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然：云中的阿里斯托芬

编 者 按

本文原载《古典学研究（第十一辑）：重读阿里斯托芬》（刘小枫主编，贺方婴执行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6月），注释从略。感谢叶然副教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

云中的阿里斯托芬——《云》两种意图的冲突

叶  然

（美）列奥·施特劳斯著，李小均译，华夏出版社，2021

本文将依次呈现《云》的故事梗概、表面意图、深层意图，在讨论深层意图时所采用的切入点是关注阿里斯托斯如何把自己编入故事（518-562），即如何变为“云中的阿里斯托芬”。最后，本文将论证如下观点：本剧的两种意图之间实有冲突，此种冲突表明，阿里斯托芬以一种未经审视的节制维护着一个正确的目的，即作为城邦根本利益的敬老。

一 故事情节

《云》中的故事发生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前431-前404）中的雅典。一个乡下老人斯特瑞普西阿得斯（Strepsiadēs）年轻时娶了一个城里的贵族姑娘，生了一个儿子斐狄庇得斯（Pheidippidēs）。由于雅典实行民主制，所谓的贵族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贵族阶层，而是指向这群人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个时代的贵族生活方式更多不再指向英雄美德，而沦为贪图享受。斐狄庇得斯从小就跟随母族，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酷爱赛马——就像现代人爱赛车——而让父亲负债累累。

有一天，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听说，有一群智术师办了一家思想所（phrontistērion），传授弱理以驳倒强理，或者说，传授歪理（adikoslogos）以驳倒正理（dikaioslogos），而且给钱就能学。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期盼学会了歪理后就能赖掉一身债务，尤其是打赢债务官司。可是他担心自己太老，学不会歪理，就怂恿儿子代他去学。关于思想所，儿子知道得比父亲多，他告诉父亲，思想所里的智术师以苏格拉底为首。不过，儿子自居为贵族，羞于与智术师为伍。于是，父亲被迫自己去学歪理。

苏格拉底见到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后，既没向他要学费，也没问清楚他的处境，就直接收他为徒，并向他透露，入学仪式就是拜思想所的太上师父，或者说真正的师父——云，即一群专门照拂游惰者（argoi）的女神，亦即唯一存在的神们。换言之，并不存在城邦所信诸神。我国有古话“波谲云诡”，故可以设想，在苏格拉底看来，云的照拂正是传授歪理。尽管对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之缺乏学习能力心知肚明，但出于渴求某种未言明的好处，云还是极力要求苏格拉底马上开始教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于是，苏格拉底先与他进入密室教学，后又与他回到室外继续教，但他最终只学到了歪理的一些皮毛。不论他自己还是苏格拉底，都对此不甚满意。苏格拉底还一怒之下要赶走斯特瑞普西阿得斯。

由于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求助云，故云强烈建议，他可以强迫儿子来学歪理。在故事开篇，正因为没有强迫，儿子才没有来学。于是，现在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就照着云说的做。儿子不情不愿地来了之后，苏格拉底叫来正理和歪理本尊，让它俩当着斐狄庇得斯的面辩论，并由云作主持者，结果歪理大胜。但斐狄庇得斯并未因此而改变不情不愿。不过，等他跟着苏格拉底进入密室受教后，学习能力本来就强的斐狄庇得斯，很快学会了歪理。

二 表面意图

本剧的表面意图与历史背景有关。《云》写的是作者同时代的故事，第一版作于公元前423年，传世文本是第二版，作于公元前420年至前417年间。如前所述，这是伯罗奔半岛战争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最后30年，正是希腊古典时代的鼎盛期。说它鼎盛，不是指政治清明，而是指文化繁荣，尤其是产生了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和苏格拉底（前469-前399）这样的巨擘。尽管如此，这些巨擘的思想处境却是他们不同程度上所批评的希腊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角就是大批智术师。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洛布古典丛书本

在这样复杂的思想局势中，阿里斯托芬（约前446-约前386）的处境微妙：一方面，他也批评希腊启蒙；但另一方面，尤其在《云》中，他把苏格拉底视为头号智术师。目前，我们暂不触碰这后一方面，以便能够集中思考，本剧如何通过批评希腊启蒙而突显本剧的表面意图。粗略地讲，本剧展现了希腊启蒙的核心就是以歪理颠覆正理。在古希腊文中，“正理”和“歪理”各自的本义是“正义的道理”和“不义的道理”。故以歪理颠覆正理，就是以不义颠覆正义。当然，这个说法本身带有反启蒙色彩，更中立的说法来自智术师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khos，约前459-约前400）：与其说不义，不如说新的正义。

这就是说，希腊启蒙就是以新正义观启大众之蒙——蒙昧者，旧正义观也。歪理，或新正义，在本剧开头原称为弱理（113），在剧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歪理是第三场中与正理互驳的歪理，包括如下几点：一，不存在“正义”，故人可以做诸神所做的事，如学宙斯束缚父亲；二，城邦的教育要求创新；三，不喜欢户外运动；四，追问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从而驳倒法律和正义；五，追求感官享受，无需节制欲望；六，锻炼口才。广义的歪理除此之外还包括苏格拉底、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斐狄庇得斯三人在剧情里实际运用的歪理，即如下几点：一，不关心城邦，而是过一种个人化的禁欲主义生活（苏格拉底）；二，无神论（苏格拉底、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斐狄庇得斯）；三，追求游惰生活（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斐狄庇得斯）；四，有知者对无知者没有义务（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五，人人生而自由，且有知者为了无知者好而打无知者是正当的（斐狄庇得斯）。

尽管广义和狭义的歪理之间不无矛盾，如节制还是禁欲，但总体来说，时至现代，新正义观已经有底气摘掉歪理的帽子。而在本剧开篇，新正义观给雅典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旧有社会阶层失序：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喃喃自语道，“啊，战争，你去死吧，[你的]许多事让我连自己的家仆都快要不能惩罚了”（6-7）。因为如果惩罚家仆，他们就会逃往敌国。与其说这是战争所致，不如说战争只是一个促因，其背后的时代洪流是主仆关系本身的瓦解。把主仆关系的瓦解放大来看，便是旧有统治结构的瓦解，致使社会上涌现越来越多流动人口。

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生活原是乡下最快乐的生活，脏兮兮，却自在（akorētos），随时可以躺平（keimenos）。”（40）可见，他在旧有统治结构中属于本分的被统治阶层。但后来，他通过娶一名贵族女子而实现了阶层跃升，原因他没说，但必定包括“她如科莉阿斯[阿芙洛狄忒]一般”（52），令他不能自拔。糟糕的是，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完婚之后，妻子骄奢，且为他生下了同样骄奢的儿子，直接让他欠下巨款。

健康的贵族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藏富于民，贵族则恰恰俭朴，因为贵族的灵魂由金银构成，不需要身外的金银；二是部分平民的后代也能实现阶层跃升，正如部分贵族的后代也应降为平民，升降的标准只能是灵魂中具备金银（美德）与否。可是，在贵族制走向病态，并向新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贵族变得奢侈，平民变得贫穷，阶层跃升得通过纵身投入圈子文化，如结成裙带关系。而且贵族也难保一直富裕，平民也可能一夜脱贫。若要在这种高风险和不确定中占得先机或亡羊补牢，就得求助贩卖知识的启蒙家。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就是这幅图景的逼真写照（《苏》，页11）。

这些人就是肃剧想要模仿的对象，即“比现在的人更卓越的人”。所谓“现在的人们”就是在新旧社会交替中从众的普通人。相应地，谐剧想要模仿“比现在的人更差劲的（kheirous）人”。那么，作为谐剧人物，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何以比现在的人更差劲？按谐剧的古代定义，

在斯特瑞普西阿得斯面临倾家荡产时，在众人对新正义观将信将疑时，他毅然押着儿子求学于启蒙家苏格拉底。然后，儿子学成归来，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春风得意，却马上遭到一条启蒙原则——父与子都生而在自由方面平等——反噬，故而怒烧思想所。但这样一来，等于与所有启蒙原则划清界线，也就等于无法赖债了。于是，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因为失德，而从顺境的顶点蓦然转入逆境的深渊。整个情节作为一个完整的戏剧行动，可笑在于剧中人物毫无自知之明，没分量在于人物心术不正。这个行动让观众产生快感和笑，从而警惕自己不要变成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即不要失德而与启蒙家混在一起。这样就净化了这快感和这笑本身。这就是本剧明快而令人敬重的表面意图。

三 深层意图

我们不想追问，本剧何以热爱荣誉到如此狂暴蛮横，以至于无冤无仇就诽谤一个清清白白的伟人。毕竟，创作本剧第一版的阿里斯托芬只有23岁，在今天只是个刚保研成功读上硕士的文学系男生。无论如何，不过是剧作家的天性和教育造成了这一切。在此，我们真正想追问的是，本剧凭靠什么而批评一个有那么一点像苏格拉底的启蒙家？凭靠旧正义观？或者凭靠一种不同于新旧正义观的独特正义观？要探究这些问题，我们拟从一个文本细节入手——阿里斯托芬把自己也编入本剧的故事中。这番探究很可能暴露出本剧的深层意图，尤其是当考虑到本剧标题就是《云》时。

在考察阿里斯托芬这朵云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所有云在剧中的大致行踪。探究本剧表面意图时，第一印象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是歪理的根源，而云是苏格拉底的根源。这似乎表明，歪理或新正义观或启蒙，最终能追溯到云。但仔细看剧不难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最初建立歪理和云之间的联系的只是苏格拉底，但这未可尽信。苏格拉底两次这么说时（316-318，331-334），云都在场，但都没有接这个话头，而只表明自己很喜欢苏格拉底（359-363）。可是，喜欢苏格拉底并不等于赞同苏格拉底所有观点。倒是当斯特瑞普西阿得斯要向云学口才时，云满口答应（431-432，435-436）。显然，云只承认自己是口才之神，而这只默认了苏格拉底对云的如下描述：云可以变化为一切，模仿一切（348）。

第三，云明知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缺乏学习能力，还怂恿苏格拉底教他，并在苏格拉底要赶走他时极力促成斐狄庇得斯接替父亲来学歪理（412-419，457-477，794-796）。这确实说明云想借此捞好处，但这好处未必全然不光彩，因为云意在通过这两个城邦民扩大自己在雅典的影响力，以便作为新神进入城邦，毕竟此前只有苏格拉底这帮不关心城邦的人信云为神（《苏》，页48）。而且在父子俩学歪理时，云与歪理都保持一定的距离。首先，两次密室授课都只是苏格拉底的“杰作”（509，1113），当时云都在外面唱插曲，以示清白。其次，在为斐狄庇得斯密室授课之前，正理和歪理对驳时，云作为主持者显得中立（934-938，949-960，1024-1035）。

 第五，当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烧掉思想所，并重新信奉城邦诸神时（1476-1492），云没有反对，也无需反对。首先，云本来就承认城邦诸神。其次，苏格拉底只是云的激进信徒，若他的倒台恰好换来云想捞的好处，即作为新神进入城邦，则这笔买卖再划算不过（《苏》，页4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直接面对城邦说话的两次插曲中，云都没提及苏格拉底（《苏》，页25）。在全剧终了处，云志得意满地说，“我们退出去吧，因为今天我们有尺度地歌舞过了”（1510）。

综上可知，云充其量有限地放任了歪理，并显得在如下几方面支持正理而反对歪理，或者说，支持旧正义观而反对新正义观：一，承认城邦诸神；二，谴责欺诈债主；三，谴责打母亲。不过，前两个方面似是而非。首先，狭义的歪理像狭义的正理一样承认城邦诸神。这方面二者的差异是，狭义的歪理主张做诸神所做的事，狭义的正理主张做诸神让我们做的事（901-905）。那么，云承认城邦诸神是哪一种情况呢？其次，若说谴责欺诈债主，为何一开始云不谴责，到了欺诈成功后才谴责？目前难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不难推测，云认为的城邦利益，根本上取决于敬老。敬老怎么和城邦利益关系起来？敬老不只是一种礼貌，而是时时警惕人们不要走向其极致对立面，即与母亲乱伦。把敬老当作家庭的基础，这本身推论出一种城邦式家庭，从而也推论出一种家庭式城邦。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城邦，哪怕不实行君主制，也至少具有某种君主制风格——从父母到城邦之父的权威均神圣不可侵犯。而要保障敬老，当然得凭靠城邦诸神，即凭靠做诸神要求我们做的事，而非做诸神所做的事（《苏》，页45、49-51）。可能正是受到云的点拨，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才在末尾重新臣服于天父宙斯。

四 阿里斯托芬式高贵谎言与追问节制

如果我们还记得，本剧的表面意图是，让观众自我警惕不要变成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即不要失德而与启蒙家混在一起，那么，我们能清楚地发现，本剧的深层意图比本剧的表面意图明显更为容忍启蒙。奇妙的是，在主张宽容的民主时代，得到精心掩盖的深层意图，反而更接近时代精神。但既然如此，又何必掩盖深层意图呢？可以说，表面意图成为了阿里斯托芬式高贵谎言。故刚才的问题等于，这个谎言有必要吗？或者说，足够高贵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赖于对本剧的深层意图作出评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申辩辞中说，他被本剧养大的后生们正式指控如下：

在柏拉图的文字中复活的苏格拉底，对此早有思索。有一天，柏拉图的二哥格劳孔和大哥阿得曼托斯问这位苏格拉底：能否从正义本身来说明值得选择正义而非不义？阿得曼托斯发现，旧派诗人赞美旧有的诸神的正义，却只是从正义的后果来赞美，而新派诗人竟至于直接赞美不义，或新正义。相比之下，诗人阿里斯托芬求助于某种口才之神而在旧正义观和新正义观之间占据一个自认为节制的位置。

如果这位苏格拉底面对阿里斯托芬，那么，他不会苛求阿里斯托芬从哲学来追问正义本身。因为得知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问题后，这位苏格拉底转而谈论正义城邦的护卫者的诗乐教育，即诗人阿里斯托芬通晓的领域。这位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诗乐教育确实意在培养节制。（同上，401a，402c-403a）但问题在于：阿里斯托芬的节制够得上是真正的节制吗？

在这位苏格拉底看来，诗乐教育培养节制，有两条首要法则：一，诗中的神是好的，只对好事负责，而不对坏事负责；二，诗中的神不变化，也不说任何谎言，包括高贵的谎言。这两条法则简直与云针锋相对，从而也与云中的阿里斯托芬针锋相对：一，云既对好事负责，也对坏事负责，或者说，既不对好事负责，也不对坏事负责；二，云千变万化，说谎不绝，尽管或因为云相信这些谎言高贵。

在一定程度上，这位苏格拉底说的两条法则也与传统诸神针锋相对，这也是为什么阿得曼斯托斯和这位苏格拉底一致批评旧派诗人。但这种针锋相对尚能够挽救，因为这位苏格拉底恰恰认为，违反这两条法则的诗作是对传统诸神的无知抹黑，故应该以这两条首要法则培养的节制来维护真正意义上的诸神。所以，这位苏格拉底会对诗人阿里斯托芬说，不应该以一种实际上稀里糊涂的节制在旧正义观和新正义观之间游移。

当然，阿里斯托芬这种游移服务于作为城邦根本利益的敬老，这没有错。但按这位苏格拉底的思路，要理解这种城邦根本利益，就得先理解正义本身，而要理解正义本身，就得先理解节制本身。但在并未理解节制本身时，本剧的深层意图就以口才之神——云——的名义有限放任了新正义观，或者说，有限放任希腊启蒙。我们不得不说，这一点都不节制。最终，本剧的表面意图，作为阿里斯托芬式高贵谎言，在这个方面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谎言。当掀开这则谎言时，本剧的深层意图毋宁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负薪救火。

施特劳斯对此给出了一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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