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领导者，有两大共性
从不回首追忆前人的人，也无法寄望于后人。
前几天，在清华听了一堂张国刚老师的课，深入浅出，回味悠长。
张老师是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资治通鉴》研究专家，著有《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资治通鉴启示录》等著作。
他讲课生动，喜欢播放影视剧片段，佐证观点。这堂名为“国学智慧与领导韬略”的课上，他播放了《一代大商孟洛川》《大染坊》《乔家大院》等表现本土企业家的剧作片段，一段《乔家大院》里晋商乔致庸烧账本的故事，让人印象尤为深刻。
历史烟云里的三次“焚书”
当“复盛公”的东家乔致庸来到包头以后，发现他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烂摊子：复盛公内贪腐横行，任人唯亲，面临整顿，大掌柜顾天顺更是拉拢几大掌柜以辞职相要挟。
面对这种局面，乔致庸以请吃饭的名义把柜上的伙计都召集在一起，然后朗声说了一段话，“诸位，今天把大伙叫来，主要是最近复字号内部有些事，我想和大伙儿商议一下。这些年，这复字号，还真有不少的花花事。这里头装的什么呢？就是家丑！所以今天，我就在咱们自己的圈子里，把家丑给大伙儿念念。”
随后，拿出下属平日记录的账本，历数顾的四大罪状：违反店规，任用亲属；私自借贷，造成亏损；常年无视店规，用公款喝花酒捧戏子；往胡麻油里掺假，破坏商誉，中饱私囊。随后，顾天顺被辞退。
上梁不正下梁歪，众人多少都有些劣迹。正惴惴不安，乔致庸却不再念，将记录了多人把柄的账本掷在火上，一把火烧了。既扬正气，惩了贪腐；又定军心，稳下了团队，不至于众人追随40多年的大掌柜顾天顺而去，树倒猢狲散。
无独有偶。在《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里，张国刚老师也记载有两段烧信的故事。
一是光武帝刘秀。刘秀尚未立国之时，进击河北，主要的敌人是已在邯郸称帝的王郎。后来攻取邯郸，歼灭王郎后，发现在邯郸宫廷里有数以千计的书信，都是自己手下的官兵将士写给王郎的效忠信。
刘秀的选择是，当着众将士的面，称这些书信都是伪造的，用来离间关系的，随后将其付之一炬。经此一举，那些心怀两端、辗转难眠的人都安下了心，定下了向，这就是成语里“反侧自安”一词的来历。
另一例是曹操。官渡之战后，他在宿敌袁绍军营里发现大量手下写给袁氏的效忠信。他却大度宣称，袁绍强大之时，自己尚且命都难保，何况他人？大家有一点留后路的想法，不要计较。于是，信他看都不看，当场一把火烧毁。
真实的人性什么样？
刘秀、曹操、乔致庸，某种意义上，都堪称一流领导者。
在相似的决策场景里，为何他们都做了一致的抉择？在我看来，正是基于他们对人性与大势的非凡洞察。
先说人性。人心如水，常起波澜，从时空的角度看，人性却少有变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为“人性”发起论战，梁实秋发文称“（描写）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基础”“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人性并没有两样”；
鲁迅却不同意，他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作文称“‘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绝不相同，讽刺“永久不变的人性”，这段公案，尽管国内论者一般定调鲁迅的观点是对的，梁实秋错了。
海外很多研究者却另有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就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
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转引自《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
所以，首先，人性是普遍、持久的。
而且，人性是多面的，复杂的，没有纯之又纯的人性。每个人都是神性、兽性与人性的结合。任正非的一大贡献正是把真实的人性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还原其一分为三的真面目：灰度是人性的底色，“完美的人就是没用的人”。
前段时间，和王志纲老师聊天，我请他概括其对人性的观察，他一言以蔽之：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才是真实的人性。
其实，2000多年前的《管子》里，就有类似的论述：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意思是，饥饿了就想吃饭，寒冷了就想温暖，疲劳了就想休息，喜欢有利的讨厌有害的，这是人生下来、不需要学习就具备的本性，是大禹和夏桀这样不同的人共有的人性。
正因为人性是不变的、多面的，所以人性只能顺应、引导，难以改造、过滤。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就有一段精辟的“人性论”：
意思是，《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
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刘秀、曹操与乔致庸，都是懂人、懂人性的领导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们之所以普遍选择了“焚书”，正是基于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人性是普遍的、多面的、难以改变的。
李敖有句名言：不要考验人，人是经不起考验的。设想，如果彼时彼刻，几位老大脱离实际，希冀毫无瑕疵的下属，幻想一尘不染的人性，将危难之时有二心、留后路的部下悉数清除，恐怕团队的人心士气、基业的前景未来也会随之消失。
领导者的三个层次，你属于哪类？
三位“焚书者”目光如炬，终有所成，是因为对人性看得透彻，也是因为对时势看得清醒：当时几人都大业未定，大敌当前，容不得意气用事、任性作为。
英雄豪杰、领袖人物与常人的区别正在于对时与势的看法与判断。
何谓“英雄”？三国时的《人物志》里有对英雄的定义，“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比拟于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指的是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
在梁启超看来，“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于非常人之微号也”。
每个人身体、心理素质各有差异，智力、才能有高下之分，时代风云之中，虽芸芸众生不计其数，却只有几十、几百位“非常人”、英雄人物革新时尚、引领风潮，其它常人都是如影随影、跟随附庸而已。（“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非常人”人数虽少，却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的“关键少数”。
在传统文化里，英雄领袖经常与时势连在一起，比如，“时势造英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说的都是英雄的成长与成就离不开时势。
成都武侯祠挂在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更是说明对于英雄领袖而言，除了识人用人之外，审时度势的重要性：“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上联说的是人性，下联说的是时势。
在时势的层面，正可见出领导者的三个层次。
梁启超将人类的杰出之士分为两类：应时之人与先时之人。“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先时之人，引领时势；应时之人，顺应时势。“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
有意味的是，管子除了对人性的论断，也有对于“时势”的强调：
“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辅时”“当时”，都是顺应时势的意思。
管子的论断加之前述梁任公的观点，正构成领导者的三个层次：先时之人，先知先行，引领风潮；应时之人，顺势而为，有所成就；违时之人，后知后觉，时乖命蹇。
结语
近日看到《学习时报》上邓公的一则故事，正可一窥先时之人对人心与时势的洞察与把握。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根据安排，邓小平要在闭幕会上讲话。最初拟定的讲话稿主要内容是论述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在分组讨论中，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造成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更迫切的问题被提出，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纷纷发言，要求解放思想，纠正‘左’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以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会议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家对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原来准备的讲话稿中着重讲的重心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等问题，原来的讲法显得不够，可以进一步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讲得更加深透。
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凸显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及时提出，作出回答，指明方向”。
邓小平果断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他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与内容框架，并逐字逐句审读修订。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拨乱反正，激荡人心，一个充满生机、饱含希望的的新时代开始了。
领导者是人群里的“非常人”，常要在喧哗中发出强音，在乱局中开出新路，需要智、仁、勇兼具。只有那些明察时势、体恤人性、坚卓勇毅的领导者，才能不负时代，与时偕行，成为团队与众人信任、追随与护持的“英雄”。
好文推荐：
排版 | 沈望望
编辑 | 正风 轮值主编 | 夏昆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