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活给你们看！”90后最酷独腿女孩穿短裙、露假肢，为8500万隐形人发声…
视频里，天才般的“二舅”在高考那年失去一条腿，从此断送大好前程，成了村里的木匠。
视频创作者歌颂了二舅在“落魄可怜”的境地里展现出的“庄敬自强”的精神，并反省说，“我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我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
而这个观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同样失去了一条腿的90后女孩谢仁慈表示，二舅只是“在静默着、忍受着、被解读着。”
“从童年到青春期，贫穷一路伴随着我，形影不离，在懵懂的少女时期，它带给我的难堪甚至比缺少一条腿还要多。”
——写于2021年 ，谢仁慈25岁。
1998年，谢仁慈4岁，在学芭蕾。
几个月后，因为突然冲出马路，她的右腿被一辆大巴车压碎。
2000年，妈妈花光了所有积蓄，找了所有关系，将本该进入残障学校的仁慈送进了普通小学。
家里穷，学校远，为了节约6毛钱的车费，小仁慈由奶奶带领着，每天花至少2个小时走路上学、回家；残肢在上学第一天就磨出了水泡，每一步都是钻心的疼。
仁慈的爸爸是个在监狱里常进常出的“街溜子”，仁慈小学4年级时，他防卫过度，造成1死2伤，又去蹲了大牢；
奶奶为此气出重病，无法接送仁慈，她终于可以坐公交车上学，但从家到车站，要走二十分钟。
车票一张6毛，仁慈每天有2.5元车费，供她早中晚坐四趟公交；如果中午想留校吃饭，最多只能买一块二毛钱的午餐，很难填饱肚子，回到家也只能吃水煮白菜、豆芽、豇豆等便宜菜。
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仁慈面黄肌瘦，格外矮小；
虽然身体发育迟缓，但断肢处的骨头还是会不断突破皮肉，白森森地露出来，渗出红黄交错的液体。
家里没钱给她换假肢，仁慈不得不拄拐上学，饥饿还让她成为班上偷钱、偷零食的惯犯；
这一切将仁慈从一个学习芭蕾的小姑娘，变成老师眼里脏兮兮的“坏小孩”，变成同学口中的“谢瘸子”、“铁拐李”、“杀人犯的崽”。
但是痛苦还在，集中在开学那段时间。
每次开学，妈妈和姑姑都会为“谁应该给谢仁慈付学费”而争吵。
因为仁慈被法院判给了爸爸，学费理应由爸爸来出，但是谢爸爸正在坐牢，所以妈妈就让仁慈去跟姑姑要学费。
仁慈拄着拐杖两边跑，串联起两个大人的辩护和指责，她对两人相互推诿的画面印象太深，最后究竟谁付了学费，反倒不记得。
2014年高考结束，17岁的仁慈以627分的成绩被西南政法大学录取，在妈妈和姑姑继续为学费问题争吵的时候，她难过得哭晕了过去。
“让我感到自己残疾的不是自身，而是社会看我的眼光。”
——写于2014年，谢仁慈18岁。
直到现在，仁慈还将十年前的一幕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她正和小伙伴在院子里玩，仁慈很开心，跑着跳着，全然忘我，突然，右腿假肢甩飞了出去。
“真的，顿时，小伙伴全吓跑了，有的还边跑边哭……”
突然凌乱起来的场景，将仁慈打回“残障人”的原型，很长一段时间，她像只刺猬一样敌对这种局面。
入读高中那年，班主任在班会上告诉全班同学，要一起照顾谢仁慈。
仁慈顿时不高兴了，她站起来说：“我和同学们一样的，我不搞特殊。”
她学了游泳，羽毛球，瑜伽，攀岩，小学时期就拿过省残疾人运动会游泳项目铜牌，高中毕业那年，还独自游行滇藏线，她已经习惯了假肢，以及它所带来的疼痛，很多时候她几乎忘记自己是个残障人，但总有人用目光和语言让她想起，向她强调。
比如，她从一楼爬到六楼去上课，一路上就会有很多束目光像追光一样打在仁慈身上，告诉她，你真了不起，你真勇敢，如果我是你，我没有办法如何如何...
这些善意的表达让仁慈感到尴尬，她想，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她会受此表扬，不过是因为她超出了社会给残障者划定的低标准，打破了他们的刻板印象。
还有媒体想采访她，仁慈果断拒绝，她不想被当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之类的正面教材，不想成为任何人励志的榜样，仿佛她的残疾，她的不幸，是治疗健全人“精神内耗”的一味良药，“我四肢健全，理应度过一个更饱满的人生...”
仁慈只想说：
“听着，我活着不是为了给你看，我，还有可能和我一样的其他人，都不是为了鼓励你们，激励你们的产物。”
“我无时无刻不在因残障而忍受痛苦，写下此句话时，膝盖在疼，脚后跟在麻。”
——写于2020年，谢仁慈24岁。
大二暑假，仁慈突然成为“拆二代”，她暂时告别贫困，申请退掉了助学金。
也是在那一年，19岁的仁慈不再遮掩，第一次穿上短裙，露出义肢，还在网上分享“主动露出腿部假肢是什么体验？”
仁慈从小的感受是：贫穷能把任何不幸放大一万倍；或许正是因为告别了贫穷，她开始认同自己作为残障者的身份，也正视起过去被她刻意忽略的，作为残障人的艰难。
因为残肢很容易受伤，也为了保护受力过多的左腿膝盖，仁慈先后放弃了跑步、打篮球、打网球，现在，连长时间走路都成了奢侈。
最让仁慈无奈的，是街上“大部分形同虚设的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的缺失，常常让我感觉到用着假肢行走十分困难。
每次出远门，总会遇到那些没有电梯的坡坡坎坎，一阶又一阶楼梯，加上行李箱或者书包，我都会忍不住哭起来。”
她问学校的教授：为什么中国的无障碍设施做得不够好？
教授说：因为中国的残障人士没有让人看到他们，你应该站出来为他们发声，这样才能争取到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中国，8500多万的残障人士几乎是隐形的，为什么会这样，仁慈再清楚不过。
19岁露出假肢后，经常有陌生人对她露出惊恐的表情，有些人建议她把假肢遮起来，还有些人会对她进行谩骂。
一方面，残障者因为缺乏合格、可靠的无障碍设施而被迫困在家中；另一方面，一些非残障者对他们的歧视，强化着残障者们的羞耻和自卑。
但如果他们自己都不愿发出声音，又有谁会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
仁慈决定成为那个发出声音的人。
她接受了人民日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的采访报道，随后，在北京交通出版社的邀约下出版书籍。
作为和“二舅”一样的残障人，仁慈希望：
多些“二舅精神”，少些“二舅真人”。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