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村：重走张爱玲上学路
今天是张爱玲逝世28周年的日子。这28年来，张爱玲的热度没有随着她的去世而消退，爱她、读她、忆她、批她的作品早已蔚为大观，仍然不能道尽她的“好”。《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一书独辟蹊径，借助张爱玲的香港生涯，重新打开了一个40年代的世界主义的面向。
1939年，未满十九岁的张爱玲入读香港大学，两年半后亲历了香港之战和沦陷。带着香港经验“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回到上海开始写作，以一系列“香港传奇”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锐女作家。
张爱玲与世界主义的人文视野
吴晓东：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文研讲座”。谢谢文研院韩笑老师的邀请，很荣幸担任这场讲座的主持人。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主讲人黄心村教授。
黄心村（章静绘），图片来自“上海书评”
心村教授是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也是我和王风老师的学长，她读本科的时候比我和王风高出一级，当年是我们这一级男生景仰的“女神”，只是当时还没有流行“女神”这个说法。心村老师本科毕业后，读的是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跟随的是孙玉石老师，随后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长期在美国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担任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五年前移居香港，担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她的研究领域涵盖20世纪华语文学、东亚跨文化研究和视听文化研究。与张爱玲研究相关的著作包括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与通俗文化》）和 Written on Water: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Eileen Chang。其中，《乱世书写》于201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也是张爱玲研究者的必读书。
这次心村教授将她的新著《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呈现给大家，这本书是张爱玲研究领域的新突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欧梵先生写序，还有作家董桥、学者黄子平老师、王德威老师和电影演员林青霞联袂推荐，推荐语写得都非常精彩。也祝贺心村教授再度出版关于张爱玲研究的新书。下面有请黄心村教授为我们介绍她的新著，她的讲座题目是“张爱玲与世界主义的人文视野”。
黄心村：非常感谢吴晓东教授的介绍！我也要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北大文研院的支持和安排，还有港中大出版社的各位同仁，为了推出我的新书《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他们这大半年特别辛苦。也要感谢黄子平老师、吴晓东老师和王风老师三位和我一起踏入这个空间。
五年前我离开北美学界到了香港，在张爱玲的香港大学文学院任教，两年前（2020年）正好是张爱玲百年诞辰，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理当做些什么，所以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因为疫情的爆发，唯一做成的是一个文献展，先是在线上，后来香港疫情稍微缓和之后做了实体展，但很快关闭了，好在线上的虚拟博物馆一直都在。
2020年香港大学“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黄心村摄。
在做文献展的过程中看到不少资料，展览只能呈现冰山一角，若要把背后的深意挖掘出来，我还是需要写下来。于是就开始写，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两年后就有了这本书：《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这本书一共八个章节，今天在这里分享前面四个章节的部分内容。做这个课题像是一种命运的召唤，我觉得我是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回到了张爱玲研究。
1939年夏天，张爱玲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因为欧洲的战事，她无法去伦敦大学念书，就转到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文和历史，辅修中文和翻译。两年四个月之后，港战爆发，香港沦陷。五个月里，直面战争的亲身经历带给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这是她自己的话。1942年5月，她回到上海，以新锐女作家的姿态一跃成名。
张爱玲的香港大学
在香港大学念书时的张爱玲“戴着牛角框眼镜，镜片很厚”。她的学籍资料里的考勤记录是完美的，她是一个极其用功的标准好学生。1939年恰恰是香港大学的好时光，是大学历史上的一个空前自由和澄明的时期，人文知识体系趋向开放，课程设置走向国际化，未满19岁的张爱玲来到这样的环境中，从她的几位老师那里继承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史观和文化视野。
假如没有欧洲的战争，假如她最后到了伦敦大学念书，她也会成为一位作家，只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张爱玲。19岁的她到了香港，海绵一样吸取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假如没有1941年12月的香港之战，她也还是会成为一个作家，但仍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张爱玲。
香港之战，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到12月25日这十八天里的惨烈，是她生命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必须是所有这些元素都凑到一起，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张爱玲。我管这些元素叫做写作的基因库，是这个基因库促成了她。这个基因库里到底有什么呢？这是我要回答的疑问。
我的做法仍然是回到经典文本中去寻找线索。发表于1944年的散文《烬余录》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是经典中的经典。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教了十七年，每年都要教这一篇，用中文教，用英文教。开头的几句话：“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为什么说“相当的距离”？“两年”的时间其实不算很长，为什么当年“语无伦次”，而两年后的写作就不至于“语无伦次”？
1944年，《杂志》刊登的张爱玲照片。
2020年，我在策展的过程中重新阅读这篇经典散文，在她曾经置身其中的校园里居然读出了不一样，读出了以前没有读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文本就变成了我手里的一叠卡片，一叠索引卡，里面的每一桩事件、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点点滴滴都成了线索，所有的线索其实都刻在了她最初的文本里。张爱玲的香港是起点，也是路程，是途径，也是框架，她曾经埋下的每一条线索，一条一条拉起来，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繁复的世界。
张爱玲的学籍记录和成绩单是港大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关于她的成绩单，她在《我看苏青》那篇散文中回忆道：“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愤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这个回忆稍稍有点偏差，她并不是每门都是第一，她的主课英文和历史绝对是第一，但她的中文成绩没有那么好，很可能她并没有去揣摩她的中文教授的心思。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的成绩单。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这是我新书里的两页。裸脊装订，书页可以平摊，这张1941年秋季的港大文学院师生的大合照因而得以完整呈现。这些合照在档案馆里放置了那么多年，很奇怪从来没有人去里面寻找当年的张爱玲。我发现的时候特别兴奋，多方确定之后，在第三排女生中认准了戴着那副牛角框眼镜的她。
1941年12月8日开战后，学校停摆了，张爱玲和其他留在学校的外埠学生一样，都加入了救护工作。她在大学临时医院做救护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被转到校园东北角的冯平山图书馆里做防空员，按她自己的说法：“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
港战爆发之前，她大量的阅读时间花在英文的课内和课外读物上，而港战爆发后，冯平山图书馆作为大学的中文图书馆，给了她一个难得的机会，使她得以在炮火隆隆之下重读明清旧小说。
1932年刚刚建成的冯平山图书馆。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乱世里的阅读经验是埋头读书，是海量地读，而且是生死置之度外的阅读。这也是《烬余录》这篇散文中的一个亮点，她说：“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为什么是《官场现形记》呢？那些藏书架上恰好都是明清旧小说，《官场现形记》只是其中的一本。她接着说：“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爱玲在文字中多次描绘了在炮火隆隆之下潜心阅读的场景，同样的场景在她写于1968年的经典散文《忆胡适之》一文中重现，手中的书换了一本，不是《官场现形记》，而是《醒世姻缘传》。她说：“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爱玲的老师们
接下来我要分别讲她在大学时代建立的文本参照系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板块，即历史、中文和英文。张爱玲的历史老师是佛朗士，重新发现佛朗士的过程十分令人唏嘘。他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我能找到的一些细节，已经足以呈现出他的传奇性。
坐在陈寅恪教授和祈祖尧神父中间的佛朗士老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藏
这张照片是1941年秋天港大中文系一张大合照的局部，佛朗士坐在陈寅恪教授和精通汉学的祁祖尧神父中间，是我能找到的他最清晰的肖像。
佛朗士生于香港，童年是在香港度过的，后来回到英国剑桥大学学历史，毕业以后也到过美国，然后又被香港大学招聘回来任文学院的历史老师。他研习历史，教授历史，又在37岁的盛年被打上门来的现代史吞没。
作为历史学家，37岁还非常年轻，还没有作品问世，所以佛朗士是没有著述的历史学家。按张爱玲的话，他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教给了她们，从散文《烬余录》开始，一直到张爱玲后期的长篇小说《易经》和《小团圆》，他都是张爱玲乱世人物画廊中最有魅力的形象之一。
作为历史人物的佛朗士存在于小说、散文、档案资料之间的层层叠叠的互文空间里。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对他的描写是给他做了一个文字的画像：“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磁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以再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卷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这是1938年宋庆龄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合影，佛朗士在这个组织里担任名誉司库的职务。照片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响当当的，从左到右分别是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佛朗士和廖承志，每一个人都专注地看着镜头，偏偏只有佛朗士在快门按下的瞬间头一偏，看向了画面之外，我在书里描写他“仿佛追随一只倏忽掠过的飞鸟”。
佛朗士1932年到港大任教，1936年申请回剑桥大学进修一年，学习中英近代外交史，回港大之后，在港大的历史课程里面加入了现代史的成分，而1937年之前的历史课程里是没有现代史的成分的，所以他的学术成就大概都在课堂的传授里了。他是一个桥梁式的人物，连接了大英帝国整个殖民史和战后开启的后殖民叙述。他作为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以及对于历史写作崭新意义的领悟，在某一个点上深深触动了成名前的张爱玲。
当年张爱玲的足迹基本不会超过校园和校园周边，但她的课堂却放置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其中有社会变迁、有大流徙、有即将到来的大破坏，也有战争动员、有教育改革、新文学流变和文化复兴。她在这个转折点上到了港大，我觉得是生逢其时。她从历史系的佛朗士那里得到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从中文系课堂上看到的则是身着长衫、气度不凡的“落华生”即许地山教授。
港大珍藏不少许地山的资料，其中包括胡适1935年写给港大校长康宁爵士、推荐许地山出任港大中文系系主任的亲笔信，这在我的书中有完整呈现。档案馆的许地山遗稿中很多是散页，里面有英文、中文和梵文，不同文字的书写纸张大小不一，质地脆弱，有的完整，更多的是断章残片，字迹有的潦草，有的工整，往往没有题目，有时候一摞纸明明是完整的文稿，但上面没有标题，不知道是翻译还是原作。
许地山在梵文和印度学领域的积蓄深厚，手稿里有太多的例子。我比较大的一个发现，是一摞标为“人类学笔记”的英文手稿。这个标签明显是错误的，打开来看是一部完整的手写的英文书稿，没有标题，没有目录，但是字体非常清晰，章节完整，应该是已经誊抄过的修改稿。
读下来，发现这居然是一部性爱手册，很明显是一部译稿，但这究竟是哪一部性爱手册的译稿呢？深究下来，这其实是从梵文直接翻译成英文的印度诗人科科科卡（Kokkoka）撰写于十一、二世纪的性爱手册，叫《科卡·萨斯特拉》（Koka Shastra）。这部《科卡》是古印度的《爱经》》（Kamasutra）在中世纪背景下的重新演绎，英文世界里最早的翻译版本是1964年出版的，译者是英国医生康福特（Alex Comfort）。
康福特翻译的《科卡·萨斯特拉》封面一九六四年版。黄心村藏
其实康福特本人根本不懂梵文，他是借助一位梵文翻译才完成了英文译本的。康福特出版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意犹未尽，于1972年又写成了一本性手册，很快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他本人也被称为“性博士”。许地山的《科卡》翻译比康福特早了二十多年，而且是直接从梵文转成英文的，没有经过第三者。他誊抄得很干净，应该是要再一次修改、打印、誊清，然后再发表，但是他的生命在47岁那一年就停止了，十分可惜。
这部手稿并不意味着许地山曾立志成为张竞生之后的第二位性学博士，他的面向要比张竞生广得多。他对于性史的兴趣和对于宗教史、民俗史、日常生活史、服饰史、文学史的执着是一致的。青年时代的许地山曾参与文学研究会的开创，世界主义的人文视野曾经也是这个大型同人组织的框架，只是之后被革命文学的浪潮冲淡了。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期，许地山曾加入一个学术小群体，计划编纂一部《野蛮生活史》，里面的内容五花八门。最后他在香港找到一席空间，是香港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定位给了他一个窗口和舞台，文明的冲突不再局限于中西二元对立，印度文化也加入到跨文化的对话中，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层次丰富的学术框架。许地山对现代性的理解里有传统国学的底子，更有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框架，再加上印度文化的过滤，贯穿始终的是他在漂流生涯中形成的世界主义的史观和文化视野。我觉得，这些未发表的断章残篇里，埋藏着厘清许地山和张爱玲师承关系的线索。其实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都知道，最早接触到老师最新研究的往往是课堂里的学生，新知识在正式成篇、成书发表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大学的课堂里发生了。当年的许地山自然不可能在文学课堂上讲性史和野蛮史，但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关怀和学术姿态是可以传承的。我们可以想像在课堂里听课的年轻的张爱玲，是在这样一个相对澄明的开放空间里，被引导进入一个崭新的人文框架，并且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定位。
这三张图，最左边这幅，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会非常清楚，这是短篇小说《茉莉香片》里张爱玲自己画的一幅插图，画的是年轻的言子夜和冯碧落，言子夜的原型历来被认为是许地山。中间这幅是燕京大学时期的许地山教授，背景很可能就是燕园人十分熟悉的俄文楼。右边这幅是1938年已经在港大的许地山和女儿许燕吉的照片，这是许燕吉的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里面的一幅照片，非常模糊的背景里有一个男人的侧影，那就是佛朗士，佛朗士和许地山当年是很好的朋友。我最早找到的佛朗士的照片，其实就是许家父女背后那个模糊的侧脸。
许地山从小在岭南长大，闯过南洋，也去过北地，游学到美国，又渡海到了英国，辗转回到华洋杂居的香港，并且以崭新的文学史观重读经典、传授经典，作为一位被英美校园文化熏陶出来的国际学者，他却常年坚持穿长衫，飘逸的衣装带有现代校园文化的气息，这也是服饰带来的崭新意义。张爱玲在许地山课堂上读到的文学经典自然是焕然一新的，她在隆隆的炮火下躲在冯平山图书馆里埋头苦读明清小说，其实也是在全新的框架里赋予陈旧的叙述以新鲜的意义。他们是两代漂流者，一代漂流者的课堂用文字武装了下一代的漂流者，这是学问的传承，也是文字的传承，自然也是生命意义上的延续。
港大两年多，张爱玲下功夫最多的是英文。张爱玲在文字里多次提到她在上港大之前看过的英文课外书，比如有萧伯纳的作品，那也是她的父亲和姑姑的最爱。但她在上港大之前看的英文经典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她到了当年师资齐整的港大英文系，英文系的必读书单中都是17至19世纪的正典作品，其中当然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拜伦、华兹华斯等等，也包括《圣经》。这个文学殿堂里只有两位女作家：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对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影响最大的英语作家，比如萧伯纳、小赫胥黎、H·G·威尔斯、毛姆、D·H·劳伦斯、斯黛拉·本森等，除了萧伯纳之外都不在文学院的必读书单中，所以可以想象，当年的英文系只是一个平台，她的老师们在课堂读物之外，会向学生推荐正典之外的文学。比如说她的英文老师贝奇(Bernard Birch)后来回忆起张爱玲的时候，说毛姆是他推荐读的，因为贝奇本人就是一个毛姆迷。在1930年代香港的英国人圈子里，每个人都在读毛姆，也有不少人在读斯黛拉·本森。老师当然会把毛姆和本森等作家推荐给学生。这些必读书单之外的英国文学作品都属于所谓的“中等趣味”（middlebrow），而且是“帝国秩序下的中等趣味”（imperial middlebrow）。英文系当年也做了改革，不再仅仅是英联邦范围内巩固英国性的工具，到1930年代末，英语文学成为切入西方文化的途径和方法，这是在建系理念上非常重要的改革。张爱玲1939年入学，确实是生逢其时。
我的新书里关于斯黛拉·本森的这一章是下了最多的功夫的，我梳理了本森的作品和大量相关资料，因为这是张爱玲研究中亟需填补的一个空白。张爱玲和斯黛拉·本森在世界文学这个大场域中的相遇是纯文字的，相遇发生的地点是香港。1944年，张爱玲在《杂志》月刊主办的一场女作家聚谈会中被问“你最喜欢的外国女作家是谁”时说了一句话：“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这句话成了一个历史的悬念。斯黛拉·本森究竟是谁，这么多年依然是个谜。她究竟写过什么、做过什么？说她“曾经有名”是一种什么样的名？是什么样的文字上的关联可以将她和张爱玲共同放置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上？这个课题之所以难，是因为斯黛拉·本森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这么多年来对她的研究非常少。和斯黛拉·本森同时代的女作家里，鼎鼎大名的有伍尔夫和曼斯菲尔德等，而张爱玲偏偏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这非常蹊跷。
这里的照片是斯黛拉·本森1932年回到英国，在伍尔夫夫妇的蒙克小屋留下的合影，她和伍尔夫夫妇以及当年的伦敦文学精英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在书中力图理清这张关系网。张爱玲与本森的文字相遇发生在香港，我在书中勾勒了世界文学史上的这场相遇，让张爱玲和本森互为参照，而且是利用张爱玲的热度，来打捞本森这样一个英语世界里已经被遗忘了的独特声音。
本森也是英年早逝，一生发表了不少作品，对张爱玲影响最大的是她的游记作品，在这里我只能简单举例。在《世界中的世界》这本于1928年出版的游记集的自序里，她说：“也许‘进步’根本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改变’比‘进步’好。说‘进步’而不说‘改变’，无非是给所有新的事物增添一种光环，仿佛所有新事物都自带美德。”这是她从1920年离开伦敦，经历了八年的游历后生成的反思。《世界中的世界》里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角落里的伪装者”：“坐在角落里观察的人是完全不可信的。角落里的人坐在他自己的面具后面，他真诚的认为这是一张端庄的、正常的、完全不讨喜的脸。用这张脸看着他周围的人，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按着人的形象制造出来的残忍的笑话……”我在书里翻译了不少本森的段落，英文转换成中文的过程中就觉得完全可以跟张爱玲的文字建立起一个互文关系。本森把自己的写作定位在一个临界点上，所以她对于她描绘的世界既有归属感又有超然的角度，对于她描绘的一切，有一种在临界点上才有的自由和从容。
张爱玲的香港传奇中有一种森森鬼气。我通读了本森的作品后，认为找到了那森森鬼气的另一个来源。
本森写了很多关于香港的文字，她在香港住了不少时间，1920年最早到香港的时候，她看到的香港是“阴沉的、雾濛濛的、倾斜的岛”：“香港是一座中国庙宇投射在天空的巨大影子；这座庙宇的屋顶几乎总是被高高的云所笼罩，它的斜坡有庙宇徐缓的弧度，唯独缺少一条巨龙、一两头毛发卷曲的狮子，否则就更像庙宇了。到了晚上，香港倾斜得如此荒谬，几乎丧失了轮廓；山顶的灯光那么高，星星又那样的低。”这是她最早对香港的印象。到1932年，她的讽刺笔调和魔幻色彩就更加浓厚了，魔幻是她的批判写实里不可或缺的叙述元素。1920年的那个“倾斜的岛”到了1932年，已经成为一个“稀薄”的鬼域，与时代隔绝、活在自己的真空里的殖民地男女则是这“稀薄”的鬼域里的一群“幽灵”，这是她十几年在英帝国疆域里行走、观察和反思的结果，是对英殖民文化毫不留情的批判。“那些精致的英国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们稀薄的、闪着幽光的鬼魂”，这一句背后的锋芒让我想起张爱玲笔下港岛半山的社会，里面脏兮兮的，外面看闪着诡异的幽光，犹如一座“皇陵”。
“皇陵”是张爱玲的用语，见于她的经典文本《沉香屑·第一炉香》，即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葛薇龙第一次到姑妈家，离开的时候，走在下山道上，“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葛薇龙第二次到姑妈家，“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的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这和本森笔下“阴沉的、雾濛濛的、倾斜的岛”十分契合，都是镜像，山腰上古代皇陵般的房屋也一如本森笔下投射在天空的庙宇，那个高高的庙宇鬼气森森，甚至带点凶悍。张爱玲的香港半山是传奇小说和哥特式古堡小说的综合，里面有不少《聊斋》、《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子，也有哥特小说的幽灵、癫狂和魔咒等元素，但我相信背后也有斯黛拉·本森游记中描绘的怪诞、荒谬的殖民地幻象，即使写得并不是鬼魅或者神仙、幻境，那一众纸醉金迷的殖民地男男女女，从张爱玲和本森的叙述角度来看，个个都带有抽离现实的鬼魅、魔邪之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阵营里抽离出来的张爱玲，她在写作生涯的开端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她从文化的内部突围出来，她一直往后退、往后退，退到有足够距离的时候，正好在那里撞上从另外一个世界兴冲冲地赶过来、往里面好奇地观看的英国人本森。这就是我说的她们在世界文学场域里的相遇，两个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女作家，在她们对香港的观察里保持了一致的距离、相似的角度。
我这本《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一共有八章，我刚才分享的是前四章里的一些段落，在最后一章“汇流：世界的张爱玲”中，我是把张爱玲放在世界文学的场域里去定位的，这个定位，可以追溯到她战前在香港求学时所形成的世界主义人文视野。文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必然是因为生成的人文环境中已经有了文字跨越各种界限的气侯条件，而在张爱玲港大求学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小气候已经生成，张爱玲贯穿一生的双语写作，追其根源，其实是港大求学时期的小气候使然。香港是东西方的汇流，她的老师们在东西之间的游走，对她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她求学的岁月里，战前香港的世界主义人文景观就是那个气侯得以形成的条件。随后的香港之战，对尚未成为大气候的校园人文是个沉重的打击，1941年底，一切都被摧毁了。没有完成学业的张爱玲带着这个小气候开始她的漂流和漫长的写作生涯。
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为节选，原刊“论文衡史”《黄心村 黄子平 王风 吴晓东 | 张爱玲与世界主义的人文视野》
黄心村
黄心村，香港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曾长期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涵盖二十世纪华语文学和视听文化研究。代表著作包括《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和《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
▽
女性文学课
文学课，也是一堂醍醐灌顶的性别思想课
▴ 视频来自@北大贺桂梅讲文学
震动中西学界的开创性著作 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 夏志清 著 刘绍铭 等译 活字文化 策划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中国现代小说史》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夏志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论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至六十年代初小说的发展；他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并深入探求文学的内在道德情操；他对许多现代小说家重新评价，“发掘”了不少当时并未受评论者注意的作家，如张爱玲、钱锺书等。本书英文版初刊于 1961 年，中文译本于1979 年出版，学术地位历久不衰。 |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