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畔的驿站，江河叙事下的日常小空间

2015年，上海开启了“黄浦江沿岸地区公共空间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第二年开始实施“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工程”。工程包含一个大的景观基础设施架构，北到杨浦大桥、南到徐浦大桥，两岸各22公里，将骑行道、步行道、漫步道贯通。按照工程规划，在黄浦江两岸每公里要设一个驿站供市民休憩。

所谓“驿站”，是一种定点设置的市民服务设施，每个驿站的规模大约100-200平方米，内部设有公共卫生间、公共休息室，还有储物柜、自动售卖机、雨伞充电宝租借的服务。驿站不是消费空间，是提供给市民共享的日常性公共空间。

由于整个贯通工程是分段落实的，工期又紧，没有同步推进驿站的建设，但等到公共空间一开放，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就显现了。老百姓开始投诉，说找不到地方上厕所。于是浦江东岸浦东段驿站的推进工作被紧急提上日程。

当时找到我们工作室，希望先做一两个试点看看。第一个驿站的点位也很重要，在陆家嘴北段新建路隧道上方的江岸上。时间很紧迫，从设计到完工开放只有45天时间，找到我的那天是一个礼拜五，告知我礼拜一就汇报方案。为了保证能够通过，要准备两套方案。三天出两个方案，当时可以说就是靠本能在设计。

因为知道时间很紧，就设定了一个技术系统，使用成熟的工业化系统胶合木结构，可以在工厂预制，在现场快速装配。另外因为木结构的房子，不用再做内装饰，内外一下子都完成，内部木构完成面也会给人比较温暖的感觉。汇报后，领导选定了实施方案，我们稍作优化之后就和一个供应商一起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完成施工图，之后就开工了。我记得第一个驿站的施工时间大概是28天，设计和施工加在一起确实在45天内完成了。因为驿站所处的场地比江岸高，人们透过前方的一片樱花林可以望向黄浦江，我们就给它起名字叫“望江驿”。

望江驿做完之后，我们受到委托，在前滩的公园里又做了一个改造加建的驿站。在保留公园里一个原有卫生间的基础上加建一个休息室，于是我们也采用了钢木混合结构。两个驿站的反馈都很好。后来区领导决定，把原来规划的驿站都建出来，每公里一个驿站，还需要再建20个驿站。，给我们的时间是三个半月。

20个驿站在不同的点位，有很多需要协调的问题，每个点位也不能保证同时开工，于是区领导就提出做成标准驿站。我一开始也不太能接受做20个一模一样的驿站出来，但是后来了解到三个半月的时间，想做不一样也不可行。只有定型化标准化，才能在这个时间内搞定。我们对陆家嘴的望江驿进行优化，做成原型，但是落到不同的场地上实施，具体场地情况还是需要一个个分析处理。这一次，基本每一个驿站从挖土施工到开放的时间是18天。

驿站建成以后的反馈一直都挺正面的。后来媒体来约稿，我们就想，能不能自己做一个用后调研？我们的设计的有效性到底如何？大家是怎么用它的？我的研究助手进行了一些观察，发现这里的保洁员们基本都是30岁左右的女性，会拍驿站的视频分享到短视频平台。我们就想干脆就依托她们的视频做调研，让她们定时给我们回传视频。以她们工作日和周末的视频素材作为调研素材，我们就能看见驿站的使用状态。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位于金融区附近的驿站，中午会有附近办公楼的白领来休息，也有空调维修员或快递员在这里歇脚；一些稍偏远区域的驿站，往往是老人、小孩比较多。

我们把浦东的22个驿站定义为1.0版本，2.0版本发生在黄浦江对岸。我们在对岸的杨浦段和黄浦段也各做了两个驿站。

杨浦段的场地原来都是工厂区，有很多工业遗存，被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有身份的保护建筑。但是同时也还留有一些注定要被拆掉的、无名的工业建筑。我们在看了以后觉得有些厂房被拆有些可惜，因为其中一些和整个环境的关系还挺好的。于是我们就想到，把它们的非承重的墙和屋顶拆掉，把骨架保留下来，种一些爬藤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半户外的休憩花园。当时设计了两三个这样的棚架作为共生花园。

不久之后，区里面说要建驿站，选点的时候因为所有用地指标都满了，最终就决定在我们保留的两个工业遗产框架里再植入驿站，其中一个比较小，大概100平米多一点。另一个构架很高，植入了三层楼、700-800平米的驿站，在杨浦区算是旗舰驿站，里面不仅提供各种便民服务，还有展示、交流活动的场地。这是杨浦区的驿站实践。黄浦区也是缺少驿站的，区里想让沿江的每一个街道都建一个驿站。有两个街道就先后找到我们，这两个驿站都是利用了“后世博”遗产留下的空间改造而成。

总的来说，我们在杨浦和黄浦做的这4个驿站，都运用了现有的资源，进行了定制化设计。它们在策略上是共通的，就是想把城市里的一些历史遗存更好地用起来。

无论是浦东的还是杨浦、黄浦的驿站，在我看来都是“日常生活基础设施”。上海推行“一江一河”工程，打通滨水空间。这个工程基本上是利用公共空间和景观再造城市空间，属于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一江一河”的景观基础设施都属于上海这个大城市宏大空间叙事建构的一部分，而身处其中的驿站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提供基本功能的小空间。

“一江一河”工程，“江”是黄浦江，“河”是苏州河。从2018至2020的三年时间内，苏州河沿岸新建了约15公里的滨河“绿道”，中心城区两岸42公里岸线基本贯通了。与之配套的驿站也开始着手准备起来了。

中国最早的纺织、面粉、火柴、化工等民族工业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苏州河沿岸崛起的。相应的，苏州河两岸的用地情况比较复杂。先期的苏州河普陀段公共空间贯通规划中沿线布点了25处驿站，基于复杂的用地条件，先挑选了三座分别位于河湾口的驿站作为试点示范，三个驿站以武宁路桥为中心，一座位于武宁路桥北桥洞下，往东是普陀公园门口场地，往西是顺义路口袋公园，三个驿站每个都间隔一公里左右。

这三个驿站离我小时侯住的地方都不远。上小学时，我参加学校射击队，每天早上都要沿马路跑3公里，每一圈都要经过武宁路桥下的桥洞。1970-1980年代，这段苏州河的岸边基本都是蔬菜批发市场和粪码头，桥洞与河边的空气弥漫着异味。

虽然武宁路桥后来经历多次的改扩建，但桥下的环境一直不佳。穿桥洞而过的光复西路虽然交通量不大，但噪音不小，道路一侧紧贴防汛墙，另一侧作为停车场使用，并有桥基护坡。桥上武宁路的繁忙车流时不时带来振动感。桥洞内场地局促，驿站的可建范围仅道路两侧、人行道之外2-3米深、二三十米长的狭小场地。当时之所以会选到这个空间，是因为上海从2020年开始就在尝试桥下空间的积极活化，苏州河贯穿工程，也想选择一个桥下空间更新一下，所以就选中了这么一个点。而且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位于干道下方，周边又有很多老小区。

苏州河这三个驿站，我们称之为3.0版本，和之前1.0和2.0的情况又都不一样。

首先，每个场地的情况非常不同，所以驿站无法像1.0那样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版本，但是毕竟又是相隔不远的系列驿站，也不适合像2.0那样逐个定制。最后我们的解决方式是用菜单式、模块化、可变异组合的设计策略，把基本功能块做成组件。

我们设想苏州河的每个驿站都需要有公共卫生间、休息室的模块，可能还包含小展厅、户外的廊下空间、小天井、小花园等模块。菜单包括了实体模块、灰空间模块、庭院天井模块，可以有不同的拼接方式，比如纵向拼、横向拼、错位拼等。标准空间之间需要连廊串联，我们把连廊也做成一个局部标准化的菜单，根据场地可以拉开、打弯。

顺义路驿站是一个长条地块，非常狭窄，我们就做了一字串联的形式，形成了狭长的口袋公园，将城市道路和沿河的公共空间串联起来，发挥了空间倍增的效应。普陀公园驿站对公园入口空间整体进行改造，驿站回廊即公园入口前庭，在一侧并置休息室、庭园天井和小展厅，并结合紧凑式卫生间改造了门房。同时，我们在顺义路驿站与普陀公园驿站的休息室和展厅的屋顶都布置了天台花园，成为面向城市开放的星空剧场，透过河堤上的树丛，河湾风光能尽收眼底。

武宁路桥下驿站比较特殊，因为无法利用大型设备施工，同时桥下可以利用的场地又很狭长，当然只能进行特殊处理，但是它也保留了组件化的思维方式和设计策略。

我们设计了两个细长的空间——路南紧贴防汛墙和桥墩，是卫生间和24小时服务设施，路北顺应护坡，改造为一个开放的阶梯式“城市看台”，两端预留了作为道班房和休息室的两个小房间，架在坡上稍高于路面，并在其长窗下沿着木铺装人行道设置了座椅。与城市看台相对的路南中间位置是一个“迷你展厅”，也就是可开可合的立轴旋转的门式展墙构成的小展廊，通过不同的开闭姿态，它能与对面的看台一起成为“桥下剧场”。

我一直担心这个特殊位置的驿站不能被充分利用。2021年6月底，也就是项目落成前的一周。主管区长来工地视察，他说这个桥洞已经改造得这么好了，如果能够有个咖啡馆开出来多好。政府业主方负责人听了一脸茫然，一个礼拜上哪里去落实个咖啡厅出来？但是边上有个人听进去了，就是木构施工团队的负责人。正好他也认识开咖啡馆的业者，就迅速勾兑了一下，与项目业主单位区市政中心联系，把咖啡馆开出来了。这个咖啡馆开出来以后，里面用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现成木家具，刚开始我们也对咖啡馆前景不太清楚，但是他自己觉得，看着这个小空间很有自豪感。

苏州河边的三个驿站在2021年7月1日同步开放。项目建成后，我多次带着媒体朋友来到过桥下的现场。我们看到，驿站的开放空间聚集了很多人，不仅有驿站周围老小区的中老年人，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我每次去都觉得，好像咖啡馆都比以前要热闹一些。我们在驿站中不是设计了一个城市看台吗？这个台阶状的灰空间，也可以成为咖啡厅的外摆。确实有很多年轻人点了咖啡，坐在外面喝。咖啡馆的员工还把看台顶棚布置成了满天星的灯具，晚上看起来挺温暖的。

后来这个城市看台出现很多小众的社群聚集。比如户外俱乐部的活动、非洲鼓的分享会等，都聚集了二三十号人，这个桥洞恰好很适合声音类的表演或自娱自乐，还有人会在这里吹萨克斯，或者跳街舞。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2022年4月。

大概2014年开始，致正建筑工作室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上海的城市研究。研究的起因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在很多时候都接触不到真实的社会状况，房子为谁设计？为谁用？建成后怎么用？我们的工作经常被狭义地定义为去设计一个好看的房子或空间，但是，这个好看的房子或空间能不能起作用？这些我关心的问题在行业的生产链条里不太会被带入设计的讨论当中。

建筑师设计的作品建成后可能会被长时间闲置，也可能会马上被改掉，这往往会很打击建筑师对于空间有效性的信心。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设计的时候我们接触不到真正的使用方。房子挺容易被造起来，如果有比较好的契机，把一个房子造得“漂亮”，似乎也并没那么难。但是你想要让一个房子真正能够在社会运作当中显现出它的价值来，就比较困难了。

于是我就从身边的城市环境入手，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受到了很多前人的启发，从1960年代以来，有很多建筑师都做过当代城市研究，我们借鉴了这些工作的思想资源，想通过城市研究了解上海这座城市，观察空间在社会当中的运作方式，同时也能从我们的研究出发去进一步思考建筑学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在同济大学每年会带一到两个研究生，就想带着他们来开展这样的城市研究。2014年，我们进行了田林新村的调研。田林新村位于上海的内环和中环之间，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建设演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人新村。

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挑了建成于1960年代这里最早的一片工人新村，没有独用煤卫，当时有与留守的的本地人口数量相当的外来人口租户聚集，里面充满了千奇百怪的违章搭建。这些违章搭建是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一种溢出，也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社群合作的现象：不同的人群要依赖有限的空间资源，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但是在争夺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尊重别人的利益，形成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共生关系。

研究的另一方面，就是田林新村里的三个类似便民综合服务设施的综合体。一般是由一个菜场、一个浴室构成。它们不在城市道路边上，一般临小区主要通道而建。经历这么多年变迁，便民综合体的功能变得复合起来，菜场一般会保留，但浴室可能退化了，里面又新增了一些廉价的旅馆。菜场的经营方又在顶楼上加建了整层的廉价出租公寓，每月每间大约300元，主要是租给一些初到上海的打工者。他们没找到工作和固定住所之前需要一个临时落脚点，一般租住的时长不超过两个月。这个综合体里因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人，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空间关系。对于看惯了大城市光鲜一面的人，这样的空间关系也许会让他们有点吃惊。

还有一个研究对象是紧挨着陆家嘴CBD的上港小区。小区初建于1950年代，最初是为港务局兴建的工人新村。经过了六十多年发展，这里聚集了弱势本地人口、外来的低收入打工人口，也吸引了附近上班的CBD年轻白领，人群更复杂。它距离陆家嘴的“三件套”超高层也就几百米的距离，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关系。在此前后，我们也研究过上海郊区的工人新村和小村庄、以及浦东衰落的商业综合体。

最近完成的是定海桥地区的研究。从192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产业工人聚居区，解放以后又变成了公有住房和居民自建房混杂的地区。这里也充满了各种为了生活需要进行的私搭乱建。其中的居民自建房，从1930年代的简易房屋开始，一代代延续到现在。每一次变迁都与上海乃至中的大的社会进程有关，比如建国后的两次出生高峰、知青返沪潮、1990年代以后的打工人口涌入，这些都影响了房屋和使用空间变化。

这些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年以来持续做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其实我们关注的，都是上海城市里面的一些真实的空间样板。它们很普通、日常，但又充满矛盾和变化。我们希望在这样的空间中观察长时段里人的生活和空间的关系，去理解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空间和人的运作逻辑。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进行的城市研究和我们从事的实践之间从来不存在形式借鉴或挪用的关系。但这些长期的、总结性的思考，可能在价值层面上与我进行驿站这样的微型公共空间的设计工作发生了关联。不管什么设计，我都很更看重这个场地曾经的痕迹。前人种的一棵树、建过的一个房子，或者仅存的一处房基……所有的这些市民对空间参与的痕迹，都是我进行新工作的基础。

我们的城市研究，其实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对所谓空间的自主性、自发性以及市民作为主体的空间实践的观察。个人的空间实践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城市空间当中。除此以外，市民在城市当中的空间行动也是他们空间实践的一种投射，换句话说，就是市民怎么用公共空间。无论是日常的轨迹，还是空间事件和空间现象，都会被别人看到、被记录下来，在我的理解中，它会构成一种建造性。包括上次雎安奇导演的团队来拍视频，问我什么是建筑。这个话题很抽象，又很学术，其实也挺难回答。最后，我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建筑是人和世界发生关系的一个媒介；还有一句话就是，人类所有的活动痕迹都可以被称为建筑。

过往的研究让我认识到，建筑师的建造权力是被让渡的。如果不考虑社会分工，人人都可以成为建筑师。作为建筑师，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意图，更是要建造出能为市民所使用的空间容器，让人们能够进行他自己的空间实践。驿站的设计经过、建成之后的回访、我自己的思考，都进一步印证了，建筑学这个学科的真正价值在于要和使用者、和市民主体性的空间实践相结合。

2022年4月中旬，忽然有人在朋友圈发照片说路过桥下驿站，这里突然变成了快递骑手的露营地了。因为当时政府呼吁骑手从正被封闭的小区出来，但是出来以后也还没处可去，当时的安置酒店一时也跟不上，所以那时候很多人会去桥下露营。但是很多桥下的条件都不好，而我们这个驿站不仅可以遮风避雨，还有水有电，卫生间还可以洗漱洗澡。后来我了解到，这里最多的时候聚集了五六十号人。之后经过几波媒体报道，这个话题还热了几天，但是对于政府来说，确实存在管理压力的。于是后来酒店、临时居所跟上了，这里的就被围起来封掉了。

算起来这个桥下驿站充当了两个礼拜左右的临时骑手营地。这么一段历史，其实很微不足道。但是恰巧被记录下来了。这件小插曲对我的触动很大。驿站在平常，就是供老百姓自由使用的日常基础设施，但是当城市面临紧急情况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一个“出口”型的空间，或者说是个备用资源。我想这一点或许正是“流动的公共性”。我理解“流动的公共性”，就是老百姓通过自己的空间实践所创造的公共性。并不是政府或者建筑师“送”给老百姓一个公共空间，就是公共性了。只有人们用自己的空间实践去把空间用起来了，才产生真正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