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追凶：一个海边小镇的命案背后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 | 李晓洁
摄影 | 黄宇
线索
手机铃声响起时，是2023年5月上旬某一天晚上10点多。是个陌生号码。但李珍没有犹豫，接通电话。
“你是李珍吗？”“你在做什么？”“你要线索吗？”一个听起来醉醺醺的男人声音。
这两年，类似的电话李珍接了很多。一切从父亲的去世开始。
2021年5月9日，母亲节。李珍告诉我，那天66岁的父亲李军和表叔王峰一起乘自家快艇，去近海捕皮皮虾。这片近海位于山东省海阳市凤城镇周边，是当地村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春季是皮皮虾最肥美，价格也最贵的时候，不少村民都会提前在海中布下渔网“守株待兔”，过几天再去收网。5月9号这天，李军与王峰上午已经出过海，收了一部分网。下午3点40分，二人再次从码头出发，准备拿回剩下的网，但入夜后也没回家。3天后，二人乘坐的快艇被冲到海岸边，但船上空无一人。
李珍记得那天上午，机器吊起父亲5米多长的白色快艇，小艇的发动机、驾驶座都消失了。当时在一旁的海阳市公安、海警，以及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海上意外翻船事件。但围观渔民的议论引起了李珍的注意。有常年出海的老渔民说，“船是被撞的”。他们依据多年在海上讨生活的经验分析，普通的意外沉船，驾驶座和发动机一般不会消失；更重要的是，快艇上多处沾了鲜艳的蓝色、红色油漆，像是被大船底座压住，或者撞翻后蹭上的油漆。李珍说，政府的人没理会这些说法，直接走了。17天后，表叔王峰的遗体在附近海边被发现，法医鉴定结果为溺水死亡，似乎更加证明这是一起海上意外事故。那之后，海警没有就这起死亡事件立案，但也没有不予立案回执。
《1899》剧照
这是一个有些暧昧不清的姿态。而死亡事件发生时，也是当地一个有些微妙敏感的时期。5月1日，海阳市刚刚进入每年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政府为了保护水生生物和海洋资源，禁止渔民出海捕捞海鲜。但渔民大多知道，禁渔期的头几天，正是海鲜质量好价格高的时候，渔政管理也尚未完全到位，这个时候偷偷出海抢收两天优质渔货，是不少渔民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但一旦有死亡事件发生，对渔政、海警等部门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严查，意味着当天所有出海的渔民、事发码头、渔政人员都可能被追究责任。将死亡归结为意外，是一个对绝大多数人都更轻松的结论。
李珍和妹妹决定自己追查真相。她们不再工作，白天去事发码头附近的海边，翻检潮落后海边的遗留物，想找到父亲遗体的痕迹；晚上偷偷溜进码头上停靠的渔船，寻找跟父亲快艇上残留油漆相似的颜色。她们跑遍了海阳附近几个沿海城市，去每个码头寻找在出海时间、体型和油漆颜色上有肇事可能的船只。
这是一段焦灼孤独的过程。只有真的站在出事海域的岸边，看着茫茫无际、似乎空无一物的海面，才能多少体会到这样的追查是类似“大海捞针”的绝望。灰白色的海水一波一波翻滚着，似乎包裹着所有答案，但又似乎毫无情感，不吐一言。有亲友也劝李珍和妹妹放弃，周围有些渔民甚至抱怨，事发那年的禁渔期，因为死亡事件和姐妹俩的不懈追查，海阳市渔政对出海船只管得很严。因为李珍姐妹，他们少了很多收益。
海阳市中心渔港码头，两年多前，李军的快艇在这里停靠
但姐妹俩没有放弃。在李军和王峰去世后，当地有传言称二人是在禁渔期出海偷网，被发现后遇意外身亡。李珍和妹妹无法面对这种谣言，“我一定要找到肇事船，找到凶手，给我爸爸洗清嫌疑”。2021年7月初，她们创建了抖音账号“爸爸你究竟遭遇了什么”，公开自己的手机号，许诺重金50万求线索。之后两年，李珍接到数不清的电话，有人好心安慰，有人帮忙分析肇事船只的大小，但更多来电是男性无聊的骚扰，或者是垂涎赏金的骗局。曾经有个威海的男子断定自己见过肇事船，骗了李珍4个月和几万块钱，最后发现一切都是编造的，男子被判入狱半年。
所以，在2023年5月的这个夜里，当李珍接到那个醉汉的电话时，并不抱太大希望。她几乎是在一种惯性的驱使下接通了这个电话，并耐心地挨个回答了男人的问题：“我是李珍”“我想要线索”“你有什么线索”。但对方却又转了话题，接着问李珍的妹妹在不在家，想要妹妹电话号码随便聊聊天。男人的语音含混不清，说的话也前言不搭后语。李珍很快挂了电话。“又是一个骚扰电话。”她想。
海边小镇
李珍留着一头长发，方脸瘦削，透着一股坚毅的气息。她从小在海阳市凤城镇建设村长大，村子紧邻凤城街道中心。一个十字路口区隔出四个村子，像四个不规则的方块，建设村是其中之一。四个村子都临着黄海海域，很多人家以打鱼为业，即使不以出海为业的村民，潮落时也会赶海，捡拾海边新鲜、免费的贝类。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是2023年8月底，再过一周就要开海了。海阳市的各个海港码头，木船和快艇停靠在堤岸边。木船大多涂了蓝色油漆，颜色发旧、发暗。一些渔民赶在开海前，又来码头检查一遍渔船外观、发动机，往油箱里加满油。空气中时不时飘过一阵混合着柴油和海水的腥臭味儿。
为父追凶两年多的李珍，在今年5月得到了重要线索
我采访的所有村民都告诉我，过去几十年，他们很少听到凤城镇出海渔民死亡的事件。遵循着渔业传统流传下来的出海经验，在海上忽遇风浪而亡的不多，一年也没有一个。有时候会在海上看到漂浮的尸体，但大多不是本地人。只有一个老渔民记得听到过“撞船”事故——海上一艘小木船夜间航行未开灯，被大船撞击后驾船人死亡，但那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总体而言，大海对这里的村民来说是亲切的伙伴，是营生的基础之一，尤其在完全失去土地之后，他们和大海的关系就更为密切。
王建设今年63岁，在凤城镇做了30年渔民，但他告诉我，自己属于“半路出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凤城镇的村民还有几亩自己的田地，不少村民一边种地，一边在开海期偶尔出去打鱼。后来镇上开始建楼房，以700元/年的补贴征用了村民本就不多的土地。失去土地后，他专职出海捕鱼，一干就是30年。
在凤城镇，跟王建设一样因为失去土地，完全靠海吃海的人很多，大多数年龄都在50岁以上。王建设说，年纪最大的渔民有70岁，再老一点，在渔船上就站不稳了。他估算了一下，附近四个村子大约2000户，还在做渔民的不到三分之一。依然从事渔业的年轻人，也不在链条的最前端。他们大多做收海鲜的二道贩子、在大棚里养鱼养虾，或者在镇上开起海鲜店、海鲜烧烤店，做些小生意。在凤城镇街道边，最常见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到傍晚，店内外热气腾腾，音乐声躁动，很少在这里见到中老年人。
《海岸村恰恰恰》剧照
年轻人少有出海，最主要的原因是辛苦，但又所得有限。捕鱼基本就是体力活儿。在开海期，渔民为了赶上天亮后第一波收鱼，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去码头开船，驾驶一两个小时后才算到达近海，下网、拖行几个小时，然后收网、分拣海鲜，下午返程，到家基本都已经天黑了。要是去到远海，得在海上熬三四天才能回家。最难过的是晚上，即便抛锚固定，船只还是在海面整晚晃荡，没法安睡。海鲜带回岸边也不够新鲜。所以，近几十年来，出远海的大木船很少，几乎没有渔民再在海上过夜。
但不管远近，只要到了海面上，每个流程都需要人工出力，很多渔民的手指磨得圆秃秃的，快要看不清指纹。“我们就是出力气打工的，是最底层。”王建设说，通常情况下，一艘渔船会停靠在固定的码头，码头有人24小时值班，负责所有渔船靠港后的安全。作为回报，渔民出海捕鱼的收获都先给码头老板，老板雇工人选取质量最好的海鲜，价格低廉，剩下质量次点的海鲜交给渔民自行处理。最近几年，码头老板还要求渔船使用的柴油只能经由码头购买，价格比渔民在外面买贵不少。王建设估计，“等到9月1号开海，柴油肯定又涨价”。
即使能挨得了苦，这些年渔民也越来越难做。王建设总忍不住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海上各种管理规则还没有很明确的时期。在海上，渔民和渔政部门不少打交道，渔政类似于陆地的交警，检查渔船的各种证件、救生设备等是否完善。“那时候渔政的罚款也少，很多船没有证件，渔政看到认识的船也不罚。”王建设说，“这些年查得严，各种罚款。”最影响渔民收入的，是海上资源“一年比一年少”，“过去海鲜多，现在出一次海，有时候捕不到多少鱼，反而赔钱”。
《我们的蓝调》剧照
王建设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禁渔期只有两个月，后来慢慢延长，改为三个月、四个月。他算过，刨去四个月禁渔期不出海，再除去大风天、冬季低温，以及自身伤病，渔民一年最多能出海两个多月。跟我说这些时，王建设的一只胳膊打了石膏，手掌还肿着，这是一个月前他去附近山上摘东西时不小心弄伤的。禁渔期无法出海，他总想着做点别的补贴家用。医生建议他休养三个月，这意味着9月开海后他也不能出海。他担心这样等下去，明年也不一定能出得了海。“年纪大了，一年不出海，第二年再去海上，腿脚不稳了。”王建设不断叹气，觉得年岁越大，钱就越来越难挣。
从木船到快艇
出事时，李军66岁，比王建设还长3岁，但他很早就从靠海吃海的艰苦营生中解脱出来。虽然也从小生活在海边，但李军是同辈中少有的不种地也不出海的生意人。李珍告诉我，家里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做生意，售卖干海鲜。父亲也做了一辈子买卖，开过饭店、卖过干海鲜、开毛衫厂⋯⋯经营工厂很劳累，也影响他的睡眠和身体，中间也有过亏损的时候，但幸运的是总体赚了些钱。积累起财富后，李军装了村里第一台VCD，一到晚上，他家院子里坐满了来看光盘电影的邻居。村里只有村委会才有一台电话机时，他就给家里装了部电话。上世纪90年代，李军一家住进了村边上最早盖起来的楼房。
不少村民形容他“脑子活，会做生意”，能看到社会趋势，也爱追赶潮流。2011年，李军在镇上的毛衫厂被拆迁后，想着女儿们已经长大，一个成家，一个上大学，他便干脆卖掉了机器，进入退休生活。小女儿李媛说，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爱结交新朋友，也爱学习新东西。他不愿像其他退休老人那样整天打麻将，或是找个“看大门”的工作坐着，觉得那样失去了生活的“节奏感”。他喜欢忙忙碌碌的生活，退休之后很快迷上海钓，有空就出门跟着别人的船海钓，一次缴费一两百块，钓上来的鱼自己带回家。他还报过为期一周的海钓营，缴纳几千块钱，跟着钓友出海，脸和胳膊晒得黑黑的。
开海前一星期，码头外的海滩边停着一艘有些旧的木渔船
玩海钓没多久，李军又显现出“生意人”的基因。他设计了船的模型，找工匠做了条四五米长的小木船，自己当船长，让李媛在同城交友软件上帮他找钓友。他的木船一次能坐四五个人，每人收费一二百元，出海大半天就能上岸，偶尔还有钓友包船。和他以往的生意一样，因为性格直爽，青岛、烟台有不少钓友都跟着李军去近海钓鱼。2018年，他卖掉木船，升级设备，花十多万买了艘快艇。新快艇下海那天，李军还邀请家人一起上船，在近海遛了一圈。
2018年正是快艇在海阳开始流行的时候。传统渔民出海，用的都是木船，能抗风浪，能装渔货，关键是成本也更低。快艇速度快，按马力大小，能达到木船的两到三倍；它外观时髦，基本都是白色，看起来干净又现代。甚至启动的声音也比木船干脆，少了沉重感。只是快艇使用的汽油更贵，成本更高。换成快艇后，李军的海钓生意也上了个台阶。一位曾跟着李军的快艇海钓过的海阳市民告诉我，海钓主要追求休闲娱乐。他感觉这几年城里“闲人”越来越多，海钓似乎成为一种城里人流行的生活方式，有钓友凌晨1点多从青岛开车两个多小时，来找“老李”海钓。
当然，李军的眼界并不止于此。每年春天，也就是禁渔期前的两个月，都是近海海域海鲜最为肥美的时节。王建设告诉我，这时期刚开春，稍远的海域温度低，海鲜不多，去一次远海的收益可能抵不过成本，而更近海域有皮皮虾、蟹，肉质肥美，批发价格是开海期的两倍多。这时候的近海海域，是一年中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王建设感觉，尤其近些年春季，在近海捕虾、养殖的村民明显增加。每次出海，养殖区在海面上设的架子越来越多，航道越来越窄。
王峰的儿子王宏斌，这两年也在为追凶奔波
这段时间，有关捕鱼的纠纷也增多了。最常见的一类纠纷是“偷网”。王建设说，近海是提前下好网，过几天再去收，有人会趁主人没来得及收网的空隙，提前“劫道”，偷走其他渔民提前下好的网内的海鲜，有的干脆连网一起偷走。就算不被“偷网”，渔民也常因下网位置发生冲突。“大海不像陆地那样容易划分，你不知道海下哪里有鱼，哪里没有。有时渔民判断一个位置鱼虾多，都想去下网，容易起冲突。”
虽然春季近海事端多，但李军也不想闲着。海钓的最佳时期是每年5〜10月，春季是海钓淡季，所得有限，但稍微有点渔业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如果在近海下网捕捞，快艇是更强大的营业工具——它速度快，一天能出海两趟。对速度缓慢、一天一趟的传统木船来说，是一种降维打击。2020年春季，因为疫情被封在村子里一个多月后，李军的快艇也加入了这片“战场”。他没有捕鱼经验，便雇了几个经验丰富的渔民帮他下网收皮皮虾，自己偶尔跟着他们一起上快艇，顺便学学捕虾。
《父母爱情》剧照
他的这项“副业”会一直持续到5月的头几天。这时候禁渔期已经开始，但海域里仍然有相对肥美的鱼虾，市面上海鲜更少，价格依然攀高。一些与码头老板关系好的渔民会依靠“人脉”和刚禁渔时尚不严格的管理，“自由”出海几天，没有“人脉”的渔民则选择更危险的方式铤而走险。在先锋村，一个已经退休的老渔民远远指了指一家人门口带轮子的冲锋舟告诉我，这种船主为了躲避渔政检查，不把船停在码头，深夜从家门口拉船到海滩，从海滩入海，夜间不开船灯，只开一个头灯捕鱼。天亮前回家，把海鲜卖给附近商铺。“如果不出事还好，出事可能要被撞，要出人命”。
5月9日
2021年5月9日这天是周日，李珍记得气温有点反常，到了5月还要穿薄羽绒服。海边村子里的温度就更低一些。但早上5点多，李军还是早早起了床，煮了鸡蛋当早饭，从家里出发，与表弟王峰一起到码头出海。
王峰比李军小两岁，也是个退休后闲不住的老年人。2020年初暴发的疫情，对他的家庭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他的儿子王宏斌告诉我，疫情之初，渔业链条上受影响最大的是养殖户和鱼贩子，他做虾蟹养殖和二道贩子，亏了“很多很多钱”。头年11月养了几个大棚的皮皮虾，打算春节价高时出售，但那年刚过除夕，海阳市通往其他地区的高速路被关闭，市内各个村子封控，海鲜市场停业。往年七八十块钱一斤的皮皮虾，最后他在市内卖100块钱4斤，还得送货上门。或许是因为儿子这次生意上的重创，王峰于2021年春季辞去月薪2000元左右的保安工作，跟着李军的快艇一起到近海捕虾，收入比之前做保安多一点。5月9号这天，他们打算去收几天前在码头近海下的捕虾网。
第一趟出海很顺利。大约四五个小时后，两人便收了几张网的皮皮虾回到码头，卖给老板。中午，李军在码头买了条鲅鱼，驾车20分钟回市区女儿家吃饭。那条鱼的肚子破了，价格更便宜。下午3点40分，他和王峰再次出现在码头，打算去海上收剩下的几张网。
对有经验的老渔民来说，下午出海不是个明智的选择。越接近日落，大海越是变幻莫测，所以传统的木船都会在凌晨出海，尽量在日落前返航。但5月9号那天是母亲节。在海阳市，每个大大小小的节日，家人都尽量团聚，海鲜也容易卖出好价钱。而且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无风无浪，对有强劲马力的快艇来说，应该晚上8点左右就可以回到岸边。
《我们的蓝调》剧照
那天下午还在海上的，不止李军这条快艇。孙栋立也带着5名船员在出海捕鱼。
孙栋立今年50岁出头。据当地人的说法，孙栋立早年在城里上班，不出海，最近十多年才成了渔民。原本没有自己的船，通常是在别人船上当雇工。但孙栋立会交际，性格外向，跟海阳市中心渔港的码头老板私交不错。这位码头老板也是建设村人，40多岁，同样善于交际，几年前承包了海阳市中心渔港码头，获得了优先收购渔民鱼鲜的权利。但他显然还希望赚得更多。三四年前，码头老板、孙栋立和另一人合资买了艘快艇，用于近海捕鱼。出资最多的码头老板是快艇的法人，孙栋立当船长。虽然在当地渔民眼里，孙栋立并不算很有出海经验，但他管理的却是一艘大船。
这是一艘在码头上比较少见的大型快艇。接近16米长，有船舱，能装更多渔货。但除了外形的气派之外，这艘艇给当地渔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一起事故。那是2020年，一位老渔民记得当时已经开海，孙栋立驾驶快艇返回港口，停靠码头时操作失误，撞到一艘木船上的船员，船员断了几根肋骨。在当地老渔民的眼里，近些年海面上出现的一个新变化，大概就是快艇和它们出海经验尚浅的主人。以更少的海上经验，驾驶体积更大、速度更快的海上工具，这似乎包含着危险的隐患。但很多时候，钱总能解决问题。在那起撞船事故中，孙栋立赔偿了对方10万元，了结了这起纠纷。
《狂飙》剧照
5月9号这天下午，孙栋立的船也在相同海域，当晚9点左右回到码头。父亲的快艇在海上消失后，李珍和妹妹在寻找肇事船只时，曾经将孙栋立的船作为嫌疑对象。她们请求海警吊起这艘大快艇，查看船底的油漆，看是否有肇事可能。“海警一开始说这艘船太大，吊不动。”李珍告诉我，在她的再三要求下，最终海警取走这艘快艇底部的一块油漆。大半个月后，她再次联系海警，得到的回复是油漆与父亲快艇上的残留油漆不匹配。
李珍还记得9号晚上11点多，海阳开始下雨，她的心开始不安。半夜12点左右，雨越来越大，她开车和家人到码头，看见表哥王宏斌也守在那里，眼睛红红的。当时海上起了风浪，没人愿意出海找船。码头老板也阻止她报警，说现在是禁渔期，报警会招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她记得第二天早上自己报警后，第一个驾船出海帮忙找人的就是孙栋立。他驾驶着那艘大快艇出海，但不到半小时又回到港口，说风太大了，出不去。
追凶之后
回到今年5月上旬那个夜晚，挂断“骚扰电话”后没几分钟，李珍的手机铃声又响了。这次是表哥王宏斌打来的——他的父亲王峰也在出事快艇上。王宏斌说，他也接到了醉酒男子的电话。
这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线索。在多次言语试探并陆续转给对方3万多元后，李珍终于见到了来电者——一名肇事船上的船员。他告诉李珍，肇事船只就是孙栋立那艘大快艇，船上还有另外5名雇工船员。其中有3个人在同一个村子，与李军和王峰家相距几百米距离。
重要人证出现后，追凶之路有了转机。5月底，海警对大快艇的船底油漆做了鉴定，很快就给出了和第一次鉴定相反的结果——两艘快艇上的油漆一致。李珍把消息告诉母亲和已经怀孕的妹妹，三个女人在家里大哭了一场。
王峰去世后，为了补贴家用，她的妻子在村附近饭馆找了份小工
海警逮捕了事发时在大快艇上的6个人和码头老板，5名雇工被拘留一周后，取保候审回家。8月下旬，我在先锋村见到了其中一名雇工林海英。他今年58岁，留着寸头，全身的黝黑中泛出点暗红色，瘦得精干。林海英算是个老渔民，自己也有条十多米的木船，在当地属于中型船。但他说自己出海“出够了”，又没有别的营生。2021年5月，禁渔期刚刚开始，他成为孙栋立快艇上的雇工。我见到他时，他的话很少，更多时候是低着头抽烟、沉默，不愿意再回忆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是重复说：“我们不懂，法律意识淡薄，一点也不懂，很害怕。”
确认肇事嫌疑人后，李珍依然保持一种“战斗状态”。父亲的完整遗体还没有找到，对案件本身，她也有很多担心和不解：“为什么肇事船上的船员在案件审理期间能取保候审？最后到底要判什么罪，会不会判刑很轻？”她现在生活在海阳市区，如果不是父亲突遭意外，她很少逗留在这个弥漫着湿漉漉海腥味的地方。她记得父亲出海那天，上衣穿了贴身的墨绿色羽绒服，深色衬衫，下身是黑色条纹裤，还戴了手表。这身装扮跟过去几十年父亲的穿衣风格差不多，他喜欢板正有型、干净利索的衣服，衣柜里最多的是西装西裤、皮衣衬衫。他腰杆总是挺直，看起来“体面”，像一个机关干部。李珍还记得，父亲对孩子很细心，会记得自己随口说的缺少钥匙扣、要买个驾驶证件套这样的话，然后挑适合她的简洁风格买给她。她年轻时开店做生意，父亲还帮衬了不少钱⋯⋯这些细节，都是支撑着李珍一定要“追凶”的精神动力。相比父亲对自己的细心和付出，她做得太少，但再没机会对父亲表达什么了。说到这里，李珍在谈话中唯一一次红了眼眶。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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