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自杀，韩国老师集体崩溃了

9月4日，在韩国的校园里，教师刘丰和她的同事们一样，将自己服装的颜色更换成黑色，同时将个人社交平台的头像，更换为“一名23岁女生的黑白照片”。

这名23岁女生，就是近期不堪家长霸凌自杀身亡的韩国女教师李敏秀（化名）。虽然与李敏秀素不相识，但刘丰和同事依旧为她的死感到痛心，更是按照当地的丧俗，身着黑衣七天，以示悼念。而对于李敏秀的死，韩国教师们集体愤怒的情绪更是冲破了校园的高墙，蔓延到韩国的大街小巷。

自7月18日李敏秀自杀以来，韩国教育界在街头，掀起一场又一场大规模抗议的浪潮：全国各地的教师身着黑衣，手持标语，走上街头悼念李敏秀，并要求政府修订相关法律，在保护学生同时也保障教师的权利。

在9月4日，李敏秀的“49日祭”当天，更是有12万名教师在首尔国会和各个市道教育厅等地，为李敏秀举行集体追悼活动。

“那天（9月4日），虽然政府下令学校不能放假给老师去参加悼念集会，但是很多老师还是通过请假或者调课，前去参加。”刘丰告诉《南风窗》，“对于李敏秀被霸凌的痛苦，我们老师都非常能感同身受，感觉大家都苦‘秦’久矣。”或许确实是太苦了，在近期轰轰烈烈的抗议浪潮当中，又有3名韩国教师自杀身亡。

其实，在短时间内，韩国会出现多名教师相继自杀的悲剧，并不意外。韩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6月期间，有100名公立小学、初中、高中教师自杀身亡，其中2023年上半年有11人死亡，而他们自杀原因最多的为“抑郁症”。

“我感到一种压倒性的重量，想要放下这一切。”在自杀前两周，几近崩溃的李敏秀在日记当中写道。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她更是留下了“我无法呼吸……”的绝笔。不久之后，她便在教室的储藏柜里，亲自结束了自己仅仅23岁的生命。

在李敏秀去世之后，首尔教师工会披露，她在自杀的前几个月里，一直遭到家长的投诉。那段时间，她的一名学生用铅笔划伤了另一名学生的额头。

而受伤学生的家长跑到校长办公室投诉李敏秀，称其“没有教学资格”。正因此事，李敏秀经常和该家长沟通到深夜。然而，此事依旧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最终也压垮了李敏秀。

对于李敏秀的悲惨遭遇，多名韩国教师向《南风窗》表示，他们非常能感同身受：他们经常会受到家长言语羞辱、投诉威胁以及各种各样的教学压力。

来自全罗南道海南东小学的老师朴慧，在她13年的教学生涯当中，见证过无数次老师被霸凌的案件。“现在的学生非常难管，他们同学之间经常发生斗殴。而家长不管对错，往往会将学生斗殴的责任归咎于老师的管理不当。”朴慧告诉《南风窗》，“现在很多家长非常不尊重老师，也非常不讲理。”

此外，在韩国仁川西乡（音译）小学，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有三名老师被家长以各种奇葩的理由举报了。该校老师印浩然告诉《南风窗》，由于教室的空调坏了，他的同事来不及报修，就被家长以“虐待儿童”的罪名投诉到教育局。

其实，在韩国教育工会和小学教师网络论坛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近些年来，像朴慧这样被家长霸凌的事件层出不穷：有家长将老师打伤住院5周；有家长三更半夜、不眠不休打电话“轰炸”老师，以及有家长到处投诉老师等。

韩国最大的教师工会“韩国教员团体联合会”引用权威数据称，2017年至2022年间，韩国发生了超过1249起教师被袭击或受伤的案件。尤其是2018年与2022年对比，袭击教师的案件增加了1倍，从165起增加到327起。

此外，近期韩国《亚洲经济》报道称，近5年来，教师被举报“虐童”案多达1252件。然而，根据韩国目前法律，即便是家长恶意诬告老师，老师最终被判无罪，老师也不能起诉家长诬告。

目前在韩国，教师被霸凌的事件，虽然呈现愈来愈多的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着教师的入职门槛变低了。相反，由于韩国正规教师岗位属于公务员编制，纵使面临被家长霸凌的风险，每年依旧有成千上万个考生挤破脑袋想考进去。

近年，有媒体曾引用相关数据报道称，2019年，韩国有20万人报考公务员，而最后只有4953人被录取，其录取率仅为2.4%，而当年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4.95%。由此，多年来，韩国公考圈一直流传着“准备三年是必修，准备五年是基本，准备七年是选修”的戏言。

2021年，27岁的印浩然在成千上万个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上了教育公务员，端上了教师这一”铁饭碗“。备考的紧张情绪，使得印浩然早在考试前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所幸，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聪明，最终顺利通过了考试。

然而，“上岸”并没有让印浩然的抑郁症得到根治，相反在进入职场之初，他的抑郁症恶化了。此事的起因是，在2021年，刚入职的时候，印浩然就遭到了上司的职场霸凌，而该上司是印浩然的年级组长。

当时，该年级组长不仅经常言语骚扰印浩然，而且时常在工作上给他“穿小鞋”。

其中有次，印浩然通过网购给自己的学生定制了班服。然而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该年级组长在学校的快递室里，将印浩然定制的班服给拿走了，并表示此举是为了替印浩然保管好班服，然而最终却没有主动将班服归还给印浩然。

对于自己班服的“不翼而飞”，印浩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翻箱倒柜”，依旧没能找得到。最终通过查看快递室的监控，印浩然才发现自己的班服是被自己的年级组长刻意“顺走”的。

此事之后，该年级组长依旧没有收敛，更是利用职务之便，频繁地为难印浩然。在此人的霸凌下，印浩然的抑郁症变得愈加严重，为此印浩然还专门请了一个月的病假。所幸，在校长的干预下，印浩然也得以摆脱那位年级组长的管束。同时，在妻子刘子琳的陪伴下，他的抑郁症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康复。

同印浩然一样，作为“新手”老师，刘丰在工作上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虽然没有遭遇过家长或者同事的霸凌，但是由于对自己的教学要求很高，她常常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

在糟糕的职场环境之下，韩国教师的职业满意度，遭到了重挫。今年，韩国教师节（5月15日）前夕，韩国工会联合会在对本国6700名教师的一项调查当中发现，这些受访者当中，只有23.6%的人对教师职业感到满意，此为年度调查中的最低比例。

对于朴慧来说，十多年的职业辛酸，如今早已磨平了她最初的职业理想。朴慧表示，教师工作，尤其是当班主任的教师工作，如今对她来说99%是压力，快乐只占1%，而这1%的快乐，来源于她本人对教育事业最初的热爱。

不过，在刘丰看来，抑郁症并不影响她自己终身从事教师事业的决心。“在韩国社会，抑郁症非常普遍，很多人就将其当成普通‘感冒’。”刘丰说道，“医生也让我不要将这病放在心上，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教书就教书。”

此外，在朴慧看来，很多人不惧压力，依旧选择当教师，很大原因是，“在如今内卷严重的韩国社会，教师不仅是教书育人的高尚职业，其薪资福利在各行各业当中，更是名列前茅。”

近些年来，韩国频繁出现“教师被霸凌”的现象，对此，朴慧、刘子琳等多位韩国老师将根源归咎于2014年通过的《儿童福利法》。韩国《儿童福利法》规定，老师一旦被指控虐待儿童，老师便会被停职；此法律造成老师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

“韩国《儿童福利法》过度保护学生，过度保护家长，却缺乏对教师的保护。因此导致很多家长恶意利用法律对老师进行霸凌。”刘子琳对《南风窗》说道，“目前韩国整个社会氛围，非常讲究维护个人权益，甚至出现了极端。而对老师的霸凌，正是家长极端利己的行为。”“此外，一些针对老师霸凌的行为，还与家长扭曲的心态有关。”刘子琳补充道。

关于教师们要求修改相关教育权益法的呼声，韩国国会在9月7日召开了教育委员会会议，对保护教师教育权的法案进行协商。不过，韩国朝野政党在修改法案的具体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执政党提出了将“学生霸凌教师”录入学生档案的修法方向；然而在野党却对此举表示反对，其理由是，担忧这会给学生的终身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政府修法保护教师的举措，朴慧虽然非常支持，但是她认为此举无法根除韩国社会上“教师被霸凌”的现象。在朴慧看来，教师被霸凌的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社会“尊师风气”的衰落。

“如今韩国社会，弥漫着严重崇拜金钱和权力的风气，对于教师这些普通的职业，那些家长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尊重。”朴慧感慨道。首尔国立教育大学金奉济教授也发现，如今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更是瞧不起老师，“他们认为自己缴税支付了老师的费用，即使孩子犯了错也是老师的责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失去“尊师重教”传统的韩国，将何去何从，不得而知。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