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孩子的课堂背后，一群人奋力奔跑的5年

西北山区一所乡村小学的英语教师黄冰的第一堂双师直播课来得仓促而突然。至今她仍清楚地记着那节课自己就像是个“观众”。那是 2019年，她刚被调到一所中心小学任教。这所中心小学拥有四百多名学生，却没有一个专业的英语教师，于是她被抽调上来。虽然她刚参加工作时教的是语文，但自从2006年开始代班英语科目以来，她就再也没教过语文，因为英语教师总是稀缺。

多年过去，已经没人再记得黄冰原来是名语文教师。小学英语不算太难，她磕磕绊绊地也能教下来。她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在英语教学上有许多不足，比如语法，比如长句的翻译，比如单词的发音，但是无论“读错了，读对了”，这节课她都按照课本上的要求教给学生了，学生们只要在考卷上能做出来题目就行。哑巴英语就哑巴英语吧。实在拿不准，她就打电话给同为英语老师、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的妹妹求教。

“过去三年我去了三所学校，一个专业的英语老师都没遇见。”黄冰说。她口中的“专业”限定在最低要求——学英语的。英语专业的老师去教英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多数乡村小学这都是奢望。在她目前任教的学校，英语教师都是如黄冰这样当年“赶鸭子上架”从其他科目转的。据了解，直至2015年一些地区的村小仍因师资缘故无法开展英语课，只能发书让学生自学。

黄冰所在学校的双师直播课是县教育局新引进的，校长找到她说跟着课程一起学习北京的英语教学方法。起初她搞不明白“双师”是什么意思，上网查也没个明确的定义。第一节课她“稀里糊涂”地看完了，不知道自己该在这种课堂上做什么，倒是屏幕里英语老师新奇的教学方法让她折服。“让我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黄冰说。她自己教英语是老方法——“硬记”，学生跟着读几遍，这个单词就过了。双师课的老师用的是自然拼读，像是语文课上的拼音那样清晰易懂。

黄冰决定跟着上几节课试试。她所说的“耳目一新”后来被更具体的发音、课堂游戏、单词拆解等等新颖的英语教学手段指代。各种游戏将一堂45分钟的英语课填得满满当当；有时候又变成了音乐课，孩子们跟着唱起英文歌；一个单词也能讲出一个故事，26个英文字母就是26个身体操，孩子们刷刷刷站起来跟着老师一起把手举在胸前比出“A”。

这是一种不同于她以往经验的英语课堂。另一位同样参与双师课的乡村小学英语老师说，第一次见到这么轻快灵动的课堂，“不是我扯着喉咙在喊‘安静一点’，也不是我拍着黑板提醒学生集中注意力，而是每个同学都很自然地融入到课堂中”。

  黄冰在配合线上老师组织课堂互动

四五节课下来，黄冰的学生都喜欢上了这种课堂，甚至比她适应得还要快，课上也变得活跃起来，每次都要争抢着和其他学校比拼回答问题。有一次双师课的老师写错了一个单词，孩子们就大声吼着说“写错了”，一点也没有刚开始接触双师课时的扭捏。每周两节的英语双师课已经成为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情，有时候她还没进教室，学生们自己已经把设备打开，“什么都弄好了”，就等着上课。

黄冰参加的双师课是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情系远山）为乡村小学开展的“大山的孩子会英语”项目。这个项目的运行逻辑是，利用网络直播授课的形式，将优质的教学资源输送到乡村地区。“双师”，指的是线上老师与线下乡村老师共同配合完成教学任务。

在双师课上，线下老师不只是维持课堂纪律的角色，他们往往要承担更多工作。线上一次直播同时给8个班级上课，没法具体照顾到每一位学生，黄冰得在课堂中配合着引导学生，并在课前课后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预习复习。备课环节也很重要，她每周通过视频会议参与集体教研，了解这周教学的重难点。 

2019年是“大山的孩子会英语”项目开展的第二年。黄冰在这一年加入，学生成绩提升明显，英语学习兴趣也提高了不少，敢张开口说英语了。一学期下来，黄冰自豪于自己已经开始使用自然拼读来教英语。 

去年，黄冰调岗至一个规模和学生人数都比中心校小得多的村小，她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双师课。上了几周后，她把新学校的老师叫过来参观，宣传双师课堂。按照她的说法，双师课教学方法生动有趣，“得让孩子们接触一下”。她计划在未来几年让全校的英语课都加入双师。

双师课堂能够在偏远乡村落地的基础，是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近十年来教育数字化成果显著，黄冰任教的班级加入双师课堂的第二年年底，我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就已达到100%。

教育行业的从业者们从中看到了利用技术手段改善乡村教育的突破口。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是其中之一。他在2016年10月走访了四川甘孜州和凉山州的8所学校，发现当地学校的办学硬件和信息化建设都已完备，但教育资源及优秀师资等“软件”却较为匮乏，成为贫困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

次年的全国两会上，俞敏洪递交了《关于利用双师课堂等互联网手段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建议》。他在提案中称，双师课堂作为一种已被验证的远程实时直播互动教学系统，相对于传统无互动模式的直播及录播课堂，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可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引入东部优秀教育资源和教师资源的进程，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2017年4月，新东方双师公益课堂开课，为四川偏远地区的高三学生直播授课。这一尝试后来扩大至贵州、四川、黑龙江、云南等6个省份的24个县级地区，覆盖近万名学生。

仅凭一家企业的力量似乎仍远远不够。在新东方双师公益直播课开展半年之后，2017年12月，俞敏洪与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决定共同发起成立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特殊的公益基金会——定位于用科技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用俞敏洪的话说，“很难想象两家业务上充满了竞争的企业，能够在两家的办公区内常常看到对方企业创始人的踪影。”

“大山的孩子会英语”最早的负责人、来自新东方的程甜说，情系远山最早的几名员工都是从新东方、好未来内聘过来的，大家少有公益行业从业经验，但都做了多年的教育事业，“大家来这儿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在基金会正式运转之前，他们一直在做调研与试点，思考他们如何才能切实帮助乡村教育。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连独立办公场地也没有，蜗居在海龙大厦12层好未来办公区的一排工位上。所有人都在出差，忙着在大山深处的乡村学校调研。

情系远山的第一个项目校选在了内蒙古清水河县高中。2018年上半年，来自新东方、好未来的资深教师们给清水河县高中的一个高三班级上了3个月的双师课。当年高考结束，双师课班级对比平行班高考平均分高出57分，效果明显。“3个月，多了33个考上大学的孩子。”清水河县高中教师郭世胜说。这个项目后来发展为情系远山的“县域高中生成长计划”。

“大山的孩子会英语”并非这家基金会一开始就定下的方向。他们最早推进的是一个青少年线上朗诵活动，希望提高乡村孩童的表达能力。程甜当时在四川一所山区小学走访，那里的老师对她说，语文、数学这些科目都能教得过来，但英语实在不会说，也不会教。

从四川回京后程甜做了一番调研，才发现乡村英语教师的缺口如此巨大。新东方公益基金曾对全国20个省份500多所乡村小学进行调研，英语学科师生比均值为1:227，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1:2400。在一些偏远地区，孩子们甚至到了小学毕业26个英文字母仍未认全。后来在开设双师课时，他们不得不给五六年级的学生上三年级的课程，相当于从零起点教起。

2018年下半年，情系远山在四川、湖南等地区选取了11所学校进行英语双师直播课的试点。他们为整个课程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流程体系，包含备课、授课、课后反馈、教师培训以及教学反馈等多个环节。这些设计借鉴了当时新东方双师直播的经验。事实上，情系远山最早的直播间就是借用新东方双师业务的。他们格外注重备课环节，“它就是个传帮带的过程”，程甜说，他们不仅要帮助没有条件的学校开设英语课，更重要是在教课的过程中培养当地的英语师资力量。

史思思是最早一批参与双师课的英语老师，当时她是新东方少儿英语的任课教师。她仍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震撼情景——直播间的大屏幕被平均分割成多个方块，每一个方块都是一个班级，孩子们的脸星星点点挤满了整个屏幕。

  史思思在情系远山直播间授课

线上教学不同于线下，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语速。许多乡村老师向石炜反馈过这一情况，但在北京直播间里根本觉察不出差异，老师的语速很正常。直到石炜来到学校坐在教室里才意识到问题，“你在现场看孩子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他们没有听懂。这些都是无法从屏幕上感知到的。他们只能通过不断走访、调研来收集参课班级的反馈，再逐步调整教学内容。

  石炜（右三）及项目同事在湖南省溆浦县乡村做调研

英语双师课的教学内容也几经调整，每学期都要迭代一次。最开始，他们在教研时，把一节45分钟的课塞得满满当当，教材的内容事无巨细都要讲到，单是每节课的PPT就得做上近50页。但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学生无法全部消化。“一直在做减法。”石炜说。比如，他们最早一节课教8个单词，后来降到5个，最后只教3到4个。

5年时间过去，“大山的孩子会英语”项目已走进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50所学校的4499个班级参与其中，累计覆盖176687名乡村学生和1480名教师。

和“大山的孩子会英语”项目类似，情系远山的员工们关注到小学科学课程也是在线下调研走访时发现的。

过去，这一门课程很难说是乡村小学教学的重点，即便早在20年前它就被教育部纳入小学教学范畴，但通常情况下它更常被称作“副科”，处在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改变发生在2017年，那年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将科学课程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规定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科学课。之后几年，这一科目的重要程度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小学教学的重点之一。

这是一门更加注重动手实验与兴趣培养的课程，它综合了多门学科的知识，比如生物、化学、物理，有时还要加上宇宙，需要任课教师具备多种学科的素养。在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目标之一是每所小学至少有1名具有理工类硕士学位的科学教师。

但在乡村小学，你最常碰见的科学老师或许就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尤其农村基本上都是兼职老师。”石炜说。课程虽然开了，但老师不会讲，实验不敢做，最多照着课本念一念。情系远山曾为华北一个县的科学老师组织过教师培训，参与的29名科学老师中，仅有1位是专职的科学老师，其余28名都是兼课的。

“远山乡村科学课”在2021年启动，主要针对偏远、困难地区的村、乡、县级小学。他们希望在当地缺乏科学课专职老师或师资不足的情况下，“远山乡村科学课”可以成为学校科学课程的有效补充。

胡长新是参与直播授课的线上科学老师之一，他是新东方北京学校的机器人课程老师。胡长新的科学课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学的课堂——教室里常是闹哄哄的，一个实验完成了，小孩子们会高兴地鼓起掌来。过去一年，胡长新带着至少300名乡村孩子组装过简易吸尘器，了解风速与吸力的关系；制作过排箫，全班在教室里吹吹打打；张开嘴巴数过牙齿，看看自己以后还要长出多少新牙；一起静下来鼓起肚子感受呼吸的过程。

  乡村学生正在观看胡长新讲授的直播课

胡长新认为科学课的核心之一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对生活探索的欲望，同时能够告诉他一些方法”。

唯一的问题在于，线上授课对于一些需要细致操作的实验并不友好。每当这时，胡长新就会切换到近景机位，给实验细节一个特写镜头。但这还远远不够，线下老师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备课与教学环节，以便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实验的原理是什么？哪些环节最容易出现问题？哪些环节需要额外注意避免出现安全事故，这些都是双师备课时的重点。

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好玩”或许是他们对科学课最大的感受。

河北省广宗县的一位小学老师在课堂日记里提到过一个名叫张朔（化名）的学生。张朔是那种有好胜心的小孩，就算玩纸飞机也一定要飞得最远才肯罢休，但他在学习上却从不好胜，在课堂上总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因此同学们都叫他“睡不醒的阿朔”。

但一节科学课上，“睡不醒的阿朔”却醒了。虽然在课程的科学理论讲解部分他还是提不起兴趣，但他对实验环节十分卖力。实验内容很简单：将吸管一端剪出花瓣状，从另一端吹气将花瓣口的小球悬浮起来。阿朔用尽全力，甚至脸都憋红了，终于成为班上让小球悬浮时间最长的小孩。

课后阿朔对老师说，如果每一节科学课都能这样玩，前面讲再多知识他都能学会。这位老师在课堂日记中反思自己过去的教学方法：也许阿朔并不讨厌学习，他只是更喜欢自己动手发现知识……让孩子动手参与，比抄写五次理论定义有用得多。

  “远山乡村科学课”上，学生正在动手操作

石炜想让科学课成为一个能够真正培养学生实验探究精神的课堂。“这个探究不能只是说要探究，你必须得给他拿一个东西，让他去做，让他能够自己推导或者证明出来实验结论。” 

变化是在不经意间的。“远山乡村科学课”的项目经理王京记得湖北五峰县仁和坪小学一位姓李的科学课老师。在参与双师课堂之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发生了改变。比如学习声音时，李老师直接演奏起了二胡和笛子；又或者在学校的劳动课上，他把亲自抓的各种害虫带进了教室，帮助同学们了解这个季节的害虫以及它们的生活方式。

今年暑假，李老师带队学生参加了“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获得了两个全国总决赛三等奖的好成绩。

一块屏幕到底能给乡村的学生带来多少改变，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一些可量化的指标佐证着双师课堂的成效。比如高考的升学率，考上本科的学生在增加；比如缺少专业教师的乡村小学有了系统的英语课，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明显提升；又或者当地老师的教学手段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些都是可被验证的效果。

俞敏洪说，他们做的公益属于教育资源输出。这几年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新鲜概念层出不穷，都可以为教育带来很大变化，但他觉得，这些仍然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教育培养。

这几年他常在乡村奔走，曾表示“后半辈子至少花一半时间来寻找乡村教育的出路”。在目睹乡村教育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光照不到的角落，比如他发现有些偏远地区的学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雄心壮志地要考北大清华，因为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有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没信心去竞争”。2019年的两会提案中俞敏洪用了“城乡阅读鸿沟”的说法，乡村儿童的课外阅读量显著少于城市儿童，但问题不是在于缺书，而是不读书。

去年，俞敏洪萌发了筹建一个“空中”博学课堂的想法，希望邀请科学、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知名人士担任主讲教师，通过直播课的方式，让乡村孩子也接触到和城市孩童一样广博、前沿的知识。负责博学课项目的董巍记得，俞敏洪当时说，这门课其实就是乡村孩子的大师课——要请大师来给乡村孩子讲课，后来，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远山博学课”。

俞敏洪是“远山博学课”的第一期开讲嘉宾。严格来说那并不是一次“课程”，他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自己的成长，怎么在一间破庙里读完了小学，如何参加了三次高考。那节课的题目叫“努力发光，照亮世界”。

这节课后来被重庆忠县拔山小学的校长放到了操场上——那位校长把远山博学课投在操场一块三四层楼高的大屏幕上，组织了全校上千名学生一起观看。那个场景至今仍停留在董巍的脑海中，“没有想到会影响这么多人。”

  2022年9月8日，重庆市忠县拔山镇中心小学学生在观看俞敏洪带来的“远山博学课”第一课

远山博学课请来的主讲人尽可能地涵盖不同行业，他们请来了载人航天工程专家王一来讲述飞天的故事，也邀请了科幻作家郝景芳畅谈未来；有歌剧演员田浩江，也有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电影导演吴京讲述了电影是如何诞生的，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则让大家见识了海洋与森林中的瑰丽生物；还有主持人敬一丹、奥运冠军高敏和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

但英语教师黄冰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那节课上，李玫瑾教授谈起如何防止性侵，以及遭受伤害后该如何应对。“关于性侵方面的话题，平时我们都羞于启齿。”黄冰说，每学期学校虽然也会开安全会议，但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方面，有时候家长也不理解，“在这方面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基本是空白”。

电影导演吴京用“恶龙”来比喻困难，对孩子们说，“勇士斗恶龙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你们要相信手里握着的英雄之剑，用勇气与坚持，去挑战和征服无数的难题和山峰，成为自己故事里的英雄。”黄冰说，孩子们最喜欢吴京了，一下课大家讨论的都是“斗恶龙”。

每期博学课的互动时间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环节。他们的问题很多，每次互动的环节总能看到屏幕上一排排举起的手臂。他们问俞敏洪自己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以后还能成为一个厉害的人吗；他们问奚志农拍摄一张野生动物照片需要几秒钟；他们问王一航天员在乘坐飞船离开地球时都在想什么；问吕思清什么样的音乐才能感染听众；问敬一丹怎么才能学会即兴演讲；也问吴京什么时候拍新电影。

董巍说，他们当时设置课程时最注重的就是最后互动的这几分钟。最早他们还会课前搜集问题，筛选提问，今年他们把这个环节取消了，孩子们能否提问的唯一要求就是设备是否允许。有时候他们会悄悄延长互动时间，让嘉宾多回答一些问题，“因为孩子们在这个环节时最快乐”。

他记得，在李玫瑾心理学的讲座之后，有一个孩子一直高举着手，他问的问题是：他好朋友的父母经常吵架，他该怎么办？那个孩子提问时学校的网络质量不佳，用了好一会问题才被听清楚。那一刻让董巍动容，“这一看就是他生活中的问题，而且他是在关怀别人”。

董巍想尽办法试图让博学课触达更多的人群，“只要愿意上我们的课”。学校设备不允许看直播，可以看录播课，每期博学课他们都上传到了视频网站上，他们还剪辑了短视频，手机上也能看。互动环节时间有限，他们就在课后继续搜集问题，请嘉宾拍成短视频一一作答。

去年，他邀请来了广州一所“病房学校”参与博学课。严格意义上来说那并不是一间学校，是专门为长期住院儿童提供的公益项目。“我和他们说的是，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一直上我们的课，没有门槛，也没有强度”，董巍说，他只希望让这些患病孩子在枯燥的治病过程中，感受到一些快乐。那节课邀请的嘉宾是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病房学校的老师还专门带了小提琴来听课。

董巍透过屏幕看见了小提琴，“挺打人眼泪的”。

作为一家立志于通过互联网手段改变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公益基金会，情系远山的员工们有时需要承担的工作却并不总是与此有关。

科学课的项目经理王京在年初头疼的不是课程的进展，而是宁夏海原县徐坪小学的炉子。5月份了，他问校长天气是否暖和了些，校长回：今天又冷，炉子还生着呢。在这之前，他们征得了捐赠人的同意后已经用科学项目的结余资金帮助学校更换了部分取暖炉，但学校仍有7间教室需要更换炉子。王京向校长许诺，争取今年冬天到来前解决所有炉子的问题。

董巍在新东方工作多年，去年他来到情系远山负责博学课程。课程有遗憾，比如他没办法用同一套课程来满足全年龄段的乡村孩子，课后的互动环节也没法兼顾到每一所学校，有的学校条件有限，只能观看录播课程。

后来他放弃了这些量化的衡量标准。“它是一颗种子，”董巍说，“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个梦想。”哪怕让一些孩子在最后互动的几分钟愿意举手提问，项目的意义就达到了。

吕思清在博学课上演奏了《梁祝》。课程结束后，月山镇石柱中学的教师刘智月说，等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或许不再记得小学阶段具体学了什么，但他们一定会记起来在168 班教室里曾经欣赏过世界上最美的小提琴奏鸣曲。

在吴京那期博学课的结尾，吴京提议用大屏幕和远程听课的孩子们一起合影。照片中，孩子们站在不同的教室里，戴着红领巾，围聚在屏幕前，和吴京一起爽朗而开心地大笑着。董巍在那些照片中忽然发现了一些熟悉的桌椅，那是新东方捐赠给乡村学校的课桌，那一刻他有些恍然。 

  远山博学课后，吴京与乡村孩子们“隔空”合影

俞敏洪说，做教育公益是一件寻找希望的事情。教育很复杂，他们现在做事情就是不以善小而不为，做些简单的事，能帮一个是一个。情系远山成立一周年时，俞敏洪说，他意识到面向千百万边远和农村地区的公益教育事业，一定不是靠新东方和好未来两家公司就能做成，那需要更多的人和机构肩负起责任和使命。

后来，这家基金会的理事单位从2家扩展至10家，至少有60家民营企业参与其中。“情系远山”这个名字最早提出来时，俞敏洪说没有经过什么讨论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通过，“情系远山，是内心的情感投射和脚步的坚定方向”。

  情系远山理事与优秀教师们

今年是情系远山成立的第5年，袁琳是情系远山高中项目的负责人。最早高中双师课堂项目命名为“登塔计划”，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更名为“县域高中生成长计划”，目标是帮助县域高中生在学业、认知、经济方面摆脱困境，帮助他们打开眼界，与多彩的世界、社会沟通，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在双师课程之外，他们做了大量的讲座与活动。比如职业生涯规划方面，他们每年办若干场次专题讲座，请来职业生涯规划师来为高中生解惑职业选择；比如心理减压类的讲座，帮助学生在考前调整心态；还有笔记大赛、“远山少年说”演讲比赛等。

这些是他们在应试教育体系之下做出的些许努力。袁琳说，他们想要引导这些县中的学生们去认识自己。高考似乎是一种单一的评价体系，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会考985、211，更重要的是要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理想所在。

  贵州毕节民族中学学生在观看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王英在情系远山成立之初就加入这里。2021年3月，她曾去过贵州兴仁市大山镇河坝小学走访。那是一所大山里的小学，离学校最远的孩子步行要近一个小时。他们决定陪着一位四年级的学生同走上学路。

后来王英总是记得那天的清晨。他们和学生从家中出发时尚未破晓，道路漆黑一片。一路上不断有河坝小学的学生加入他们的团队，人数越来越多，最后竟汇聚成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

到了学校，已是早上7点，天亮了，学生们蜂拥进入校门。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