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扑杀的流浪狗，曾经也有人爱它

四川成都崇州的罗威纳犬咬伤2岁女童后，关于如何规范管理伴侣动物的争论撕裂了中文互联网。在这起风波的影响下，人们将矛盾对准了城市中的流浪狗。

近日，在重庆对外经贸学院，被保安扑杀的流浪狗小黄，成为了这场风波的牺牲品之一。在学生眼里“温柔”“怕人”的小黄，被保安以保护学生为由“驱赶”致死。

此事件引起网友热议，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全民呼吁停止残忍捕杀流浪猫狗动物”的声音。“薛之谦演唱会改词为流浪狗发声”“刘雅瑟称不是所有流浪狗都是坏狗”等词条冲上微博热搜。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人们的愤怒至少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对于目前的流浪动物管理方式，大多数人是不满意的。

一些试图通过捕杀的方式“消灭”流浪动物的人可能忽略了这一点：流浪动物的管理与规范养宠是息息相关的。多年研究伴侣动物保护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叶芳指出，流浪动物的主要来源，是遗弃、走失和地下繁殖的宠物。

《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宠物狗、猫数量分别为5429万只和5806万只，流浪狗、猫数量为4000万只、5300万只。也就是说，宠物猫狗和流浪猫狗的数量旗鼓相当。

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流浪动物的出现，与人对宠物的处置不当有关。比事后“处理”流浪动物更重要的，是规范猫犬的饲养、繁殖和售卖。

钱叶芳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表示：“遗弃、虐待、非法养犬，情节严重的，都有入刑的必要。”

一个文明的社会所需要的，不是简单粗暴的管理，而是人和动物的有序、和谐相处。

从社会救助团体的经验来看，流浪动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被遗弃的家养宠物。

10月20日，就在网友们还在为流浪狗的管理问题吵得热火朝天时，燕赵都市报发布了一则视频，在浙江绍兴，越城区东湖街道岑前村庄拆迁后，大量狗被主人遗弃，仅执法人员捉捕的就有40只，其中以中华田园犬为主。

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留检、收容、领养是管理流浪动物的常见做法。据钱叶芳介绍：“按照国际通例，一般国家和地区都会建立流浪动物的官方收容机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养犬管理立法都加上了流浪动物收容制度。但多年以来，规范的、文明的犬类留检所极少。”

据报道，2020年，长沙的第一个犬只留检场所投入运营，而直到2023年，济南市才出现第一家犬只留检所。一般犬留所容纳犬的数目在几百只到几千只不等。

绍兴流浪动物保护中心的志愿者小汤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介绍，绍兴当地没有犬留所，只有犬管办临时安置抓来的流浪动物的地方，大概有三四个隔间，同时收纳的流浪动物数量约为50只。

“流浪动物抓到那边（犬管所）之后，有些狗可能因为生病或抓捕的时候受伤了，不一定全都能存活下来。”小汤说，“按照当地的规章制度，10天内没有主人前来认领的动物就会进行无害化处理。” 

10月21日，绍兴流浪动物保护中心带回了岑前村无人认领的22只狗。

就小汤的经验来看，弃养可能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会收到求助信息”。她所在的绍兴流浪动物保护中心固定的志愿者人数大约是20人，但基地已经收留了2500只狗。“我们（把狗）放到基地收容之后，会观察它的健康问题，打好疫苗，然后选择品相、性格比较好的，再带出来领养。” 

但这种救助流浪动物的路径的难点在于，救助的数目跟成功领养出去的数目之间往往存在一道“鸿沟”——截至目前，绍兴流浪动物保护中心今年成功送养的狗只有155只。

光是今年9月，绍兴流浪动物保护中心花在狗粮、药物与治疗费用、饲养员工资等项目上的开销就高达18.4万元。小汤说，这些款项一般由创始人的贷款、工资以及社会捐助来支付。

与其说流浪狗是城市的“公害”，不如说，“遗弃”行为，是狗主个人将责任转嫁给了动物、社会和公众。

如果抛开人犬冲突引发的激烈情绪，以一种更理性的角度看待流浪动物问题，这是个不难理解的道理：解决流浪动物的根本办法不在捕杀，而是杜绝弃养。

钱叶芳对南风窗表示：“遗弃入刑是国际立法通例，中国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比如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以香港的《狂犬病条例》为例，遗弃动物可处罚款1万元以及监禁6个月。

在我国，对一些关爱流浪动物的救助人以及团体来说，一个让人感到比较无力的现状是：在伴侣动物的管理和权益这方面，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对抗弃养甚至是虐杀动物的法律工具——为什么好像从未见过弃养动物的人受到惩罚？为什么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流浪狗，大多只能被粗暴地围猎捕杀？为什么一有虐猫狗的事件发生，人们就开始高声呼吁《动物保护法》？

这些疑问和呼声，自钱叶芳从2017年开始接触动物救助时，就多次听到，“包括在救助中接触到的学校行政部门、城管部门等，大家都这么说”。

这种认知对于动物和人都是不利的，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弃养行为的出现，甚至让弃养者更猖狂，不仅让被弃养动物处于危险境地，也加剧了人与动物关系的矛盾以及城市管理的压力。

最近几年，一些城市已经出台了地方动物保护相关的规定和管理条例。2020年，上海浦东警方查处了该市首例养犬人遗弃犬只案。狗主人因犬只年纪大且患有老年犬基础疾病，将养了18年的犬只遗弃。浦东公安依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对狗主人处以罚款500元，并吊销《养犬登记证》。

2020年3月31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自同年5月1日起施行，明确规定禁止食用猫狗。在餐馆、酒楼、食堂等场所食用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其他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市场监管部门没收动物及其制品，并对食用者每人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为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生产、经营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提供场所或者交易服务的，由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但地方立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设定刑事责任，只能进行罚款和行政拘留。钱叶芳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提高立法阶位，制定一部全国性的《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法》或《动物保护法》”。她指出，有必要同时设立纵犬伤人罪、虐待动物罪、遗弃动物罪。

不过，法律的落地，最终依靠的是执法层面。钱叶芳曾在采访中指出，在目前动物保护及动物管理的问题中，严格执法比立法更为紧迫，“无论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不执行都没用”。

从罗威纳犬伤人，到保安以错误的方式“消灭”流浪狗，我们如今所面对的“公众极端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执法缺失的后果。

在一个文明社会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人和流浪动物如何共存？

值得反思的是，在一些动物管理问题上，执法部门和人员可能存在“一刀切”的现象。例如，在罗威纳犬咬伤女童事件发酵后，各地开始重申禁养犬名单。沈阳、郑州、海口等城市都将中华田园犬（土狗）纳入了禁养名单之列，一些地方在限制养犬条件时也多以体高等因素作为参考标准。

对此，钱叶芳认为：“国内的禁养犬名单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比较随意，与国际尚未接轨。（这些禁养犬名单）不是严格按照犬只的品种和天性划分，而是根据身高等，比如对中华田园犬的禁养，就是出于想当然。外来品种是否是烈性犬，应当参考国际通例。”

她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分开大型犬和烈性犬，严格约束饲养烈性犬的行为，规范犬只繁殖与买卖，禁止私下、地下繁殖等等”。

又比如，捕杀流浪狗和寻主追责、收容领养比起来，前者的“执法成本”往往要显得低廉许多，自然会成为“首选”。

钱叶芳说：“各地都有犬类主管部门，大多是公安部门，少数地方是城管部门，但执法总不能到位。”不论是家养宠物还是流浪动物，钱叶芳认为最有效的方式都是社区自治，“由业主志愿者组织起来，管理好本社区的动物”。

社区动物包括生活在社区里的所有家养动物、流浪动物和野生动物等。杭州市钱塘区海天社区，是国内第一家协助政府管理和保护社区动物的社区社会组织，其发布的《2020-2023基层社区动物文明建设白皮书——人与动物矛盾治理新模式》指出，文明养犬的第一条就是依法养犬——办理犬证，按时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鼓励为犬只植入芯片，倡导不饲养公认的烈性犬；对于流浪犬，社区应协助政府进行捕捉、绝育、接种疫苗、寻找领养或交于动物收容救助机构。

人和动物如何共存？很多国家都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

荷兰是第一个“消除”流浪狗的国家。政府通过全国绝育计划“CNVR计划”（抓捕、绝育、接种疫苗、放归，是世界动物保护署认为控制流浪狗数量的最有效方法）控制流浪狗数量，并对商店购买的狗征税，鼓励人们领养。据Every Dog Matters网站的数据，如今约1/5的荷兰人养了狗，让100万只狗离开了街头。

维护人与动物共存的空间，需要法律、智慧、责任与文明，如何对待动物，也指向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同伴，如何对待弱者。因而，对无辜的动物粗暴地使用暴力，无论在情感，还是道德上，都难以为人所接受。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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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擎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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