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厂高P，失去工作

 

就在今年夏天，北京望京的办公室里，吴奕还在跟远在上海的团队电话沟通第二天出差的行程。她是令人仰慕的职场标杆：38岁，北大硕士毕业，供职过百度、微软，在互联网全盛时期踏入大厂，带过100人的销售团队，给公司挣过几个亿，年薪百万。

仅仅1个小时后，她失业了——大厂业务调整，她被扫地出门。

一开始，她的计划是疯玩儿、休息，但很快，她发现自己早就习惯了“每天一睁眼schedule（日程）排满的日子”，脱离工作就像“呼吸性碱中毒”，使劲儿呼吸，却因为缺氧而头晕目眩。过了三周，找工作的焦虑如期而至，“花店关了，花还要开”，她打开招聘软件，短短几天里，高效沟通了313个岗位。

我们在亚运村附近的茶餐厅见到吴奕，她留短发，墨镜搭在额头上，看起来利落、干练，一个典型的女性高管形象。但偶尔，她流露出自我怀疑。怀疑来自于重新求职的挫败——313个岗位，只有20个要走了她的简历，软件上“投递简历不合格”的通知刷了屏，待面试的岗位0。“我不认为我连简历关都过不了。”她惊呼。

茶餐厅隔壁座位的人听到这句话，走过来想给吴奕介绍工作。她下意识地问：“您是做保险的吗？”随后她解释：“现在主动找我的，要么是卖保险，要么是做微商。”语气里有一点苦涩和自嘲。

大约是2021年的尾声，一家外企的总监林北，也失业了。

失业这两个字，此前他觉得和自己毫无关联——就在前两年，还有猎头来挖他，是某大厂300万年薪的岗位，他觉得“不够长期投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但现在，“工作变得难找”——大环境不好，招聘条件收紧，猎头发来的每句话都是质疑。他被其中一个要求奇高的岗位吓到了，一个GR（政府关系）总监，要求有卫健委、发改委、公安等一系列资源，薪资却低到“令人发笑”。

企业高高在上，求职者无比卑微，即便是曾经的总监。林北有场面试被临时改了两次，先定上午10点，后来说面试官有事，改成下午2点。等林北准时抵达，对方又说抽不出时间，再改成下午4点。

他急需一个成功的offer，哪怕不是自己满意的，也能提提气。今年9月的一天，终于有猎头说恭喜，他得到了某公司负责人亲自面试的机会，成功概率很大，“上百份简历，筛了最后一圈，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人之一”。

拿出好久没穿的正装，出发前仔细打理头发，走进办公室，林北讲从前的履历，参与的大策划、大项目，但对方说：“这些跟我要的不一样。”他反问，您对PR的理解是什么？对方身体向后一仰，说PR就是接待领导，“每天来我们这里参观的领导还挺多的”。

林北愣住了。在猎头的描述中，这家是知名民企，产品蜚声国际，拉满了他的期待值，事实却是“想继续造飞机，人家让我去拧螺丝”。预期不匹配，面试以失败告终。

他在心里计算着，这是自己失业的第605天。

最近两年，有许多像吴奕、林北一样离开大厂或外企的人，他们大多在35-45岁之间，坐上了管理者的位置，拿着100-200万左右的年薪，被看作职场里最顶尖的人，打工人的天花板，是“高P”——阿里习惯用P加数字来划分员工职级，P1到P10，P8是分水岭，之下是基层，以上是高层，也被坊间称为高P。高P不只是一个头衔，更关系着薪资待遇、业绩要求，延申到其他大厂，是不是高P，也决定着下一份工作的起点。

35岁的李玥毕业后就进入大厂，辗转12年，在N家大厂间横跳，拿到了百万年薪，职级达到了P8；

75后傲铭从广告公司的总监职务跳槽到大厂的P8岗位，获得价值千万的期权；

小野抓住了互联网最后的繁荣，35岁进入大厂，担任中层管理者，在北京买了房；

上海人佟潇潇从小就是“卷王”，大学上985，研究生出国留学，托福考过满分，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学校，2008年回国进入外企，一路向上攀爬，成为咨询公司高管。

但一夕之间，水温骤降，他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失去工作。

林北定居在天津，以前手机天天响，去天津的下属们再忙也会给他打个电话，约见面，说“跟您报个到”。失业后的世界很安静，曾经热络的人，发了一条带着天津定位的朋友圈，沉默地来，沉默地走。

一次家庭聚餐，亲戚突然问佟潇潇，你爸妈不住你家，小孩谁带？失业前，佟潇潇跟爱人都在上班，父母照顾小孩。她失业后，在外企工作的丈夫也失业了，两个人想在空窗期尽一尽育儿的责任，让父母回了老家。但面对亲戚，“失业”两个字，两个人都说不出口，提问掉在了地上。

还有对工作、生活本身的怀疑。吴奕把工作比喻成“小白鼠跑轮子”。“当你是小白鼠的时候，沉醉于奔跑的感觉和努力的错觉，但当你跳出笼子，环顾一圈，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原地奔跑，不知道工作干到哪儿去了，能量又去哪儿了。”

工作不只是工作。过去几十年，它是一个人一生的核心，决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范围，标记着家庭角色、社会地位，提供了最关键的价值感、意义感，像一张大网，生活就在这张网上编织而成。

当失业发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种生活，一种信仰。高P们过去坚信事在人为，个人的努力决定一切，如今他们发现，鸟无法逆风飞行，时代、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比他们想象得更沉重。

飞机上下颠簸，放下来的小桌板跟着座位一起剧烈抖动，“遭遇气流”的提示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小野心想：“我的人生，不会停留在这趟航班上吧？”

这次从北京来上海，小野的核心任务是“力挽狂澜”。公司业务裁撤，作为中台支持部门中层的小野和两位组员都将被裁员。两位组员，一个刚来不久，还没转正，另一位是老员工，也快要40岁了。在门槛越来越高的互联网，这可能是她们在大厂最后的机会，小野想找业务部门领导——掌握着裁员话语权的人，最后争取一次。

飞机落地，遇上一场凄风苦雨，她“杀”到公司，给领导发了消息，对方一开始已读不回，后来回复“暂时没时间”。她没放弃，找同事求来了领导第二天的时间表，“我直接把他时间mark住了，就说约了你明天几点到几点”，几个小时后，才收到了一个字，“好”。

她期待着见面。晚上在酒店准备了几十页PPT，包括过去一年她和组员做出的成绩，跟其他业务部门的合作，反复练习话术。真见到了领导，来不及汇报，对方板着脸，将她带的项目从头到尾批了一遍：有漏洞、不妥当、毫无必要。谈话的最终，领导指着几张宣传物料图质问她，为什么是你们做，不是设计部做？为什么要多花这部分钱？她辩解，没有花钱，自己人做的，领导用愤怒噎住了她：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回到酒店，小野哭了一场，“十多年的职场生涯，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事实上，她和团队的所有动作，事先都曾经跟领导沟通过，“他不可能不知道”。很久之后，她问领导，为什么“分手”不能体面一些？对方回答，你对领导层的要求太高了。

李玥决定离职的时刻，是在医院里。去年体检，她查出一种免疫系统的慢性病，医生警告她，要长期吃药，定期检查，工作强度太高、作息混乱是不行的，一旦发展到后期，一个感冒都能要了她的命。

当时的工作跟身体一样动荡。公司在裁员，调整之快，快到大家都知道“这艘船在沉，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沉”。没有人是安全的，元老说走就走，大领导也会在几个小时后消失于公司，一整个部门，一百多号人瞬间失业。“不管是谁，不讲任何情面，让你走。”

每周五下午，她从公司出发，独自去医院，坐在诊室里看着医生担忧的面孔，窗外是陌生又美丽的夕阳，她抑制不住地想，这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吴奕也有过那样的时刻。公司变化最快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人死之前只吐气不吸气了”，有太多无法掌控的事，只有心力一直被消耗。在领导的办公室，她痛哭了一场，被怀疑“拿到了offer，演一场戏求领导放人”。两个人最终达成一致，给彼此一点时间。仅仅过了一周，裁员发生了。通知她时，HR比她更紧张，手微微发抖，吴奕反而松了一口气，问HR，北京的失业金怎么领？

失业的瞬间，有惊讶，有疑惑，有轻松，也有失落。2022年的新年，林北在日记本里写下：

厨房窗外昏黄色的快速路上几乎没有车驶过，目所及处的建筑物也是漆黑的，加上这个城市早几年前便禁了烟花炮竹，夜空也是没有丝毫的波澜。在本该热闹喧嚣的日子里，这个城市一片死气，安静得可怕。我掐灭了香烟，关掉了抽油烟机，把手机也调成了静音模式，借着刚刚的一点酒意便去睡觉了。你可以说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晚，也可以称之为2022年的第一天。于我来讲，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这是我最后一个工作日，醒来后就是我失业的第一天。

高P失去工作，原因是多样的。猎头公司创始人兼CEO梁天谅有16年的行业经历，根据他最近两年的观察，高P失业，原因主要有三个：行业整体衰落，比如地产、在线教育、互联网等；大公司增速放缓，为降本增效精简组织、裁员；还有高管们的45岁危机。“做到了副总裁级别，年薪200-300万的高管，工作内容实际上用一个年薪100万的也能干。”

当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前两者。吴奕和小野的失业都与公司战略调整有关，林北失业，是因为所在的快消品行业因为疫情影响经营，又没赶上直播带货的风口，销售额跌出新低，总部撤资。林北先帮公司把其他员工裁掉，再把自己也裁掉。

海平面一旦发生波动，职场气候就有了最根本的改变。

每一位失业高P，都无比怀念自己最初工作的十年。

1999年，傲铭从老家广州出发，到北京一所大学研修。元旦跨年，他跟同学一起爬长城，在漆黑寒冷的夜里许下心愿：进最好的广告公司做事。

研修结束，他去了上海的一个电脑城。当年ebay收购了易趣网，一个美国的市场负责人在电脑城办活动，傲铭跟他对接。初入职场的傲铭热情、机灵，对方只要求他提供场地，但他会主动告知音响放在哪里效果更好。所有的电话他都立刻接听，及时回复，“提供了超出期待的回馈”。工作结束，那个美国人要走了他的简历。

三个月后，傲铭收到了国内最大广告公司的面试邀请，他早上飞到广州面试，下午飞回上海。等回城飞机时，HR打电话问他，面试通过，什么时候上班？他在机场尖叫出声，“突然间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后来他才知道，美国人曾是广告公司高管。

刚进广告公司，月薪只有2800元，但傲铭愿意最早来公司，最晚离开，公司的保洁阿姨跟他最熟，每天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那时没有星巴克，没有咖啡机，早上，他在茶水间冲三勺雀巢速溶咖啡，“咕嘟嘟喝完，啪，开电脑开工，一直开到半夜”。又过了三个月，没有人通知，他也没主动提，工资涨到6800元。之后5年，他接连升职，成了公司里第一个总监级别的中国人。

这段经历，足以写进早些年的职场鸡汤、成功学教材。傲铭觉得，职场教给他两件事：只要肯努力工作，这个世界不会对你太差；你可以成为改变另外一个人命运的人。

如果有一副人生地图，可以看到高P们曾经从四面八方出发，来到同一条名为“工作”的轨道上，马不停蹄，向前奔跑。

吴奕的起点是一个江苏小镇，大学毕业，她涉足过互联网大厂、外企、创业公司，最看重的是“个人成长”，从没在乎过赚多少钱。李玥2010年毕业，加入了一家产业互联网公司，历时4年，从市场部门的基层做到负责人的位置。市场部的要务是打造品牌，扩大公司和产品知名度，李玥说：“那段时间就干什么都是热血沸腾。”她带团队策划过几百人的泳池派对用户活动，拍摄过用户的生活，视频在全网传播，有用户留言“看哭了”。

成为高管前，他们都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日子，有无限的热情和精力，擅长自我说服和管理，行动力极强。傲铭在广州上班时，公司离父母家只有20分钟车程，但他只有春节才回去。吴奕习惯了会议从上午10点排到晚上9点，所有事务沟通、拉齐。她没有gap year，“卷，从一家公司无缝衔接到另一家公司，这边办着离职，那边听着新人培训。”

2012年前后，互联网公司把所有传统生意重新做了一遍，吸引了大量的钱和人，财务自由的神话随时上演。小野曾经在望京办公，下楼就是扫码一条街，创业公司的地推把整条街铺满，扫码送纸巾、玩偶，她在上下班的路上见证了美团和饿了么的较量，滴滴跟优步的大战，O2O的兴起和P2P的繁盛，“热血沸腾的，每天都特别热闹”。拥有敏锐嗅觉的人，可以抓住每一个跃迁的机会，从一个风口赶往下一个风口。

傲铭在2013年前后发觉了广告行业的颓势，没有了曾经的成就感，在各个公司反复跳槽、折腾了3年后，他决心要进阿里。那年他38岁，他告诉自己：“再不进入互联网，我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经过三轮面试，他加入当时还属于阿里的蚂蚁，月薪税前2.8万，只是他在广告公司的一半，但他心甘情愿。小野2020年跳进大厂，从前上班20分钟的路程，换成离家30公里、每天通勤超过三小时。

傲铭、小野驾着船去往下一个岛屿，也有人满足现状，停留在原地，比如林北很年轻时进入外企，在那里工作十年。有人即便没有浆，也被风吹向一片新大陆，吴奕的第三个东家被国内最顶尖的大厂收购，她因此走上职场巅峰。

大厂气候丰富。早期的阿里提倡自由、包容，傲铭说，园区里有一次抓到了一个小偷，因为穿着西装，一眼被认出来，“阿里怎么会有人穿西装？都是奇装异服的”。扩张最迅速时，傲铭在阿里听到过全国各地的口音。后起之秀字节业务广泛，被称为“宇宙厂”，那时它有最好的福利，免费下午茶、每月1500元的租房补贴、加班打车报销、父母生病也可以用的商业保险，是标配。这里的人们互称“同学”，平等代替了阶层森严。

大厂逐渐占据了职场生态的顶端，它们的气息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社交媒体、公司文化的布道，影响了大量公司和一代打工人。人们约定俗成：职级和薪资可以靠跳槽来提升，总有大厂愿意为人才多付出30%的雇佣成本。字节和快手激战正酣时流传着一个段子：“张一鸣欠你的，宿华会还”，而阿里职级体系里的P8被看作一个门槛，一个象征，如果你35岁没有升到P8，就再也不会了。

30岁后，李玥唯一的目标就是够到天花板。她把头部互联网大厂跳了个遍，除了一家产业互联网公司，美团、阿里她都短暂登陆过，而她的最后一站是薪资、福利都很好的大厂，到这里，她的职级相当于阿里的P8。

人们沉浸在工作里，并不是自我洗脑，而是工作提供了实打实的好处。

比如钱。小野刚刚到广告公司工作的2007年，月薪1500元，22岁，她把当时30岁、月薪1万的总监当作一个职场蓝本，梦想自己30岁时也月入1万。等那一天来临，她的月薪早已达到3万以上。

在蚂蚁，虽然每个月到手的钱打了对折，但给了期权，按照蚂蚁巅峰时期的估值，上市后，傲铭可以在拿到价值千万以上的股票，财务自由只有咫尺之遥。

“我记得那会儿大家去日本旅游，把一线大牌店都给占领了，每个人都背一个奢侈品包回来。”除了日本，小野看过泰国清迈咸蛋黄一样的落日，余晖照在人身上；欣赏过越南下龙湾清澈的海水，翠色的海面像一匹闪着光的绸缎。还有一次，她跟爱人沿着美国的海岸线自驾游，野生的巨大鹈鹕出现在眼前，摊开肚皮的海豹躺平了晒太阳，没有忧愁，没有危险，像一个童话世界。假期只要空下来，傲铭就会飞往日本、北欧、马尔代夫……“你会觉得这世界就在你的手上。”

钱和消费主义堆砌起一种中产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时，傲铭住在建于20年代的公寓楼里，推开窗户可以俯瞰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每个季节变换着颜色，出门50米就是武康路，如今最知名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他喜欢摄影，新出的几万块的相机，就算月光也要购入。他家的柜子里至今还有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相机、镜头。他对上海和杭州的酒吧、米其林餐厅了如指掌，出门从来不坐地铁，“太闷，我一定要生活在敞亮的地方”。

进了大厂，中产生活会被定义得更具体：旅行、小众爱好、北上广的房产，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小野买房是在2016年，周末的间隙，她刷了30万存款，加上父母赞助的一部分钱，买下一套位于朝阳区、总价350万的房子，之后30年，每个月要还1.5万的贷款——恰好是她刚工作时梦想的30岁薪资。她买房时，一位马来西亚同事表示不理解，疯了吗？背30年债务？只过了两年，看到了国内、国外房价飞涨，同事在吉隆坡买了房。林北的两个孩子上的都是天津最好的国际学校，佟潇潇的女儿从2岁开始上昂贵的托班。

工作还教会了他们一些经验、规则、奥秘，被成功学称为“管理经验”“职场宝典”。

李玥自称“一开始是一个很差的管理者”，在公司时，她的团队人才流失率“恨不得全公司最高”，10个人，半年后只剩下她和一个员工，但她只用了一年，把它变成“最好的团队”。

她的秘诀是同甘共苦、承担压力。做了领导，不代表可以做甩手掌柜，有紧急的项目加班，她留下来陪团队一起；组员做的项目不符合预期，大领导发了火，在办公室大吼大叫，她没有争辩，转身温和地安抚组员。她擅长甄选好员工：“招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一个想做好事情的人，你把他放在好的环境里面，他就会自己想办法。”

管理员工不是最难的，如何处理跟上级的关系最耗费精力，也最关键。它也被大厂人称为“向上管理”：面对强势、自我但业务能力强的领导，需要克服自己的逆反心理；遇到进公司早但能力有限的老板，“即便他没有想清楚，你也不能点明，得配合他去做事情，同时规避风险。”

掌握这些就像拿到了打开宝藏的密码，拥有更完善的装备，重新踏上旅途，成功的几率大幅增加。

工作也带来了成就感，投入的努力像一块大石头扔到湖面上，“它是有响的，水花能溅起来”，团队干一个项目爆一个项目，李玥和团队把公司里的奖拿了个遍。离开几年后，竞争对手还在参考当年她和团队的策划案。

完美工作也决定着家庭和社会地位。每当弟妹们升学、工作，都专门请佟潇潇吃饭，找她咨询该填什么志愿、第一份工作进什么样的公司。在家族里，她的人生像是一个完美模板，后来者努力把自己的脚嵌进她的每个脚印。

当时只道是寻常。吴奕把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就好像你坐上一趟车，不会因为说下一站到济南你就好开心，因为你知道你就会到济南，你都已经研究得非常充分，这趟列车就是开往济南的，对吧？”

时代机遇、行业的上行、社会定义的价值，这些与工作本身拧成了一条共同的绳索，牵引着年轻人渡过河流，登上山巅，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中年人。

傲铭开始漂流。大约是2018年，他换了一位领导，对方并不信任他，只给他安排琐碎的工作。“她的老板过生日，要拍个视频，我被指定做这件事情。”

阿里有内部转岗的传统，他先转去飞猪，度过了开心的两年，但领导更换，重复的故事再次上演。35岁门槛日渐变成不成文的职场规则，40岁的傲铭找了十几个岗位，连面试都无法参加。HR直白地告诉他：“就算我给你面子，你能面试，但是你都超35岁了，业务那边要你干嘛？”

这是一场悲凉的旅程，4年时间，傲铭去过3个业务线，4个岗位，在倒数第二站，才工作两个月，领导就让他“自谋生路”。偌大的公司没有他的工位，他在茶水间的桌子上办公，每当同事来接水、冲咖啡，他会不知所措地挤出一个笑容。

原本他有财务自由的选项，在蚂蚁的黑天鹅事件发生后，选项暂时关闭。那天晚上，他跟不少前同事一样没睡着觉，在心里骂了一句，“what the ****.”

每天早上一睁眼，他就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岗位”，他不停地修改简历，不停地刷内网，看有没有公布新的转岗。他用过去在职场上的光辉安慰自己：“我不是一个特别差的人，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些在大厂积累的经验、法则最后一次创造了奇迹。天猫的某个岗位接受了他，入职时，负责人说：“你在钉钉里跟我说，‘你见我一下，我一定可以帮到你’，这句话让我觉得你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但这份给他最后温情、肯定的工作，因为父母生了重病，很快结束了。先是他的爸爸感染新冠，发展成重症，花了半年，恢复了一些，但一直有的慢性肾衰竭迅速恶化，接着，妈妈确诊了急性白血病。

人生的残酷和无常在这时显露出来。妈妈因为全身免疫系统溃败，独自离开。爸爸病情加重时说自己有两个心愿，一是在家里离开，二是希望最后一刻躺在儿子的怀里。他实现了爸爸的愿望。葬礼上，傲铭控制不住地流泪，“从此以后，我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人了”。

人到中年，时代、工作、家庭的重压一起落下来，而他最后悔的是，从前怎么没有多陪陪他们？他把太多时间交给了工作。

变化落在个体身上，有时是急风骤雨，有时又像渐次落下的雪，走着走着，肩上传来凉意。

李玥刚到大厂时，“我的天，你都不知道钱花得多散，百万以下的项目都不仔细看，没有空，只看千万以上的项目。”在线教育酣战时，教育业务“恨不得一个月就得花掉一个亿”。时间推移，能花的钱越来越少，从千万降到百万、十万，最后变成0。

2021年，集团整体“去肥增瘦”，裁员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业务中。危机让人跟人的关系变得紧张，一个活儿十几个人抢着干，没做出什么成绩，也要写出长篇报告证明自己的价值。

管理秘诀一点用都没有了，工作的幸福感渐渐丧失，身体越来越差。李玥想离职，又不知道没了大厂的 Title、高P、高薪，自己还是谁。窗外风雨欲来，她不甘于现状，期待被裁掉。她开始失眠，睁眼到凌晨5点，直到确诊疾病，才下定决心离开。

走入职场下半场，王远帆有个疑惑：如今的高P，怎么会变得这么不体面？

她的前东家在2008年时遭遇金融危机，效益不好，被迫裁员，执行总裁亲自站出来向大家道歉，承认“经营没有做好”，这是公司和高层的责任。去年，她工作的企业也裁员，赔偿金拖了大半年没发，她和同事们组成维权的队伍，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过程很屈辱。公司财务答应了发放，但到了时间，只有没去维权的人收到了钱，王远帆觉得，“就是故意恶心人”。

据梁天谅观察，这些年，中国的职场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公司与员工像“奴隶与奴隶主”，打工人卖身给公司，公司提供薪资、福利、稳定的上升空间，梁天谅的父母会觉得做猎头不道德，是“挖墙脚”；后来，新的行业兴起，创业浪潮涌来，大公司乘着风口扩张、争抢人才，公司与员工趋向于平等，“优秀的人才你还得三顾茅庐，跳槽涨薪30%以上”——这是大厂和高P的蜜月期。

如今，公司和员工更像是互相看不上——公司不再能给更多的钱，为超出实际工作价值的部分买单，又期待着员工像过去一样，为工作付出一切；员工们工作倦怠，追求躺平，讨伐公司，只希望钱多、事少、离家近，社交媒体上最流行的话题是“整顿职场”。

李玥说，当年大家自愿加班，没有委屈和辛苦的概念，周五晚上得催同事赶紧下班；小野觉得，曾经“不是消极忙，而是一种积极忙”，加班都是开心的，凌晨1点，办公室还亮着灯，放着音乐，有人提议要不要去吃海底捞。但在今天，打工人对工作的信仰在坍塌。

“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要拿戛纳广告奖，到后面自己就看淡了，现实就是领导、用户、甲方的需求是什么，心气儿一点一点被消磨掉。”小野说。

从前，王远帆觉得工作神圣，要奔着最高标准去做，要成为行业标杆，这几年面对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风险，至于标准、标杆，“我都不太care了”。

心态的改变，王远帆跟自己前公司的VP聊过。VP向来对员工要求严格，永远会对下属说“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许近几年经历了什么，他的话语变了，“他安慰我说，就是一个工作而已，你不要太认真。”

焦虑、迷茫、失落……会在失业的初期接连抵达。吴奕打了个比方：“就是仰卧起坐你知道吗？躺下觉得好放松，老娘要歇一阵子，想到下个月房贷还没还，马上坐起来。坐起来之后发现又是乱七八糟的事，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再躺一会儿。”

仰卧起坐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工作到底给人生带来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李玥来说，失业本身就是一次成长，她在这份体验里触摸自我的形状。她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工作改变了她的命运。在大厂，时间就是金钱，她习惯了快，出门要打车，买东西从来不看购物小票，双11不做攻略，有一次回老家跟爸妈聊天，她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们说话怎么这么慢？”

突然有了大块时间，反而不知道怎么度过。失业第一周，李玥把没追过的热门电视剧《知否》《琅琊榜》都看了一遍；第二周，作息混乱，昼夜颠倒；一个月后，“三餐终于可以正常吃了”。

吴奕把能约出来的朋友约了个遍，聊工作，聊人生，什么都聊，希望从别人的经历里找到一个突破的口子。一位朋友在做训狗师，教狗狗怎么上厕所，怎么握手，朋友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没有世俗定义里关于“成功”的一切，但轻松、自在，“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觉得自己的下一站济南特别无聊”。

工作就像是一些坐标和刻度，生活被安置得有条不紊。“职级、薪水，一直往上升，刻度让人觉得目标是清晰的，很有奔头，但真的跳出来看，如果按那样的刻度打卡过一生，无非就是重复了很多人的一生，又怎么样呢？”

她不知道自己被工作变成了标准化的罐头，还是生产了一部分罐头，抑或是躲在角落里看着罐头如何生产。她唯一能够承认的是：“我一点都不热爱工作。我做好学生的时候，我在骗人，骗别人我爱学习，我是学霸；工作中我也在骗人，骗别人我高度投入，信仰工作。”

工作带来的身份、角色，要求她像一个想象中的管理者一样表演。“去洗脑别人也好，PUA别人也好，给别人画大饼，我自己始终有一个清醒的人格在，看着自己是这个样子，我会很痛苦。”她也说服自己，原谅自己，“工作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要养家糊口，你有小孩，她要交学费，买新裙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妥协和懦弱，走不出坐标和刻度，才一直这样不停地工作。”

无论如何，失业之后，生活总是要有个出口。

有人选择暂停。小野踏上旅途，旅行中，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面孔，没有精力去考虑太多。李玥计划读书，打算申请一所国外的普通学校，拿到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大部分时间里，她们放松地享受从前不曾有过的新生活，只是偶尔恐惧旅行结束，“你不可能一直旅行到90岁”。

动辄上万的房贷不会因为失业而消失，没了收入来源，只好开源节流。从前出游总是订上千元一晚酒店的小野，现在住200元以内的民宿；李玥在考虑从整租换成跟朋友合租，也开始抢群红包、做电商平台的满减攻略。真理倒置过来——“钱比时间重要了。”

也有人还沿着过去的方向前进，但是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驾驶方式。傲铭的朋友拉他给泉州一家新能源企业做顾问，在泉州、广州、深圳三地出差。有一份充实的工作，压力不大，虽然赚得不多，但傲铭很满意。当然，他还期待着蚂蚁上市，并打算之后依旧做这份工作。吴奕则走上了创业的道路，最近一周，她正在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MCN公司。这是她擅长也喜欢的事。

还有人仍然在找工作。

王远帆的衣柜里，80%的衣服都是适合办公室的正装，有一条卡其色、双排扣的长裙，300块，购于2009年。在一个她自己策划、有100多位行业重要人物参与的沙龙上，她穿着它站上台，掌控全场。人胖了又瘦，瘦了又胖，一个轮回，裙子没有扔，工作却丢了。此刻的裙子是一个关于她本人的象征——长久地挂在衣柜里，等一个穿出去的机会。

从前的工作太专精于细分赛道，合适的工作难找。连续受挫后，她寄希望于运气和玄学。夏天末尾，她去了趟雍和宫，在偏殿里，师傅让她拿一个供果，在橙子、葡萄、香蕉之间，她选了香蕉，好剥皮。回家后，她咂摸了很久，如果是橙子，是不是“成了”的意思呢？又想了想，不对，香蕉也可以是“成交”。

像林北一样，她最渴望的不是赚钱，而是一份工作。“不算延迟退休的话，还有很长的20年的时间。”她不再信仰工作，却依旧需要工作，有时还会做几个“仰卧起坐”：“工作顺利的人有自信的表情，说话很大声，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自己应得的，甚至觉得现状配不上自己的能力；失业的人有沮丧的脸，敏感的心，不敢对未来有打算，不想和谁说话，却突然莫名地、强烈地渴望一样东西，可能是非常想吃一个甜点，想要一件衣服。”

春去秋来，还没找到工作。她最终用电影《侏罗纪公园》（1993）里的一句话安慰自己，“生命总会找到出路”。她相信，自己也会有一个出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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