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镇故事集》的“戏中戏”里，争吵不休的导演和编剧，一直在争执这次拍摄的意义。（受访者供图/图）
台风“苏拉”来了，导演魏书钧的深圳之行得提前一天。刚回到北京，他就匆匆踏上14个城市的“特种兵式路演”——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辆车到另一辆车、一间电影院到另一间电影院，“一站不休息”。9月8日上映的《永安镇故事集》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长片，上一部《野马分鬃》赶上疫情，没办法遵循惯常的宣发方式。《永安镇故事集》讲述了一座虚构小镇的故事。影片中的剧组筹备着同名电影，英文片名也是一样的——“Ripples of Life”，生活的涟漪。三个故事都以中国电影命名。《独自等待》的主角是观察电影剧组的老板娘小顾；《看上去很美》聚焦在回到家乡的明星陈晨；《冥王星时刻》里面夸夸其谈的导演和多愁善感的编剧之间争吵不休，部分来自筹备电影的真实经历。电影尾声，历经千辛万苦的《永安镇故事集》终于开机。电影中的主创被“华语电影”激励，自大地认定“永安镇没有事情发生”，任由自己无视身边发生的那些事情。涟漪之后，生活回复平静，残酷还是悄无声息地隐藏在水下。讽刺的是，他们还向在这里成长、曾经逃离的陈晨讲解永安镇的生活。“慢慢看下来就像小说一样。”魏书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之前的剧本分成四部分，甚至更具文学性。一个证据是编剧康春雷（他扮演了电影里的同名编剧）对契诃夫的热爱，关于契诃夫的只言片语也出现在这部电影中。2021年，平遥国际电影展把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授予魏书钧和扮演小顾的黄米依。人们喜欢说《永安镇故事集》是“元电影”，含有大量巧思和玩笑。其中的生活是轻盈和实在的，讽刺也不免残酷。但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魏书钧喜欢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恐怖分子》：“一开窗帘那个女孩的脸是无数张纸打印出来的，风一吹脸飘动起来了，那个东西印到男孩心里面，也印到观众心里面，这是电影独特的魅力，是这部电影带来的。没有人在那儿宣读，但是我们感受得到，我们很敏感地被他的东西戳到，我觉得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前几天，魏书钧还观看了伍迪·艾伦的老片《无线电时代》。在这部1987年上映的电影里，一个卖烟女郎想成为广播系统的翘楚。有一天她通过奇怪的关系混到了上层，终于要演广播剧了，广播电台却因为战争被征用，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她的职业梦想随之破灭。他马上想到第三个故事，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突然到来的时刻。“好像一个巨大的震动，结束了现在的争吵，或者让现在的争吵变得没有意义了。”他对足球知之甚少，当初是摄影师告诉他，阿根廷队一输球，球场就会播放《阿根廷别为我哭泣》。2021年，《永安镇故事集》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一位阿根廷观众遇见黄米依时哭了起来，希望她转告导演自己多么喜欢《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响起的段落。魏书钧觉得这段乐曲有种俯瞰的视角，超然，“大家没有什么区别”。永安镇的故事里，有人想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又有人回去。就像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书店》里写道，“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魏书钧说，这部电影没有明星来吸引更大范围的观众，整个路演面对面接触的观众是五六千人，如果他们喜欢、能“口耳相传”，他就知足了。“我也不知道，小镇的观众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电影。”01
“在永安镇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饭馆老板娘小顾刚做妈妈不久，遇见了外来的电影剧组，被新鲜感吸引。 （受访者供图/图）
问：电影里，一开始剧组进入饭馆，主人们谈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就此改变了小顾的生活。她意外参与了电影的发展，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个人？魏书钧：我们剧组入住的酒店里真有一个食堂，那里就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穿得很不符合所谓的工作环境，而且我们能感觉到她有一种跃跃欲试的表达欲。表达欲甚至是很隐藏的，隐藏在跟孩子的互动、给我们上菜等诸多形式感后面，但她从来不会主动说话。编剧春雷对她的观察，我们当时也注意到了，特别让我们有想象空间。我们展开第一个故事，甚至没有采访她。只是想象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妈妈，年轻漂亮、热衷于打扮自己、穿得挺时尚的年轻女孩。她看到一些北方来的剧组，每天张牙舞爪、跃跃欲试的，不知道他们要干嘛，但总觉得带来一种新鲜感。至少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很萧瑟，没什么变化，今天、明天和去年感觉都一样，角色就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女生孕育、生孩子、哺乳，两三年时间给她带来特别大的变化。一下子从生理、激素和社会上就隔绝出去了，被赋予新的使命：你是一个妈妈了。就像王德峰教授讲“反者道之动”，一个妈妈把孩子生出来，孩子这时把她变成妈妈。对一个年轻人当然是突然的，意味着你有了一种责任。社会、家庭对你的要求出现了，首要的是24小时为孩子服务。年轻人对很多事情还充满好奇，孩子降临当然是一个挑战。模特队、马戏团，任何新鲜的事物都会吸引她，但她的身份已经被固定在这儿了——小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妻子，一个食堂的将来的掌管者、经营者。魏书钧：没有，我们自始至终没有采访她。第一，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展开。第二，有一种创作上道德观的自我标榜，我们这样看到人家，就如此一厢情愿地认为人家的生活（是这样）。后面我的一部影片也让我感觉到创作者的一种原罪，想当然地认为你能摆布剧组所有的事情，摆布剧本、演员，指点江山，在电影构建的世界里像上帝一样。有一种原罪。问：电影里，剧组的人说“在永安镇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一直提起华语电影、要找什么样的演员，但生活就在旁边啊，可能缪斯也在旁边，却被无视了。纪录片导演说小顾像金敏喜，半戏谑半认真，但始终没有人捕捉到真正的生活。魏书钧：是的，因为我们经常从生活中取材，惯性让我们天然地去解读他们。但我们不是所观察的那个生活里的一员，只是取得需要的材料，像那些让我们瞠目结舌或者带有猎奇性质的人物。我们因为从事创作，因为有过阅读的经验，然后开始指涉他、描摹他，甚至为他指出方向。我觉得电影里面也讲了这一点，创作跟生活的关联性。问：提到金敏喜以后，就越看越容易想到洪常秀。你有这样的意图吗？魏书钧：第一段我倒觉得跟洪常秀没太大关系，他的主题基本围绕情感与道德，这里面没有。可能只是纪录片导演想撩她，想跟她建立一点关系。有一种看似亲和，实则由上到下的视点。你跟这个女孩说金敏喜，她当然不知道这是谁。她问“是谁啊”，“是一个影后”。她说“你是做什么的”，“我是拍导演的导演”，就是一种优越感，一种不同于小镇的视角。他知道每一下对女生可能都奏效，但在女孩那儿不是这个男人奏效，而是女孩说“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我还是有魅力的”“我是漂亮的”，回家自己关起门欣赏自己。02
在电影中，女演员陈晨回乡后遇见旧时的朋友陈宏，发现今时不同往日了。 （受访者供图/图）问：小顾经常笼罩在非常暖的颜色中，令人对她油然产生好感，与周围很冷的蓝色对比鲜明。有一场她跟丈夫讨论母乳喂养，窗口非常亮，就像外面在燃烧一样。魏书钧：有时候环境描写就在描写心理，某种程度上，我不太喜欢人把自己的内心直接读出来。就像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少坦白自己的感受，我们羞于谈论自己的感受。比如表演弹琴，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夸赞，“呦，弹得真快”。其实一些歌曲没那么难理解，你至少有感受上的理解，这个曲子很欢快、很优美，但没有人这样讲。我们习惯于阉割自己的这种感受，画画时不会说“这个真美”，一般都说画得很像、弹得很快。我们在指标上描述一个事情、一种感受上的东西。从小到大都不断有这样的惯性，阉割我们的直觉。问：而且在《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段，小顾像圣母一样，安详地抱着孩子。其他人各司其职，偷情、离别和黯然伤神。魏书钧：她就是很无奈，有一种幻觉出现了，像泡影一样。对人家来说就是随便吹起的一个泡泡，不是针对小顾，她就欲罢不能了。刺破它的方式也异常简单，真正的女主角（注：指回乡工作的演员陈晨）来了。问：众人围观小顾表演杀鱼，感觉他们都失神了。只有她在真正地生活，发泄自己的愤懑。魏书钧：那就是所谓的“体验生活”，你来杀个鱼，演员来学杀鱼。体验你，体验你的痛苦，体验你的日常。问：日常怎么是体验出来的呢？导演和编剧两位提起契诃夫之前，影片就能让人想到《三姊妹》《樱桃园》，显露出一种伤感或逝去。魏书钧：春雷特别喜欢《樱桃园》，以至于他在原来的剧本里面有一段故事专门讲了《樱桃园》。他描述一个老人要死了，一条大黑狗像圣灵一样牵引他走，走到一个地方就碰到一个生命中曾经重要的人。老朋友跟他叙旧，说自己哪年走了，有多少年没见了。还碰到一个女生，女生穿白衬衫，带着一种年代记忆，在一个菜棚子里面读《樱桃园》。《樱桃园》有一句话：“好像我还没有开始生活，生活就要完结了。”他特别喜欢这句话。问：说起来，第二个故事里，陈宏喊“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有点像对创作者喊话。回乡的陈晨偶遇有些情愫、志同道合过的陈宏，又看到他在饭桌上跟太太拌嘴，那种感觉令人非常难过。魏书钧：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当然沦于世俗了。他跟她接触不只是为了和老友简单谈几句，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而有更实际的诉求。所以陈晨最美的时候是在楼上，跟他一起拔菜，最惬意的时候。他们都离开那个镜头，拔完菜走掉了，机器还在慢慢往前推，一阵风吹过，我觉得这就是转瞬即逝的。她在楼下（吃饭），尴尬到一定情况时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王佳佳老师演的妻子就问，刚才是不是楼上风太大，吹到了，让他去倒点热水。她跟扮演陈宏的杨瑾是一对，指导他们夫妻演戏，太有意思了。平常生活中他们不是电影里表现的那种关系。她就会觉得：“哎呀，杨瑾真的生气了！”杨瑾说，“我不是都按照你的意思来的嘛。”那一段挺好玩的，他们真的进入到角色里。那一刻我觉得他们不是日常的王佳佳和杨瑾，他们已经进入到小镇图景里了。为了那场戏，王佳佳学了两天的湖南方言，学得特别好。她是鞍山人，是我们组里学方言最好的演员。但我突然觉得她是一个异乡人也挺好，异乡人带来一种变化。个子高高的、强势的一个东北女性，让陈晨吃她从老家带来的米。她曾经也是一个外来人，但现在是这个家的主人，也是这个地方的人。她按小镇的方式生活，按照小镇的方式索取和维系。问：这位母亲试图让孩子给客人跳蒙古舞，孩子很不情愿，这样的细节在生活里耳熟能详。你捕捉了很多类似的微妙细节，可以谈谈吗？魏书钧：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小时候妈妈让我弹个琴，要不然翻个跟头，武术说来就来，更夸张。它渗透着一种观念，子女是父母的财产或者一部分是，随时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展示的看似是孩子的才艺，实则炫耀这个家庭的优越感，觉得这是优秀的表现，值得被别人看到。大人也侵犯了个体的尊严，有人会说这样说很矫情，其实就是这样，你不舒服、不情愿的时候，人家让你表演。我觉得经常能看到，不光小孩，也不光家庭里。03
魏书钧：原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剧本，是春雷独自完成的，文学性更强。我也喜欢，看完想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它是四个（故事），刚才我讲的是老人的故事。有一个童年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喜欢一个城里来乡下度假的白衣女孩，每次女孩出现，黄蝴蝶就出现。这个女孩来以后，他不愿意跟别的小孩玩了，每天在窗户底下想看这个女孩，一次巧合他们相遇了。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独身的饭馆老板娘去留的故事，外地来的、带着新的生活观念、金融观念、理想生活模式的男人让她心动了。第三段是一个中年屠夫的故事。四段故事都像耶茨那种感觉，我看时觉得特别好。刁亦男问我怎么想拍这个，我说因为不像我写的剧本。他说，这是什么理由！很多人一听就觉得很荒谬。我以非常写实、现实主义的方法做它时，发现失效了。比如黄蝴蝶这个小镇，城镇规模是什么样子的，村子里住了多少户人，他们结婚是什么样子。我把所有细节落实下去，发现那种寓言性消失了。它既不属于原来的剧本，也不属于我现在想做的。所以我觉得越改越什么都不是了，不兴奋。好像做了翻译工作，把文学性、寓言性翻译没了。我们两个一起改编也做不好。后来我说不想做了，春雷很沮丧，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长片作品，终于要被拍摄，因为导演觉得不兴奋，这件事就要结束。魏书钧：他就说，可以接受剧本不拍，但是接受不了写不出一个我满意的东西。后来他讲了新的小顾的故事，这个新故事让我很兴奋，我就想到了第二个，我们再用15秒到30秒想到了第三段，几乎用两分半三分钟的时间就想出了新的故事框架。一个女孩的幻影戳破，一个真正的女主角回来不是这么回事，幕后的两个人还在挖掘创作和生活的关联，但是他们在生活中也陷入无限的挣扎。讲完了，就开始给制片主任写一份故事梗概，五六百字。制片人峰哥（注：即制片人黄旭峰，在影片中扮演制片人峰哥）经常写诗，他是个诗人。制片主任问，这是峰哥写的诗吗？他感觉有剧组又有现实生活，又有小顾、老板娘，这是什么啊。我说，不是，这是咱们新的故事。我给峰哥发微信，六个小时没回我。他在外地，说晚上见面聊吧。我那时要去金鸡奖，去厦门。我准备了一百种方案给他阐述新的东西为什么让我兴奋，但是他没有听，他喝多了。他说：“老魏你想好了，想好了咱们就弄。”我感觉这个人已经喝多了，现在说有点趁人之危。我说：“再给我24小时想一下。”想过了就跟他说，这东西还是好玩的。他说，那就弄吧！我们回来以后，大家还在筹备原来的故事。虽然变化已经有几天了，工作人员还蒙在鼓里。我们羞愧难当，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把新剧本写成一个一个自然段，把主创叫到一起，每人读一个自然段。我说现在来不及解释了，我们先读，轮流交替读。读完以后，大家也知道新的东西是什么了，然后我们再解释。美术做的场景、气氛图，都变成办公室里的一张张纸，变成了道具。服装（部门）准备的服装也变成了服装间的道具，找的场景有的不能用了。原来签约的演员要解约、道歉，要跟人家讲清楚。所有工作都重新来过。那时感觉就好像找到一个新方向，充满了未知，但又兴奋。带了一群人，突然间不往这边走了，现在往左拐，大家要加速。之前写不出剧本的我们每天就是疲惫，挠脑袋，想不出来就下象棋，所以电影里面有象棋的元素。一下就一下午，也没写出来，晚上两个人再对视。魏书钧：单纯是因为名字好听。《冥王星时刻》是章明老师的电影，也是讲剧组采风。里面有一个他从《黑暗传》（注：片中的地方丧歌）截取的名词叫“冥王星时刻”，类似于那个时刻会有巧妙的事情发生。所以在我们的“剧组”里面，他们俩是这样说的：“这是不是咱们最接近电影的时刻？”一方面在创作思路里当然是说我们如何接近电影本体，无中生有出来一个真正的电影情境，一个时刻。另一方面，这句话的点其实是在现实中突然拔地而起的戏剧性时刻。因为生活中我们好像很难发现戏剧性的时刻，但有时你突然觉得这个时刻太“电影”了。戏剧性来得特别自然，像生活本来的样子一样自然。那个时刻很“电影”，从现实状况里变得戏剧性，突然间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