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外儒内法”

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上个时代的冷战以及新时期的俄乌战争，战略界向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

乔治·凯南（1904~2005）是二十世纪著名外交思想家、战略家，遏制战略的提出者，被称为“冷战之父”。

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回国述职，以学者身份担任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暂行大使职权。

2月9日这天，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一次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云云——类似的表述在苏联宣传体系里稀松平常，通常没有什么舆论去关注。

可凯南不同，他高度重视斯大林的讲话，认为这是自己独立向华盛顿表达对苏政策的重要转机。

恰逢美国国务院指示驻苏联大使馆提供关于苏联政策的调研报告，于是凯南亲自执笔，发了一封5500多个英文单词的电报，史称“凯南长电”。

这篇文章于1947年7月发表在了《外交事务》杂志上，正式题目为“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苏联行为的根源）”。

文中，凯南充分发挥他作为学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苏联的所谓“理论基础、战略意图、政策做法”分析了一个遍。

电文的核心部分，凯南认为：

“苏俄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意识与意识形态，都是其向往扩张的直接动因，美国必须放弃急功近利的小打小闹，采取长期坚定的遏制政策——1、2、3……”

文章结尾处，他这样写道：

“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没有理由埋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而是应当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了美国人民如此艰巨的挑战，让我们为了维护这个国家。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接受历史所托付的道义和政治领导的责任。”

凯南长电一经发回华盛顿，立即在美国决策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复制送给华盛顿政府要员和军方高级将领，几乎达到人手一份的程度。

电报也彻底改变了凯南的仕途，他一年后被调入美国国务院担任政策委员会主任，成为马歇尔的左膀右臂，深度参与了冷战初期美国的外交战略架构设计工作。

可以这样认为，凯南长电提出了美国对苏政策的“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基础被西方长期用来作舆论宣传：苏联具有扩张本性，美国发动冷战是为了反制苏联，或者说根本就是苏联发动了冷战，美国被迫实施遏制战略。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联想到今天的乌克兰危机。

在俄乌战争中，西方的主流认知与当初的凯南基本一致——俄罗斯具有扩张本性，欧美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反制普京。

当然，由于1991年之后俄罗斯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法完全套用凯南的理论，所以拜登政府给出了“民主VS威权”的叙事，相当于替代了早先的“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药方只贩古时丹。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普京前往伏尔加格勒（1925至1961年称斯大林格勒）出席纪念活动。

对中学历史有印象的朋友大都记得一种说法，叫做“外儒内法”，即中国古代王朝表面上推崇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中比较依赖法家的思想。

同样的道理，对于冷战以及乌克兰危机，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叙事——在该叙事里，美国成了老谋深算的主动方。

1942和1944年，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大师斯皮克曼先后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叫《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另一本叫《和平地理学》。

在书中，斯皮克曼深刻剖析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提出“欧亚权力平衡”理论，认为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

基于该理论，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完全是步步为营，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分裂与平衡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阻止任意一方主导性的势力出现。

换言之，美国决不允许亚欧大陆上的几股主要力量彼此走近，最好能让他们互相敌对，时不时爆发点小摩擦。

以第一次柏林危机为例。

按照最初的设想，大家要商讨出一个方案，共同实现对德管制。

可随着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和马歇尔计划的全面推动，苏联发现西方国家已经在其占领区搞起了币制改革等深层次政策措施，与苏占区渐行渐远。

当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重提“全德民主政府”方案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付之一笑道：

“在目前德国被占领政策分裂的情况下，成立任何政府来管理这样的国家都是欺骗和幻想。”

于是被激怒的苏联人以“技术困难”为由切断西柏林的一切地面交通，同时提议由苏方接管当地居民的粮食供应、用水用电等民生事务，遭到美国强势拒绝。

冷战的第一次高潮就这样爆发。

那为什么美国可以这样操作而俄国不行呢？

原因很简单，华盛顿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要比莫斯科丰富的多，后者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只能依赖军事或能源施压。

1949年4月，欧美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直到六年之后，与之针锋相对的华约才姗姗成立。

北约成员国地图

概括一下。

在凯南版叙事中，冷战/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是苏联/俄罗斯扩张成性，其扩张基因同时拥有历史帝国因素和现实意识形态的双重加持，根深蒂固，而美国必须坚决采取遏制战略，捍卫盟友们的安全。

在斯皮克曼版叙事中，相对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认为平衡亚欧大陆的分裂与均势是保证美国全球霸权的关键，无论冷战还是乌克兰危机，美国都扮演了一定的主动角色。

融合两者之后，美国很喜欢在推动地缘政治攻势的同时创造出一些政治正确的概念，比如“捍卫民主”“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等等。

有了这些政治正确的概念，当苏联/俄罗斯提出缓和类的条件交换时，美国便趁势将其否决掉，变相的逼苏联/俄罗斯出手。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策略有点像“外凯南内斯皮克曼”。

前者如同孔子、孟子一样，名气很大，流传甚广，但实操过程其实更多参考了后者的理论。

实际上，美国国内长期以来都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

因为从人口体量、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和产业链分工等角度讲，北美大陆都远比亚欧大陆小，在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很容易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下，美国战略界试图把世界重新推回到冷战，推回一个自己熟悉的框架，于是便有了俄乌冲突和之后的去风险化。

以地缘战略的视角看，乌克兰危机无异于一次亚欧大陆西边缘地带的内爆，它彻底改变了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结构，使欧美与俄罗斯经济脱钩，并处于长期对抗状态。

1989年苏联行政区划图

苏联人口分布图，其中最西边人口稠密的区域即乌克兰，苏联解体使俄国丢掉了整整一半的人口。

在俄乌战场把亚欧大陆西边缘地带搅得天翻地覆的今天，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式格局其实只差一根导火索，比如外界高度关注的中国是否提供军援问题。

假如中国全力支持俄罗斯，会有很大概率让普京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危机，然而代价却是遂了美国的愿，绝非明智之举。

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冷战是其经济繁荣的催化剂，是华盛顿老牌战略家们最熟悉的战略框架。

冷战可以让美国尽可能发挥出军事、地缘（远离亚欧大陆）层面的优势，在西方阵营内部树立起绝对权威。

可站在中国的角度，退回到冷战模式是下策中的下策。

它一方面会加速印度等第三方国家的产业链替代作用，另一方面也会把阵营对抗的压力从俄国转移到中国自己身上——这是莫迪和普京都求之不得的事情。

因此，中方的大思路应该是平衡美国“分裂亚欧大陆”的目标，具体方案有两种：

其一是帮助管控俄欧矛盾；不过当下欧盟提出的和谈条件是俄罗斯先撤军，操作起来比较难，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飞到一个俄欧立场更加接近的时机。

其二是尽可能将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锁死在欧洲，把这场战争的规模/烈度降级、舆论淡化，不使之外溢——这不仅是中国的目标，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目标。

凭什么亚洲可以打仗，非洲可以打仗，欧洲就不能打仗呢？

抛开美国刻意“小题大做”和欧洲更加“高贵”的视角不谈，俄乌战争说到底只是一场东欧地区局部战争，类似的危机与痛苦亚非拉人民不知道经历过多少。

正因如此，我们既不必无视它，也不必放大它。

除了欧洲、俄罗斯和天马行空的大棋局，中国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