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教训了高铁上的熊孩子,才发现网上的爽文是假的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28岁的许晓平开始恐惧出行,确切地说,她恐惧的是噪音。在她的回忆中,坐高铁动车九成的概率会遇上哭闹的小孩。上车一看到小孩,她就劝自己,“万一这小孩之后吵闹,尽量别发脾气。”
对许晓平来说,容忍噪音,特别是小孩的尖叫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抑郁症康复不久,遇到持续的尖叫声时,头皮一阵阵发麻,浑身血液往上涌,焦虑累积,情绪一触即发。
今年六月,重庆开往成都的高铁上,许晓平还是没忍住,和两个男孩的父亲起了冲突。
那一天,许晓平几乎都在赶路,晚上六点半才坐上回程高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她本寄希望能休息一会儿。可安静的车厢里,两个男孩一直在过道里跑跳、尖叫。许晓平戴上降噪耳机,但仍然阻挡不了尖叫声的穿透力。许晓平说,她曾两次语气温和地提醒,“小朋友不要那么大声。”其中一位男孩的父亲听到后提了一嘴,“你们小声点”。没过几分钟,两个男孩挑衅似地跑到许晓平跟前喊叫,继而跑开,还回头观察她的反应。
男孩的父亲没有任何反应,许晓平被触怒了,直接对着那位父亲“开炮”,“不要让我和你在公共场合吵起来”。对方没有歉意,“小孩就这样,作为成年人应该容忍。”前排的男性,另一位男孩的父亲,回头打量她,许晓平正在气头上,“看什么看”。对方站起身,“就看你怎样?”许晓平怵了,“对方是男性,发生肢体冲突,胜算很小。”
冲突以许晓平的沉默告结。那两位父亲不依不饶:“嫌吵就去一等座。”
事实上,升级座位也不能躲避尖叫。商务座是26岁的珠珠保护自己的方式。不久前她遇到一家四口,父亲一直在打电话,两个小孩嘶喊。珠珠制止后,被那个妈妈反向输出,“小孩就这样,没办法像大人一路不讲话。”
虽然看到那位妈妈的不易,但珠珠不解,“我需要安静,他们的困扰不应该由我来买单。”至于小孩的天性,珠珠并不想探究,“父母那一辈觉得小孩要活泼可爱,接受度更高,我们这一代人甚至都不喜欢小孩,(遇上)没有礼貌的熊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去喜欢?”
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像许晓平和珠珠这样的人,受高铁噪音困扰。他们可能是一位周五下班后,经历两个小时堵车又赶高铁回家的人,也可能是一位刚经历面试失败的待业青年,又或者是饱受睡眠困扰的人。当利益被侵犯,他们发出疑问,“我为什么要忍受?”
现实中的维权往往不了了之。不满、愤怒的情绪堆积,在网络上衍生出“整顿文学”。这些帖子大多以“xx后整顿高铁熊孩子”为标题,讲述自己在高铁上以凶狠的语气警告吵闹的小孩,结局往往“大快人心”,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还是得以暴制暴,靠发疯整治世界”。
22岁的小王曾尝试复制社交媒体上的“发疯”招数。威海回上海的列车上,隔壁5岁左右的男孩连续踹凳子,哭闹喊叫,出声制止的小王却被男孩的母亲攻击,“就你觉得吵”,“你这种人不配有小孩”。
忍了一个多小时的小王模仿攻略上的内容大喊:“我有精神病,你再不管孩子,我要杀人了!”
孩子的妈妈瞬间被激怒,跳起来指着小王,“你动我家孩子试试”,接着又四处喊,“有人要杀我的小孩”。幸好列车员站在小王这边,劝告那个妈妈:“请管好自己的小孩,你为什么要让他在这里乱跑?”
即便如此,剩下的路程很煎熬,小王戴着墨镜流泪,而且全程提防,生怕对方揪她头发。
这段经历被小王分享到网上,有人诅咒她“生不出孩子”,“最好别出门”,也有人说她“吵架不熟练”、“发疯不彻底”。向来推崇“利益要靠自己争取”的小王意识到,所谓的“发疯”、“整顿”都是在扩大冲突,“网络上教人做事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
关于高铁噪音的争吵,往往最终归咎于家长的失职上。莲子曾经就是那些年轻人口中的“熊家长”。
她是一个两岁男孩的母亲。那一次,儿子一上车就开始发出笑声。莲子夫妻忙着拿零食哄,前座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回过头说,“管好自己的孩子”。丈夫没忍住,“十八个月的小孩,已经在管了”。避免冲突升级,莲子只能道歉,她心里很委屈,“我们已经在引导了,孩子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自从有了孩子,出行就低别人一等。第一次感受到歧视是半年前。一家三口回老家,火车行驶起来噪音大,孩子闹觉,几乎全程在哭,莲子和丈夫只能轮流抱着孩子去车厢连接处哄睡,但还是遭到来往乘客的白眼。
没结婚前,莲子每回坐车都会戴上眼罩、颈枕和耳机,一觉睡到终点。有了小孩,出门前要准备零食纸巾尿不湿,想好安抚的招数,提前做好连续抱哄的准备,“只要一哭闹,立刻抱走”。
莲子很无奈,她并非不管,而是管不住。在她看来,0到3岁的孩子,对情绪的控制能力几乎为零,有天生高需求的孩子,也有很乖的小孩,“这个和家长能力无关”。
从父母的视角来看,成人的世界正在对孩童露出苛刻的一面,并且形成连锁反应。有一回在地铁上,5岁儿子的手刚碰到旁边一位女性的露营箱,就遭到呵斥,“别碰我的东西”,这位妈妈很委屈,“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道歉。”
这位妈妈很不解,五岁的孩子,正是对外界好奇的阶段,认知不像成年人那样完善。但成人的世界似乎都太着急了,没有给她更多的时间去教育。
不仅如此,高铁动车上,孩子似乎就是“原罪”。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车,还没坐稳,就被列车员提醒,“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影响其他乘客”。这位妈妈很委屈,“孩子一直安静地在我怀里。”之后她一路忐忑,1岁多的孩子,车程7个小时,“确实无法保证她全程都是安静的”。
一位也经历过这种“特殊关照”的爸爸称,当对着弱势群体吹毛求疵变成所谓的正义,且误伤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时候,这种正义是很容易在社会流行的。
这种苛责,让父母们变得更加焦虑。小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孩子出门她都要小心翼翼,“如果孩子没办法全程安静怎么办?”“如果我没法应付怎么办?”有一回,7岁的老大与她隔着一节车厢,她甚至不敢张嘴换座,“就怕别人觉得我道德绑架”。
关于高铁噪音的声讨,时隔不久就会登上新闻热搜。噪音的矛头越来越在指向儿童群体,这让家长们感到委屈,“明明看剧打游戏外放、大声打电话的更多,为什么很少被讨论和抨击?”一位妈妈说。
近一年来,列车员小宁注意到,关于噪音的投诉变得多起来,儿童和老人是被投诉的主要对象。实际上,在她的观察中,车厢内的环境与前几年相比并无太大变化。
有一些噪音确实扰人,比如老年团,不仅吵闹程度远超儿童,还不接受列车员的建议。但在小宁看来,大部分关于噪音的投诉都是“小题大作”。比如,“后面有小孩踢凳子,你们也不管”,“有人一直在聊天,你们也不维持秩序”。有一次,一个第二排的女生投诉第八排的两个老人聊天,在小宁看来,老人的交谈属正常音量,但出于考核压力,她不得不去提醒老人,“声音请适当减小”。
事实上,在动车高铁的车厢里,如何定义噪音,并没有统一标准,“由乘客自身的体感来定义”。小宁说。
22岁的列车员陈薇自己制定了一套“标准”:乘客交谈声前后各两排能隐约听到,不在她的管辖范围内;如果站在车厢头尾,能听到叫声或者手机外放,那就是需要她出声制止的噪音。
但众口难调。就在不久前,成都前往郑州的动车上,陈薇多次提醒一个吵闹的小孩,直到小孩家长变脸才打住,结果,同车厢的一位大学生下车后就投诉她不作为。
陈薇透露,班组内曾做过一个投诉者画像,80%的投诉者是90后和00后。在她看来,这个年龄段以独生子女居多,维权意识强,生活环境素质偏高,对不同环境的接纳能力也就弱了。投诉增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普快逐渐被淘汰之后,不同需求、收入水平的人被挤压到同一个公共空间,矛盾也随之产生。
按照规定,列车员接到投诉后必须马上处理,事后投诉甚至没有给列车员“改过”的机会。对列车员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几百块钱的罚款,车长要写整改报告,车队干部也要给乘客打电话道歉,“出现一个投诉,那几天会一直想要怎么办,还要连累别人,很愧疚。”
但陈薇没办法避免投诉。她负责商务、一等和二等三个车厢。高铁动车约30分钟靠站一次,每站要验票、调行李架和巡视车厢,来回至少要走12节车厢,她还要额外给商务和一等座客人发放礼品和提醒下车时间。最忙碌的时候,一趟车她要发掉648瓶水,“甚至没有多余精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为了避免被投诉,陈薇现在只要发现车厢里有哭闹的小孩,就注意观察周围乘客的表情:一旦有人皱眉了,她会赶紧上前去提醒小孩,“这也是为了让他们看到,你在做了。” 但不止一位家长表示,不喜欢列车员的这种“特殊关照”。
关于噪音的争议,陈薇的老同事们也困惑,“以前人多上不去,给人踹上去还要感谢你,现在你多看一眼,都觉得在瞪你。”在陈薇的观察里,如今高铁上的乘客似乎一上车就很疲惫,“要安静的环境做自己的事”。
经历了特快、直达到动车高铁的列车员小宁,也直观地感受到乘客需求的变化:早年把火车当位移工具,现在不仅要速度,还要环境和服务。
在这背后,小宁能隐约捕捉到社会风气的转向,“突然间,大家都开始讨厌老人和儿童,以前不这样。”在她看来,有一些噪音是合理的,比如视频外放或大声交谈的,以老年人居多,那是因为年纪大耳背。还有生病的儿童,一个到上海看病的孩子,身体不适沿途哭闹,当她向其他乘客解释时,一位中年男性反过来投诉她的不作为。
噪音的主观性、不同需求的碰撞和新一代人群特性,都使得与噪音有关的冲突升级。列车员也成为被波及的对象,小宁希望,能够推出老年人和母婴车厢,或许可以解决这个无解的难题。
事实上,瑞士和一些北欧国家已经开始沿用静音车厢和家庭车厢,甚至还在家庭车厢给小孩准备滑梯、游戏等娱乐项目。早在2020年,国内高铁试点过静音车厢,对于违反规定的旅客,先劝说,再根据需求调换车厢,但曾有乘客反映,执行力度尚不严格。
也有人反对。一些年轻的乘客表示,“通过隔离措施解决问题,社会的运行成本上升,凭什么要让我们这些没有问题的人,被迫退回一个更小的空间?”有孩子的家长也不同意,“一个孩子都要命了,一个车厢的孩子更崩溃”,或者是顾虑,“不能保证每次都能买到票,在非母婴车厢带孩子会受到更多非议。”
高速行驶的列车里,年轻乘客、孩子父母、以及列车员,在噪音这个话题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各自的利益,但问题还是问题,没有被解决。
这场没有以理解为基础的讨论后,每个人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问题。许晓平出行会避开暑假,她的好友则自备录音笔,“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也不会去忍受,可以留存证据。”作为母亲的莲子,将回老家的次数改为一年一次,出行也尽量自驾。
至于列车员陈薇,随时随地都开记录仪,每站增加两趟巡视。即便如此,只要发现车厢里有哭闹的小孩,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这个声音算大吗?要不要提醒?不提醒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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