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独生女的真相

对于自己成为“顶流”这件事，出生于2000年的苏州独生女李舒在被好友告知之前，毫不知情。“不太能理解，感觉和江浙沪关系不大，主要是跟经济基础有关吧。”

她所说的，是一个近日来高居讨论榜的身份标签——江浙沪独生女。

在形形色色的网帖和短视频里，“江浙沪独生女”与一种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不劳而获便足以在物质和精神上令人艳羡的人生划等号。她们收到的零花钱比普通打工人的年终奖还多，拥有无限包容理解自己的父母，顺遂地从“穿巴宝莉衬衫的快乐留学生”进阶为“穿新中式戴翡翠的江南贵妇”。

生长在江苏镇江的独生女杨玫认同，大多数江浙沪独生女的确拥有“稳稳的幸福”。但包括她在内的故事主人公们更想指出的是，网络所渲染的那种生活不是自己和身边人够得到的，离她们的真实生活依然有着很大距离。

物质符号的堆砌和段子式的演绎，已经让“江浙沪独生女”变成了一种想象性的景观。这场互联网风暴的中心与其说是她们，不如说是渴求逃离现实的每一个我们。

倘若搁置这些自我投射式的讨论，聚焦江浙沪独生女们的真实人生，我们或许可以打捞更具实质的思考——

足够丰厚的物质积累，对于一个女性的人生选择意味着什么？开明有爱的家庭脚本下，女性是否有可能演绎新的角色？归根结底，对于“更被命运偏爱”的一部分人，我们应如何进行价值观照，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是茨威格对法国末代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描写。倘若人生确有“标价”的话，20世纪末出生在江浙沪地区的独生女，无疑格外受到命运的垂青。

杨玫的母亲是“60后”，年幼时家里清苦，5个兄弟姐妹由杨玫外婆一个人拉扯大。其中，杨玫的姨妈是1977年高考恢复时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她的资助下，杨玫母亲凭着优异的成绩也上了大学，后来一路读到博士，成为高校教授。杨玫的父亲则是杨玫母亲的同学，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

多年后，作为独生女的杨玫出生时，家庭已经十分宽裕。她成长在“父母所有的精力、资源都给了自己”的环境下，“幸福感很强，家庭氛围很舒服”。杨玫的丈夫与她一样，也是当地的独生子，2021年女儿出生后，夫妻俩决定即使生育政策放开，也只要这一个孩子。

“我的女儿是新一代的独生女。”她郑重地介绍。“因为我和老公就是从（独生子女）成长轨迹走来的，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同样的幸福感。”

童彤出生在1999年，是苏州太仓市人。太仓是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位列全国百强县第6名。“普通家庭遇上了改革的春风。”童彤说，30年前，太仓的新城规划让她的家从农田变成了城市，搬进小区，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因此发生了大改变。

“我们一家子都特别‘e’（外向）。从早上有人醒开始，一整天的热闹就起来了。”她经常和家里人玩笑互怼，氛围如同《家有儿女》一类的家庭情景喜剧。

童彤总结，对家庭强烈的黏性几乎是身边江浙沪朋友的共同特征。她有“打报告”的家庭文化，无论谁出门，去哪里、和谁见面、做什么，总习惯和其他家人知会一声，并非明文家规，而是出于互相惦记的天然默契。

上大学后，她才从山东室友那里发现，并非每个人都与家庭保持如此紧的联系。室友与父母之间的相处更加独立，相较之下，她还经常会被父母叮嘱，“煮方便面时人不要走开了，否则水会烧干”。

“其实家庭的关怀有时候也会过重。”她半开玩笑地吐槽。这是江浙沪孩子普遍面临的甜蜜负担。

另一个围绕江浙沪家庭的关键词是“开明包容”。“虽然学习过程中我妈也‘鸡’过我，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她会把所有我感兴趣的方向给我圈出来，让我自己看，完全不干涉这类重大选择。”25岁的斯扬说。她是来自上海的独生女，因为父母的宽松政策，大学期间凭兴趣读了小众的珠宝鉴定专业。

“老家的亲戚朋友在饭桌上对我催婚，我爸会马上制止，说‘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妈平时在家念叨我应该结婚，我爸也会立马转移话题。”24岁的裴乐乐说。作为大学毕业后回到本地当公务员的浙江金华人，她可以荣获网上流传的“浙江孝道金字塔”里的特等大孝女。

要讨论江浙沪独生女的得天独厚，离不开一个核心前提：父母并不会因为她们的性别而减少爱的投入。童彤告诉南风窗，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很少从家长那里感受到“女儿不如儿子”的信号，也从不觉得自己得到的爱是有差别的。

同样24岁的无锡独生女林照坦言，爷爷奶奶曾经很想让她父亲再生一个男孩。不过，远在安徽老家的他们没能成功说服儿子，那时候她父亲还在体制内，受到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限制。“如果我爸有得选，结果也许会不一样。他可能想，有女儿也可以，只要好好培养，不会比别人差。”

和林照相似，杨玫的父亲生活在传统的农村家庭，除了唯一的姐姐外，其他兄弟都上了大学。原本，杨玫也可能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但教育改变了父亲的思维，她得以成为一个幸福的独生女。

不过，生下女儿后，父亲对她说“没关系，你们这一代可以二胎了”，她依然为这句话中的潜意识而生气。也因此，她更坚定只要一个女儿的想法。“更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天也有这样的感觉。”

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的同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新风，将众多新城市移民吹拂到江浙沪沿海。1990年代末，林照的父母从安徽迁徙到无锡，就此扎下根来，她也成为在无锡生长的一代独生女。

退伍转业的父亲对她有着“东亚典型”的抚育模式，“那是一种tough love（严厉的爱）。”她回忆，小时候自己身体弱，还没开始上小学，父亲便强迫自己去体校参与训练，哪怕她明确表示不喜欢，常在武术队遭遇孤立，强制的训练还是占据了她整个小学时期。

小升初考试里，林照考上了本市最好的私立初中，进入学校后，她发现身边的同学“非富即贵”。有一次，林照的母亲去开家长会，发现其他家长都在用笔记本电脑，只有自己在用纸和笔记录。父母对她的成绩很敏感，常跟她说两件事：要靠自己，不要指望未来的伴侣；家庭经济情况没有别人好也没关系，靠自己努力，一样可以获得很好的未来。

林照说，她的成长是一种“拼搏奋斗模式”，这可能是出于父母在无锡没有根基、白手起家的缘故。

由于学校性质，林照的初中同学里，“可能50%以上现在都在国外”。她初中时最好的朋友，中考取得了无锡市前10名，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试入选了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计划，高中便前往新加坡公费留学。身边其他同学，也在本科时期就去往美国的一些名校。

“我关系好的同学基本也都是独生女，父母大多工作体面，有送孩子出去留学的计划，她们自身也非常努力勤奋。”林照概括道。

李舒高中时就读于外国语学校，出国氛围更加浓烈。她形容自己刚进学校时有种“进城”感，在小语种文化节上，初中部的学生们能“用各种语言毫无压力地演话剧”，让她分外震撼。

斯扬提到，在相对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家长们会为孩子做两手准备，如果高考“考砸了”，还有出国的路径可以选。

在网络热门短视频里，博主所扮演的“江浙老爸”对女儿说，考得不好不要紧，可以去念国际本科，两年国内，两年国外，到时再跳到国外名校。他所指的，是诸如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中外合办大学，这些学校国际化办学程度高，能够提供国内学校和国外名校的两份毕业文凭，对于申请国外研究生更有优势。而这些大学，也集中位于江浙沪地区。

经济发达、教育昌盛，自古以来就是江浙地区的名片。以科举制度为参考，苏州历史上有3900名进士和54名状元，杭州则有3500名进士和15名状元，分别占据中国进士最多的城市前两名。地理、经济和文化上一衣带水，促成人们对于江南繁华的集体想象，也促成江浙沪地区紧密的相互认同。

童彤说自己是一个“中庸型”的人。她在上海读大学，父母常对她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大不了就回家”。在上海立足的成本太高，她所从事的律师行业也需要借助本地的资源积累。种种考虑之下，她选择回到太仓工作。

闲暇时，童彤常跟苏杭两地的朋友结伴玩耍。身边留在长三角工作的同龄人，离家最远的工作半径是上海，1小时内就能坐高铁到家。她的同学在北京上大学，但如果同学想留在北京，“估计爸妈会第一个反对”。

“父母会觉得，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一直延续当前的生活方式挺好的，不要去冒险和挑战。”杨玫说。她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在南京求学，后来又回到镇江工作，丈夫和身边的朋友在成长背景上与她极其相似。在择偶和交友方面，江浙沪的同龄人让她感觉“确实不用花什么时间去磨合，就能有很多话讲”。

如果不留在本地，江浙沪子女另一种典型的选择是飞得更远。2021年，本科毕业的林照和李舒，在身边“蔚然成风”的留学潮影响下，也选择了出国深造。

李舒在伦敦留学，多元文化的冲击，让她的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本科时期，身边多是按照相似路径往前走的同龄人，一步一步升学、工作。研究生期间，她认识了很多30多岁的同学，有曾在国会工作过的韩国女生，也有跨国经历丰富的德国前记者，以及毕业后继续从事政治工作的危地马拉人。无论从年龄尺度还是地理尺度，她都看到了一种更宽广的人生可能。

她开始不再觉得，自己有必要和身边的同龄人进行比较。“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

林照也在寻找自己人生的旷野。她大三时去苏格兰体验海外交换项目，住在英式公寓里，有独立自由的宿舍空间。躺在宿舍的床上思考未来，她确信了在国外念书的想法。

念什么专业呢？她那时刚好从一本小说的女主角的经历中得知，美国大学本科并不设置法学专业，也就是说，非法学本科的人也能申请美国的法学研究生。在美国，律师意味着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尊严。

作为新闻系本科生，林照就此开始了漫长的跨专业申请。关键环节是通过LSAT（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满分180分，林照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超过170分。她在实习的同时每天5点起床做模拟练习，刷了80多套卷子，每套都做过两遍。半年后，她拿到了美国某T20（排名前20）法学院的全奖offer，外加每年3.2万美元的赞助。

然而，这些比起她在法学院第一年就读的痛苦是“九牛一毛”。她的同届有260个学生，其中只有6名国际生，其余都是美国学生，竞争氛围浓厚。法律在美国是由白人主导的行业，且对语言有高度要求，她以第二语言和其他母语者竞争，跋涉异常艰难。

她感觉自己好像怎么都学不会艰深的法条，这和国内一贯的佼佼者经历出入太大，“整个价值观都在分崩离析”。每天早上穿过马路去学校，她忍不住想，“如果被车撞死了，就不用上学了”。

父母对她的期望是在无锡本地当公务员，她坚决地告诉他们，“绝不可能”。父亲的控制曾经让她“感到窒息”， 由此产生想往外走的心愿。

在美国的法学院，学生需要在一年级和二年级经历两段暑期实习，这两段实习直接决定了未来的正式工作。但很长一段时间，林照在找第一份实习时四处碰壁。她想过回到父母身边，但想到那样就“更方便他们控制我的人生”，又觉得“还能咬牙坚持一下”。她最终得到了在某地区联邦法院的实习机会。

1997年出生的上海独生女张沅，称自己为“游牧民族”。从小学开始，父母每逢长假就带她旅游，去过日本、俄罗斯、新加坡、泰国。在本科和海外研究生留学期间，张沅开始独立旅行，足迹又涵盖了12个国家。

她曾经去印尼通宵攀爬宜珍火山，那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可以进入内部的活火山。在瑰丽的景色外，她看到火山上有很多以挑硫磺矿石为生的挑夫，一扁担能挑两三百斤，顶着浓烈的硫酸气体，没有任何防护，在悬崖峭壁间如履平地。她从中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与他人生存的沉重。

高考后，怀着对人文理想的追求，她选择了文理学科交叉的建筑学专业。张沅的父母对建筑领域一无所知，以为女儿是跟着哪个男孩填的志愿，认为这并不是女孩适合的学科。她就向父母展示建筑师的手稿和模型，极力说服他们。本科时，张沅常把自己的课程作业发在朋友圈，然后发现，父母会高兴地把自己的作品转发到家族群里。

“我跳出了父母框定的范围，但他们还是很乐意去听我不一样的想法。”研究生阶段，张沅选择深造的方向是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城市规划，学习移民、种族、气候变化等因素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很对我的胃口”。

对每一个人而言，家庭的庇护既意味着免遭伤害的避风港，也意味着控制。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微妙地在两端之间跳动。

“我看到过一个说法：逃离家乡是女性的史诗。但当家庭给出足够的支持和陪伴时，也可以成为女性的港湾和底气。”张沅说。

江浙沪独生女们的多元选择，建立在父母经济实力对于试错机会的“托底”之上。即使她们选择了特立独行的另一条路，也往往意味着另一种并不真正违背主流期待的成功。毕竟，她们成长于家庭和地域潜移默化的氛围影响下。

“读布尔迪厄让我觉得，经济基础是很重要的东西。它不一定真的能让你自由地选择，但它总是能给出更多的选择。”就读于社科专业的李舒说。

如果勇敢的闯荡失败了，女儿们还可以选择回到本地，而这个“本地”，已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回想起在美国曾遇到的挫折，林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冒险是有安全出口的，即使她此前“从未意识到这是一种privilege（特权）”。

千禧年前后的一代江浙沪独生女，即将或已经迈入婚恋的门槛。“和父母关系和谐，对于建立新家庭的期盼就很弱，因为我已经足够幸福。”斯扬说。

她感觉，上海对于女生结婚成家的观念束缚不是那么严重。和楼下阿姨聊天时，阿姨对她说，女孩子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没合适的结了也是受罪。

裴乐乐对婚恋有些抗拒。“我无法想象和一个男的以后要天天面面相觑、同床共枕，感觉不太自由，永远地和父母在一起就很好——这么一说，我好像妈宝女啊。”

对独生女而言，“成家”始终是父母心头的大事。他们常常说，如果我们走了，留下你一个人怎么办？

“父母去世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会接受的，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面对生活的成年人了。”裴乐乐说，她并不因为自己是独生女，而觉得需要通过养育下一代“抵御风险”。

江浙沪地区的“赘婿”现象曾经名噪一时，杭州萧山被戏称为“赘婿天堂”，当地甚至成立了专门代招上门女婿的婚介所。近些年，“两头婚”或“两家并一家”的婚姻模式也在江浙沪流行开来，即新婚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一个跟父亲姓，一个则跟母亲姓，父系与母系均得到承续。

杨玫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作为独生女，她能够理解父母对女儿出嫁后的不舍。她和丈夫的小家离父母家是半小时车程，在镇江这样的小城市，已经是他们刻意和父母拉远距离的结果，但她跟父母之间的联系还是和出嫁前一样紧密。

生育女儿后，她常听父母说“你现在也会照顾人啦”，意思仿佛“你现在也长大了”。哪怕已经是孩子的妈妈，她在父母那里也还是一个孩子。

尽管如此，成为母亲，还是让她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察觉到，身边人还是觉得“孩子需要妈妈是理所应当的”。有次她拍了一张老公带娃的照片发到家庭群里，大家都喜闻乐见，夸爸爸和女儿关系亲密。她想，“其实妈妈每天都在陪伴孩子，但没有人会想要拍下这个画面，也没人会来关心。”

不过，杨玫认为，女儿肯定会比当年的自己更加幸福，因为“爸爸”这个角色的参与度更高了。她所在的圈层有种默认的文化，新生代父亲也需要履行带娃的义务，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来自女方父母对女儿的维护。在这种文化影响下，杨玫丈夫自然地承担起换尿布、做辅食、带孩子上早教和出去玩的任务。

当杨玫的父亲让她丈夫做家务的时候，她会问父亲，“你以前做过吗？”父亲通常笑一笑，保持沉默。杨玫分析，父亲身上有种某种观念更替后的矛盾性，他或许意识到了自己本应该承担那些责任的。“对我爸来说，也许妻子生孩子的时候没有感觉，但女儿生孩子，就成了一件天大的不得了的事情。”

童彤也表示，苏州地区的性别角色发生了有趣的翻转。其他地方的人会说，女生不会做家务，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她身边更流行的说法是，男生如果不会做家务，那就完了，到时候是找不到老婆的。

她生活在一个“儿子和女儿一样，妻子和丈夫一样”的家庭里。没有哪项家务是规定让妻子来做的，谁有空，谁就干活，从爷爷那一代到她这一代都是如此。“这种观念应该和家庭教育有关系。如果你从小看到的是爸爸妈妈一起干家务，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是属于某个人的责任。”

但是，童彤依然在婚恋上保持分外谨慎的态度。“结婚不是9块9（领证）的事情，而是涉及选择谁作为你一起生活的人，以及你的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夫妻共同财产归属者，还意味着双方家庭的结合。”

她形容自己在用做投资的思维看待婚姻，也因此，在抗风险能力不足的时候，她并不急步入婚姻。另一个原因是，她相信经济基础对家庭内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作为“江浙沪独生女”，她能够感受到父母与自己的紧密纽带，因而更不希望在婚姻和家庭方面过多依赖父母，以免未来两代家庭之间常常摩擦。“我需要有独立支撑生活的实力，才能有完全经营生活的底气。”

林照的男友也在美国读研究生，两人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她能够肯定的是，自己会结婚，但绝不会生孩子，因为生育“对女性的身体和职业发展都是很大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她感觉自己还没彻底跟父母完成和解。

在她看来，亲子关系意味着天然的权力不对等，也容易形成控制与被控制。她担心，父母与自己间的关系，会在自己和孩子身上重演。“如果我有小孩，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也许要等到我真正成熟和解的那一天——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一天。”

男友对她的想法表示支持，但在她难以找到实习的那段困难期，男友的妈妈曾经提议，要不趁这段时间先生个孩子。虽然这个提议迅速被男友否决了，但林照还是打算，如果结婚，肯定要和男友签婚前协定，找家庭法律师做公证。

“最坏的打算是离婚。只要我有一份经济独立的工作，有朋友和自己的积蓄，离婚也没那么可怕。”她已经能够脱离父母对自己的控制，对于因生育可能造成的捆绑，她仍在努力地推进未来家人的理解。

“太标签化了。”李舒认为，网络上勾勒的“江浙沪独生女”已经远超她身边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经济富足、家庭氛围良好，也并不能概括所有江浙沪独生女的生存状况。过于笼统的标签，遮蔽了每个家庭内部可能有的问题。

张沅感觉，网络流传的内容里看不到独生女们的自我。从她的现实经验来看，有着良好物质条件和开明父母的家庭，不太可能生长出对自己毫无要求的女儿，而是会培养更主动、更有信心和勇气的女孩。她常和与自己背景相似的朋友聊天，无论在学习上还是职场上，这些同龄人都刻苦要强，既有实力，也有清晰的自我规划。

她想到了波伏娃的那句话：“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但是，张沅也能够理解为何人们对这个标签如此热衷。依靠赛博“投胎”，人们仿佛暂时与“996”的现实相隔离，逃避了优胜劣汰的残酷社会竞争。在一种足够具体的人生想象里，父母为自己打点好了一切，需要做的只有享乐。

人类学家阎云翔用“新家庭主义”来阐释当下中国家庭运行的逻辑。当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个体身上，个体只能从独立奋斗中回撤，转向家庭寻求安全。于是，个体的身份认同越来越融于家庭团体中，代际间的亲密关系重新变得重要起来。

新家庭主义语境下，个人的成功还不够，家庭也必须成功。而一个家庭是否幸福成功，衡量标准往往是物质主义的：拥有多少财富、住在什么地方、能给孩子怎样的教育，等等。

在过去，多数人没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阶层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生活理想”也随之处在不同层次。阎云翔指出，当下人们的生活阶层区隔不开，理想也被压在同一个层次，人生道路就变得非常窄。“一旦有一个外在的成功标准，所有人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生。”

互联网媒介的透明性在此刻推波助澜。它展示了一种理想的景观式生活，但不是人人都有能力达到这样的生活。个人幸福有了可见性，阎云翔所言的“外在的成功标准”也变得可视化。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中，身在“局外”的人发现，原来自己离“幸福”竟如此遥远。

裴乐乐意识到，自己是那个幸运的人。当她回忆人生所经历的挫折时，所想到的是中考时发烧，状态很差，差一点没能去到理想的高中。她有些惭愧，“我是不是提出了一个甚至还有点可笑的挫折？”

林照并不是人们既有印象中的毫无阻力的江浙沪独生女，但她也认同，自己实现自由的根基依然离不开这一身份。“假如我处在我爸出生的环境，从小在村小上学，从非常底层走到美国，那是非常难的。不是不可能，但很难想象。”

当江浙沪独生女走出父母庇护的屋檐，步入社会后，许多事情仍要独立面对。张沅留学归来，正处在秋招求职的阶段。她与男友的学校背景和实习经历相似，但男友的秋招结果比她好很多。26岁的她已经到了用人单位眼中的适孕年龄，她担心自己今后随时因为“可能的怀孕”而错失职业发展的机会。

“我个人的幸运无法遮蔽女性整体的困境，或者说，江浙沪独生女也并没有完全跳脱出女性相对劣势的社会地位。”童彤说。

在张沅的家族里，很多长辈为她树立了具有力量的女性范本，她们把自己的事业和人生都经营得很出色。“每一个女性对于这个集体来说都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它不要女生，那我不去做’，而是‘如果我去做了这份工作，这个领域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女生’？”

林照已经从第二段暑期实习里顺利拿到了转正的律所offer。从二年级起，她就在学校的职业发展中心和亚裔学生联合会担任朋辈导师，传授低年级的女生们找工作的经验，包括如何改简历、面试、写文书等等。

“美国是一个看重story telling（讲故事）的社会。我觉得我需要说出我的声音和故事，不管在哪个场合，对听到的人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激励和触动。”

“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人生课题，重要的是要给出自己的答卷。我是相对幸运的，但我也有自己的课题要解决。”张沅认为。

无论是不是“江浙沪独生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并且只能走好自己的路。

虽然已经拿到了美国律所的offer，但林照认为，如果自己回到转行的节点，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一切，说不定还是会选择继续做记者。“我觉得不存在正确或错误的路，只有‘我当时想走’的路。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她说。

（文中李舒、杨玫、童彤、斯扬、裴乐乐、林照、张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