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穷”大学：存活8年，走出172位院士
作 者：曹宇红 心理资本专家 领导力教练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一所大学”：
1937年9月，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临时组建而成，从平津一路逃亡到长沙；继而，又在炮火中辗转奔波到云南昆明、蒙自；几年后，又有一部分师生被迫迁徙到四川叙永、李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联大校舍破败、资料奇缺、师生们的生活极度贫困。
然而，西南联大却是中国教育界的“珠穆朗玛峰”：
西南联大仅仅存在了8年多（1937年11月至1946年8月），曾经就读的学生不足8000人，毕业生只有3882人。
然而，这批精英人才却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科技和文化进程：从西南联大中诞生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2位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出自西南联大。
在一个充满了高温与高压的大熔炉中， 每一块“煤炭”都会变成“钻石”。
那么，在西南联大这个“大熔炉”中，在8年多战火纷飞的历练中，一众学者学子是如何激荡交融、如何患难与共的？
校园中，“高温”与“高压”下的淬炼
在简陋而松散的西南联大校园中，“高温”与“高压”来自哪里？
一则，名师荟萃、通识雄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汇聚一堂，教授们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无言的竞争”。
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比如，钱穆和吴晗分别讲授《中国通史》；清华的闻一多和北大的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各自开讲《楚辞》。
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纷纷拿出绝活，吸引学生驻足。
这样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竞争，更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学到什么，还关乎如何思考、如何践行，正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联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最基础的课程，包括专业课程的绪论，都必须由最有名望的教授来执教。因为他们能深入浅出地讲授，把学生带入更广阔的天地中。
于是，李继侗教“普通植物学”，吴有训教“普通物理学”，王力主讲“语言学概论”，袁复礼论述“普通地质学”，陈岱孙畅谈“经济概论”，吴晗、费孝通、潘光旦、贺麟等著名教授讲授人文类的基础课。
西南联大“通识为主”的教育理念，正是由这些学术大师开启了第一道壮丽而深邃的风景。而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英文课本，则更是凝结了“通识教育”的精髓。
在课余，联大师生每周举办一次公开的学术讲座，鼓励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辩论。
二则，学风自由、百家争鸣。千里迢迢来西南联大的学生，虽有天赋，但只有浓郁而自由的学风方能激发出他们耀眼的光芒。
讲什么、如何讲、如何考评，教授们拥有极大的主动权，他们也尽可能地“因材施教”，不拘一格育人才。
比如，闻一多先生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他把自己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讲的有声有色。
上课时，不仅文学院学生趋之若鹜，就连工学院同学都穿过整个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大西门，教室里真是“满坑满谷”。当年，激情四射的闻先生一人就开设了10余门课。
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新课程，密密麻麻的课程单贴满了好几面墙，蔚为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想听的课程，那真是知识的海洋、学术的群峰。
联大8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开设了1600多门课。本科生的教育，完全是研究生的教育风格，学习和生活都很自由，你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因此，学生们在学业上有很强的内驱力。
三则，考评严格、严进严出。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宽要求。
1944年，从江西老家逃难到昆明的潘际銮以云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可一进西南联大就考了个不及格，这让他不得不拿出一万个努力来发奋图强。
理工学院的考试制度，如周考、月考、期考等，执行得毫不含糊。在西南联大最严苛的工科院，只要数学和物理一考试，经常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过不了关；在西南联大，成绩59.9分与0分相同，没有补考，只能重修。
1948年，整个航空系30多个学生中，只有10人毕业。
战时的西南联大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子。比如，李政道在浙江大学读完一年级之后，在恩师东星北的建议下插班考入西南联大。
物理学教授吴大猷给李政道列出了不少读物和习题，发现他都敏捷地完成了，立即破格让他选修高年级的课程。
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报考西南联大落榜，龙主席让秘书找梅贻琦校长说情，被婉拒。
龙主席郁闷之际，他的秘书告诉他，梅校长的小女儿梅祖芬这次也没考上。龙云听后默不做声，不由得心生敬意。
校园外，患难与共的凝聚
在西南联大，学生和师长们拥有极多的交汇点：
一起行军，穿山越岭；一起兼差，养家糊口；一起“跑警报”，在山洞里笑着接对联，有人出上联“闻声而动”，马上有人对下联“入土为安”；一起学习，不论学校、茶馆还是老师家里，经常泡在一处。
这种浸泡，既能精进学问、孕育智慧，更能激发人性的光辉。
在“湘黔滇旅行团”开始几天的行军中，许多学生磨破了脚，校医教大家把针烧红了消毒，从水泡中间穿过去，再留一点线头在水泡上，以免再起。
每天，都有不少人嘶嘶地吸着气挑破水泡，还有一些同学互相帮着“穿针引线”，实在是疼，自己下不了手啊！
行军路上，身体瘦弱的闻一多教授要么照顾同学，要么指导学生搜集当地的民歌、民谣，他鼓励大家：“我们学屈原的‘离骚’，就要走他流亡的路。”
物理学教授吴大猷的夫人常年患病，学校让他不必去学校上课，让学生们来他家里求学。
于是，学生们就带些菜去吴老师家里，一边学习交流、一边做饭、吃饭。有时候师母病了，学生们立刻背着她去医院。
近距离的言传身教，学子们既能真切地看到老师是如何生活、如何做学问、如何面对困境的，也能在开放平等的争论中汲取真知。
与抗战前相比，1942年底，昆明的物价上涨了156倍；到1943年，上涨了404倍，而在此期间，教职员工们的薪水只涨了十多倍。
为此，梅贻琦校长与“教授评议会”商议，决定设立“清华服务社”，利用清华人才和技术优势，开展社会化服务，创造经济价值。
服务社下设机械工程部、应用化学部、电机工程部、土木工程部、矿冶工程部、无线电工程部、理化部、农业部等八个业务部门、细分为33个组。
服务社的业务很广泛：给驻滇美军建房屋、造家具、生产造冰机，提供机械设备、管道器材；为昆明市民生产紧缺的电灯泡、收音机电子管等等。
清华服务社的各项业务生意兴隆，仅开办半年，就盈余约200万元。每逢端午节和中秋节，服务社都会“一视同仁”地给联大教职员工发放福利费。
梅校长专门召集师生发表讲话：以前，我们提倡“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现在，我要说“兼差不忘读书，读书之余可以兼差”。
于是，学子们轰轰烈烈地利用所学、所长开展了各种兼差：去报馆跑外勤、去电影院做翻译或广告员、在机关里当秘书的、在大街上售卖报纸的；那时，昆明各所中学的教职几乎全被联大师生包揽了。
此外，联大还专门为昆明当地创建了十几所中学，以及师范学院。此外，学校组织了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比如，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机械系和电机系学生到了大三之后，经常前往兵工厂、飞机制造厂和发电厂，直接服务于抗战需要。
社会学系把学生送到滇西的偏僻乡村，调查当地的人口结构、医疗卫生水平和社会需求，让学生在完成论文的同时更了解自己的祖国。
校园与民间相连，“凌云志”与“烟火气”相互激荡，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不仅仅是在象牙塔中学习、做学问，更是直面自己的穷苦、民间的疾苦、抗战的责任，将学业、教育事业延展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中。
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结更务实、更深厚！
生活中，相濡以沫的扶助
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和学子这样一批天之骄子，从平津的优渥环境，流亡到偏僻的西南边陲，不仅在校园中钻研学问，在陋室中毗邻而居，而且在炮火中一起“跑警报”，在窘困中“讨生计”，在闲暇时“泡茶馆”“办沙龙”，苦中作乐。
这种血泪相融的氛围，激发了每一个人的情感和智慧。
在昆明，警报一响，住在“靛花巷”一楼的史学家傅斯年立即奔上三楼，将几乎失明的陈寅恪先生搀扶下来，一路护送进防空洞。
在联大课堂上，师生们听得警报声，立即收拾好课本，三五成群地奔向城郊的树林和山坡；在躲避轰炸期间，大家要么围坐着交流学问、要么独自一人看书、写稿，要么凑在一起打桥牌。
一天，日本飞机扔下大批炸弹，把师生们藏身的防空洞震塌了，数学教授华罗庚被埋了大半截，大家硬是用手抠了两三个小时，才把他救出来。
华罗庚的眼镜没了，大褂扯掉了后半截，耳朵也震出了血，一段时间里失聪了。
回去一看，家也被炸没了，于是就出现了闻一多救助华罗庚一家，两家人隔帘而居的情景，“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又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后，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搬到昆明城东的呈贡，由他创办的 “社会学研究室”也搬到了当地的“魁星阁”。
“只有一些老书，是研究人员在学生时代积攒起来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必须自己做饭和打水，没有秘书，就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一页纸一页纸地油印。当我们去做田野调查时，不得不步行几十里山，有时连着几天翻山越岭。”
费老后来感慨道：“如果没有这次轰炸，我们的研究室不会搬到乡下，大家也不会将工作和生活连成一片。”
龙院村“惠家大院”，先后入住过西南联大的14家教授。
其中，赵忠尧、杨武之、吴有训三家人混杂着住在一起，“上楼，我就穿过吴伯伯家，然后穿过杨伯伯家吃饭的地方；再穿过他们家卧室，最后才到了我们家。”
如此密集地挤在一处，大家笑称为“交叉邻居”。即便在拥如此拥挤的地方，家长们还用木板隔了一个小屋子，成为孩子们的小图书馆。
据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回忆，教授们的月薪无法维持全月的生活。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她们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有的做食品，做好后拿出去卖。
韩夫人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好，只能帮助做围巾穗子，后来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卖。赵先生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售。”
在人间苦难、人情冷暖的磋磨中，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亲近，彼此更加信任，进而形成了浓厚的亲情，培育出了一批批品格卓越、才华出众的精英。
在8年多的岁月中，在西南联大这个“大熔炉”中，既有学术上的高温与高压——大师云集、百家争鸣，学术自由、严进严出；又有生活中的相濡以沫、感同身受的民间疾苦、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真可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一座大熔炉，粹炼出了一大批英才人杰，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原标题为《熔炉——西南联大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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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十一
编辑 | 十一 主编 | 孙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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