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妄想任何形式的爱

2023-09-25 00:09

六年前，《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的出版，让郑在欢成为讲述“地方故事”的人。21 篇残酷荒诞的真实故事，取材于那些在城市中沉默、边缘、永远埋头苦干的背影，是“用生命活出来的小说”。

六年后，郑在欢完成了新的书写。今日首次面世的长篇小说《雪春秋》，讲述了三个女性生命中长达三十年的故事。三位女性主角，来自郑在欢记忆中常常闪回的童年场景——在大家都还是小孩时，男孩子们总在玩，被与年龄不甚匹配的劳动量压住的总是女孩。她们受困于穷苦、残缺、重男轻女的家庭，挣扎着逃离家乡，但在异乡仍然艰难求生。

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几乎囊括了她们一生中的重要转变。从女孩、少女，到母亲，从农村逃离到城市，再回到农村，三位主角看似截然不同的境遇，实际有着相似的课题——“她们叛逆、逃离和抗争，无非是想成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自己”。

在新书首次与读者见面之际，我们对这位“非典型青年作家”产生了新的好奇。作为这本书的首位读者，他将如何介绍这个故事？为什么附加季节，作为书名和角色名？身为男性作家，为什么如此坚决地书写女性？明明是 90 后，为什么不愿意被称为“青年作家”？以下是作者郑在欢的回答。

编辑部问郑在欢

采访：单读编辑部

单读《雪春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郑在欢《雪春秋》讲的是三个女孩的三十年，从零岁讲到三十岁，从 1990 年到 2020 年，从留守儿童到失学少女，到厂妹、柜姐和技师，到店员、店长、店主，再到妻子、第三者和单身母亲……在这些流动的身份中她们怎么安身立命，在身份的流动中怎么确立自我，这其中涉及的身体经验和心理感受，大概就是全部的故事。

单读上一本书《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写的大多是真实发生在驻马店的故事，在构思《雪春秋》时，三位主角的原型有真实的来源地吗？

郑在欢我认识她们，在很早的时候，后来逐步失去联络，但并不妨碍我通过认识别的女孩继续认识她们。她们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其中一个是在九岁失去的联系，但我似乎仍然还在持续地认识她，通过童年时的寥寥几面。

单读你现在还住在驻马店吗？

郑在欢我十六岁离家，今年三十三了，过生日那天，我在心里跟自己小小地感慨了一下：你在外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成长的地方，你也该接受新的成长了。

单读《雪春秋》的故事围绕三个女性的三十年展开，为什么首部长篇小说决定书写女性的故事？

郑在欢事实上这不是我的首部长篇，只是我首部正式发表并感到满意的长篇。我动手写的第一个长篇是写一群男孩，恰巧也是这个年纪的留守儿童。

我从十六岁开始写这些男孩，写到我不是男孩了还是没能写出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困在了哪一步，大约可以归结为身在此山中，写作时很落入到自嗨与自疑之中。

《雪春秋》能够写出来，或许得益于性别之间存在的距离，这种距离从一开始就存在，在发育之前，男孩是不和女孩玩的，男孩在玩的时候也很少在意女孩在干嘛。后来我开始干活儿，才知道女孩们大多在干活，才被迫去在意女孩的体会，但我终究是男的，体会也终究不同。这就要求在写作时务必克制，更加小心地体会，并注意距离——你是在写她，但终究不是她。

电影《浮城谜事》

单读有担心过男性作家写女性会被骂吗？

郑在欢我怕的从来不是被骂，而是怕人家连骂都不屑。顺着这个题目我忍不住想多说两句，写作这个营生跟演戏一样，差不多都要出卖一部分自我，拿出来卖的那一部分，怎么能怕人骂呢，俗话说褒贬是买主，对于买主，我唯有感谢。

这几年女性话题很活跃，男作家普遍被骂，我当然也在枪口之下，二十多岁写的东西，自我意识浓烈，其中当然有可供批判的男性遗毒和思维惯性。骂作品没有任何问题，只要别把作家一棒子打死就好，让作家还能写作，提供更多可供批评的作品，作家才机会和读者一起成长。

单读很少人知道你其实是一位 90 后作家，但为什么不愿意被称为“90 后作家”或“青年作家”？

郑在欢我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两个标签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之前有个媒体采我，把标题写成“一个非典型作家”如何如何，我当时还有些不高兴，问他们怎么算是典型的作家。现在我倒宁愿被称为“非典型作家”了，有点“非主流相声演员”的感觉，背后多少有些意义上的指涉，从传播上来说也算是一个可以强化的标识。“90 后”和“青年”，有什么意义呢，只是硬邦邦地指向年轻这件事，我从一出生就年轻着，很难不感到厌倦。

单读你最初为这本书起的标题是《3》，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郑在欢这本书最早的标题叫《姐妹》，大概十年前就作为一个空白文档存在于我的电脑里，那时候它还不是一本书，在我的感觉里它差不多是一个三五万字的东西，那也不少了，因此才一直没有动手去写。

2020 年初，我离职在家两年，电脑里的文档也整理得差不多了，并且又有点厌倦写作了。面对从文档里打捞出来的写作计划，我决定再写一个，就当送给自己三十岁的礼物。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就要三十岁这件事耿耿于怀，不仅因为事业上的失落，也因为精神上的摇晃，我简直是惧怕成年，自立更是无从谈起。我决定写一篇长的，就当是为险恶的成年之路践行，就当是与过去的虚浮梦幻道别，我决定最后再写一篇，写完再想何去何从，写完就对命运的一切安排彻底服从。

我从一堆文档里面挑出这篇《姐妹》，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三”，算是明确了要写这三个女孩，写作中又明确了只写到她们的三十岁，因为我也只有三十岁，并且是不情不愿地三十岁。

结构上，这篇只用了“1、2、3”三个阿拉伯数字作为序号循环往复地往下写……“3”的元素越来越多，让我有了一些宿命的感觉，甚至让“姐妹”这种命名都显得有点武断了，于是索性就叫《3》，并且在之后自我催眠成只能叫《3》，直到你们建议我不要以单个的数字为书名。

另外还有一个要素是，彼得·汉德克在前一年获了诺奖，我跟风去看，看到了他那篇《无欲的悲歌》，他写自己的母亲，刻意忍住叙事，妄图钻进母亲的体内、或者剖开她的身体，只写感觉和认识。那一篇给我了很大的震撼，不亚于胡安·鲁尔福曾经给我的震撼，并且给了我写这一篇的方法。后来我又去读他别的书，但全都没读进去，时至今日也只是看完了第一次点开的这一篇，而这一篇，就写于他的三十岁。

电影《李米的猜想》

单读三位女主人公的名字都与季节有关，“大雪”“春蓝”“秋荣”，为什么唯独少了夏天？

郑在欢这种给人物取名字的方法，看起来挺《红楼梦》的，一直以来我都在避免使用这种方法，经典实在太过强大，一不留神就会被其裹挟。事实上三个名字是一个一个来的，写大雪那一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面一章的人物要叫春蓝（为了不显得俗我还特地把“兰”化为“蓝”），但等春蓝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后面一个女孩必须要叫秋荣了。

她们的名字或许有些寓意在里面，但绝不是《红楼梦》里那种严谨的用法，甚至一开始我将其当作明显的戏仿，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似乎不可避免地严肃了起来。我也只能接受，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刻进了文化的基因，随时等待显现。

至于为什么没有夏天，一是因为这个字很难组词，主角叫个“夏安”“夏雨”什么的很容易显得文艺，那不符合农民朴素的命名方法，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夏天太热了，女孩们在起始阶段所面临的环境，都是很冷峻的。

单读三位女主人公并不来自同一家庭，她们各自的家庭中分别又有三姐妹，所以一共是九位女性的故事，为什么不将她们设定为真正有血缘的三姐妹？

郑在欢血缘作为一种纽带，只是连接情感的一条捷径，并不是先决条件。捷径当然很好，过度依赖也有可能成为枷锁，她们挣脱原先的姐妹关系，最终组成新的姐妹，是打破枷锁，也是弃绝旧路。再往前说一嘴的话，甚至连姐妹都只是一时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才把《三姐妹》改成了《3》，连她们新组的姐妹，我都不敢定义了。

单读为什么书中对于踩缝纫机、洗头、按脚、做美甲、在餐馆做服务员、在柜台卖化妆品等工作场景的描写如此真实，你是如何取材、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郑在欢我没有什么特殊经历，只是愿意观察而已，当然像做美甲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太容易观察的到，巧的是我刚好有一个同学开了美甲店，我在朋友圈总看到她发的广告。写到这部分的时候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很惊奇，从学校分别以后，我们也有十几年没说过话了。她当时正在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很忙，但也跟我聊了很长时间，在得知我不是为了开一家店而只是为了写篇小说之后。

单读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眼泪”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在《雪春秋》中，情感似乎更为克制了，在写作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郑在欢还是要说回那篇《无欲的悲歌》，汉德克对流畅叙事的警惕也提醒了我，不要太过沉溺，不要落入到叙事的陷阱，至少不要落入到老套叙事的陷阱。当一个作家试图忍住叙事的冲动，就会出现类似克制的效果，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来不以克制为目标进行写作，但这篇确实在表面上达到了克制的效果，而克制，往往是为了积蓄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大的释放，这也是老套的叙事陷阱，在这一点上连《无欲的悲歌》也不能避免，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感染了我，让我也想进行类似的尝试。这就是写作的悖论，作家质疑叙事，又依赖叙事，因此极度渴望创造新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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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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