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崇义：我国已进入轻罪时代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围绕“轻罪治理与法律援助”作了主旨发言。

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然要求刑辩治理的机制和程序转变。樊崇义观察指出，近20年来，我国刑事案量不断增加，检察起诉从1999年的82.4万件增至2019年的220万件，刑事犯罪结果也发生了变化，严重暴力犯罪起诉量从16.2万人降到6万人，其中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占比从50.4%上升到83.2%。

“这就是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结果的总体特征，案件总量持续递增，内部轻重犯罪加速分化。”樊崇义直言，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国刑事犯罪案件中严重暴力犯罪总体呈下降趋势，被追诉的刑事案件当中，超过85%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他调研，这一数据在重庆、湖北等地有的已经达到了92%、93%。在发案和追诉数量上，排名第一的盗窃罪已经被危险驾驶罪所取代，2021年之后，网络犯罪已占据犯罪总数的第三位。

樊崇义认为，在司法现代化的指引下，必须遵循司法发展的三大基本规律，充分认识轻罪治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一，司法职权与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可逆转，轻罪治理中的司法职权，尤其是保护职能，必须加强。第二，特别是近20年以来，近现代所产生的协商性诉讼，这一规律是轻罪治理基本的诉讼模式，要引起高度重视。第三，从我国刑诉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到三次大修，其中保障人权原则法制化是轻罪治理的直接理论基础和法律准绳。

基于此，他直言，对轻罪进行专门治理并与重罪治理加以区分，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要实施分类治理，精准施策，不能一刀切笼统地加以治理，在中国特色轻罪现代化之下，轻罪治理应该遵循关于轻罪治理的基本理念和价值理念。”

与此同时，中国式轻罪治理现代化在程序中还需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一是我国迫切需要从刑法、刑诉法的立法上，解决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刑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刑诉法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二是，要全力以赴推动和完善刑事协商程序的建构，要不要在刑诉法当中，单独解决刑事轻罪犯罪的刑事协商程序的建构，包括参与刑事协商程序的主体、内容，证据标准以及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可否设立独立程序等等。第三，要完善出罪机制，一是关于如何用好不起诉制度的问题，二是加快探索刑事合规不起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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