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70年前一文揭露美苏核弹竞赛的惊人内情

也许是因为时代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对技术发展的清晰预见，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印象，即，原子武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一场可怕大战的结束，还标志着人类战争的终结。

史汀生上校在《外交事务》杂志中写道：“失控的分裂原子、只会对我们所有人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他认为：“在世界找到通向必要的整体治理的途径之前，持久而自由的和平是无法实现的。” 二战后不久，美国政府曾针对这些意见提出一些温和提议。我们无需争论这些提议是否胎死腹中，因为它们早就夭折很久了。

我们要正视的是，有关苏联的敌意和苏联实力不断增长的证据，以及我们所谓的“自由世界”中许多不可避免的、脆弱的、不和谐又不团结的悲剧因素。在这两种关切中，原子武器被赋予一个简单的角色，其策略也相对简单。原子武器的规则被设定为：“让我们保持领先。让我们确保自己领先于敌人。”

然而，这些考虑和政策，已经远远不够了。原因在军备竞赛中一目了然。当我们把国内外原子武器发展的时间尺度，与世界政治深刻变革的时间尺度，作一番比较，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

有三个国家参与了这场竞赛：英国，美国，以及苏联。

最近有官方消息称（编译注：指1953年），苏联已经进行三次原子弹爆炸，并且正在大规模生产可裂变材料。我想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但我不能。我们确实需要警惕一点：这可能是苏联政府希望我们看到的证据，而不是真实情况的证据。我认为苏联已经落后我们四年。我认为它的操作规模不如我们四年前那么大，可能只有我们当时的一半大。这与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一致的。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证明这一点。

这听起来让美国人宽慰，保持领先的任务似乎正在圆满完成。但为了分析其内涵，我们必须了解，他们落后四年的是什么，局势变化的速度有多快，以及相对于我们来说，规模减半意味着什么。

轰炸广岛只用了一架飞机，而且没有空中对抗。美国以中等高度和相当低的速度，在广岛市上空直接飞过，投下一颗炸弹，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大约一万五千吨TNT炸药。它造成七万多人死亡和相当数量的伤者，差不多摧毁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这是我们能推测到的。但我们也说过，这不是一个炸弹的问题。它会变成十个、一百个、一千个，然后一万个，甚至可能达到十万个。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不是一万吨的问题，而是十万吨、一百万吨、一千万吨，甚至可能是一亿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弹药不仅适用于美国几乎完全拥有制空权的低速中型轰炸机，还适用于更现代、更灵活、更难拦截、更适合今天可能出现的战斗的投送方法。

今天，这一切都在进行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权威指导下，所有人都应准确地知道，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我们都应清楚地知道，局势变化速度之快，以及未来三年到五年我们可能的处境。

我能说的是：我从未与任何负责任的团体坦率地讨论这些可能性，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官员。任何一个持续关注这些事实的团体，在了解情况后，都还没有意识到巨大的焦虑和悲观。可以说，展望未来十年，苏联落后美国四年，规模只是美国的一半，对于美国只是小小的安慰。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第20000颗炸弹，即便可以填满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弹药管道，在战略意义上，它都无法抵消苏联的第2000颗炸弹。正如戈登·迪恩先生所强调的那样，总有一天，即使从最狭窄的技术观点来看，投弹和防御的技艺，将比在原子武器领域的控制权具有更高的军事意义。

这场军备竞赛还有其他方面；虽然它们可能广为人知，但仍值得一提。在担心德国可能研制出原子弹的刺激下，美国研制了原子弹。我们详细考虑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史汀生上校发起并主持了这些充分的讨论。我们决定应该使用原子弹。我们在原子活动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从技术上来说，这种进展是自然而然的，当然，如果美国国会没有拨款，这就不会发生。美国已经做出决定，要提高的军事储备和武器的威力。从一开始，美国就坚持认为自己有使用这些武器的自由，而且计划使用它们。这个计划的一个要点是，在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战略打击时，也要严格地使用它们。

这场军备竞赛还有其他特点，例如，如何确保美国免受原子弹袭击，这个方面工作做得不够；如何保护欧洲盟友，美国做的更少。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原子武器不仅仅是我们希望震慑苏联的一个军备元素，也不仅仅是我们在战争爆发后寻求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它是防止一场欧洲大战演变为持久的、痛苦的、大规模的朝鲜战争的唯一军事措施，也是使苏联和美国彼此接触的唯一军事手段。当然，这种接触，是令人不适而且极其危险的。

原子武器已被纳入欧洲保卫计划。它被进一步开发，以适用于一系列战术军事用途，例如反潜战、空中战和欧洲战区的地面战；这些潜在的应用，还在不断发展出新的武器类型。然而，欧洲人对这些武器是什么、可能有多少、将如何使用，以及它们将做什么，都一无所知。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欧洲而言，原子武器既是迫切需要的防御利器，也是近在咫尺的可怕危险，其危险性，比对于美国的危险性还要大。

这些都是这场军备竞赛的特性，对我们来说，其标志是两国的应对策略非常僵化，而且双方都以惊人的速度来发展、储备致命武器。面对这种情形，任何一个深思熟虑的美国人，都会对未来感到忧虑。有两件事，可能是每个美国人都希望看到，但又不会马上实现的：一件是，敌人及时改革或自己崩溃了；另一件是，各方能够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充满希望的、光荣的和人道的普遍政治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军备管制。

在不久的将来，它们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美国大多数人，几乎所有欧洲人，似乎都认为不久将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个漫长的冷战时期，冲突、紧张与军备，将与我们同在。问题在于：在这段时期，原子武器的钟表滴答声，越来越快。我们可以预见到，两个大国都有能力终结对方的文明和生命，哪怕冒着危及自身的风险。我们可以把美苏两国比作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有能力杀死另一只，但要这么做，就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

上述危险爆发所需的时间非常短，相比之下，在理性的人看来，要改善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困境，需要的时间则长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智慧和谋略。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我们要记住，有三个问题十分尖锐：一是苏联的敌意和实力。另一个是美欧“自由世界”有其弱点，尤其需要团结、稳定和武装力量。第三个是原子弹与日俱增的危险性。

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为了获得这种行动自由，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有些事，我们写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有些事，我们不能写，是因为不宜在官方之外开展讨论——例如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和目的，针对这些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沟通。

但有三项重要且有益的改革，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我们必须能够利用整个国家和政府所固有的资源。这些资源我们目前是用不了的。第二，我们必须利用一个政府联盟的资源，这些政府在联盟中紧密团结。但目前还无法形成一个事关联盟所有成员命运的共识。第三，采取措施延迟、缓和、减少上述灾难性危险。我将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是坦诚——美国政府应该坦诚对待所有官员、民选代表和美国人民。如果大家对事关重大抉择的重要事实和基本条件都一无所知，就无法采取合理措施。如果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秘密和恐惧，就无法很好地采取行动。

公开的报纸上，可以看到关于原子军备竞赛的大体描述，也有大量的详细信息，有些是真的，但大部分都是假的。大量的谣言和事实，经过分析，可能会触及真相；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并不是真相。这种无知的后果，是很明显。我们可以回顾两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一位美国前总统在得知苏联原子能力的情况后，竟能公开对所有结论表示质疑。也许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秘密，不能谈论，不能思考，也不能理解。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两个人增强了这种质疑，一个是某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在战争期间领导了曼哈顿地区的一个重大项目，另一个是位优秀的军官，他全面负责曼哈顿地区。这两个人都不在相关政府机构任职，因此，他们无法获得证据。他们的意见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公开的建议是错误的。

第二个例子：就在几个月前，在一次关于美国大陆防御措施的严肃讨论中，防空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努力保护我们的打击力量，而不是保护这个国家，因为后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会干扰我们的反击能力。只有连那些知道真相的人都找不到人讨论分析这些事实，当真相过于机密以至于缺乏足够的讨论和思考时，才会出现这种愚蠢的言论。

美国的政治活力原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多元复杂的机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冲突和辩论，有助于政策制定。另一个是基于真相和信任的公众舆论。

今天，美国的公众舆论，在原子武器领域是缺位的。任何负责任的人，都不会在一个他确信自己还不知道真相的领域里，冒险地发表意见。诚然，保守原子能领域的机密至关重要，但是原子武器的特点、可能的影响、可用的数量以及未来几年内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都不是需要保密的事情。

许多人反对公开这些基本信息，他们的某些理由，在过去是有道理的。一是我们可能会向敌人提供重要情报。但我个人认为，敌人已经掌握这些信息。任何人只要愿意对已经发布的内容进行情报分析，就可以获得这些信息。普通公民不会这样做，但我们应该预料到敌人会这么做。我还认为，如果敌人知道这些基本事实，对世界和平是有益的——确实如此，如果他不知道，反而会很危险。

他们担心的另一点是，如果美国公众了解局势，可能会引发绝望情绪，人们也可能过于轻率地接受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做法。我认为，除非我们正视这只老虎的眼睛，否则我们将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之中，可能会误入虎口。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政府害怕自己的人民，那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将无以自立。

作为第一步，也是一大步，我们需要勇气和智慧，以粗略但有权威性的定量术语，来描述原子军备竞赛的情况。如果只是像美国政府那样，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显然是不够的。当美国人民得到负责任的信息时，即便人们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能一种拥有新的自由，去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

在与主要盟友打交道时，美国也需要坦诚。日本经过原子弹的轰炸，很难制定出适当的对策。太空是美国的快乐资产，但对日本来说不是。对法国、英国来说也不是。现有的原子武器运载方法，至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用于洲际运输。总有一天，当苏联提醒这些国家，它能做到什么，而且能够轻松做到时——以欧洲人无法阻拦的方式，这些国家将会感到非常痛苦。

有人主张英国和加拿大进行技术合作，显得很有说服力。有人主张与北约政府及其有关的指挥官进行军事合作。布拉德利将军和柯林斯将军都谈到了这一需求，部分原因是为了向我们的盟友解释，原子弹不是万能的——它具有某些能力，但不是全部答案。这显然是有效计划的先决条件，也是成功保卫欧洲的先决条件。

然而，还有更深远的原因。美国和盟友正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并肩作战，美国的所作所为将影响欧洲的命运，那里发生的事也将影响美国的命运。如果双方共同面临的问题未经充分讨论，就无法明智地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互知会和协商。这可能会促进美欧关系发生积极的巨变。

甚至在远东，情况会不会受影响，也不明朗。令美国懊恼的是，美国不能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的主要原因，是盟友反对。在那里使用原子武器，到底是对还是错，不用争论。因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政府的决定，都应该建立在比其他国家政府更坚实的基础之上，他们更不了解情况，因此可能持有不同观点。就此而言，美国理应让日本、英国和许多其他直接相关的国家，了解对问题的实质，这才是恰当的。

很明显，在原子武器的问题上，一旦美国政府能做到坦诚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人民、议员和官员，那么处理与盟友的关系，就不太麻烦了。因为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盟友，需要了解并理解的是基本相同的信息。

第三点可能更明显。我不认为，美国能搞出永久解决原子问题的措施，来保护我们人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城市。但美国理应做得比现在更多。

众所周知，当前的舆论并不乐观。不久前，范登堡将军估计，运气好的话，我们能有幸截住敌人两到三成的攻势。考虑到伤亡人数，以及摧毁美国命脉所付出的代价，这显然不能让人放心。几个月来，洛维特部长任命了一个由默文·凯利博士担任主席、现在向威尔逊部长报告的高水平专家小组，他们研究了大陆防御的复杂技术问题。在这个领域，诸如弹药、飞机、导弹以及信息获取与分析程序等方面，都有重大发展。最重要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还有太空，能否有效利用太空，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然而，这个小组似乎受到了同样的压制和阻挠，任何团队一旦认真触及原子问题的任何部分，就会受到这种压制。

以上这些措施，会产生多种影响。首先，这意味着对苏联的遏制——一种防御性的威慑，进而意味着我们可以延缓威胁的迫近。这也意味着苏联摧毁美国生产力的时代，将更为遥远。这还意味着，如果我们的盟友更容易受到威胁、也无法很好地防御，那么，一个真正强大的美国的存在，仍是阻止大战爆发的一个坚实因素。

未来真到了需要认真讨论军备管制的时候，更有效的防御，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到那时，制造原子武器的材料将会大量积累，不确定性更大。如果未来我们仍然生活在猜疑、敌对和保密的世界中，形势令人担忧，这就需要对军备采取有力的管制措施。防御和管制是必要的互补。在这方面，美国为增强自身免疫力所做的一切，将有助于扩大行动自由。

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三条道路。它们并不新鲜。多年来，人们已经反复讨论，但并没有付诸实践。我认为，它们并没有得到普遍理解。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不再有一场核战争。美国需要释放巨大的资源，来塑造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