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行驶的列车里，年轻乘客、孩子父母、以及列车员，在「噪音」这个话题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各自的利益。
但问题依然是问题，有没有被解决呢？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28岁的许晓平开始恐惧出行，确切地说，她恐惧的是噪音。在她的回忆中，坐高铁动车九成的概率会遇上哭闹的小孩。上车一看到小孩，她就劝自己：对许晓平来说，容忍噪音，特别是小孩的尖叫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抑郁症康复不久，遇到持续的尖叫声时，头皮一阵阵发麻，浑身血液往上涌，焦虑累积，情绪一触即发。今年六月，重庆开往成都的高铁上，许晓平还是没忍住，和两个男孩的父亲起了冲突。那一天，许晓平几乎都在赶路，晚上六点半才坐上回程高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她本寄希望能休息一会儿。可安静的车厢里，两个男孩一直在过道里跑跳、尖叫。许晓平戴上降噪耳机，但仍然阻挡不了尖叫声的穿透力。许晓平说，她曾两次语气温和地提醒，「小朋友不要那么大声。」其中一位男孩的父亲听到后提了一嘴，「你们小声点」。没过几分钟，两个男孩挑衅似地跑到许晓平跟前喊叫，继而跑开，还回头观察她的反应。男孩的父亲没有任何反应，许晓平被触怒了，直接对着那位父亲「开炮」：前排的男性，另一位男孩的父亲，回头打量她，许晓平正在气头上，「看什么看」。许晓平怵了，「对方是男性，发生肢体冲突，胜算很小。」冲突以许晓平的沉默告结。那两位父亲不依不饶：「嫌吵就去一等座。」商务座是26岁的珠珠保护自己的方式。不久前她遇到一家四口，父亲一直在打电话，两个小孩嘶喊。珠珠制止后，被那个妈妈反向输出，「小孩就这样，没办法像大人一路不讲话。」虽然看到那位妈妈的不易，但珠珠不解，「我需要安静，他们的困扰不应该由我来买单。」
父母那一辈觉得小孩要活泼可爱，接受度更高，我们这一代人甚至都不喜欢小孩，（遇上）没有礼貌的熊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去喜欢？
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像许晓平和珠珠这样的人，受高铁噪音困扰。他们可能是一位周五下班后，经历两个小时堵车又赶高铁回家的人，也可能是一位刚经历面试失败的待业青年，又或者是饱受睡眠困扰的人。不满、愤怒的情绪堆积，在网络上衍生出「整顿文学」。这些帖子大多以「xx后整顿高铁熊孩子」为标题，讲述自己在高铁上以凶狠的语气警告吵闹的小孩，结局往往「大快人心」，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还是得以暴制暴，靠发疯整治世界」。威海回上海的列车上，隔壁5岁左右的男孩连续踹凳子，哭闹喊叫，出声制止的小王却被男孩的母亲攻击，「就你觉得吵」，「你这种人不配有小孩」。孩子的妈妈瞬间被激怒，跳起来指着小王，「你动我家孩子试试」，接着又四处喊，「有人要杀我的小孩」。幸好列车员站在小王这边，劝告那个妈妈：即便如此，剩下的路程很煎熬，小王戴着墨镜流泪，而且全程提防，生怕对方揪她头发。这段经历被小王分享到网上，有人诅咒她「生不出孩子」，「最好别出门」，也有人说她「吵架不熟练」、「发疯不彻底」。向来推崇「利益要靠自己争取」的小王意识到，所谓的「发疯」、「整顿」都是在扩大冲突，「网络上教人做事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她是一个两岁男孩的母亲。那一次，儿子一上车就开始发出笑声。莲子夫妻忙着拿零食哄，前座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回过头说，「管好自己的孩子」。为避免冲突升级，莲子只能道歉，她心里很委屈，「我们已经在引导了，孩子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第一次感受到歧视是半年前。一家三口回老家，火车行驶起来噪音大，孩子闹觉，几乎全程在哭，莲子和丈夫只能轮流抱着孩子去车厢连接处哄睡，但还是遭到来往乘客的白眼。没结婚前，莲子每回坐车都会戴上眼罩、颈枕和耳机，一觉睡到终点。有了小孩，出门前要准备零食纸巾尿不湿，想好安抚的招数，提前做好连续抱哄的准备，「只要一哭闹，立刻抱走」。莲子很无奈，她并非不管，而是管不住。在她看来，0到3岁的孩子，对情绪的控制能力几乎为零，有天生高需求的孩子，也有很乖的小孩，「这个和家长能力无关」。从父母的视角来看，成人的世界正在对孩童露出苛刻的一面，并且形成连锁反应。有一回在地铁上，5岁儿子的手刚碰到旁边一位女性的露营箱，就遭到呵斥，「别碰我的东西」，这位妈妈很委屈，「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道歉。」这位妈妈很不解，五岁的孩子，正是对外界好奇的阶段，认知不像成年人那样完善。但成人的世界似乎都太着急了，没有给她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车，还没坐稳，就被列车员提醒，「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影响其他乘客」。这位妈妈很委屈，「孩子一直安静地在我怀里。」之后她一路忐忑，1岁多的孩子，车程7个小时，「确实无法保证她全程都是安静的」。一位也经历过这种「特殊关照」的爸爸称，当对着弱势群体吹毛求疵变成所谓的正义，且误伤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时候，这种正义是很容易在社会流行的。小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孩子出门她都要小心翼翼，「如果孩子没办法全程安静怎么办？」「如果我没法应付怎么办？」有一回，7岁的老大与她隔着一节车厢，她甚至不敢张嘴换座，「就怕别人觉得我道德绑架」。关于高铁噪音的声讨，时隔不久就会登上新闻热搜。噪音的矛头越来越在指向儿童群体，这让家长们感到委屈，「明明看剧打游戏外放、大声打电话的更多，为什么很少被讨论和抨击？」一位妈妈说。近一年来，列车员小宁注意到，关于噪音的投诉变得多起来，儿童和老人是被投诉的主要对象。实际上，在她的观察中，车厢内的环境与疫情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有一些噪音确实扰人，比如老年团，不仅吵闹程度远超儿童，还不接受列车员的建议。但在小宁看来，大部分关于噪音的投诉都是「小题大作」。比如，「后面有小孩踢凳子，你们也不管」，「有人一直在聊天，你们也不维持秩序」。有一次，一个第二排的女生投诉第八排的两个老人聊天，在小宁看来，老人的交谈属正常音量，但出于考核压力，她不得不去提醒老人，「声音请适当减小」。事实上，在动车高铁的车厢里，如何定义噪音，并没有统一标准，「由乘客自身的体感来定义」。小宁说。
乘客交谈声前后各两排能隐约听到，不在她的管辖范围内；如果站在车厢头尾，能听到叫声或者手机外放，那就是需要她出声制止的噪音。 就在不久前，成都前往郑州的动车上，陈薇多次提醒一个吵闹的小孩，直到小孩家长变脸才打住，结果，同车厢的一位大学生下车后就投诉她不作为。陈薇透露，班组内曾做过一个投诉者画像，80%的投诉者是90后和00后。在她看来，这个年龄段以独生子女居多，维权意识强，生活环境素质偏高，对不同环境的接纳能力也就弱了。投诉增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普快逐渐被淘汰之后，不同需求、收入水平的人被挤压到同一个公共空间，矛盾也随之产生。按照规定，列车员接到投诉后必须马上处理，事后投诉甚至没有给列车员「改过」的机会。对列车员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几百块钱的罚款，车长要写整改报告，车队干部也要给乘客打电话道歉。
出现一个投诉，那几天会一直想要怎么办，还要连累别人，很愧疚。
但陈薇没办法避免投诉。她负责商务、一等和二等三个车厢。高铁动车约30分钟靠站一次，每站要验票、调行李架和巡视车厢，来回至少要走12节车厢，她还要额外给商务和一等座客人发放礼品和提醒下车时间。最忙碌的时候，一趟车她要发掉648瓶水，「甚至没有多余精力去做其它的事情」。为了避免被投诉，陈薇现在只要发现车厢里有哭闹的小孩，就注意观察周围乘客的表情：
一旦有人皱眉了，她会赶紧上前去提醒小孩，「这也是为了让他们看到，你在做了。」
但不止一位家长表示，不喜欢列车员的这种「特殊关照」。关于噪音的争议，陈薇的老同事们也困惑，「以前人多上不去，给人踹上去还要感谢你，现在你多看一眼，都觉得在瞪你。」在陈薇的观察里，如今高铁上的乘客似乎一上车就很疲惫，「要安静的环境做自己的事」。经历了特快、直达到动车高铁的列车员小宁，也直观地感受到乘客需求的变化：早年把火车当位移工具，现在不仅要速度，还要环境和服务。在这背后，小宁能隐约捕捉到社会风气的转向，「突然间，大家都开始讨厌老人和儿童，以前不这样。」在她看来，有一些噪音是合理的，比如视频外放或大声交谈的，以老年人居多，那是因为年纪大耳背。还有生病的儿童，一个到上海看病的孩子，身体不适沿途哭闹，当她向其他乘客解释时，一位中年男性反过来投诉她的不作为。噪音的主观性、不同需求的碰撞和新一代人群特性，都使得与噪音有关的冲突升级。列车员也成为被波及的对象，小宁希望，能够推出老年人和母婴车厢，或许可以解决这个无解的难题。事实上，瑞士和一些北欧国家已经开始沿用静音车厢和家庭车厢，甚至还在家庭车厢给小孩准备滑梯、游戏等娱乐项目。早在2020年，国内高铁试点过静音车厢，对于违反规定的旅客，先劝说，再根据需求调换车厢，但曾有乘客反映，执行力度尚不严格。
通过隔离措施解决问题，社会的运行成本上升，凭什么要让我们这些没有问题的人，被迫退回一个更小的空间？
有孩子的家长也不同意，「一个孩子都要命了，一个车厢的孩子更崩溃」，或者是顾虑，「不能保证每次都能买到票，在非母婴车厢带孩子会受到更多非议。」高速行驶的列车里，年轻乘客、孩子父母、以及列车员，在噪音这个话题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各自的利益，但问题还是问题，没有被解决。这场没有以理解为基础的讨论后，每个人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问题。许晓平出行会避开暑假，她的好友则自备录音笔，「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也不会去忍受，可以留存证据。」作为母亲的莲子，将回老家的次数改为一年一次，出行也尽量自驾。至于列车员陈薇，随时随地都开记录仪，每站增加两趟巡视。即便如此，只要发现车厢里有哭闹的小孩，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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