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被迫卷入一场渔业战争?

▍渔业资源从哪里来？

海洋在地球生命的出现和进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面积（3.61亿平方公里，70%），形成巨大的体积，因为海洋的平均深度为3800米，而大陆的平均海拔为800米。在海洋中，地球生命于大约39亿年前诞生。

海洋的广袤和深度限制了我们对海洋物种的了解，目前它们只占已知生物物种的13%，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物种给人类社会带来“基础性”价值。例如，磷虾是一种小型冷水甲壳类动物，据估计，它的数量达到2000万亿只（2022年人类的数量仅为80亿）。根据保守预估，仅南极磷虾数量就约为6.5亿-10亿吨，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物种之一；此外，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可以作为人类未来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本文发表截图）

（一）海洋生产

海洋覆盖广、跨度大，从热带海洋到南北极、从表层到海底，光温盐等差异明显，加之冷泉、热液、海山、深渊等异常复杂多样的自然生境，为生物类型多样性孕育与适应演化提供了各类栖息场所。

海洋的生产力以光合作用为基础，只要有阳光照射，光合作用就会进行。沿海水域最深可达30至40米，离岸最深可达100米，深度随纬度和季节而变化。

浮游植物是海洋生产的基础。这些微小的藻类主要分布在营养丰富的大陆架上，即冷暖洋流混合的地方（如中国海、纽芬兰海岸、北海、阿根廷海），也分布在上升流区，即洋流将深层海水带到海面的地方（如加那利洋流、加利福尼亚洋流、洪堡洋流、本格拉洋流等）。

浮游动物（如磷虾）的分布方式与浮游植物相同，但它们的活动能力更强，会随海流移动。浮游动物通过捕食作用控制浮游植物的数量，同时作为更高层食物链中鱼类的饵料，其数量变化可以直接影响鱼类等的资源量，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这些小生物与底栖生物一起构成了海洋食物链的基础。

（二）海洋物种的分布

尽管科学研究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们对海洋物种分布的了解主要还是基于渔民的观察。人类捕鱼的历史由来已久，从采集贝类到诱捕鱼类，再到追捕鱼类，人类逐渐改进了捕鱼技术，先是在沿海地区捕鱼，然后到更远的海域和海底捕鱼。

被捕捞的物种与其生活环境的层次相关联。在最深一层的是“底栖生物”，它们要么依附于海底（藻类、贝类、甲壳类）要么藏身于海底（比目鱼、虾、贝类）。在海洋顶部的“中上层”，是捕捞量最大的鱼类——小型中上层鱼类（凤尾鱼、沙丁鱼、鲱鱼、鲭鱼）和大型中上层鱼类（金枪鱼）的家园。

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在水底附近的底游动物会根据温度、光照和食物来源在水体中移动。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鳕鱼（鳕鱼、无须鳕、鳕鱼等）和头足类动物（乌贼）等珍贵物种。

尽管海洋幅员辽阔，但生物基本上都集中在与大陆接壤的区域。主要渔场位于0米至200米深的大陆架上，少数渔场延伸到更远的大陆坡上，随着海洋越深，生产力越低。深度仍然是生命的障碍，因为它意味着寒冷、黑暗和压力。深海中的物种生长缓慢、性成熟晚、生产力低。此外，很难在这里有效采用一些捕捞技术（如底拖网捕捞），而少数被捕捞的深海鱼类（箭鱼、鳕鱼、帝王鱼）种群的崩溃也会损害整个渔业的经济收益。

因此，大部分海洋生物和可再生原材料都是在近海捕捞的，一些北大西洋（鳕鱼、鲱鱼）和北太平洋（狭鳕、鲭鱼）的特有物种尤其受到追捧。到20世纪末，这些地区的生产力下降，导致船队迁移，开始在大西洋、太平洋、尤其是印度洋的热带水域进行开发。2020年这些新水域的产量3500万吨，占全年总产量的34%，中上层鱼类（金枪鱼）产量非常突出。此外，五分之一的产量来自上升流地区，在温带和热带水域密集开发沿海中上层鱼类（秘鲁鳀鱼、沙丁鱼）。

▍渔业和海产养殖：硬币的两面

事实上，自1961年来，水产品产量的年平均增速（3%）快于人口数量的增速（1.6%），也快于肉类、奶类和蛋类等其他动物蛋白产量的增速（2.1%）。这反映在水产品食物供应量的快速增加上，从1961年的人均9公斤增加到2018年的20.5公斤以上。

2020年，水产资源产量达到1.78亿吨，其中近三分之二（1.12亿吨）来自海洋。虽然捕捞仍占总产量的绝大部分（占总量的70%），但水产养殖的份额继续增长，即将占总量的一半，并且主要来自淡水。野生鱼和养殖鱼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中一半来自海洋。

（一）多样的海洋渔业

海洋捕捞有许多不同类型：食品捕捞、小型捕捞和工业捕捞。自20世纪末以来，产量一直保持稳定，每年约为8000万吨，其中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约15个鱼种。捕捞的所有鱼类中几乎有一半是中上层鱼类，无论是小型鱼类（凤尾鱼、鲱鱼、鲭鱼、沙丁鱼）还是大型洄游鱼类（金枪鱼、鲣鱼和黄鳍金枪鱼）。白鳍鱼（底栖类）占产量的四分之一（阿拉斯加狭鳕、鳕鱼、箭鱼），而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占7%。巨型鱿鱼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鱼类之一，2018年的产量达到100万吨。

渔业技术也在快速发展，出现了更大的船只、更高性能的捕捞工具、更强大的鱼类跟踪和探测、更大的养护和储存能力，这些都在促进深海和远洋渔业的发展。但是，“采掘式”的开发（发现一类物种，完全捕捞消耗完一类物种）已不足以提高产量。各地的鱼类越来越稀少，体型也越来越小，已经说明了这种破坏资源的捕鱼方式的局限性。如今，60%的野生物种已被开发到极限，30%被过度开发，而有些物种已经消失。

（二）海水养殖

水产养殖最早集中在池塘、河流和河口地区。直到20世纪末，海水养殖才真正兴起。到2020年，海水养殖量将达到3310万吨，其中藻类养殖量将达到3500万吨。

二十年来，海藻产量增加了两倍，而渔业仅占3%。这一增长由亚洲水产养殖业推动，其中85%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用于人类消费的品种（裙带菜、紫菜）占海产养殖产量的五分之一。作为营养补充剂的微藻类（如螺旋藻）在全球的产量仍然很小，而且鲜为人知（预计2020年产量达到10万吨）。大型藻类（海带）产于热带地区，用于制造卡拉胶，是食品工业、制药业和化妆品重要的稳定剂和增稠剂。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随着贝类（1730万吨，主要是牡蛎和贻贝）、海鱼（730万吨，如鲷鱼和鲈鱼）和甲壳类（570万吨，主要是虾）养殖的发展，海水养殖日益勃兴。遗憾的是，虽然海产养殖满足了人们对海洋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并没有减轻对野生物种的捕捞压力。

藻类通过光合作用生长，与滤食性贝类一样，只需要富含有机物的洁净水。然而，海鱼和甲壳类则需要投放食物（如饲料），其主要由其他鱼类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小型中上层鱼类（凤尾鱼、蓝鳕），三分之一是其他鱼类的“副产品”（内脏、鱼骨、鱼头），它们被加工成鱼粉，然后制成鱼丸。

因此，海水养殖鱼类依然需要消耗大量野生鱼，尤其是大型鱼的消耗更大，例如生产1公斤金枪鱼需要15公斤沙丁鱼。因此，海鱼养殖需要2200万吨鱼。这种资源的获取可能是以其他野生鱼类、哺乳动物和鸟类为代价的，因为它们失去了天然食物。

（三）渔业供应链集中

究竟谁是野生鱼的供应商？毗邻北冰洋富饶水域和主要人口中心的国家是捕鱼业的主要参与者。少数几个国家的船队占据了大部分渔获量，其中亚洲占主导地位，其次是南美洲和欧洲。2020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5个国家的产量占总产量的8/10，其中前七个国家的产量占总产量的一半。

亚洲提供了一半的野生海洋资源。长期以来，日本是该地区的主要生产国之一，但现在已被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等国所取代。美洲是第二个生产区，南部（秘鲁和智利）和北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的太平洋以及大西洋，特别是南大西洋和阿根廷的财富都在这里得到开发。

欧洲大陆的产量表明，在高消费水平的支持下，渔业历史悠久。到2020年，俄罗斯、挪威和冰岛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0%（830万吨）。由于共同管理政策限制了资源开发，欧盟的产量停滞不前（530万吨）。西班牙、丹麦和法国是“蓝色欧洲”的主要参与者。英国的水域仍然受到其所有邻国的高度垂涎，而英国脱欧使其难以重新定义其前欧盟伙伴进入英国水域的方式。

2020年，摩洛哥是非洲的主要生产国（140万吨），排在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南非之前。非洲水域是欧洲和亚洲船队的部署地。由于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国家之间签订的协议使外国工业船队几乎不受监管，威胁到当地渔业的生存，特别是沿海和小型渔业。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渔业战争”：正“浮出水面”的资源争端？

和其他重要自然资源类似，当前全球渔业的发展趋势，也许会和石油一样，成为地缘政治竞争资源清单上的新成员。如果将鱼类与石油资源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多种相似之处。如果无法提高全球渔业的可持续性，我们可能会面临所谓的“渔业战争”。

（一）关键的大宗商品，有限的供应商

同样，目前有10亿人依靠鱼类满足营养需求。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数字还将增加，尤其是在世界的发展中地区。鱼类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食品。除了每年约1亿吨的食用鱼类外，鱼类还提供鱼油、胶水、动物饲料和肥料，并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即使不算水产养殖，海洋渔业也为全球提供约2.6亿个工作岗位。

然而如前所述，渔业供应商高度集中。例如。世界上大约60%的金枪鱼都是在一个地区捕获的，那就是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因此，太平洋可以说是金枪鱼的“中东”，饥饿的国家在这里争夺宝贵的资源。在南亚和东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非洲水域，已经可以看到为争夺鱼类而发生的冲突。

到2025年，主要由水产养殖业带动的鱼类产量预计将增长17%，但仍赶不上预计将增长21%的需求。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也给全球渔业带来了压力。虽然加强水产养殖有助于解决全球鱼类短缺问题，但这并不一定是可持续的，而且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

（二）从经济利益到国家主权，政治博弈的常用工具

各国的权力博弈中，基于渔业经济和战略重要性使其成为一种常用工具。对海洋资源的竞争已经升级为一场外交拉锯战，各方都利用渔业作为施加支配和确保利益的筹码。例如，美国和欧洲都意识到，可以把对渔场的控制，转化为对就业、收入和贸易的控制。因此，双方都努力扩大他们对渔业资源的获取，往往导致在领海和捕捞配额上的冲突。这种竞争还受到鱼类资源减少的影响。

此外，渔业为展示影响力和主权提供了途径。美国和欧洲利用渔业协议和法规扩展他们的外交影响力。通过谈判双边或区域性的渔业条约，他们加强了与较小国家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促进经济联系并增强了政治影响力。这些协议还使超级大国能够进行资源外交，从而在依赖其渔业资源的国家中培养依赖和忠诚。

这场权力博弈导致复杂的谈判、争端和谈判策略。美国和欧洲经常在策略上部署其渔业船队，将它们用作在贸易协定、地缘政治问题和更广泛的外交目标上谈判的筹码。有时，威胁限制或排除捕捞区域的做法被用来迫使其他国家遵守，从而施加压力，并迫使对方让步。

（三）非法市场规模庞大，衍生问题层出不穷

海产品行业的规模要小得多，每年的销售额接近1500亿美元。但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捕捞的价值每年高达360亿美元，约占合法市场的25%。与石油一样，跨国犯罪组织也利用鱼类为其他活动提供资金：例如，墨西哥贩毒集团通过贩运加州石首鱼实现收入多样化，这种鱼的鱼鳔每公斤售价2万美元。

在弹性很大的非法市场上，渔船被用来贩运非法毒品、武器甚至人口。犯罪分子可以利用现有资产，尤其是船只，通过完善的全球供应链非法运输货物。2016年，美国海军从一艘从伊朗向也门走私武器的阿拉伯海小型渔船上没收了1500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200个火箭榴弹发射器和21挺机枪。前美国第五舰队司令凯文·多尼根（Kevin M.Donegan）海军中将曾说，“失业渔民”正在整个地区运送各种非法货物。美国海岸警卫队最近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沿海的四艘渔船上缴获了超过1.7万磅的可卡因，价值近2.6亿美元。随着鱼类资源的不断减少，渔民会发现利用渔船走私非法货物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全球渔业的贸易和监管动态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1982年“专属经济区”体系（EEZ）的建立，沿海国家开始对其海域行使主权。这导致捕鱼业出现了新的参与者，同时还有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大型船队。

（一）国际贸易的增长

数十年来，亚洲国家大力发展渔业设施设备，成为世界领先的生产国和主要的商业参与者。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消费和交易其产品的同时，处于价值链的核心。越南生产成本低，继中国和泰国之后，已成为加工和重新包装进口鱼类的物流中心，然后将其切片、冷冻或装罐，再运回欧洲和美国市场。

目前，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渔业生产受国际贸易的影响，规模是四十年前的三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每十种鱼中就有八种受到基于全球动态的竞争的影响。贸易全球化满足了鱼类短缺的富裕国家的需求，也为鱼类生产国带来了外汇。

在需求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海洋资源的竞争十分激烈。国内船队或远洋船队捕杀任何能转化为蛋白质的鱼类，从而形成复杂的渔业供应链。有些捕获的鱼类，有时会跨越数个国界，才能到达消费者的餐桌。

（二）监管需求增加

因此，规范沿海地区的准入对于确保渔业活动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自1982年以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授权各国对广阔的海洋拥有某种形式的国家经济主权，同时也赋予各国确保养护和管理生物物种以保证其再生的任务。面对产量的下降，管理措施正在逐步到位，以排除某些做法和控制捕捞规模。所有鱼类资源丰富的近海都被开发，以亚洲和欧洲国家为首的鱼类资源短缺国家的工业船队进入这些海域受到管制，甚至被关闭。

在大量技术和财政资源的支持下，远洋渔船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公海，这是捕捞活动的最终前沿，它们正在追捕金枪鱼和头足类等洄游鱼种。它们还探索深海，希望找到新的适销物种。

但是，在这里，如同在海上其他地方一样，只有通过管理和养护资源，捕鱼活动才能长期持续下去。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如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ICCAT）和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NAFO），正在开展国际合作，以确保物种的更新和打击非法捕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各国和各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已经制定了一些管理方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这些方法只涉及少数物种。

▍中国的淡水养殖：全球水产供应主力

如今，在发展中国家的水产快速扩张主要发生在淡水养殖系统中。淡水养殖占全球养殖产品的75%，主要由众多小型但以商业为导向的养殖场进行，通过价值链与市场相连，不仅是食物供给的重要保障，也在养殖场外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淡水水产养殖由多种多样的系统组成，涉及物理和经济规模、基础设施配置、物种、所有权和价值链。它主要由家庭管理的池塘和中小型商业企业组成，通过多品种养殖系统中生产各种鲤鱼和其他鱼类，供当地和区域消费。在国际视野中，淡水养殖因生产罗非鱼和条纹鲶而广为人知，这些鱼主要在水塘中生产，用于出口和国内消费。如今，城市化使人们对淡水产品的需求日益从自给自足转向市场销售。

自21世纪以来，淡水养殖业增长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价值链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扩散，例如在印度安德拉邦、孟加拉国、缅甸、泰国和越南。中国是淡水鱼出口和国内消费的最大单一生产国，长期占年全球产量的50%以上，也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渔业国家。亚洲淡水养殖业的扩张（占全球产量的93%）主要是由城市需求以及以前支撑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的野生内陆渔业的衰退所驱动的。

尽管在发达国家消费的海产国际贸易备受关注，但在水产养殖产量排名前十的发展中国家，每10条养殖的水产品中就有9条是在国内消费的。过去三十年来，淡水养殖业丰富这些地区的食物供应，降低了养殖鱼类的价格，使中低收入消费者也能负担得起。

▍结语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人类活动一直在改变海洋的组成成分（酸化、缺氧、温度升高），扰乱海洋生态系统。一些物种的生物群落正在缩小，有的海洋区域甚至被认为是“死海”，溶解氧严重不足。还有一些海域正受到塑料污染的侵袭。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800万吨塑料倾倒入海。

水产资源为80亿人提供了17%的动物蛋白。但对于33亿人来说，水产资源至少占动物蛋白平均摄入量的20%，在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甚至占到50%。水产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我们如何才能保护海洋的生产力，确保全球粮食平衡呢？

显然，再设想开发藏匿在公海或深海中的“隐秘物种”，难度很大。解决目前海洋过度开发问题的办法，或许只能是对海洋进行全球管理，将海洋视为共同遗产，在专属经济区主权和可能的公海自由之间分担责任。

因此，当前需要做出政治抉择。海洋区域的国际政治管理需要一个新的框架，趋向于不占用生物多样性、适度利用资源、利益共享和平衡价值链；简而言之，在所有海洋区域之间建立生态团结。要想让海洋原材料得以存续，要想保护自然遗产并将其传给人类下一代，前路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