可持续的机会。”后来的新闻报道，这种化学品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风险”。罗布意识到，这两种名称相似的物质，其实是同一物质的两种形态。也就是说，杜邦公司倾倒在垃圾填埋场的物质，和3M公司被迫停止生产的物质非常接近。罗布重读了杜邦公司写给环保局的信，一个新词引起了罗布的注意：特氟龙。这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可以用于制作不粘锅，让煎蛋平滑地从锅里落到盘子里。它是杜邦公司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产品线之一，能占到杜邦公司年净利润的10%。早在战时，特氟龙就可以被运用于原子弹的制作。而和平年代，杜邦公司开始专注于化学品的制造，特氟龙是一种极具竞争力的化学材料。但制造它的过程也很困难，全氟辛烷磺酸（PFOA）便是一种能使特氟龙高效生产的秘密原料。在小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它有轻微到中度的毒性；而在应用于猴子身上的实验中，六只猴子中的四只“处于困境”，肝脏受损，其中有两只猴子死亡，“死亡原因不明，但共识是与PFOA有关。”更可怕的是，这种化学物质，不仅存在于流经厄尔农场的河流里，还存在于公共水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杜邦公司就在工人血液里，发现了这些化学物质。而进一步的取样发现，全氟辛酸不仅存在于工人的血液里，也存在于住在工厂附近的人们的血液中，甚至存在于全美普通人群的血液里。起初，罗布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关于牛群和公司之间的纷争。但现在他意识到，这个案子不仅关乎厄尔、那个小镇上的居民，也和他自己息息相关。当罗布还是个孩子时，每当他回到外婆生活的帕克斯堡小镇，所有的节日、生日庆祝活动上，他都会见到外婆的两位好友。他们甚至会在罗布跟随父亲住在德国的时候，结伴来看他。两年半以来，罗布已经积累了足够多关于杜邦公司几十年来关于全氟辛酸的信息。接下来的几个月，罗布起草了一份针对杜邦公司的简报。他将几十万页的文件，精简成了一份重达12磅，长达972页，包括136个附件的文档。并将这封信寄给了各个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包括当时美国的环保局局长和司法部部长。
确认污染物之后，罗布为厄尔一家的水源支付了检测费用，结果显示：他们的水确实被污染了。这个结果对厄尔夫妇而言毫不意外。而在另一则法律简报里，杜邦的律师提出了足以让杜邦公司被告到倒闭的弱点：杜邦早就知道河水中含有 PFOA。但他们不仅长时间地对律师和厄尔一家隐瞒，让他的牛继续喝这样的水；也对牛群调查组和环保局隐瞒了这件事情。自从厄尔夫妇提起诉讼以来，他们的生活不断被打扰。作为财产检查的一部分，杜邦的代理人对这家人在农场的房产、一辆拖车，以及他们已经出租出去的两套房子进行了排查。他们翻遍了租户的衣柜，拍下了他们的个人物品，也因此让厄尔一家失去了一位租客。
帕克斯堡附近的化工厂
在厄尔一家生活的小镇，杜邦公司是整个城镇的经济源泉。在帕克斯堡，家庭平均收入要比州平均收入低数千美元，而在杜邦公司工作的化学工人的收入，通常是普通居民收入的两倍。除此之外，杜邦公司还有雄厚的财力，用于捐赠学校、公园等非营利组织。对帕克斯堡的居民来说，杜邦的工厂意味着就业、稳定的经济和公民的安全感。即便杜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裁员，但他们依旧在镇上保留了大约2000个岗位。于是，厄尔一家成为了小镇居民的公敌，镇上居民对有人起诉“为社区做了这么多”的公司感到愤怒。当厄尔夫妇来到杂货店，他们认识的人会沿着附近的过道离开，曾经友善的邻居会避免和他们的眼神接触，有时当厄尔夫妇走进一个房间，人们会站起来，走出去。一个星期天，祷告的时候，甚至有人发表了一个奇怪的声明：“某些人应该知道他们的牧师是杜邦家的人。”厄尔病得越来越重了。他的眼睛很疼，经常视线模糊。每个夜晚都被鼻塞、头痛和呼吸困难折磨着。有些早晨，他擤出的鼻涕足够装满一个茶杯。喉咙也感觉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永远卡在那里。他的脸上长了斑点，后来一位医生诊断这些斑点已经癌变了，必须将它们烧掉。牛群的情况也没有变好。厄尔曾试图用泉水来喂养牛群，但情况没有改善。后来我们测试了农场井里的饮用水，发现它也被污染了。牛群的数量继续减少，直到厄尔彻底放弃养牛。在离新的庭审日三个月前，厄尔一家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塔夫脱律所。那是一个夏日的周五，阳光明媚，罗布和厄尔一家坐在三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张会议桌前。厄尔一家穿着正式的、去教堂才会穿的衣服。也许他们意识到了今天的重要性。接受和解，放弃陪审团审判；或拒绝和解，试图让陪审团来审理他们的案子。几个小时过去，快到傍晚了——会议室里的声音渐渐平息，这一家人快要做出决定了。厄尔的兄弟姐妹冲过去拉住罗布的胳膊，和他握手，一遍又一遍地感谢他辛勤的工作。但罗布的视线只落在厄尔的身上，他坐在会议桌的另一边，沉默着。
厄尔的案子逐渐走向尾声。
但罗布和厄尔都知道，这一切远没有结束：附近的饮用水都被污染了，没有人知情，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这些人做了错事，他们不能脱责！”厄尔总是用粗哑的嗓音，在电话里对罗布低吼。
罗布无法反驳，只是反复告诉厄尔，无论厄尔的案子如何进展，附近社区的饮用水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任何问题都得遵从法律，一码归一码。
在厄尔的和解阶段，两人总是就这个问题，来来回回争吵。而这通常以厄尔的厌倦结束，咔哒一声挂断电话。
在罗布最理想的预期里，厄尔的案子结束后，他将继续为大企业辩护，清晰地核对法规和条例，就可以按小时收取高昂的佣金。他不必再花费数千个小时，埋到堆积如山的几万份文件里，只为了一丝线索。
罗布可能是目前除了杜邦公司内部的人以外，最了解全氟辛酸的人。而如今，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存在于附近每个居民的饮用水里，人们却没有知道真相的机会。他作为最有可能使这一切面世的人，却沉默了。
很快，罗布接到了又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男人叫乔·基尔，是帕克斯堡小镇的一位夜校老师。
他所在的社区，有儿童的牙齿莫名其妙变黑，邻居家的几位小伙患上了睾丸癌，住他隔壁的年轻女士也在和癌症抗争，社区里甚至连狗狗都会患上癌症——这只是巧合吗？
而他妻子达琳的前夫，曾是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学家。
那是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达琳回忆，“当你在镇上的杜邦公司工作时，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一切。”杜邦公司支付了他的教育费用，为他提供了抵押贷款，并支付着丰厚的薪水。甚至免费向他提供全氟辛酸（PFOA），作为洗碗机和清洁汽车的肥皂。
有时，她的丈夫下班回家后，会出现发烧、恶心、腹泻、呕吐等症状。但这在工厂里很常见。
1976年，达琳生下第二个孩子后，丈夫告诉她，他不再能把工作服带回家了。他说，杜邦公司发现PFOA会导致妇女健康问题和儿童出生缺陷。六年以后，36岁的达琳不得不接受紧急的子宫切除术，八年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达琳说，“我一直回想起他的衣服，回想起我的子宫切除术。”
她困惑这二者到底有什么关系？
她的现任丈夫乔试图找到一个答案。他打电话给州里的自然资源部，“他们对待我就像我感染了瘟疫一样”，环境保护部告诉他“没什么可担心的”，当地的卫生部门“简直粗鲁”，而杜邦公司的回复是，“任何人都可以饮用的。”
最后他发现了罗布的电话。他和社区里的人，迫切地需要一个真相。
对罗布来说，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
他和他所在的律所，从未有过集体诉讼的经验。而这意味着在彻底胜诉、收到酬金以前，巨大的前期投入。如果他接下这起案子，对本地最大的化学公司提起诉讼，甚至还有影响已有的企业客户的风险。
罗布不是那种很有使命感的律师。在此之前，他加入塔夫脱律所，也只是想要拥有一份能让他过上好日子的工作。但厄尔那句“他们不能脱责！”总是回荡在他的耳边。
罗布似乎变了。他也想像厄尔一样，不顾一切。他自己的家庭也生活在河流的下游，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喝着含有全氟辛酸的水，家族里的长辈曾因癌症去世，外婆的两位朋友，也都死于癌症。
而不幸还在继续。
除了罗布，没有人可以让杜邦公司给他们一个交代。
罗布决定接下这起集体诉讼。
2002年4月，罗布争取到了32张来自杜邦公司的光盘资料，其中包含24万8千页新文件，甚至还有“特许保密记录”的文件。他拼凑出一家以“一切源于信任”为理念的公司，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早在1962年，杜邦公司就发现，PFOA会增加老鼠、兔子和狗的肝脏大小。上世纪70年代，对帕克斯堡工厂的检验中，发现工人血液中含有高浓度的PFOA。1981年，PFOA的创造者和唯一供应商3M公司通知杜邦公司，摄入PFOA会导致老鼠出生缺陷。与此同时，在杜邦公司聚四氟乙烯部门的七名怀孕员工里，有两名女性生下来的孩子有出生缺陷。而后的几年，杜邦公司发现当地供水系统中存在PFOA。某个地区的饮用水中，PFOA含量甚至是其内部安全限制（十亿分之一）的三倍。但光是证明杜邦公司知道PFOA是有毒的，并将它排放到饮用水中，还不足以使集体诉讼获胜。罗布需找到关键的证据，让陪审团意识到，这种物质会引起真正的疾病。七名怀孕员工里，有两个女性生下了有先天缺陷的婴儿。杜邦的律师可能会辩称，这不具备统计学的意义。但是罗布坚信，这对于生下这样的孩子的女性来说，可能是终身的噩梦。苏是一名在杜邦公司的聚四氟乙烯装置下工作的普通女工。她喜欢这份工作，工厂本身就像一个小镇，有自己的医疗中心、消防部门，和自助餐厅。苏最爱自助餐厅的烤鸡。在员工的更衣室，配有淋浴、冰箱和微波炉。如果她夜里加班，公司还会为她提供一顿饭，并派出租车送她回家。她先是听到了医生的话，“她需要一个好的儿科医生，她的孩子有先天畸形。”然后她看到了那个孩子，是个男孩，他的左脸是正常的，右脸却像是毕加索的画作，右眼太低了，鼻子少了一半。苏的人生从未接受过如此的考验。她害怕孩子活不下来，但如果他顺利长大，苏无法想象他的一生将会遭遇什么。在孩子出生一两个星期以后，苏的母亲告诉他，杜邦公司的医生联系过她。苏本以为，这只是个礼节性的拜访。但当她回电话时，她很快意识到医生只是想知道关于孩子畸形的细节。她没有深究，医生如何知道她的孩子是先天畸形的。而她血液中的PFOA浓度和孩子的眼睛缺陷，被记录于杜邦公司1981年收集的数据中。另一位母亲的情况也相似。当她成为母亲时，她惊讶地发现，孩子的左眼多出一个额外的皮肤褶皱，和一根畸形的泪腺。但他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杜邦公司在处理PFOA时不是粗心大意，而是真正的恶意。1984年5月下旬的一个周二，杜邦公司的高层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特氟龙部门接下来的发展。公司的医疗和法律部门支持彻底消除PFOA，他们已经确认PFOA会污染附近的饮用水。而商业部门却持相反的观点，因为消除PFOA将“从根本上危机商业部门的长期生存能力。”会议结果很明显，杜邦公司的医疗和法律部门在这次谈判中败下阵来。2004年9月，经过漫长的谈判，杜邦公司决定达成和解。它同意在六个受影响的水域安装过滤厂，并支付7000万美元的和解金额。两年后，美国环保署宣布了一项全新的PFOA管理计划，呼吁制造商们减少PFOA的使用量和排放量。他们的目标是：相比2000年的水平，到2010年减少95%，到2015年完全消除。七年以前，当罗布还在和厄尔焦头烂额地调查牛群究竟发生了什么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PFOA这种物质的存在。而七年过去，罗布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选择真的在改变这个世界。
罗布站在厄尔一家的土地上
当他为厄尔一家、乔和他的社区争取到了和解金，当世界上的其他人终于看到了他通过海量的研究才搞明白的PFOA时，罗布第一次觉得证明了自己。他为律所带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收入，他不再困于被人称为“黑马”的羞愧。在一次合伙人会议上，同事们甚至送了他一个类似于奖杯的礼物。那是一个鲜红的聚四氟乙烯煎锅，上面刻着：在此之前，罗布讨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甚至害怕在生日派对上，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拆开礼物。但那天他只感到开心和骄傲。而和解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一种更微妙的救济形式，即给人们他们渴望的答案，告知他们多年来饮用受污染的水后会面临的风险。罗布决定组织一个科学小组，用于研究PFOA和特定疾病之间的联系。这个科学小组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他们将用科学来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受到没有偏见、倾斜的要求，因此科学小组的成员也必须得到罗布一方和杜邦公司的批准。要么，它将向社区成员了解PFOA的风险和影响，要么它将表明，社区成员的接触量不足以对他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科学小组需要足够的样本量，不仅要采集居民过往的PFOA暴露史，还需要获得他们的血液进行分析，以满足流行病学统计的极高标准。根据和解协议，罗布可以将大约5000万美元分给社区集体，剩下的2000万美元用于“健康项目”。但如果这样分配，集体中的每个人会得到一张略低于715美元的支票，这笔钱或许能让他们买到一台像样的平板电视，但却难以成为居民们患癌风险增高的补偿。罗布计划，将获得的7000万美元和解金，全部用于科学小组的研究统计。毕竟，这7000万美元被指定用于“集体福利”，而这项研究将使整个集体受益。每个愿意前来献血的人，都将获得400块美元的奖励，一个四口之家就能得到1600美元——这笔金额足以吸引人们前来抽血，也满足了社区集体的需求，搞清楚PFOA和具体疾病的关联。罗布信心满满，即便他并不知道，这项检验会将他带往什么地方。
在环保局宣称，将制定一个十年计划，逐步淘汰全氟辛酸之后，却不再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早就该启动的风险评估、犯罪调查，直到十年过后也没有踪影。与此同时，即便全氟辛酸给杜邦公司带来了许多负面新闻，但杜邦公司依然在金融界享有盛誉。杜邦公司依然在许多“最佳”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仅是因为它创造了巨大的收益，许多榜单还基于环保、可持续商业模式等标准。但罗布无法预测，最终得出的结论将会是什么。如果没有发现PFOA与具体疾病之间的相关性，那么罗布的客户将无法提起任何人身伤害案件。但因为数据量庞大，科学小组所需的时间远超过罗布的预期。然后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罗布安静地等待着。这是一个难熬的过程。自2001年提起集体诉讼以来，他面临着来自律师巨大的压力。“我们承担了很多费用”，罗布说，“如果最终科学小组没有发现它和疾病的联系，所有投入就打了水漂。”与此同时，许多客户打电话给罗布，但通常都是坏消息：又有被确诊癌症的家庭成员去世了。这其中包括患有癌症的厄尔，最终死于心脏病。两年以后，他的妻子因癌症去世。那个总是对罗布低吼，“他们不能脱责！”的男人也离开了。人们打电话给罗布，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会花这么久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结果？但罗布也没有答案。2010年，罗布的身体出现了奇怪的症状。他的视力会突然变得模糊，紧接着口齿不清，手臂感到麻木，然后身体的一侧活动困难，剧烈抽搐。有那么几次，他甚至在办公室里发作，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抬出律所。医生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药物，缓解了他的症状，却难以得到诊断。他曾怀疑过自己，是否将律所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拖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但他依旧想坚持下去。因为这不仅关乎环境许可和监管，更关乎民众的基本权利：打开水龙头，相信自己接的水没受到污染。
2012年，科学小组组建七年多之后，通过近7万的样本数据，他们终于能够证实，全氟辛酸和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和先兆子痫这六种疾病之间的可能联系。“大家都松了口气，”罗布说道。“这些年来，杜邦公司一直说我们在撒谎，试图吓唬和误导人们。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科学的答案。”科学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水过滤系统已经就位，并向社区提供了免费的医疗监测。罗布提出的集体诉讼的所有目标都已经实现。帮每一个因为PFOA而患了这六种疾病之一，甚至死亡的个体索赔。在科学小组70000多人的样本中，最终有3500人选择站出来，其中也包括杜邦公司的员工。他们被诊断出患有这六种疾病中的一种，而现在将对杜邦公司提起正式诉讼。在这个过程里，罗布和他的同事们，也收集了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肯是华盛顿工厂的一名员工，他从19岁开始在杜邦公司工作，他坚信自己会像公司的其他人一样，在这里工作一辈子。他在特氟龙产品线上工作的时间超过20年。1976年，他被调到了华盛顿工厂的化学分析实验室，负责测试各种聚四氟乙烯产品。他在休息室里偶然听到，“如果你不想早死，就别来这里工作”，但他只把它当作不满者对工作的抱怨。毕竟，杜邦公司是出了名地重视安全。从他上班的第一天起，就配备了安全眼镜、安全鞋、护目镜、不同类型的手套——每项工作都有不同的要求。要是被安全主管发现你没有遵守安全规则，就会被严厉斥责，甚至遣送回家。和其他员工一样，肯也会到工厂的医生那里做例行检查，他们会不时抽取他的血液，检测是否含有化学物质。他从不担心结果。肯相信工厂的安全政策提供了足够的保护。他甚至认为这样的保护有些过度了。只是，工厂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是棕色的。肯必须一直开着水龙头，直到它变得透明。他和同事向上级抱怨过这件事，但被告知没什么可担心的。到1976年，他已经喝了十几年华盛顿工厂的水了。一天，在特氟龙实验室工作时，肯感到腹部刺痛，他急忙冲向卫生间。刚开始感觉像胃病，或者食物中毒，但这两种疼痛慢慢消退了。痉挛时不时影响着他的生活，他对外出感到焦虑，必须不停地扫视现场，寻找最近的洗手间。手术结果显示，溃疡性结肠炎。他的小肠被粘连物覆盖，医生给他做了切除手术。第二天，肯发现肚脐以上8英寸处有一个切口。但医生的话，后来时常会让他在失眠的夜晚想起，“肯，我帮你解决了问题，但我担心你的未来。”从那样的伤口中恢复并不容易。他一直试图让自己站起来，但做不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回到工作。肯喜欢他在特氟龙实验室里的工作，作为部门里最有经验的技术员之一，总有年轻的同事来找他寻求帮助。1980年，杜邦公司的聚合物产品部门的安全性能达到了所有部门中的最好水平。“华盛顿工厂是世界第一安全公司、第一安全部门的第一工厂，”肯的同事在多年后回忆1980年时写道。几个月后，1981年的春天，肯注意到公司有些不对劲，所有在特氟龙部门工作的女性都失踪了。有人提到了一种会导致女性生出先天畸形的孩子的化学物质，叫PFOA。但肯试着不去担心，因为主管告诉他，“别担心，它不会伤害男人的。”从那以后，肯的生活相当顺遂。他的胃还是有问题，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他几乎每周都打保龄球，甚至学会了打高尔夫，他是个左撇子，但自学会了右手挥杆。但好运并没有持续多久，2001年，肯的腹痛又卷土重来了。有时候，他痛到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床上翻滚，祈祷这一切能够停止。医生的话又回荡在他耳边，“我担心你的将来。”疼痛使他无法正常工作了。他甚至没有力气亲自去辞职，只是打电话说他不会来了。他在杜邦公司工作了将近40年，将近三分之二的人生，本该有个退休派对，有蛋糕、气球、还有搞笑的祝酒词，但现在他只有疼痛。离开工厂以后，他去医院做了许多检查。最后的结果是，侵袭性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史使他患直肠癌的风险更高。现在，这不再是一个风险，而是一个事实。但至少，现在肯，和像肯一样的人，有机会让杜邦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负责。
2017年2月，罗布代表3500多名原告，获得了6.71亿美元的和解金额。肯试图总结生活所遭受到的影响，他写道，“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记得，我没有直肠。它应该在的地方被封起来了。排泄物从我胃里的一个洞里滴出来，流进了我肚子上的一个袋子里。我一直梦想着，退休后能在当地的社区大学教数学，或者指导棒球队，或者旅行，看看世界。这些梦想已经从我身上被偷走了——还有生活中许多简单的快乐: 嚼一块牛排；啜饮啤酒；坐在马桶上看报纸。但我已经15年没有坐在马桶上了。”“我为之奋斗的公司，让我暴露在危险里，却向我保证我是安全的，从里到外地杀死了我。”即便罗布已经帮这些人争取到了赔偿，但他还是时常感到渺小。可惜的是，因为科学小组并没有将先天缺陷列为可能和PFOA有关，那个名叫苏的女员工并没有得到赔偿。罗布相信这种关联会在未来得到证实。但对于得到关联的3500多名原告，罗布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正确感”。2016年，《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写，科学家们在世界范围里测试了PFOA 的存在。结果发现它存在于大西洋鲑鱼、灰海豹、阿拉斯加北极熊、海龟、中西部秃鹰、加州海狮和沙岛上的信天翁的身体里。来自帕克斯堡小镇的居民说，“这种情况已经从华盛顿工厂扩展到全州、全美国，现在它无处不在，是一种全球性的污染。”在PFOA被排进河水，扩散到整个国家的几十年里，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少有人知道PFOA的存在。一个误打误撞被找上的环境律师，十多年来走过了漫长而艰巨的程序，追寻公平的结果。这位律师还出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录，名叫《曝光：毒水、贪婪的企业和一位律师与杜邦公司的二十年之战》，后来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了中文版，名叫《黑水真相》。一位来自荷兰的记者，称自己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一种与PFOA结构相似的化学物质，被排放进附近的水域，但没有人听说过它，也没有人知道它对人体有什么影响。而罗布作为律师，还在对杜邦公司提起诉讼，直至今日，未曾停止。Exposure: Poisoned Water, Corporate Greed, and One Lawyer's Twenty-Year Battle against DuPont.
https://www.nytimes.com/2016/01/10/magazine/the-lawyer-who-became-duponts-worst-nightmare.html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dupont-lawsuits-re-pfoa-pollution-in-usa/
https://time.com/5737451/dark-waters-true-story-rob-bil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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