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上的ESG：“基础设施”已经齐备，商业实践正待登场

从国际组织的倡议、政府的规划、金融机构的蓝图、企业界的行动，再到91岁、来自褚橙庄园的马静芬老人上台侃侃而谈自己的养生之道和人生感悟……日前举办的第三届ESG全球领导者大会，恰如其分地展现了ESG这个概念的特质：糅杂。

也正因于此，ESG成了复杂地缘政治格局下，为数不多的可以让各国专业人士齐聚一堂的话题。在今年来的大型交流活动中，这个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的会议也是西方嘉宾参会数量较多的一次——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150位嘉宾参与。

因邀请到众多领域的顶尖人物，而被很多人视为“业内顶配”，当然也吸引了极多的关注。7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政府官员、联合国官员、国际组织管理者、著名企业家以及商学院教授应邀参与大会。这直接造成了开幕伊始的火爆场面。尽管入内的人员，事先都经过主办方的严格审核，但在开幕当天的主会场，很多观众依然站在走道上观看演讲。

对演讲嘉宾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提交所在机构“成绩单”的机会。在有限的5-10分钟里，各个界别的演讲者都到大会上向观众表述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

大会上各国嘉宾的发言给人的感觉是：行至今日，ESG已经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基础设施”差不多建好了——信念、政策、法规框架、信息传输机制与资本激励机制都做好了准备。要使理念真正落地，就要等待企业的实践。但现在，能够演绎出 “在绿色转型的同时，走通商业之路”的案例却非常稀缺。

诚如晨星（中国）总经理冯文所说，“企业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而非仅仅为股东实现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全球商业领袖的共识。但共识归共识，下面的执行者在具体落地时，依然会面临重重阻碍。最大的难点恐怕就在于：企业如何在转型的同时走通商业之路？试想，一位负责绿色转型的管理者每年向董事会要预算，但投入数年，都没有经济回报。哪怕公司切实为环境做出了贡献，他的上司和同事也很难说一定会支持他。

ESG在中国普及了2、3年，趋势已经十分明朗。在这个时候，实实在在的实践样板，才是各方最为关心的问题。

“胡萝卜”和“大棒”

都已齐备

在发言中，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亚太区主席孟宇将美国与欧洲的ESG政策形象地比喻为“胡萝卜”和“大棒”，即，在美国，企业践行ESG，理论上可以得到更多资金上的激励；而在欧洲，立法相对严格，企业不做ESG，就要缴纳更多税。

对企业而言，“胡萝卜”和“大棒”正构成了企业实践ESG的两种外部驱动力：法规约束和来自资本市场的奖惩。在这两方面，机制性的框架已经确立。

2016年以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多国政府都在加快气候方面的立法。金融机构方面，《中欧商业评论》粗略做了统计，被大会请到现场发言的共有近40家金融机构，包括国内大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相关负责人；也有国外的知名投资机构，如高盛、汇丰、瑞银、富达等等。这些机构都各自有清晰的路线图，也对过往的工作做了清晰的阐释。

而在企业与政府、资本市场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就是信息指示器。在市场上，目前扮演这一角色的，是ESG评级机构。

有两位来自国际主流评级机构的专家被请到了大会现场，一位是MSCI ESG与气候研究部亚太区主管王晓书，另一位则是晨星（中国）总经理冯文。在ESG评级上，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这两年，因为一些标准上的不适配，国内企业界也开始出现建立“中国特色的ESG评价”的呼声。

在现场发言中，冯文也谈到了“本土化、国际化之争”。他提出一个颇为新颖的观点：“ESG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产品”。他还将ESG与中国传统哲学观联系在一起。比如，ESG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谐社会”思想不谋而合。他继而将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ESG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关注联系在一起。

冯文的观点是，既然ESG与中国哲学是接续的，那么，“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应该强调国际标准的本土化，而是中国实践的国际化。”

“乌托邦”与

“反乌托邦”：

各方期待兼具环境

和商业绩效的实践

作为大会的重要嘉宾，《连线》杂志创始主编、《5000天后的世界》等著作的作者凯文·凯利在发言中重提他的“进托邦”观点，以借喻绿色转型理念与当下世界运行逻辑之间的张力：绿色转型的愿景是宏伟的，它就像一个乌托邦，虽美好，却不可能存在；而如果我们“反乌托邦”，放任眼下的情况继续发展，那未来将是灰暗、混乱、危险重重的；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可能性，那就是进入一个“进托邦（protopia=progress+topia），每天有一点微小的进步。

ESG就类似于一个“进托帮”，它既考虑远期愿景，也考虑到了目前现实。但这里的关键问题，还在于“企业如何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商业”。

两类企业崭露头角，一种以科技创新为主，直接以产品帮助其他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公司，比如特斯拉。另一种则扮演着孵化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让自己和其他合作企业实现转型。后者在供应链中，经常扮演者“链主”的角色，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科技创新是绿色转型的源动力。这些企业是商业世界绿色转型的先导者，为其他更多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基础工具。在这方面，具有突出影响力的是特斯拉、施耐德、巴斯夫、陶氏等等，他们都为企业低碳运营切实输出了产品、技术和服务。

大会首日，陶氏大中华区总裁朱成怡发表演讲，以诸多实例讲述了陶氏是如何以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朱成怡介绍：“作为一家材料科技企业，陶氏专注于3个方向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即，气候保护、可循环经济和更安全的材料。”除了在自身生产运营中实现低碳，陶氏对可持续发展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他们的产品。据朱成怡说，目前陶氏公司有超过87%的研发都是关注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包括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收集效率，为建筑降温的材料等等。

还有另一类企业扮演的是孵化者、推动着的角色。百事可乐是其中之一。会议期间，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谢长安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提到：今年，百事在亚太区有一个“绿色加速器”计划，已经孵化了超过100个初创企业，帮助他们去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

在社会中，直接以高科技产品推动社会绿色转型的还是少数。大部分企业其实与百事可乐相近，他们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先扫清自家门前的雪，然后带着邻居们一起扫清整个商业社区。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是，这个“清扫”的行动，也需要在商业上行得通。正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CEO埃尔科·范德恩登在发言中所说的：“我们都明白，也看到了，ESG不仅是一种善行，更重要的是，它也必须变成一种商业行为”。

而把ESG由善行变成商业行为，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撰 文：孙行之

责 编：尹晓琳

 运 营：周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