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狠招！
作 者：微澜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战争”永不落幕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夜晚，历史又常在一夜间被改写。
1991年1月17日凌晨，当伊拉克整个国家还处于睡梦之中，第一批美国F-117隐形轰炸机从沙特阿拉伯空军基地起飞，黑色机身迅速消失在黑暗的沙漠天空中。
它们的目标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
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从未打过一场大规模战争，现在它在沙特阿拉伯北部边境沿线有几十万名士兵，上万辆坦克等待突袭，数百艘军舰驻扎在海上，他们的枪支和导弹瞄准了伊拉克。
领导此次战争的是美国的施瓦茨科夫将军，其先后在越南战争中服役过两次。
其中，巴格达拉希德街上12层高的电话交换大楼是唯一被施瓦茨科夫认为重要到需要两架F-117攻击的目标——施瓦茨科夫的战争计划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能否彻底摧毁这栋电话交换大楼，同时摧毁部分伊拉克的通信基础设施。
两架飞机瞄准电话交换大楼，释放了两千磅重的激光制导“宝石路”炸弹，炸穿了大楼并将其点燃，随后CNN驻巴格达记者的电视转播突然中断，美国的空军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116枚“战斧”巡航导弹从近海军舰发射，击中了巴格达及其周围的目标。
战争一触即发，“海湾战争”正式打响。
这场战争可能大部分人都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军队能取得最终胜利，但几乎所有人都对胜利的过程出乎意料。
42天，用了42天的时间，其中，地面战役更是只用了100个小时，美国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要知道，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刚打赢“两伊战争”不久，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从纸面实力上看，伊拉克正规军加上预备役部队超120万，伊拉克陆军有5000多辆主战坦克，8000多辆装甲车，大口径火炮3500门，空军装备700多架战机，还有大量从欧洲进口的先进导弹。
但纸面实力终究是纸面实力，不然拥有超300万兵力和绵延数百公里的马奇诺防线的法国，也不会不到一个月，就让德国的钢铁洪流攻占巴黎；同样的，几乎全面苏（机）械化的伊拉克也不会被美国打出100：1（10万伤亡：数千伤亡）的战损比。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如此轻松地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事实上，你可以把海湾战争理解成现实微缩版的“三体”文明降维打击：
三体文明用一个“水滴”探测器消灭了人类的近2000艘恒星级战舰，美国也用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技术打出了一场摧枯拉朽的战役。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中总结的四个要点，某种程度上就已经预示了海湾战争的走向：
在海湾战争中，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美国袭击巴格达电话交换大楼的“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采用了与1972年美国摧毁越南清化大桥的第一代“宝石路”炸弹相同的基本系统设计。
这些炸弹由几个晶体管、一个激光传感器和一对绑在旧“笨弹”上的机翼组成。
但不同的是，海湾战争期间的“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经过多次迭代更新后，使用激光制导炸弹的飞机击中的目标数，是没有制导炸弹的同类飞机的13倍。
海湾战争的胜利，无疑在全世界都引发了轩然大波——如同马克沁重机枪开创了自动机械的先河，使战争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芯片循着摩尔定律进行指数级的爆炸发展，也将再次改变世界军事、经济乃至政治的格局。
除了美国，苏联、日本、中国，这些国家也在这场永不落幕的“芯片战争”中，轮番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大戏……
而故事第一幕的主角正是美国和苏联，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世界的“一极”美国利用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在伊拉克势如破竹之时，世界的另一极——苏联在干嘛？
苏联被美国骗了？
如果你将芯片战争比作是一个“勇者斗恶龙”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一定是一个悲剧。因为美国是那条“恶龙”的话，在几十年的“芯片战争”中，所有发起挑战的勇者都以失败告终，他们有的死去，有的选择与“恶龙”为伍。
1993年，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俄罗斯海军司令在乌克兰总理的陪同下来到黑海造船厂，咨询厂长马卡洛夫怎样才能完成“瓦良格号”（“辽宁号航空母舰”前身），马卡洛夫说“她不可能再完工了”。
大家问道：“若要将舰船完工，工厂需要什么？”
马卡洛夫回答道：“我需要苏联，需要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需要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需要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总之，我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她。”
只是马卡洛夫口中的那个“伟大的国家”，在海湾战争的同一年（1991年）年底，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后，就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评价到：
一个如此强大的帝国，竟然消失得如此安静且迅速，可以说是史上罕见。
罕见归罕见，但这个大国的落幕又何尝没有征兆。
时间回到一年前，1990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前往美国硅谷进行正式访问，硅谷的科技大亨们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盛宴。
大卫·帕卡德（惠普联合创始人，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联合创始人）坐在戈尔巴乔夫身旁，一边喝酒一边吃饭。
戈尔巴乔夫毫不掩饰自己选择访问加利福尼亚州湾区的缘由，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提到：
“明日的思想和技术诞生于加利福尼亚。”
当戈尔巴乔夫在参观斯坦福大学时，他与校园里的人们击掌致意，他对着他们说：“冷战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为谁赢了而争吵。”
或许，苏联的火箭还和以往一样强大，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但其半导体生产无法跟上，计算机工业落后，通信和监控技术落后，如果爆发战争，这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那么反过来说，为什么苏联最终没能造出能够与美国相较高下的半导体芯片？
《芯片战争》作者克里斯·米勒指出苏联失败的原因有三点：
1. 政治过度干预；2. 过度依赖军事客户；3. 苏联缺乏国际供应链。
如何理解这三点？
我们可以将苏联半导体的发展历程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并在这两个阶段中进行分析。
事实上，在电子产业起步之初，苏联完全不惧美国，甚至一度领先。
1946年，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其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但苏联紧随其后，在1950年就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且故障率更低。
并且，在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但同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
可以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并且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加上政府的重点拨款，苏联还有一定的资源禀赋。
但可能也正是成也萧何，败于也萧何。
就像文章开篇所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同样的，科研也可以成为政治（冷战）的一部分。
在1958年，基于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假想，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
但其实这一决定也非赫鲁晓夫一人之决断，而是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后做出来的。
那么苏联专家们为什么会达成这种普遍共识？
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利用国家力量催熟了电子管产业，此时的苏联电子管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合体”，数十个工厂、研究所，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和工人都依托于这个产业。
这意味着它拥有着“自我逻辑”，来驾驭、主导甚至“劫持”科技路线：制定国家半导体发展路线时，总需要考虑电子管行业的利益，一旦动了电子管行业的奶酪，就会产生很大的沉没成本，而这又不得不使得国家在半导体发展路径上或主动或被动让步。
或许电子管小型化是个死胡同，但它一定是一个能保住所有人铁饭碗的死胡同。
那既然花钱的是国家，那就大家一起坐在马车上闭上眼睛朝着死胡同开咯。
事实上，美国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提出了电子管技术路线，但不同的是，无论是美国官方科研机构、还是美国政府，他们可以进行引导，但却不能决定技术路线的最终走向。
因为最终是由“市场”说了算，这个“市场”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思维模式，即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足够经济的事情。
显然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在刚刚起步的晶体管这一新领域，科研人员更容易取得成就和荣誉；
投资人和企业一旦降低技术成本，将创造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市场，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
大众消费者也乐于用脚投票，享受更多由新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和舒适。
哪怕是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时期，也选择了采用晶体管技术的炸弹，无他，命中率更高、故障率更低、成本更低、以及操作更简单，这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
要知道，军事领域内的也不一定先进，也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也正是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选择，美国和苏联在半导体的发展上产生了巨大的分野：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推动了芯片需求。
民用半导体市场为半导体供应链的专业化提供了资金，创造了从使用超纯硅片到光刻设备的先进光学部件的各种专业公司。
最终，美国硅谷与冷战盟友们，建立了一种超高效的全球化分工——日本主导了存储芯片的生产，美国生产了大部分微处理器，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以及荷兰的阿斯麦则分割了光刻设备的市场，东南亚的工人完成了大部分最终装配，而苏联却是一条路走到黑。
直到越南战争期间，苏联情报部门获取到美国导弹的实测数据后，才猛然惊醒（苏联最悲观的估计是，如果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第一次核打击，这可能使苏联98%的洲际弹道导弹失效或被摧毁），承认晶体管技术的先进性。
而此时，苏联半导体的发展进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复制”策略。
就像曾经的核技术一样，苏联通过情报搜集，成功研发出核武器，实现了和美国在核领域的平起平坐，最终构建起了世界的两极，而在芯片领域，苏联也试图通过这种策略再一次追赶。
最典型的一个事件是：当时负责苏联微电子的官员亚历山大·肖金，要求苏联半导体科学家马林将偷偷从美国带回来的TI的SN-51芯片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进行复制，一一对应，不能有任何偏差。
但实际上，苏联的“复制”策略最终只使美国受益。
198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微处理器进行了研究，发现苏联生产了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芯片的复制品，这些产品像钟表一样准确，苏联总是落后五年。
并且这“落后的五年”也将在摩尔定律的基础上伴随着时间的演进差距越拉越大，直到1991年，苏联“轰然”解体才宣告落幕。
而显然苏联的继任者，俄罗斯要把这个苦果吞咽下去。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芯片工厂最终沦落到为当地的麦当劳欢乐餐玩具生产小芯片；
30年后，俄乌战争爆发后，受限于芯片技术的落后，俄罗斯还依旧沿用着苏联在“布拉格之春”的战略——“特种兵突袭机场+空降兵占领首都+地面部队装甲突击”三板斧，最终导致“闪电突击战”失败，而这带给俄罗斯的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是的，冷战结束了，硅谷赢了，美国赢了。
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
美国说，不！
在1989年日本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书的两个作者的来历都不小，一个是搞过“众筹钓鱼岛”的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另一个是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
1989年的日本具备以下特征：出口贸易繁荣，对美摩擦不断，资产价格疯涨，民族主义泛滥。
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甚至在公开场合讲过辱美笑话：
因为日元升值，驻日美军基地的大兵没钱和日本姑娘约会，只能在军营里互传艾滋病。
到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种场景着实有点难以想象，但这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实。
而这背后的底气，正是日本当时强大的综合国力给予的：
在1988年，日本GDP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而当时的中国GDP仅有3123亿美元，日本GDP几乎是中国的10倍，到了1995年，日本经济总量更是高达5.55万亿，占美国GDP比重超72%，雄踞全球第二，也相当于排名全球第三到第五名的德法英三国之和。
尽管其中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因素，但不可否认日本在许多方面的发展已经对美国形成了实质性威胁。
就拿半导体行业来说，在1986年，全球前10大半导体企业中，有6家来自日本，前三名更是被东芝、日电、日立垄断。以索尼、松下等为首的日本电子企业更是在全球范围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日本半导体行业，乃至整个国家能够在二战战败后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整个地缘政治格局中其所处的关键位置。
另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助力。在1976~1979年间日本政府启动了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联合研发项目，政府出资290亿日元，日立、日本电气（NEC）、富士通、三菱、东芝五大公司共同出资440亿日元，整合了全国政、产、学、研各界资源集中攻关，提前于美国研制出64K至256KDRAM芯片，实现了相对于美国的赶超。
可以说，在“芯片战争”中，日本比苏联走得要远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敢于说出“假如日本把芯片卖给苏联而不是美国，美苏军事力量会很快失去平衡”的话。
但是日本的半导体行业为什么还是走向了衰落？或者说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落败？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美国的套路
如果说商业竞争是一套双方达成共识的框架下的较量，那么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对手几乎不会考虑任何的规则和限制，而是会不择手段地完成自己的战略目的。
美国过去对付日本的手段，你如果仔细去了解，会发现有着惊人的熟悉感：
在1981年11月，美国一家叫做格林马的公司曾承诺帮助日立公司的员工获取工业机密。但实际上格林马是一家幌子公司，其雇员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随后日立相关员工被逮捕。
同样，在1985年，东芝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禁令，以35亿日元的高价，向苏联出售了4部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让美国海军失去了探测苏联潜艇水声的优势。借着这事，美国逮捕了东芝相关高管，更是对东芝进行了制裁。
另外在长期贸易摩擦中，美国更是将“301条款”（美国基于国内法对外国损害其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制裁的条款
二、日本企业内生动力不足
上文提到过，在1976年~1979年间日本政府启动的VLSI联合研发项目，带动了日本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为参与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工艺能力基础，包括专利技术的共享等，也提升了日本半导体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但随后日本大多数半导体企业未能利用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创新。
比如，在1981年，东芝一位名叫Fujio
Masuoka的中级工厂经理于发明了一种新型存储器，与DRAM芯片不同，它可以在断电后继续“记忆”数据。但东芝忽视了这一发明，最后是英特尔将这种新型存储芯片（通常称为“闪存”或NAND）推向了市场。
内生动力不足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日本半导体企业对下游需求和商业模式的更迭缺乏敏感性，以致于错过了整个PC互联网时代以及分工式产业模式的转变。
前者创造了IBM、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这些企业，后者则推动了台积电、台联电等优秀的晶圆厂代工制造企业的应运而生。
而相反，美国反倒像之前的日本一样，来了一场大联合行动。
1987年美国政府联合英特尔为首的13家半导体企业启动了SEMATECH计划，这一计划帮助了美国半导体产业在1995年重回世界第一。
抛开美日贸易战的视角，单从美国内部视角来看，这可能也是美国值得学习的地方：
一个强大的政府，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国家在成长，整个社会和市场也在不断发展。
而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安迪·格鲁夫（英特尔创始人）、比尔·盖茨、乔布斯和马斯克这样的人物，成就爱因斯坦、费曼这样的科学家，培育出硅谷、好莱坞以及百老汇这样的地方，其国家能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下实现倍数级提高。
三、韩国、荷兰、中国台湾等步步“蚕食”
在1991年，NHK上映了6集纪录片《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这部纪录片后面整合成了4卷图书，上卷开篇的一句话便是，继汽车之后，电子产业成为了日本赚取外汇的又一大得力干将。
只可惜这一得力干将没坚持多久，就被其它国家和地区取而代之了。
作为一个具有“颠覆式创新”特点的行业，电子产业核心技术不断变化，技术迭代速度极快，性能和成本会随着技术迭代指数级上升与下降。
一旦你停下脚步，就意味着退步。比如日本面板产业，1994年日本液晶面板产量占全球的95%，但由于日本企业在大尺寸面板上的投资畏首畏尾，没有升级产线，最终在两年后被逆周期投资的韩国超越。
同样，在光刻机之战中，由于开发新光刻设备需要巨大成本的原因，这将推动整个行业的集中，最后只有一家或两家公司主宰整个市场。也正是随着光刻机的开发迭代，日本光刻巨头尼康和佳能最终大幅度落后于ASML和台积电这对合作伙伴。
而单纯从创新角度来看，日本的半导体发展也有三个教训需要我们注意：
第一，亚洲模式，即政府主导、投资拉动，认准一个方向猛干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也许它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在高科技行业更需要企业内部的自生动力和市场生态的支持
第二，在旧领域跟人家拼物美价廉，没有太大前途。要发展归根结底只能靠创新，而创新可以是硬科技也可以是像索尼那样搞应用。
第三，创新的确需要政府扶植，但政府扶植的原则必须是腾笼换鸟，而不是保护落后产能。要扶植有创新想法和最新技术的新公司，而不是去拯救那些走向穷途末路的旧公司。
时间来到1993年，当时盛田昭夫中风，引发了严重的健康问题。此后，他退出了公众视野，在夏威夷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间，直到1999年去世。
而石原慎太郎一直坚持认为，日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在1994年，他出版了《亚洲可以说“不”》，几年后，他又出版了《日本可以再次说“不”》。
在20世纪80年代，他预测芯片将塑造军事平衡并定义技术未来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些芯片将在日本制造却最终是错误的。
面对美国的复苏，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将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萎缩。日本挑战美国霸权的技术基础开始崩溃。
但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在经历了日本泡沫经济危机之后，此时石原慎太郎的观点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振奋人心”了。
到了2010年前后，日本电子产业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一是终端产品溃败，夏普电视、东芝空调、索尼手机基本都销声匿迹；二是上游的面板、DRAM、芯片制造等零部件产业被中韩瓜分。只有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等少数高附加值环节守住了。
在《原则》中，达里欧说：“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历程无疑是一面镜子，从镜子中我们能够回溯历史，并从中照见自我。
在华为Mate 60 pro刚面世的不久时，当大众都处于狂欢之时，有一个网友理性的“浇凉水”评论颇值得我们去思考：
“中国既没有一个像七、八十年代索尼、东芝、日立那样在全世界深入人心的半导体公司，目前也还没有在任何芯片领域对美国取得领先。说白了，我们的很多技术实力还不如当年的日本，那我们又凭什么沾沾自喜呢？”
“封杀”中国，美国有何图谋？
再把视角拉回到中国来看。
事实上，如果与日本对比，中国要打的这场“芯片战争”，从半导体产业的角度来看，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据。
回顾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前三十年是美国独领风骚，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承接了来自硅谷的技术外溢和产业转移，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当前半导体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迅速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
时代飞速发展，车轮滚滚向前，这个过程，我们注定错失太多的风景，留下诸多的遗憾。
当我们回顾这几十年里走过的历程，已经错失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山头，都插满了旗帜。
当中国大陆进入到半导体产业链环节中，留给中国大陆的可能只有产业微笑曲线的最底部环节：
一个典型的芯片可能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以色列的一个工程师团队，使用美国的设计软件，采用日本软银旗下英国Arm公司的IP（知识产权）来设计；
设计完成后，它被送到中国台湾的一家工厂，该工厂从日本购买超纯硅片和专用气体，采用世界上最精密的，并且可以蚀刻、沉积和测量几层原子厚的加工设备来制造；
这些加工设备主要由五家公司生产，一家荷兰公司、一家日本公司和三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没有这些公司的设备，人们基本上不可能制造出先进的芯片。
然后，芯片通常在东南亚进行封装和测试；
最后被送往中国大陆组装成手机或电脑。
这还不像过去的日本，最开始的竞争对手只有美国，中国相当于是一个无门无派的侠客，刚进入江湖，就需要跟以美国为“盟主”的江湖各大门派都过上几招，一个不小心就有危险。
而这其中，“盟主”的态度自然是最有意思。
有人认为美国近几年与中国的一些贸易冲突、产业转移，是逆全球化，但反过来说，美国所做的到底是逆全球化，还是试图打造一个没有中国的高端产业链？
此前，外媒圈有名的中国报道记者Alex Palmer在NYT上发表了一篇阐述美国芯片封锁的文章，直接将其本质写在了标题上：这是一种战争行为（An Act of War）。
在文章中，一位受访者更是露骨地表示：“我们不仅不会允许中国在技术上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还将积极扭转他们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芯片禁令“本质上是为了根除中国整个先进技术生态系统”。
但将中国排除在产业链之外，真的能成功吗？
如果从制作一台光刻机的流程来看，似乎美国做到了。EUV光刻机对华全面限售，已经成为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最致命的卡脖子事件。
米勒在《芯片战争》一书提到，根据计算，中国要独立掌握完整的EUV光刻机制造工艺，至少要十年的时间，成本将远超一万亿美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独立地生产出457329个光源零部组件，日本不行、美国也不行，在高科技领域，全球化协同仍然是不可逆转。
但是，我们从半导体产业的角度跳到一个更大的视角，就会发现中国有更多的确定性：
首先，统一大市场。中国拥有14亿人组成的统一大市场。这放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并且此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GDP1.25万美元，单中国内部就藏着很大的空间。
与日本相比，中国无论是在国土面积上（比如那怕是没有丝毫价值的沙漠，也可以转换成光能），还是其它的资源禀赋上，都有日本过去无法比拟的优势，而这些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
第二，成体系的供应链。与苏联的重工业极其发达，轻工业极其落后不同，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且完全嵌入到了整个全球化的体系，而这是当前难以被其它国家复制的，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印度或者墨西哥。
第三，一批有深刻信仰和远大理想的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正不断地登上时代的舞台。放眼世界，中国很多企业家和创业者的努力和韧性都是无出其右的，而当这些以技术为纲、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得以大放光芒时，只会带来更多的可能。
而这些都意味着在当前的全球化阶段，中国不仅在许多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扮演着越来越多的重要角色，也为整个高技术提供了巨大的需求。除非美国能迅速在其它国家找到比中国规模更大、且更具专业化的替代劳动，否则美国想要打造一个没有中国的高端产业链是不太现实的。
同样的，一些数据和事实也在证明着这种确定性。
从2022年的数据来看整个全球芯片市场的规模为5740亿美元，而在具体的市场份额中，美国企业一共拿下了全球48%的市场，其次是韩国19%，之后是日本9%、欧洲9%、中国台湾8%，中国大陆7%。
而截至2023年上半年，中国累积进口集成电路数量为2277亿颗，同比减少了516亿颗，下降幅度达18.5%，芯片进口金额为1630亿美元，同比减少333亿美元，下降17%。
据IDC数据显示，2023年第二季度，国内前五大智能手机厂商按排名先后分别是OPPO、Vivo、荣耀、苹果、小米和华为（并列第五）。其中，仅有苹果和华为二季度销量实现了同比增长，苹果销量同比增长6.1%，华为销量同比增长76.1%。
香港《南华早报》在7月底就曾报道，英特尔就与深圳达成合作，建立了新的芯片创新中心以加深关系。
尽管华盛顿对半导体企业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减少与中国的交易，但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仍将通过在深圳设立一个新的创新中心，来加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这个中心旨在帮助中国国内的初创企业。
ASML总裁温克宁也曾在媒体前公开表态，“就算将光刻机图纸拿给中国人，中国人也制造不出先进的光刻机。”
但在今年9月份，温克宁在采访中谈到荷兰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时，又改口道，“中国有14亿人，而且聪明人很多。他们能想到我们未想到的解决方案，出口管制只会迫使他们提升创新能力。”
同样的，英伟达CEO黄仁勋此前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指出，中国是科技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如果不能从美国采购到芯片，那么他们只会自己生产，而这将对美国科技造成“巨大损害”。
华为Mate 60 pro的面市也无疑在不断验证着这一过程：
1. 验证了在高度受限状态下抱团科技攻关的有效性，打通产业链的研发和生产部分，以及最重要的，获得市场的认可，形成商业循环；
2. 在生产设备有较大技术代差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技术演进缩短了产品的技术代差，展示技术潜力；
3. 最为重要的：利用现有资源大规模生产中高端制程半导体产品，可以直接冲击海外竞对的现金流和研发规划。尖端制程的研发经费其实是成熟的中端和中高端制程产品来提供的，冲击成熟竞品的现金流，其实就是在抑制尖端制程的研发。
该部分内容引用自文章《轻舟已过，前路仍艰——对Mate 60的一些简单看法》
结语：中国不需要说不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会押韵。
——马克·吐温
江湖从来都不只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当世界尚处美苏争霸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几乎没有相互渗透的经济往来，而美国与日本这位盟友之间也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冲突，所以美国对苏联和日本的“芯片战争”，显得更加纯粹。
一个是由美国政治利益群体所主导并获得了美国商界支持，另一个则是由美国商业利益群体所主导并获得了美国政界支持。
但到了今天，由美国这位盟主基于地缘政治战略诉求，强推并由其盟友跟进的“供应链去中化”策略，既有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同样整个产业联盟内部也有许多“不同意愿”。
不但各国/地区之间非铁板一块，在美国内部，也同样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博弈，并且这一问题除非在地缘政治冲突上出现重大变化，否则将会一直存在。
而这正是中国在整个半导体产业中成功突围的机会所在。
客观上来讲，“修昔底德陷阱”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五百年的时间里，15次大国崛起，其中有11次引发了战争。
这一次，避免战争的希望在于中华文明独有的和平和包容的传统，以及那种超常的耐心和智慧。
这其中，需要中国展现出超出美国的综合国力，才能让只相信现实主义的美国政客彻底放弃发动战争的冲动。
人类的希望在于将大国竞争从国际象棋变成中国围棋，用对“势”的争夺代替血腥的杀戮。
在这个过程，需要意识到的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认清了这一点，并将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变得少少的，才是中国在长期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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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沈望望
编辑 | 星辰 轮值主编 | 孙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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