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假7场婚礼，份子钱有没有人管

日前，一个话题登上热搜，叫做“国庆8天假7个朋友结婚”，这直扎进打工人的心。

当然，如此极端状况，属于“小概率事件”。但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婚礼扎堆一起，确是实情。

8天假期，3场婚礼，3个生日会。这是刘珂在中秋国庆假期的安排。

一周内收到3份婚礼请柬，她被包围在接连的喜事之中，也第一次感受到随喜宴而来的负担。时间被夺走不说，钱包更是拉响警报。

“婚礼我一般送400（元），三个婚礼就是1200（元），姑婆的生日可能会送个800（元），加下来就是2000（元）。朋友再过生日，买点花、蛋糕，两场得三五百。”电话那头，她估算着“吃酒”总共的支出，“应该有2500（元）左右”。

这笔账算下来，得花掉她超过2/3的工资。

两个月前，25岁的刘珂在硕士毕业后留校任职，目前仍处于试用期阶段。她说，扣除五险一金、绩效、部门津贴等，到手上的工资3000元出头。

密集袭来的宴席，意味着一笔又一笔消费支出。刘珂觉得“超有负担”。

主人办喜事，客人随礼金，这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传统礼仪。但承载着人情世故的份子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些人的负担。

到手的工资还没捂热，又得随出一笔，明显的缺失感让他们陷入矛盾。随礼背后，他们并非真的只是在意随出去的礼是否“打水漂”。他们纠结的是，这笔钱，到底随得“值不值”。

份子钱成了难以跨过的社交消费门槛，是否随份子钱、随多少，成为他们衡量及维护人际关系的一个判断，他们也想将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秋遇上国庆，放假8天，莫媛媛将有4天在参加婚礼。那几天，她需要穿梭在陕西不同地区。宴席散落在不同城市，假期也被拆分得七零八落。

与此同时，她为参加宴席而随出的份子钱“保守估计3000（元）”。其中，数额最小的500元，有的超过1000元。

3000元的随礼，并不构成莫媛媛的经济负担。但随出的份子钱数额，让她感觉这份祝福在某些时候变了味，“大家好像现在用份子钱的多少来衡量感情”。

份子钱起源于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在过去，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支援”。家家户户轮流出资，帮衬宴席主人办喜事。随着经济发展，宴席支援不再成为必须，而份子钱早已成为传统文化习俗。

礼金数额被视为维系社会关系的情感表达载体，基于当地习俗，再与关系的亲疏远近挂钩。参加婚宴，份子钱成为表达喜宴双方情感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关系越好，情感越浓烈，份子钱数额则越大。

参加宴席、随礼金，关乎人情世故，也成为人际关系的一次变现。莫媛媛看到身边同龄人的礼金越随越高，500元已是“起步价”，“给的越多，才更能体现感情更深一样”。而这个数字，也是她周围长辈可能用来封顶的礼金数额。

不知从何时起，秤上的砝码愈加沉重，甚至带有强制意味。很多时候，刘珂觉得自己被礼金“劫持”。

本科毕业后就再无联系的同学，在毕业3年后甩来一份电子请柬，邀请她参加婚宴。

因此在她眼中，对话框内，躺着一份看似群发的请柬链接。链接之下，是模板化的邀约和简短的一两句祝福，多的几句有关工作和生活近况的寒暄都没有。

曾经的连接，在时间流逝下磨损得几近不剩。刘珂不打算参加婚宴，仅以份子钱送上祝福。即便如此，她仍觉得礼金“送得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这笔份子钱不能不送。对方和她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刘珂的同事还是双方的共同好友，她们的人际网络部分交织重叠。此前，也有不少共同好友结婚，她一一随了份子钱，“前面（结婚的同学）都送了，（现在）不送又不好，因为大家都认识”。

在一个熟人交织的关系网中做一个随礼隐形人，这并不容易。随礼随多少，也并不总是如她所愿，“都是朋友一起去参加，好像不给也不行，给少了也不行”。

她想过压缩份子钱减轻负担，但据当地习俗，份子钱只会随双数，400元俨然成为份子钱的起步价。低于这个数额，面子上挂不住，“我们那边没有人送200（元）”。

面子，让一些人主动或被动进行消费。在她看来，无论是随份子钱，还是送礼物，总是不自觉会进行“比较”消费。

曾有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她挑选了一套香薰蜡烛作礼物，折扣后价格120元。后来发现，共同好友送的是一支口红，价格超过300元。

当下，她的想法是：这真的有必要吗？可无形的压力，又迫使她选择多买一个蛋糕，“弥补”礼物价格所造成的差异。

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随礼习俗。人们为“礼”所困，有人甚至将请柬视为“红色炸弹”。有些时候，面对“失联”多年的朋友发来的电子请柬，她会猜测对方的真心：是真的想起过去的情谊、想重建联系，还是只为了那一笔份子钱？

收到请柬后参不参加，时间相撞参加哪一家，份子钱随多少，多了能否承受，少了是否丢了脸面、影响感情，这些问题都成了刘珂真实的烦恼。

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超额的预算将她原有的计划打乱。为了让下一个月“更好过”，馋了好一段时间的牛肉火锅不吃了，原打算逛街添新衣的购物计划也取消了。

在婚宴场合中，参与者随出的份子钱被视为一种“礼”。因此，“礼尚往来”自然而然套用于婚宴礼金的流转体系中。

在莫媛媛看来，份子钱是祝福，也是人情。人情则意味着，这是一种交换行为。如何体面地随份子钱是一门学问，考验着每位婚宴举办者和参与者。

四个月前，莫媛媛刚举办了婚礼。为礼数周全，婚宴现场专门备有礼金簿，将来客所随的礼金一笔笔记录下来，“到人家结婚时候得还礼”。

收到的礼金，清晰写在人情往来账上。她默认礼金的“交换”属性，接受了礼物，就自然承接了回礼的义务。在她看来，现在或未来随出的礼，也是曾经自己结婚时的“还礼”。还回去的礼，也还了受礼时的人情。

对莫媛媛来说，人情礼面同样贯穿在请柬邀约环节。遗漏了某一朋友，事后联系再提起，可能会失了礼节。曾接受过邀请、随过礼，但断了联系，又是否应该邀请回去，给谁发送邀请函等等，都有讲究。

筹备婚礼阶段，莫媛媛向一位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送了邀请函。断联多年后再联系便是发请柬，她担心过这一行为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不礼貌，但此前，她赴约过对方的婚礼。

在她眼里，发出邀请，也是一种礼数。其次，过去投出了一笔资金，她期待资金回流，“打工人的钱包不允许我错过收回我随出去的礼的机会”。

但结果是，对方送出祝福、秒赞朋友圈，唯独没有回礼。这件事成为莫媛媛心里的一个结，但她也将此看淡，“说白了，现在关系已经不怎么样了”。

实际上，很多人也能在随礼前意识到，受控于多种因素，这笔支出轻易会变为单向输出。然而，是否真的礼尚往来，并不会完全决定他们的随礼行为。

随礼前，胡馨馨就做好了礼金“有去无回”的准备。就目前，持有不想结婚想法的她来说，份子钱仅是一笔单向支出，但她乐于投注。

在一场婚礼举办前的几个月，胡馨馨便收到了好朋友的婚讯，而她，早就确定了“人到礼到”。她计划在婚礼前两天从家里出发，坐火车，暂住在广州的亲戚家。婚礼前一天从亲戚家坐车出发，到新娘家附近的酒店住一晚。第二天，从接亲仪式开始，全程见证好友的爱情。

她生活在广东四线城市，每个月到手薪资不到2500元。基于对新娘当下的情谊，她将礼金数额的预算定在1000元。除去路费和500元份子钱，余下的再买一份新婚礼物。

这是笔不小的开支。为此，她挤压路费成本，放弃高铁票，选择时间花费更多、但票价更便宜的火车出行。而她也表示，这笔费用并不会影响她的日常生活。

对她来说，随多少礼，并非她判断关系亲疏的标准。份子钱是对新人的祝福，也是情感亲密程度的直观表达，纯属你情我愿，仅是“她乐意”。胡馨馨不想被困在人情链条上。对于不想参加的婚宴、不想随的礼，她也会拒绝。

她向来节俭，并不会为了维护人际关系而进行不必要的消费。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她也会透露自己的消费原则。她以拼单点奶茶为例，真正想喝时，她才会同意这笔消费。若不想喝，她会坦然拒绝。

她不将某一次消费作为与他人交往的情感评判，“如果是因为这样（不一起消费）而感情不好，这段关系我就不会选择去维护了”。

实际上，份子钱压力下，他们更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

刘珂羡慕母亲仍和初中同学保持固有的联系，而她，跟初中同学毫无联系。她不想将人的情谊与份子钱数额划上等号，她也不认为多随几笔份子钱，人和人就能重建联系。

当下，份子钱成了婚宴入场券。不随不好意思到场，有时候，人不到，礼也要到。

跳出份子钱的人情关系，落到其交换的场所——婚礼，这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学。

很多时候，关系亲疏被纳入是否参加宴席、随份子钱的考虑因素。当亲密度考核过关，满怀期待到达婚宴现场，许多人又会产生情绪上的落差。

婚宴现场，关系亲密的新人往往忙得不可开交。现场有没有其他熟人，决定他们是否要真正“到场”送上祝福。

在胡馨馨看来，婚礼是新人双方制造共同回忆的场所，其特殊性仅限于新郎新娘。若没有相熟的人一同参加婚宴，再华丽、高级的婚宴，她也会觉得乏味，只会在线上送上祝福。

在张宁晓看来，婚礼的特殊性，不仅关乎两个新人，更与双方家庭紧密联系。在长辈眼里，“结婚都要风风光光地举办”。

两年前，张宁晓举办婚礼，双方长辈在挑选宴席场地时费尽心思。原本她只想随意选一家经济实惠的酒店办席，但选菜、试菜环节，长辈们都积极参与，最终场地也由他们定夺。

而结婚的自己，更像是在“走流程”。

凌晨4点起床梳妆打扮，而后每个时间都要卡着时间表，“几点到我家，几点到他家，几点到酒店，几点举行仪式，这些时间点是定好的”。她需要在紧凑的行程安排中，扮演好自身角色。

婚宴是一个大型社交舞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立明认为，婚宴搭建了人与人联系的平台，将来宾相聚一起，让多方交流成为可能。

对婚礼主办方而言，婚宴是一场重要仪式。婚礼举办当天，婚宴是双方家庭各自人际关系网络最为密集接触的场所。马立明表示，婚礼本质上是双方爱情的见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婚礼也是双方家庭经济实力的一种体现。

作为两个家族的联合，婚宴成为一种媒介，用以制造传播效果，传递喜讯。其面向来客，不仅用以表达对来者的重视，也成为一种“展示”。这是他们从幕后走上台前的时间，这意味着，婚礼通常会在经济条件允许之下，被打造得体面而壮观。

在马立明看来，随礼习俗体现社会秩序，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礼仪构建了我国的社会交往基础。但他也认为，参加婚宴、随份子钱，不应该成为强制性行为，婚礼本身也不能被视为一门生意。“礼”的馈赠与回收，不应演变为一种冗余交易。

“对于参加（婚宴）的人来说，这就是你吃的一次普通的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珂、莫媛媛、胡馨馨为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