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演唱会黄牛，终于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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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ID：chinanewsweekly)
作者：徐鹏远
如果要问2023年什么最火，那无疑是演唱会、音乐节以及各种Livehouse现场。与之相伴的是，抢票难也成为了一个屡被提及的热点话题。许多摩拳擦掌、枕戈待旦的观众，在翻阅了无数攻略、做好了一切准备后，仍然逃不掉“开票即售罄”的宿命，抢演唱会票的难度远远超越抢春运的火车票，这让所有人都在思考：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赢下了这场手速大战？
没有人可以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将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和坐收渔利者指向黄牛。怒不可遏的观众还与黄牛产生过正面冲突，比如五月天鸟巢演唱会前夕，歌迷先是发起了抵制黄牛的刷屏活动，而后疑似遭到黄牛报复举报，导致粉丝团票被迫取消，双方的战火最终烧到“华乐非凡”身上——作为主办方，北京东城区文旅局对其进行了约谈，要求他们关注黄牛溢价倒卖问题。
官方对于黄牛现象一直保持着关注。9月13日，文旅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确要求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且应当建立退票机制，对于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也将比例提高到了不低于85%，并要求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
演唱会上挥舞荧光棒的观众。（图/图虫创意）
有行业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知》对“强实名”和“85%”的规定，将会遏制部分演出票的倒买倒卖行为，但尚不足以根除黄牛的存在，同时必须加快推行宽松和完善的退票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一般消费者的经济权益、更彻底地打击黄牛。
黄牛的票从何而来
在传统印象里，黄牛是一群在场外向潜在观众不断询问着“要票吗”的人。但其实，这只是最外围的黄牛，他们不过是倒买倒卖链条的末端而已，还有许多中上游环节共同构成着这条灰色产业链。行业知情人士阿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从个人卖家手里收票和从公开售票渠道拿票，一些黄牛的票源实际上来自主办方。
大型演出通常需要投入艺人酬劳、制作费用、宣发费用、执行费用等各种高昂成本，而票房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仅靠正常售票并不能完全保证盈利，主办方很多时候都会在公开销售之外，将一部分门票溢价给黄牛。
这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也是一种扩大利润的手段。黄牛本身也有多层分级，主办方将票卖给一级黄牛，一级黄牛再分销给二级黄牛，二级再往下分销给三级，三级代理之下还会有一系列小黄牛，每分销一次票价都会有所增长，这就给价格炒作留出了可观空间。所以即使在今年“求大于供”的情况下，主办方依然会给黄牛留票，不仅是利益驱使，也是为维系关系，因为没准下一次还得通过他们才能卖出更多的票。
同时，除了普通票以外，主办方一般还会准备一些票作为“邀请函”。这些票一部分会作为赠送，用来打点各方关系，一部分则同样流向黄牛，虽然它的数量不会太多，但最终价格却远高于普通票。
无论普通票还是邀请函，都是一般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到的，《通知》中所要求的“不低于85%的公开销售数量”就是为了限制这一操作。早在2017年7月，文化部就做出过类似规定，公开销售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今年4月，文旅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比例。
然而在具体操作中，由于线上票务系统不互通等原因，监管难度很大，实际上仍然存有可钻的空子。最新《通知》中的实名购票和入场制度以及其余15%门票在演出前24小时绑定个人信息两项规定，便是对此进行的“堵漏”措施。
2017年前后，大麦网等主流票务平台就要求用户在注册时绑定身份证信息，但本质上这算不上真正的实名制。因为纸质票面不会显示购票人信息，入场身份也不需要与购票身份一致，并不能杜绝转卖行为。即使购买端口对购买次数做出限制，黄牛也可以通过“技术外挂+人海战术”实现囤票。
一些“黄牛”研发了专门用于抢票的软件，可以在售票开启第一时间抢到票，找到买家后再通过正规售票平台的转赠功能修改信息，完成溢价售卖。机刷成功概率不及人工，平台也会进行一些技术识别和拦截，所以黄牛还会雇佣庞大的团队攻占售票系统，在很多社交媒体的平台都可以找到不少这类招人账号。
鉴于此，2020年之后一些演唱会逐渐开始实行“强实名”，要求入场须持与购票信息一致的身份证，有的还必须刷脸验证。此举增加了转卖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对黄牛囤票构成打击。此次《通知》以政策形式的确认，无疑将会加快“强实名”的广泛推行，进一步压缩二级市场的交易空间。
治理乱象不能脚疼医脚
不过，“强实名”并非万全之策。就在《通知》发布后，二手平台和社交平台上依然充斥着黄牛信息，在强实名围堵中，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对抗方法——代抢。
所谓代抢，即事先收取定金，拿到买家的账号和身份信息后由专业的团队帮忙购票。通常一支代抢团队有成千上百个抢手，谁最终抢到票，定金就落入谁的口袋。代抢的成功率，往往取决于定金的高低，定金越高，愿意接单的抢手就越多，抢到的几率也就越大。而在交易达成后，如果有人出更高的定金，票也可能被抢单者直接卖给出价更贵的客户。
而检票环节的执行不严，同样削弱了强实名的存在意义。此前不久的一场演唱会，原本就是强实名，但后来不少网友爆料，有票就能进，现场不但有“忘记携带身份证入场流程”的相关指示标，人脸不符的观众还可以走人工闸口。
至于主办方有意留给黄牛的票和作为“非卖品”的邀请函，则仍然拥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因此在业内知情人士阿宇看来，“ ‘强实名’可以杜绝没有特殊渠道的零散黄牛，对于跟主办方乃至场馆方有利益关系的‘内部黄牛’，无法完全杜绝。”甚至，黄牛有办法绕过种种障碍，一般消费者却反而可能被这些障碍的“副作用“误伤。
针对代拍，票务平台则对异常订单加以甄别，同一ID订购超出限购张数的订单以及通过批量相同或虚构的支付账号、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订购超出限购张数的订单都可能被取消。问题在于，这一举措最终限制的只是消费者，由于黄牛只是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代为操作，所以他们基本是影子般的存在，隐形的黄牛并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不止于此，由于无法退换和转赠，真正因个人原因临时不能到场的观众，不得不承受额外的损失，于是诸如梁静茹、刘若英的上海演唱会和任贤齐的西安演唱会，都引发了消费者维权事件。尽管也有部分演出允许退换，但时间限制或手续费还是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退票自由是将票务风险从买票者手里转移到主办方一边“，阿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下演唱会并不宽松的退票政策其实是在保护主办方的利益，而忽视了购票消费者的权益。事实也印证着这一观点，知名演出主办方京奇非凡影视公司的CEO田京泉便对媒体表示过，他不赞同设立普遍的退票机制：“以极端情况举例，演出时间定在30天后，开票10天后票只卖出两成，预估亏损，可能取消这场演出。但允许退票的话，开票10天卖出六成，却在最后10天退票剩下两成，这时候艺人所有排练都已进行，这个演出演还是不演？”对于大型演唱会这种前期投入很高的项目，如果开放宽松的、普遍的退票政策，主办方会因为不确定性增加而倍感压力。
阿宇认为，推行强实名的必须同时推行宽松的退票权，这也是压缩低收高卖盈利空间的根本手段：“宽松的退票政策意味着演出票不再是一个‘只会少不会多’的紧缺状态，未在第一时间购得心仪价位票的观众可以随时上官网查询购票，而不是只能通过黄牛和二手市场找票。同时，已购票的观众不会因出不掉票或者面临打折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票处理给黄牛。同理，如今火车票基本能杜绝黄牛现象，也是靠强实名和相对宽松的退票政策相辅相成。“
事实上，有关退票机制的思考或许揭示着治理票务市场的某种关键所在。彻底解决乱象不能脚疼医脚，单纯地依靠遏制黄牛，或者只在消费终端设置规范，而必须将整个产业链条都圈定在一个正常经营的框架内。就像此前歌手吴青峰的演唱会，艺人团队事先拟定了演出票不准外流的合同，从源头切断了倒卖可能，歌迷买得到原价票，主办方也没亏本，黄牛则除了守在场馆外尝试蹲点收票，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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