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以来，发生在科学探索奖背后的更像一个近似于人类行为观察的社会实验：中国的科学家需要怎么样的支持？如果把金钱、理解和自由给予科学家们，这个群体中又会发生些什么？在自由面前，千里马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故事是从一大笔钱开始的。几位科学家和腾讯CEO马化腾吃饭，他们从时事新闻聊到各自的工作，科学家们聊到学界的难处——不仅是学术上难，生活也成问题，就算是在清华、北大做研究的学者，想买套房也不容易，常常连个首付也凑不出来。餐桌上的谈笑间，一个关于钱的提议出现了：都说要支持科学进步，这不光是国家的事，谁都应该出把力，马化腾也很痛快，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中国科学家，给他们设个奖，奖金额度就按300万算。就这样，一个民间科学奖励项目诞生了。2018年11月9日，腾讯基金会宣布首期投入10亿元设立「科学探索奖」，每年遴选出不超过50名、年龄不超过45岁的青年科学家，每位获奖者将连续5年、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在此之前，他们谁也没办过这样的事，尤其是给科学家发奖，这件事该怎么做、找谁做、怎么才算做得好，谁也不知道。所以，筹备科学探索奖之初，他们做了很多精细的调研和计划。最终确定的奖项设置方案是拜访了许多科学家后共同得出来的，里面的原则是来自科学共同体的愿望，也是作为科学旁观者的民营企业的初衷：——支持基础科研，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研究者，在他们寻求创新又尚未最终突破的关键时期，给他们更多勇气和定力；——奖金自由支配，这笔钱是激励科学家的，给了钱就不要管，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要求回报……那时候，身处其中的人都还未曾想过，将来会发生什么。他们的初衷很直白，只想给优秀的科学家发个奖，让他们在更宽松的条件下生活和做研究，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很快意识到，故事远远要比给一笔钱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这个近乎理想化的构想，在落地过程中生发出了许多新的故事，不仅让许多人看到了中国科学家少为人知的真实一面，也成就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科学共同体运行方式。从那时起，星星点点改变的种子就已经开始萌芽。王妩蓉是科学探索奖项目负责人，她形容自己的工作是「依靠科学家伯乐，找到中国的千里马」。一开始，她对于如何给科学家发奖没有概念。她是学文科的，没有科研背景，此前的职业经验也全都来自公司项目。当时她判断工作第一步的难关是技术——给了这么多钱，这报名还不得爆满啊，所以第一要务是得想办法应对报名高峰。为此他们专门给科学探索奖做了一个系统，从报名到审查分配，全程实现自动化处理。招聘的时候还专门挑选有过专业奖项评选经验的人，以保证能快速适应高负荷的评选工作量。结果让她意外的是，钱准备好了，系统也开通了，却很少人响应。明明公开宣布了奖金给到300万，明明知道基础科研是需要钱的，可是宣布设立科学探索奖两个月过去了，一共只收到了12份申报材料，其中还包括声称自己发明了永动机的「民间科学家」。
王妩蓉接受采访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想要给科学家推送宣传单，介绍这个新奖项，结果邮件总是没人回，工作人员挨个打电话推荐，对方总在听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挂断电话。他们花了好久才明白，问题出在这个奖的自我介绍上——「给你300万，不求回报，让你自由自在做科学探索，想干什么干什么」——这通常是出现在电信诈骗中的措辞。
于是，这成为他们和中国科学家打交道所学到的第一则工作经验：想给科学家发奖金，第一步不是招募专业团队，也不是搭建高并发量的系统，而是获取信任——如何向科学家证明自己关心科学不是为了诈骗？邮件和电话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们开始联系各所大学和中科院的不同院所，办线下宣讲会。现场放着印着腾讯LOGO的海报，给人递过去的名片上有大公司的真实工作头衔，他们的形象离诈骗犯远了一点，但宣讲现场还是弥漫着怀疑的情绪，一种新的质疑产生了：你们给这么多钱，又说不求回报，是不是别有用心啊？你是来骗我的吗？缠绕在拒绝、怀疑、谨慎背后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科学家所处的环境，他们习惯于活在聚光灯之外。他们的世界是神奇的DNA双螺旋结构，悬而未决的CP破缺难题、谜一般的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但大部分人听不懂，即便在自己的家庭中。许多科学家的家庭里，伴侣对他们的工作是这样做介绍的，「Ta研究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这种沮丧根植在大部分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这份无奈跟学识、地位、成就、专业领域都无关，它会发生在科学领域任何一个人身上，大科学家也不例外。潘建伟是中国最重要的量子信息领域专家，但他早期工作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纠正他人，自己研究的量子纠缠跟气功、特异功能、心灵感应都毫无关系。一位粒子物理领域的院士曾在见面前跟另一个院士打电话确认来访的记者是不是「坏人」，「你说你对物理感兴趣，为了物理来找我，但我不敢信啊。通常陌生人过来找我，说自己对物理感兴趣的，我发现就两类人，要么是『民科』，让我看他发明永动机，要么是骗子，骗我给他钱，没有第三种人。」机缘巧合下，一个民间的科学奖项渐渐聚集起了越来越多的「第三种人」——跟诈骗无关，也不是「民科」，只是出于一种旁观者对科学的善意，真正地关心科学，愿意为他们的努力挂上奖章，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点。五年间，改变的种子渐渐长出果实。科学探索奖创立以来共选出248名获奖人，其中7位获奖人研究成果入选年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超过1300位各国院士、50多所知名高校校长以及40多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参与到了科学探索奖的提名、推荐、评审中。而这还不是终点，科学探索奖的目标是在未来10到15年间，支持1000位中国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在他们最具爆发力的年纪，去挑战，去探索，攀登科学的珠穆朗玛峰。更重要的是，故事开始超越了一笔钱的初衷。这场关于科学的民间评奖渐渐容纳下更多科学家的愿望，超出了「钱」的现实意义，在这里，人们试着为科学家创造信任的土壤，让他们信任他人对科学的善意，相信科学的自由，相信研究者的主体性，为他们带来更多认同感。五年以来，发生在科学探索奖背后的更像一个近似于人类行为观察的社会实验：中国的科学家需要怎么样的支持？如果把金钱、理解和自由给予科学家们，这个群体中又会发生些什么？在自由面前，千里马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佟贺丰是科学探索奖秘书处的第一个正式员工。参与这个奖的筹办工作之前，他的工作主要是做科技政策与战略研究。入职的时候，第一届科学探索奖刚刚启动报名不久，他经历过所有早期筹备工作的辛酸，以及五年的工作里，科学家的投入与坚持。科学家不计回报地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奖项所赋予人的自由。作为科学探索奖的发起人之一，马化腾有时候也会参与秘书处的会议。他反复强调的是，在科学探索奖的工作里，最高工作原则只有一条——科学家说了算。在这里，科学家始终站在聚光灯的焦点上，拥有最高决定权。佟贺丰形容自己的工作是「科学家的店小二」，哪里需要干活去哪里，比如对报名表进行初步筛选，按照不同学科分类整理，联络不同学科的专家评委，协调科学家的时间，给他们安排组织审查的会议室，至于涉及到评奖本身的所有决定——谁能评选、谁来审查、初审、复审、终审、答辩——全都是「科学家说了算」。这是科学探索奖从创立之初就秉持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本身也来自于科学家群体。产生「为科学家颁奖」的最初愿望后，为了能够把想法切实落地，秘书处组织了多次调研会，邀请科学界参与讨论，为如何办奖提建议。王妩蓉参与了筹备阶段的所有调研会，她对会议最深的印象是现场的那种热烈气氛。到场的科学家来自全国各地，专业背景也都各不相同，现场有科技部的老领导，也有刚评上职称的大学老师，发言人从35岁到76岁，大家畅所欲言。其中话题度最高的问题是钱。真正的困难并不是缺少研究经费，而是自己的生活压力。实验室的经费再多也是实验的钱，不能挪给个人使用，但是每天在实验室跟学生聊着课题，脑子里还想着这个月的房贷怎么还，小孩子的上学问题怎么办，这样本质上是没办法甩开负担去做冒险，去做前沿探索的。一个意外的发现是，即便是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也有苦衷。一位研究国际前沿领域的院士在调研会上坦言，就算自己在这个领域已是公认的权威，他也留不住自己组里的年轻人，外面的大公司直接给出翻倍的工资，学生犹豫要不要放弃科研，他作为导师也很困惑，就算把人留下来，这是不是好的出路？带着这些发现，秘书处又去拜访了大科学家征求意见。最终的科学探索奖章程是腾讯和科学家们在一起商讨出的结果，里面是各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生物学家饶毅，天体物理学家毛淑德，铁道工程专家何华武，通信专家邬贺铨，自动化专家李培根，流体力学专家陈十一，数学家张益唐，生物学家施一公，计算机专家高文，能源化工专家谢克昌，建筑学家程泰宁，化学家谢晓亮，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他们最终成为了科学探索奖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在这些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头脑共同建言中，科学探索奖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特质。
杨振宁参加科学探索奖颁奖
最鲜明的特色是，他们想要在这个民间奖项的评奖中贯彻的一种新的奖励思路——给予自由。既然科学家最渴望的是自由，那么就在这个奖的范畴内，尽可能给予他们最大的自由。比如科学探索奖的章程明确要求，奖金自由支配，想干什么干什么，拿来做研究也行，还房贷也行，团建也可以，一切让科学家自己决定，而且这笔钱一旦支出，不求回报，「把钱给Ta就不要管Ta，不要打扰Ta，不要整天让Ta交作业」。「这当时对我们是很新颖的做法。企业的一般想法是，我投入了就得有产出，强调ROI（投资回报率）。只给钱不问收获，这对我们还是有点认知上的挑战，但我们非常尊重科学家的意见，都接受的。」王妩蓉说。奖项设立的时候，发起人甚至当场表态，奖金不许捐出来。为了实现这种自由，秘书处在奖金发放流程上做了细心的设计。科学探索奖的奖金额度是300万，这笔钱是明确发到获奖科学家的个人银行账户上，而且，这笔钱并不是一次性付清的，分期五年发放，每年60万。科学探索奖所内含的另一种自由是，「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出身、资历、师从关系，也不唯论文、帽子、奖项、学历、职称，谁都可以来，只看人的潜力和抱负。他们实现了一种很少见的突破，「我们这个奖大概有30%的人，拿奖之前没拿过『杰青』『长江』这种顶级的『帽子』。」王妩蓉说。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主持了专门的研究项目，分析基于科学探索奖的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规律。他很认同科学探索奖在设置上的自由，因为大多数比较大的奖只奖励一个人，奖励两三个领域，而科学探索奖是「无限制的奖励，不限制你干什么的，一开始分了9个领域，后来扩展到10个……（涵盖了）科学的方方面面。」正是这些根本原则和细节设计，保证了科学探索奖真正实现「科学家说了算」。参与科学探索奖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记得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腾讯是这个奖项的出资方，所以最初设立奖项的时候，经常有人简称这个奖叫做「腾讯奖」，最初的宣传材料上也标注的是「腾讯科学探索奖」。但是和发起人开会的时候，马化腾特意要求把「腾讯」去掉，只留下「科学探索奖」，理由是这个奖的中心是科学家，在这件事上，把焦点让给科学。这份尊重和自由，换来的是人的热情。佟贺丰明显感觉到，只要是科学探索奖的事，科学家热情度特别高。因为评委常常是顶尖科学家，他要联络的都是业内出了名不爱回信息的大佬，平时邀请参会或者媒体采访，回信息时长通常以周为单位，但是只要跟他们沟通科学探索奖的事，回短信特别快，有时候还会腾出中午吃饭的时间，见缝插针地打电话回来，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整个奖项最动人的是颁奖典礼的现场，主办方设计了走红毯的环节，让科学家像明星一样，在闪光灯中走红毯，到签字墙上签名，现场接受采访。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带上家属，一起享受聚光灯下的荣誉。这成为了获奖科学家最喜爱的一个环节。颁奖典礼的红毯上有过很多动人的瞬间，很多人在现场掉了眼泪，有的获奖者把老父亲从农村接来，穿着洗旧的中山装和儿子一起走红毯，还有的带上了自己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女儿，在红毯前合影，「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希望将来回忆起来，这个时刻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等孩子长大后能看到，做一个科学家也有这样的闪光时刻。
第五届科学探索奖获奖人合影
科学探索奖渐渐生发出一种内在生命力，对抗外部力量对它的扭转，这大概是这个奖最奇妙的特征。它的评审程序很严格，也很漫长。经历了报名材料的初筛后，候选人要经历初审、复审、终审三重审查，终审期间还要每位候选人面对专业评委，进行现场答辩。原本这个过程中多得是遭遇变形和变质的缝隙，但它却生发出自身的抵抗力，而这份抵抗力也来自科学家本身。由于这是一个民间奖项，绝大部分的评审工作需要占用科学家的私人时间。答辩会安排在暑假和周末，身处海外的评委常常还会因为时差原因，熬着夜参与评审。让佟贺丰意外的是，他每次联系科学家当评委，对方反馈都很热情，乐于参与其中。这种内在生命力的另一个表现是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科学探索奖进入终审环节后，会有不同领域的分组答辩。那是一个每扇门后面音量都很大的现场。各个领域的大科学家，这些平日里矜持、严谨、稳重的人物们，此时此刻显露出热烈的一面，为如何评价申报人的科学研究展开「舌战」，争执不下的时候，曾有位80多岁的大评委激动地站起身来：「这个奖请我们来，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信任。今天我们各位坐在这里，代表着中国科学界的信誉。」生命科学组的讨论常常看起来像是公开辩论赛，你的意见是什么，我又为什么反对，观点针锋相对，就事论事，谁也不客气。数学物理组的答辩一样火爆，而且更为漫长，争论往往持续到傍晚，终审结束时，在美国远程参会的张益唐那边，天色常常已经转亮。终审答辩有两部分，15分钟的自我介绍，15分钟专家提问。有的候选人习惯了平常的项目答辩流程，自我介绍时习惯先讲「帽子」，过去得过什么奖，哪个诺奖得主引用过我的文章。经常会有脾气直的评委会直接打断，「这些就不用讲了，系统里有你的材料，你往下走，你的研究到底解决了什么科学问题。」每一轮评审都由具有国际视野、在国内外经历过大型科学项目评审的一流科学家完成。在这里，科学家是主角，也是唯一的决策者，他们只关心科学本身。答辩现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高手过招」，候选人常常有丰富的申报经历，知道什么样的课题热门，哪些容易拿奖，说什么样的话能博好感；而评委，也一样。一个在答辩环节最常提及的问题是：如果给你这份支持，五年之后，你在世界上会是什么水平？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即「打安全牌」，说说那些自己确定能完成的成绩。但在这里，保守的安全牌会被立刻识破，评委听到一半就打断：「我不是要你说你伸手就够得到的事，要做真正的科学探索，你要做你跳起来才够得着的事。」讲得出来才能继续讨论，讲不出会被当场批评，做探索畏手畏脚，「胆子不够大」。
2019年终审答辩现场
那些风声很大的明星研究领域，在这个奖的评选里会面临很审慎的考核，而有些一眼看上去很漂亮的履历，里面全是热门研究课题，评委也并不为之所动，反而会针对研究方向发问，「为什么你的研究都不深入，做不下去就换方向，遇到问题都是横着走？」影响评奖公平的最大敌人还是「打招呼」。有趣的是，这件事是科学家自己提出来的，不止一个参与奖项的科学家提醒秘书处，「打招呼」是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为了保证公平，「科学探索奖」做了很多制度设计，回避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力求实现精准回避，让同一候选人，多人评估——在初审阶段，每位候选人会有7位以上的同行专家进行评估，每年有近千位小同行专家参加了初审；终审阶段，所有评委在评审系统中匿名打分，不存在一位评委能决定谁能获奖的情况；同时实行「断开式评审」，避免同一批评委「一评到底」。但后来秘书处发现，真正保护科学探索奖的是科学家自身的愿望——想要公平，公平地竞争，公平地较量，公平地赢下比赛，公平地输给对手，「让科学只是科学」。也正因如此，科学探索奖的评审现场发生过许多意想不到的场面。一位评委在答辩中途突然想到自己曾与候选人合作过一篇论文，虽然时间久远，筛查系统也没有识别到，这名评委还是立刻提出来，自己走出房间，主动回避。还有一位评委在点评候选人的研究时明确表态，你在评审前给我打了招呼，所以我不选你。这是他们的决心，「谁『打招呼』，谁就『出局』。」「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规则，规则该有是要有，但最重要的还是人，选好这些评委，选好这批人。一个是水平确实高，另一个为人公道、正派，去选那些被打了招呼也不受影响的评委。」佟贺丰说。这就是科学探索奖的生命力所在，不仅是外部的监督机制，更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对自我的期待。「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担忧，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奖都成了滚雪球、跑关系，2018年（指第一届，2019年）的非常满意，因为大家还没有知道这个奖，我是担忧，再下去是不是也会跑动起来。很高兴第五次了，这个现象没有，不能说完全排除，就我了解的范围，没有人来跑动，机制很公平。所以评出来的人才更有影响力，促进我们好的科学土壤的形成。」韩启德说。正是在这样自我驱动的土壤中，更多大胆的改变出现了。2022年起，「科学探索奖」新增医学科学领域，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公共卫生和生物医学工程等细分领域。其中大力倡导这件事的就是关注医学进步的韩启德。「我是搞医学的，一开始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评比）把生命科学放在一起，没有医学科学。后来找原因，跟参加评审的专家有关，也跟我们自己的医学发展水平有关……医学是一个应用学科，我们希望多奖励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从事科学，并不是说我们奖励只是做临床研究（的人），而是临床医生在实践中提出重大问题，结合研究和学科交叉，去解决临床的重大问题，成为我们人类医学解决病痛的国际认同，这种开创性的（尝试）我觉得可能比较欠缺。」韩启德说。「现在专门分开设立了医学奖，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路了，实践证明也起到了更大的激励作用，对医学研究肯定会（有）更大的推动。」「我们倾听外面的声音，也保持定力，保持初心。我们不断地去做调研和访谈，不断地倾听意见，在噪音和真实的之间，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王妩蓉说。「我们是用一种创业精神办这个项目，因为在互联网公司的好处就是永远不缺乏创业精神，所以对于（科学探索奖）发展过程中的难题，都是以一种迭代的精神来做，每年都会有迭代。」
佟贺丰于2020年在终审答辩现场
跟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打了五年的交道，佟贺丰最强烈感受的是他们身上的使命感，「他们都是想做点事（的人），觉得中国科技到了往上走的阶段，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点不一样的东西，想要能促进中国科技更往上走一步，他们有这种迫切感，也挺有信心的，觉得我们能做得出来，也到了我们这一代该做出点事的时代了。」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做到了。科学探索奖创立五年间，多项获奖人成果入选「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的「九章」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的东亚人演化奥秘，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周欣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仪，北京大学教授郭雪峰的新一代单分子芯片，复旦大学教授鲁伯埙的亨廷顿病治疗药物研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的衰老机制解密。这些中国科学家在五年间探索过许多科学最前沿领域：⻄南交通大学邓自刚研制了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时速超过600公里；浙江大学李铁⻛以「万米深海操控软体机器人」登上《自然》杂志封面；北京大学教授周欢萍创造了大面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稳态输出效率新的「世界纪录」；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栋的「创建出可探测细胞内结构相互作用的纳米和毫秒尺度成像技术」，可在纳米尺度下，拍摄活细胞关键生物过程，被誉为「会把细胞生物学带入一个新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朱晓波的「可编程二维62比特超导处理器祖冲之号的量子行走」，「祖冲之号」是世界范围内公开发表的首个比特数超过60的超导量子计算领域成果，确立了我国在国际量子计算研究中的第一方阵地位……这份勇气并不是仅仅从300万的奖金中得来的。真正激励科学家敢于探索无人区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理解、认同和共鸣。他们因为一个奖项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同体，互相激发，推动着科学继续前进。2022年，腾讯宣布设立「新基石研究员项目」，10年内出资100亿人民币，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这是一项更大的冒险。和科学探索奖的根本原则一致，在这里，依然是「科学家说了算」，在更大的资助金额下，新基石的侧重点在于那些更大规模、更长周期、更具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非常前沿，失败的风险性更高，但在腾讯的内部会议上，在看到了具体的测算数据之后，这个资助金额被当场拍板通过。「我想公司里的高层也知道，基础科研蛮花钱的，尤其是做实验。你要支持十年，要有百亿级的规模，才能产生一定的力度和深度，这需要一个过程。」王妩蓉说。他们清楚地知道，原创探索是会失败的。但在高层的内部讨论会上，他们形成的共识是，失败也是一种成功。「科学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走，探索的方向走不通，但也已经为后人做了贡献，证明了此路不通嘛。就像硅谷创业一样，有多少创业是在失败上成功的，硅谷甚至有以失败为荣的文化。」王妩蓉说。「科研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事儿，所以我们不执着于一年、两年或者眼前的突破。一个农夫趴在母鸡身边等着母鸡下蛋，那是不行的。就让科学家自己去搞，他们会给自己压力。我们就完全放手，不做任何KPI考核。」
自由、宽松、容纳失败，在这样的氛围下，把聪明的大脑聚集在一起，一些灵感的火花自然而然地就迸发出来了。参与其中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因为共识聚合在一起的小世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常常因为评奖结识，从彼此的研究中获得灵感。一开始举办活动，常常有科学家跟佟贺丰打招呼，自己过一会儿有下个行程要赶，活动只能参加15分钟，上台讲完就得离开。结果有好几次，他发现那些原本打算提前走的科学家不仅留在了现场，有的人还一直拖到晚上，参加科学家们的夜谈聚会，一路聊到凌晨。
每年科学探索奖举办颁奖典礼的时候，马化腾都会看直播，他其实很关注科学探索奖，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科学家。第一届科学探索奖的终审工作结束后，他和工作人员开会，自己核对流程细节。开会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300万的奖金在个人所得税里属于「一次性偶然所得」，需要按照20%的比例纳税。这样算下来，实发300万人民币的奖金，每个获奖者到手的税后金额是240万，可是如果实现到手300万，由于科学探索奖有最多50位获奖者，折算下来每年会产生总计3750万的额外支出。当时的工作讨论里，马化腾的处理意见简单直接：「我们答应了人家300万，那就别让人到手不是300万，这个税我们自己交了。」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安排工作人员务必在颁奖典礼前一天确保奖金到账，这是他对于科学家的细心，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给予科学家的尊重，想要让科学家实实在在拿到钱，开开心心去参加自己的颁奖典礼。「放在整个中国的大环境里，国家全年投入基础科研的经费大概2000亿，我们一年10个亿，我们的资金放在国家的大盘子里真是微不足道。」王妩蓉说。「我们在企业办这个奖，只做我们能承担的事儿，就是依赖一批科学家伯乐，选科学家青年的千里马。（至于）这个马跑多远，我们不给Ta定目标，千里马到底能跑多远，那是千里马自己的事儿。」这是一个从一大笔钱开始的故事，在五年的时间里，故事的焦点早已不再是「钱」，聚光灯下是形形色色的科学家，和他们所带来的改变。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他们依旧改变不了，比如直到现在，报名系统里还是会收到热情洋溢的「民科」申请书，说自己发明了装上就能跑1000公里的电动车电池，还有人发明了神奇疗法，能一下子根治癌症。骗子也并没有消失，疫情期间，报名邮箱里经常收到新邮件，宣布「我知道怎么攻克新冠」。不过，世界上多了更多「第三种人」，他们更理解科学家，看得到他们的难处、无奈与孤独，也摸索出了一种新的路径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做主，一切由科学家说了算，愿意陪科学家长跑。在科学家做主的小世界里，改变仍在发生。一个最新的规则是，这里的讨论会茶歇将长达30分钟。这也是科学家自己做的决定。对他们来说，会上正襟危坐的演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私下自由的讨论，不受约束，畅所欲言，这是科学探索美妙的一面，捧着咖啡凑在一块儿，灵感和灵感碰撞在一起，新想法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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