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父亲和他的农民儿子 | 人间

2023年3月，我回乡祭祖。族人不论之前是否亲近，皆郑重其事，提早备齐三牲酒礼支持我。我尚在途中，便接到亲戚电话，“我们晓得你这几年不快活，肯回来让叔伯婶娘看看，我们欢喜，尤其八十多岁的田爷爷，问了好几次。”

村里人都知道，田爷爷曾是显赫的将军之子，后来家道中落，和大多数人一样，成了贫苦农民。他大半辈子都在做苦力，儿时我见他打井、修河堤、挑重担，总是喜笑颜开、毫无怨言。偶尔有人当众提及田爷爷出生于南京，曾被蒋宋美龄抱过，他也不曾停下手中的活计，只是怡然自若道：“是有那么回事，大人都喜欢抱小孩嘛。”

田爷爷与我的祖父、姑奶奶是几十年的老友。我祖父一辈子深居简出，与村里人并不亲近，平日里也极少串门。我从小便知，若是在家里和学校都找不到祖父，那他一定是在田爷爷家，两位老人或谈笑风生，或拉二胡，或看书。有时祖父什么也不做，只是在田爷爷家的竹椅上小憩片刻便回。

村里人都说我祖父是“冷面少爷”，即便作为他最疼爱的孙辈，我也少见他开笑脸。只有在田爷爷家，我才感觉祖父是一个“有人味的可爱老头”。为此我问过祖父：“田爷爷家是否有什么法宝？”

祖父的回答意味深长，“谓贤者之交谊，平淡如水，不尚虚华。”怕我听不懂，又补充道，“与君子打交道，勿用设防，不耗心神。”

后来，祖父预感自己时日无多，还特意交代我：“田爷爷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我不愿你有事去烦他，搅扰了我们的清凉。”祖父去世后，我一见到田爷爷就忍不住想哭，他总会刻意弯腰紧握我的手说：“我不担心你，几好的苗子，不用担心的。田爷爷是没本事的人，只能对你说几句没用的话。”

自从我去镇上读初中后，我和田爷爷见得更少了。后来上大学，我们在村里遇见过一次，田爷爷笑容满面，对我看了又看，“我说过的，你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强多了，这是你爷爷的福气。”

这几年，我的姑奶奶总是会想起一些旧友。时至今日，她仍叮嘱我：“回村的话，替我去看看你田爷爷。”

这次回乡，得知田爷爷在等，快到村口时，我便将车停在路旁，决定步行进村。前来接我的乡亲中有人调侃：“是不是没有开豪车，怕村里人笑话？放心，就算骑电动车，你也是挺好的。”只有一些老人明白我的想法，他们说：“是该如此，我们领你一同步行回村，车子待会来开。”

那日阴雨连绵，春寒水凉，当我冒着冷风着走到老槽门口时，田爷爷已站在路旁等候了，他没有打伞，花白的头发上挂满了小水珠，见到我时，赶忙紧握我的双手道：“后生可畏，故人风范犹存，你们几个年轻人身上的魅力真是令人——着迷啊！”

我知晓田爷爷在夸我时，兴许也是想起另外两位一百多年前的年轻人了：他的父亲田先生，以及我曾祖父德秀公。他们在意气风发的年纪，舍家为国，视死如归，不易其心。身上的魅力，不知令多少同辈与晚辈着迷。

一百多年前，我们村就有蔡、田两大姓，他们一同从外面搬迁至此，一向井水不犯河水，轻易不干涉对方家族内部事务。

田先生生于一个落魄地主之家，他勉强上了三年私塾后，家里再无力负担。田氏族人不如蔡氏重视教育，所以即便他天资过人，亦无人出资提携。对于田先生无书可读的境遇，蔡氏族人只有惋惜。好在田先生从小便意志坚定，笃志好学，虽无法继续入私塾，却不放弃求知，他借书自学，向人求教。

当时，村里最有学问的人是我的曾祖父，他是国内首批新学师范生，毕业后放弃清政府安排的公职，回乡当了一年郎中，家中有海量藏书。对于前来借书和求教的田先生，尽管曾祖父年长其十几岁，却是礼遇有加，有问必答，非大人对待孩童的态度。

后来，曾祖父外出参军、革命，对田先生仍多有记挂，常吩咐家人，但凡田先生前来借书，孤本亦不吝，而在此之前，曾祖父的书是概不外借的。每逢曾祖父还乡，他必赠予田先生各类书籍，还会推掉宴请，专门与田先生交谈半日，为其答疑解惑。田先生亦视曾祖父为师长，举止谦恭有礼。

那时节，曾祖父是阔少爷，在家中万事不愁；而田先生则要干农活，只能忙里偷闲看书。相传，有次他上山砍柴，左手拿书，右手握刀，注意力全在书本上，一不留神，脚底打滑从山上滚了下去。他身上伤痕无数，书却被他捧在怀里，除了封面皱了点，完好无损。

有大人笑话田先生：“难不成几张纸比命还重要？”

田先生不假思索道：“我思虑甚少，只记挂还有几篇文章未曾读完，所谓‘朝闻道，夕可死矣'，道从何来？又去何处？存于书，传于人，几张纸有时确实比命还重要，几千年华夏文明皆存于书。” 

彼时，田先生只有十一岁。

一年后，田先生因颖悟绝伦，文采斐然，被一所私立学堂聘为教书先生。当众人夸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终于可以扔掉锄头、柴刀时，田先生也没有晕头转向，“万般皆平等，读书不负人，才是对的，我没觉得扔掉锄头、柴刀便算一朝得势。我的锄头和柴刀暂放家中，那是耕夫的立命之本。”

为避免固步自封，田先生白天教书，晚上仍挑灯夜读。

不同于我曾祖父年轻时的叛逆不羁，与父母争得面红耳赤，田先生性情温和内敛，对母亲毕恭毕敬。他父亲去世后，母亲靠纺线养活他们兄弟三人，所以即便他志存高远，也是商量着与母亲说：“孩儿二十岁之前，哪儿也不去，就守在您身边。待我二十岁以后，还望您允许我去外面走一圈，若我尚有一口气在，定当归来侍奉母亲大人。”

老太太是明理之人，对自己儿子说：“我的崽不是笼子里的鸡鸭，早上放，晚上关。他是天上的老鹰，展翅便能飞，稳当有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累了回家。”她对儿子唯一的要求便是要成家，“你今天成家，明天就能走。娘要你有个家，哪天娘不在了，至少你屋里还有人，回来有热饭吃。万一你在外边有个啥，还有人出来找你。娘怕到时候老了走不动，找不到儿子，一个人干着急，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至于兄弟，以后各有各的家，你不过是个客人，客人能住多久？你那个先生德秀哪里都好，就是家不成样。他在外面受伤，还不是家里的女人去找？”

此时，田先生十九岁，他应允母亲的请求，说家成业就并无不妥，“我本就一耕夫，不至于好高骛远，不求女方绰约多姿，端庄稳重我便有五分欢喜，初见时再多一分惦念，便是十分美好，相看两不厌，自然久长。有合适人家，您出面让媒人帮着张罗即可。”

很快，离村子十来里路的地方，有一户肖姓的人家愿与田家结亲。肖家女子读书不多，却是端庄本分的农家姑娘，对田先生也是一见倾心。

乡村里，历来不乏好事者，见人好事将近，便会鬼鬼祟祟地活动，有人跑去肖家挑拨，“有些年头了，田家依旧清贫，那谁挣得那点钱，大多补贴家用了。更何况读过书的人总是不安分，他与那德秀少爷一样，怕是要去外面大闹天宫的，弄不好命就丢了。家里的女人不用说，你看李聪明（我的大婆婆）有多苦。说不定田家是想找个不用付工钱的佣人，照顾那一大家子，这样田家郎在外面省心省力。”

之后，肖家女真的去拜访了我的大婆婆，倒不是因挑拨之人的话起了作用，而是她想问嫁给那样的男子到底有多苦？要怎么做才能帮衬自家夫君？

大婆婆作为过来人，告诉肖家女：“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与我当年一样，太晚了。既然你问起，该说的话，我也得走个过场说几句。你得问他一句话，是否喜欢你？他说不喜欢，你莫再有想头。他们那种人就算用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违心哄你半句。若是不甘心，你再问问自己，值得吗？有些事自己想通了就不苦，不通则痛。至于帮衬，我一想到德秀，便感觉他处处需要帮衬，出门了，瘦了，鞋子破了，受伤了……”

后来，肖家女嫁入田家，只问了丈夫一句话：“你喜欢我么？”

田先生回答：“喜欢！看一眼，便多一眼喜欢；不看的时候，心里满是喜欢。”

田先生一生不苟言笑，却在新婚时酸掉了来客的大牙，“读书人，冷不丁的肉麻。”

“说出的话，酸也好，甜也罢，该是要作数。”

“那是自然。”

此后，田肖氏接过了丈夫身上的担子，侍奉婆婆，照顾弟妹，屋里屋外地忙活。而田先生决意去汉口报考黄埔军校（汉口设有招生点），之后行军打仗，生死难料，田先生提出暂不孕育子女，田夫人未有怨言，“你说的，我都会照做。”

那天，送田先生到村口，田夫人不愿再往前走，也不肯回，“再往前几步，我怕停不下来；转身回去，心里又舍不得。我就在这站一会儿，就当你快回来了，等等就好。”

本来已经消失在她视野里的田先生，突然又走了回来，“夫人，我刚出门片刻，现在回来了。不过等下还要出门，日子稍久一点，但我会时刻记得转身回来。”

田先生二十岁那年顺利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当年黄埔招生相当严格，分为初试、复试、总试，要考国文、几何、代数等科目，且对外形外貌有要求，据说胡宗南就曾因身高只有一米六而被拒之门外，后来由廖仲恺特批参加考试。

田先生入学时，黄埔军校分为步兵、炮兵、工兵、经理（后勤）、政治，一共五科，其中步兵科最为耀眼，将星如云，后来国共两党的名将多出自于步兵科。据说校长蒋介石最为喜欢黄埔四期，骂四期“妖孽（捣蛋鬼）多”，他的学生都知道，这位校长越是喜欢骂得越凶。而田先生因为在学校表现出众，蒋介石还亲自为其改了名。

田先生毕业后，深得蒋介石信任，被编入警卫团，其前身为黄埔军校卫兵队，负责蒋介石的贴身护卫任务，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警卫团，是嫡系中的嫡系。1931年，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第二次宣布下野，其警卫部队被改编，田先生所属第2师被编为88师，该师为德械师，装备精良，田先生任学兵大队队附，半年后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深造，随后任教员，并负责编写军事方面的教材。

自上次离家，田先生有近六年未曾回乡，虽说时有书信寄回，田夫人视若珍宝，但在其他人看来，“不过几张稳住她当牛做马的废纸，到底又是一个李聪明。”

考虑到夫人读书不多，田先生写回来的信多为大白话，比如：“你从来都不是糟糠之妻，而是我相伴一生的佳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操练，空闲时看书，偶尔与人对谈，但总有停下来的时刻。唯对你的倩影，始终思之如狂，不分昼夜。人间别离苦，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山河破碎，民众流离失所，美好的情感亦会随之消亡。”

后来特殊年代，田夫人遭到批判，她被揪到台上悔罪，造反派将这封信公之于众时，田夫人被打出鼻血，嘴角却仍有笑意。当造反派将信件揉成一团时，田夫人就像疯了一样，将这封信夺过来，吞了下去，“这下安心了。” 

田夫人说自己相信丈夫写的每一个字。自从过门后，她便与我的大婆婆成了好友，大婆婆艳羡，“我也相信德秀的每一个字，他们重名节，守信义，说的话无论肉麻，或戏谑都作数，可德秀不曾对我说，原以为他不会说，如今看来是不对我说。”——那时候，我的曾祖父已在四川与小婆婆定情，并回乡热热闹闹地操办了婚礼，很快育有子女，此时大婆婆已年近五十，孑然一身，三十几年的等待终究换来一场空。

村里人都认为田先生是老蒋的学生，算“天子门生”，在“御林军”当差，以后肯定比德秀的官还要大，他在外面找的老婆指不定也是年轻漂亮，穿着高跟皮鞋。

田夫人见过我的小婆婆张婉英，尽管她比张婉英还要小几岁，未有生育，但因常年在乡间劳作，她皮肤黝黑，全无妆容，穿着老布鞋，看上去还显老十几岁。但田夫人始终笃定，“他说在外面见过的所有时兴（美好），都会带我一起去感受。”

尽管如此，在得知田先生要回来的那一刻，田夫人还是哭得不能自已，她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对旁边要好的人说：“还是该借点雪花膏来抹一下。老人家都说了烧笋壳会长麻子，我没听进去，现在脸上斑斑点点，再去抓中药调理也来不及了。”

大婆婆最是理解田夫人，“平日笃定他是说一不二的男子，但到了那一刻，终究是怕承受不了失落，先大哭一场，再去面对或许能忍住眼泪，女人有女人的倔强。”

得知村里“又一个在革命后当了官的人衣锦还乡”，众人更是扎堆评头论足，说他不到三十岁便在蒋光头底下当中校长官，管着一千多号扛枪带炮的人，以后指定是一方诸侯，可比县太爷要神气多了。回来还不得骑高头大马，机枪开道，闲杂人等肃静回避，两旁扛枪的小兵一路小跑护卫，后排跟几台马车，有几个漂亮的姨太太。

于是，抢着给田家干活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还有人专门在田家院子打下几个马桩，怕到时候队伍浩浩荡荡，军马没地儿拴，“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田家人风光了。”讽刺的是，后来田家被抄家，批斗田夫人最厉害的，也是这一批人。

对于田先生回乡，众人翘首以盼。然而到了那一天，村口出现的仅两个人，两匹马，未有威风凛凛的阵仗，也不见英姿飒爽的长官。年轻的田先生着长衫，脚上穿着田夫人纳的布鞋，其随从一身便服，腰间连配枪都没有。二人进村便下马，向长者行礼问好，哪怕是一群仰着脖子摇摇摆摆走过的鸭子，亦驻足相让。

田先生的兄弟对其过于谦卑的行为心生不满，抱怨道：“从前咱家没落了，平日难免对人点头哈腰。现在手里有兵有枪，还畏手畏脚的，我就有点想不通了。”田先生当即驳斥：“想不通，就在家好好种地。但凡我听到有谁敢仗势欺人，绝不姑息。我们家从前只不过是艰难度日，家教还在，礼数还有，怎么说成点头哈腰？”

田先生进屋后第一件事便是向母亲下跪请安。而见自己夫人时，田先生眼神温柔，俏皮话一大堆。见田夫人面带羞涩，扭转头望向另一方，双手不停地拍打衣服上的灰尘，田先生笑着说：“蛮好的，我家夫人蛮好的，再好的也没见过了。”

此次回乡，田先生欲将母亲和妻子接去南京。同时还打算选几个乡中的可塑之才送去军中培养，而自家胞弟、堂兄弟等，田先生一个没带。

去南京前，田夫人特意与我的大婆婆告别，让她以后一个人少去村口等人。大婆婆像是释然了，“我等我的儿女们（小婆婆所生）回，所幸村里只有一个李聪明。”

而田老太太安土重迁，不愿前往南京，她嘱咐儿子：“只要你不辜负自己媳妇就是大孝子。我给你看了相，你是有福之人，但你的福不在官运上，在这个女子身上。”

田先生不再勉强，“古人云：‘鸟飞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将翔水，各哀其所生。'我亦如此，日后自当革故鼎新，但不离故土，不见异物而迁。”

田老太太哽咽道：“人老了，离开故土就是遭罪。可你还年轻，走过旧途，还有前路，就算一时被困，也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女人在身边，家就不远，我当娘的自然也就放心，不会羁绊自己的崽，你不用顾及我。哪天你回来，见着娘成了一个坟堆，千万要记住了，脚下的黄土，是娘给你铺的路，要往前走。”

后来有人想起这段对话，说老太太那会儿身上多少带点“通灵”，预知了儿子的命运。

田先生回南京后不久，便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调航空委员会，任中校副团长，1936年又调任航空特务旅，升上校团长，负责空军地面警备。

到南京后，田夫人才知道围绕在丈夫身边的“时兴”有多少。后来她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去南京的感受时，忍不住发笑，“南京中山路是柏油马路，不像村里的路坑坑洼洼，两旁参天的梧桐树好看又遮阴，每走几步，就能看一团团一簇簇的花，小树丛里还会‘长’出许多电线杆，路上车多人多，店铺也是数不过来；坐车到长江边，我忍不住大喊，‘那是海，南海观音住的地方，护佑着那一排排的翻船。'他小声（田先生）纠正我，那是长江，很长的河，流了好久，流去好远；秦淮河看起来又不像河，男女在一块喝茶，抽大烟，说笑，日子过得没一点意思，后来我才晓得那里还曾是胭脂地，他是（田先生）不会去的，爱去‘花牌楼’那边买书。”

田先生的房子位于南京东郊的汤山，一幢三层的小洋楼，本来有一个保姆，但田夫人不习惯过被人伺候的日子，便将保姆辞退了。以前田先生忙于公务极少回家，但自从夫人来了以后，无论是在办公室或是机场，乃至总统府办公，他都会回家。

即便到了南京，田夫人仍是村姑的打扮，爱穿粗布衣裳，而田先生不曾说她半句。军官之间常有酒会一类的应酬，田先生不爱参加，有次是宋美龄组织的舞会，他才带着田夫人一起赴约。军官太太们个个粉妆玉琢，争奇斗艳，唯独田夫人素面朝天，在田先生身边坐立不安。田先生柔声说道：“舞会很短，一下就结束了，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行了，而我们一生很长，细水长流，我知道夫人美在哪里。”

田先生身材高大，长相帅气，一身戎装更显气质。期间，有些打扮时尚的女人过来邀请田先生跳舞，都被他拒绝，他还拉着夫人的手介绍道：“这是我太太。”

田夫人以为他不会跳舞，便安慰道：“没关系的，我也不会。”直到一个军官太太过来问田夫人，“我可以跟田团长跳支舞吗？”田夫人问田先生，“你会跳吗？”田先生说，“略懂一点。”那位太太则告诉田夫人，“嫂夫人，田团长是他们这些弟兄里，舞跳得最好的，在黄埔就会了。”田夫人劝田先生，“既然会跳，就不要驳人家面子，我也想看你跳舞。”田先生才答应与那位女士跳一段。

一曲终了，掌声响起，田夫人才发现丈夫早已脱胎换骨，不是村里那个砍柴郎了，之前她坐汽车，见当兵的给田先生敬礼，也只当是丈夫当了官，管着几个人，没有如此强烈的感觉，那晚她低头感慨，“原来只有我什么都不会，扎在女人堆里，才发现不是滋味。”

田先生听后，拉她的手一直没放开过，之后再没和外人跳舞。

在南京待久了，田夫人发现国民党军官有姨太太是再正常不过了的事，抛妻弃子再娶的也不少，还有人将结发妻子一枪崩了的。不少人劝说田先生找个摩登有知识的姨太太，都被田先生冷脸拒绝。田夫人也曾表态，若丈夫再找个年轻漂亮的，她不会有意见，“黄脸婆是有点拿不出手。”

田先生回道：“我心里只有家国天下。除此以外，就是你了。我一直戎马倥偬，本想着等时局安稳一点，再生儿育女。现在想来，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实属不该。”

1937年7月7日，田夫人产下一子，即后来的田爷爷。不巧的是，当时田先生因公务在身，未能赶回。7月8日，田先生被紧急召回，不是因为喜得贵子，而是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南京。次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不久，我的曾祖父写信给田先生，开头变成了：“XX兄钧鉴，鄙人垂老，有事相求……”而他所求之事并非为了个人，而是呼吁国民党将领积极整军备战。自1931年“9·18事变”开始，曾祖父便忧心“法西斯猖狂无度”，而他年过五十，儿女成群，“欲卸甲归田，颐养天年，无奈日军狼子野心，侵占华夏领土，中日之战无可避免。我虽年迈，仍有舍身报国之决心。”至抗战全面爆发，曾祖父仍在四川筹集兵员、物资等支援前线抗日。

田先生虽儒雅，到底是血性军人，他给我曾祖父回信：“先生无忧，学生身死为国殇。”

此后，田先生一直坚守在机场。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使南京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中国空军起飞迎战。这些飞行员皆自告奋勇，没有一人是抓壮丁抓来的。

田先生甚是喜欢这些飞行员，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的曾是中央军校的学生，有的来自清华大学，有的留过洋，个个青春洋溢，多才多艺，明朗可爱。做飞行员需极强的接受能力，还必须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他们在航校学习的专业科目包括空军战术、飞行学、航空机械学、航空兵器学、航空仪表学、气象学、照相学、轰炸学、侦查术，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有些学生在航校受训一年左右便顺利毕业，升空抵御外辱。

用田先生的话来说，“若在和平时期，他们是才俊，是美男子，是艺术家，是科学家，是学者，是政府要员……无论去哪里、做什么，皆为佼佼者，他人之榜样。我一个从乡里来的砍柴郎，对其多有羡慕，自愧不如，相形见绌，青年们太耀眼了。而国难当头，他们自告奋勇进入航校，成为飞行员，明知九死一生，却毅然升空。”

这些飞行员多出自于钟鼎之家，书香之族，知晓何为生死，何为富贵，更知道何为家国，就如他们的校训所说——“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4个多月，这一百多天是田先生“一生中痛入骨髓之记忆。”

田先生是以“惜兵”出名的，淞沪会战与日军作战的中央军便是他的老部队，整个德械师差不多全部打光，他本就痛心疾首，想将自己补充进去，被蒋介石拒绝了。

自从值守机场，田先生一颗心便悬在了空中，几十年都没放下，“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些娃娃算不上远行，升空作战，有时就在头顶，咫尺之间，重回跑道只需几分钟，却回不来了。” 

每次飞行员起飞前，田先生都会朝他们大声喊：“要回来啊，你们千万要回来——”

而飞行员总是回头一笑，如蓝天般清澈，他们当中曾有人对田先生说：“我们每打下一架敌机，国人便少一次轰炸，哪怕同归于尽，也要让日本侵略者在空中有所忌惮。我们中国还有人能飞上来，且死战不退。即便不能回来，无非是换一个时空守护。”

“听起来，他们是去学堂读书，唱歌，欢喜耍闹。等到下学时，一个个跑着回家。”

据日本海军中佐阿部信夫的记载，仅8月15号一天，中国战机被击落至少9架，日军也有5架被击毁。9月19号，日军再次轰炸南京，除了军事目标，还全面轰炸了平民区，包括学校，车站，码头等。千年古城在日军的轰炸下沦为一片废墟，浓烟滚滚，到处尸横遍野。在这一天，中国有33名飞行员再也没能返回机场。

抗战不到一年，中国六百多名飞行员几乎全部战死。整个抗战期间，共计一千七百多名飞行员，最后所剩无几，平均年龄不到23岁。其中包括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的四子张锡祜，大法官沈家彝的儿子，清华才子沈崇诲，林徽因的胞弟林恒，《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初恋张大飞，以及在武汉鏖战感动千万国人的陈怀民，其亲属在祭奠时留下文字记录。

听闻儿子殉国，张伯苓哭着为儿子叫好，“死得好！死得好！吾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而此前张锡祜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已不敢为我中华民族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林徽因也在《哭三弟恒》中写道，“你相信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陈怀民牺牲，他的女友知道消息，穿着他送的旗袍跳入了长江，他妹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难”，陈怀民父亲说道，“怀民之死，颇得其所，惜其为国，尽力太少。”

田夫人产子后，田先生只回过一次家，见儿子在熟睡中，他不忍吵醒，守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接着电话响起，他交代了几句话，便又匆匆走了。

轰炸声时常响起，田夫人日夜担惊受怕，好不容易睡下了，却总是梦见田先生血肉模糊。别人听到警报声都是往防空洞躲，她却听着像“报丧”，说家里得有人守。

得知大校场机场、中央大学等地相继被炸，而田先生音讯全无，电话线也断了，田夫人不想儿子未能见着父亲一面便接到噩耗，在9月19号这一天，她再也受不了熬煎，抱着孩子“发癫一样”出去打听田先生的消息，没想到碰到了大轰炸。

日军飞机上的炸弹下雨一样落下，并伴有扫射的声音，瓦片、木板跟着就碎了。田夫人当时走在一段铁路边，突然爆炸声此起彼伏，情急之下，她赶忙钻到火车底，刚护着孩子趴下，炸弹便在四周开花，一只血淋淋的断手飞到了她面前，手上的玉镯子完好无损，人命却没了。田夫人看着怀里的孩子，吓得直打哆嗦。

田夫人在火车下躲了一整天，好不容易碰上几个当兵的路过，她终于被带到了机场。当时已是半夜，田先生仍站立在机场的跑道旁，像是保持警戒，一言不发。见夫人儿子来了，他抱起孩子抽泣道：“皓月当空，孩子们保家卫国，去了。”

那一晚，田先生照乡里的规矩，朝着夜空喊魂，“孩子们，回来啊，你们要回来……”喊到最后田夫人也哭了，回应了一声，“我们回来了。”田先生仍痴痴道，“天上的还没回来呢。那个教我英语的孩子，那个会吹口琴的孩子，那个练过武的孩子……一个团的人怎么就等不来一架飞机。飞机飞走了，人得回家，是不是这个理？”

后来，田先生在给我曾祖父的信中写道：“蓝天下，青年勇士们无一畏死，熠熠生辉。”

至12月12日，中国损失战机二百多架。南京最后牺牲的一位飞行员叫乐以琴，生于富商家庭，牺牲时年仅23岁，他曾说：“我决以鲜血洒出一道长城，放在祖国江南的天野。”他父亲收到抚恤金后，创办学校，让当地学生免费接受教育。

南京失陷后，田先生随航空特务旅撤往武汉。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给天皇祝寿献礼，出动27架战斗机，18架轰炸机空袭武汉。近百万人望见中国飞行员与日机鏖战。陈怀民及其战友击落日机21架，其中战斗机11架，轰炸机10架。

之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又对重庆、成都、广州等地进行了轰炸，达几百次之多。有次，日机嚣张至极，直接轰炸机场，一向温文尔雅的田先生也忍不住骂娘了，亲自跑出去端起机枪对天扫射，配合地面部队的防空炮，击落了一架敌机。

中国军民一直苦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重庆街头万人空巷，敲锣打鼓，鞭炮声一直未停。而田先生依旧坐在机场的跑道上，望向天空。这时有士兵报告，说有个女人闹着要进机场，接她的未婚夫回家。

田先生问那位女士：“你未婚夫是哪个？”

女士喃喃道：“他是飞行员，应该要降落了。”

田先生这才知道，这位女士的未婚夫早在两年前就殉国了，而女士却不管不顾，非要进去打扫机场，“他要降落了，地面有些不平，小石子硌着飞机，回家的路可不能颠簸。”

田夫人在武汉沦陷之前，一个人带着孩子逃难回了老家。在南京住过几年洋楼的她，回乡第二天便卷起袖子干活，毫无架子。当别人问起南京的“时兴”，她才边干活边笑着聊几句。

抗战胜利后，田先生晋升为少将，任军官训练团团主任，教授军事战略战术。消息传回家乡，乡邻皆向田家道贺，可田夫人依然风轻云淡，“什么官不官的，他平安就好。我见过打仗，都是当官的冲在前头，当兵的也是爹妈生的，他们保家卫国，当官的怎能耀武扬威？”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田先生看清了形势，他写信回来告诉家人，“一担谷一斤的肉（一担谷子的价钱买一斤肉）可买给老人小孩吃，一担谷一丘的田（一担谷子的价钱买一丘田），千万不要买。”

家里有人回信：“你就一个儿子，怎么就不给他置办点田地？”

田先生来信强调：“那你就是害了他，不多说了。”

尽管田先生早早地预料到了内战的结果，但他忠于当年的选择，有人劝降，被他拒绝了，他说：“人各有志，各有坚持，不必勉强。”也正因为如此，他说自己未曾说过过共产党半句不好，还多夸赞。有次，田先生得知我的姑奶奶是进步青年，正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他说，“忠于理想是对的，我与素贞（我的姑奶奶）其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或许共产党能比我们做得更好。”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却仍有不少官员借机敛财，在船上托运汽车，黄金等物品。当时去台湾的船票与金圆券一样，一天一个价，有人单靠倒卖船票就得到了一箱金条。而此时田先生任空军地面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本可大发横财，然而他尽忠职守，不徇私情，坚守到最后，从未想过要派人去乡下接母亲、妻儿。

蒋介石从机场撤离后，田先生也跟着到了台湾。在他看来，使命已经完成，念着母亲妻儿在大陆，他应该回家了。有同僚劝他，回去的话怕是连命都没了，反正大陆的老婆老了，儿子只有一个，还不如在台湾找一个年轻漂亮的，生一堆孩子。

田先生没有理会，趁着有一架飞机要回大陆接某个要员，他踏上了回家的路。飞机降落后，飞行员告诉田先生，只有半天时间，到时候会准时飞回台湾。田先生让他不要等了，“台湾是我们的国土，但那里不是我的家，我答应妻子，要回的。”

等他再进家门时，田夫人哭着问他：“你还回来做么子？往台湾那边才能活啊。”

田先生紧紧抱住她，“你是我舍不掉的人，我一直想和这么好看的女士共舞一曲，要不然会终身遗憾。”说着，他领着她跳了一段舞。

田先生回乡这年，田爷爷十二岁，“虽不是第一次见他，却是第一次认识他，因为有这一次的相见，我再也没忘记过他的模样。”

多年后田爷爷对此有过纠结，“仅从他个人遭遇来看，我当然希望他不要回来，人在极端条件下，是应该自私的。可是作为儿子，我真的好满足能见到他，且有一年时间的陪伴，又是千金不换的。”

回乡后，田先生在中学当起了国文教师。除了教书，他就是陪伴夫人和孩子。他在家时总是抢着做饭，每天还会给夫人梳头，田夫人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有白头发了，田先生就轻抚她的发丝道：“是啊，这些事本来在南京就该我来做的，是我梦寐以求想做的事，等了好久啊。”后来，田夫人回想起这段往事，经常自言自语：“那哪里是拿枪的手哦。”

夫妻二人关系笃深，至今仍有田先生的学生记得，有次田先生正在上课，突然发笑，回过神来后立马向学生道歉，“诸位见谅，我想夫人了。”在那位如今也已80岁高龄的老人的记忆里，那也是田先生在课堂上唯一失态的一次。

田先生对儿子虽然严格，却从不打骂，即便他犯了错，也是悉心教导，“有些错，是要犯一次才晓得那是错，无妨。”以至于田爷爷私下疑虑，“父亲真是端着机枪打日本兵的长官吗？”

一年后，曾做过国民党高官的田先生被押往东北劳改农场。临走前，他回头对田夫人喊：“夫人莫哭，我现在双手不得空（被绑），没法给你擦眼泪，对不住啊，我都还没看够你。”

对儿子，田先生交代：“要攒劲（努力）读书，不求富贵，但求心安。我没能留下什么，在想箱子里放了几块手帕，以后你母亲哭的时候，要记得替我给她擦眼泪，要轻轻地啊。”

田先生被带走后，村里的一些人认为他这么大一个官，家里一定藏了不少金子，于是将当年刚满十三岁的田爷爷捆了，不信撬不出来。田爷爷被二十几个人五花大绑，往死里打，疼得哇哇叫。如今的田爷爷向我做被捆绑的动作时，脸上仍能看到惊恐与痛苦，他说当时他母亲在一旁看着，天都喊了下来：“唉哟，我有呢，把我崽放了，我带你们去。”她将那帮人带到一棵柚子树下，低头说金子就埋在下面，那些人贪婪地挖了一会儿，发现梆硬的土，不像是埋过东西的地儿，反手就给了她一耳光，“金子呢？”

田夫人哭着喊：“唉哟，我哪有金子，就只有一个他（田先生）送我的金戒指。我让你们过来挖金子，是想让孩子透一下气。”

那些人听了火冒三丈，便将田夫人“吊半边猪”，用绳子绑一只手，一只脚再吊起来，连扇耳光，用竹签刺她的乳房。田夫人说：“斗我，就放过孩子好吗？”

那两年，田夫人总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淋淋的。

田爷爷紧握手帕，“爹爹让我给母亲擦眼泪，哪想到要用来擦血。”田夫人让儿子将手帕收起来，“我没事，手帕要收好了，娘没哭。”

田先生被关押的头几年，还能与家里通信，他每次写信都会告诫儿子要读书。田爷爷满是无奈，“我是想读书啊，可那会儿已经没什么能读的书了，都被那帮人抄走烧了。”当时一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每次只能抓一把碎米煮粥，锅里的米汤能清晰地照出人的大脑袋。为了省给儿子吃，田夫人只抿几口就说饱了，后来她饿得浑身浮肿，比挨打的时候还难看。

讲到这里，田爷爷还回头望着床上病了好几年的妻子道：“后来我成家了，她（田奶奶）说娘不能这么熬，便单独抓一把米用小小锅给娘煮一把稠的，哄着娘吃了，那个小小锅如今还在呢。逢年过节，我们才能吃一顿白米饭，碎米不够，就等饭熟了再蒸一次，看着就多了，这就是‘再蒸饭’。如今她（田奶奶）一年四季都在床上，我八十多了，不要儿女拢场（参与），给她端屎端尿心里乐意。”

“另外，我要说啊，除了她（田奶奶），你爷爷（我的祖父）当我娘也是亲娘一样，经常过来打招呼（照顾）。最苦的还是我爹，从不抽烟的他，写信回来让我们寄一点烟叶过去，我们寄过去后，包裹和信件被打了回来，之后就杳无音信了，直到后来，他过身（去世）的消息传来我们才晓得。”

田先生未曾与解放军有过正面冲突，算不上大战犯，被关押时，本来只要写份悔过书就能得到释放，可他因拒绝公开悔过，一直在劳改农场被关押到1961年。那年特赦，田先生的名字也在名单上，可惜他却在被释放前死在了农场。他的尸体被草草处理掉，不知所踪。田夫人得知消息，难过得呕血，她剃光头发，捧着手帕哭喊：“那双温柔手僵了，我要祭奠他。”

按乡里的规矩，祭祀时需要准备满满一碗米饭，垒成坟墓状。田夫人四处求人借米，想祭奠完了就还回去，却依然没能凑齐——那是连草根树皮都要抢着挖的年头，哪还有大米。就算有一抓，别人也担心有借无还。最后，田夫人只借到了半个萝卜，那主人还反复叮嘱她：“千万不要吃了啊，皮也要留着。”

几年后，田夫人也走了，临终前她说：“你没有落地，那我就飞万里来找你。”

讲到这里，田爷爷颤抖地翻开桌上田先生所著之书，“我读书不多，看不懂我爸爸写的东西，不知道是该难过，还是羞愧。说来，我只在土改时受了难，不像你爷爷，经常被当成‘臭老九’揪上台。可你知道吗？当有人为我庆幸没有读书而躲过后来的劫难时，我有多难过？我宁愿自己读了书，天天挨打。那是知识分子最后的担当，他们的存在，才能让人看见时代的荒唐。”

抗战胜利后，田先生曾出版了几部著作，其中一本由白崇禧题写书名，国民党陆军中将王俊，学者陆侃如（其妻为冯沅君，冯友兰胞妹，中国第一位一级女教授）等人作序。田先生虽为军人，因学问出众，国民党诸将包括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尊称其为“田先生”。为了让中国不再饱受外辱之苦，他著书告诫中国军人当学文习武，心忧天下，爱国守节，他在自序中写道：“然则军人安可以纠纠自足，而不折节读书。致贻‘不学无术’之讥乎？故必进而明于进退奇正之方，深于仁义廉耻之道，上有体国之念，下怀救民之心，博通古籍，尚友古人，此又我有志军人，所当自勉者也……”

田爷爷问我：“我父亲是愚忠，我们村里人，包括我都觉得他愚忠，你说对吗？”

我捧着那本书认真阅读了几页，然后郑重地对田爷爷说：“田先生不是愚忠，要不然他不会回乡。那一年短暂的时光，可能才是他此生最想要的。至于他说的每一个字，您都照做了。”

这么多年以来，田爷爷顶着“将军儿子”的名头，在乡间做着苦力，但他秉承父亲的教育，从未愤愤不平，也没有与人发生过纠纷，“我拉板车，砌河堤，去工地，心里想着的是我不能给父亲丢脸。我不好吃懒做，我不和人起冲突，不怨天尤人，就是苦，也要堂堂正正，万不能做小人。”

再往后，岁月跌跌撞撞，到了我父亲这一辈，我们村一共考出了四个大学生，我家有两个，田爷爷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田爷爷说：“我们两家都没丢先人的脸，都是凭一口气，凭自己的真本事体面地往前走。”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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