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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是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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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之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李白和杜甫，谁更厉害一些？元和年间，元稹为杜甫写了一篇墓志，对杜甫极尽赞美之词，里面提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不仅如此，他还嫌夸得不够狠，节外生枝地把另一位大诗人李白拉了进来：“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也赞成这一观点，他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当时，元白二人都是诗坛的新锐，才名远扬，锋芒毕露。他们未必真心想要贬李捧杜，很有可能想借这一观点，挑战一下权威，开辟一些新气象。韩愈在《调张籍》中说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以一个非常高调的姿态，向世人宣告：谁才是李杜诗学的真正继承人。在他笔下，李、杜二人不再是文雅的诗人，而是开天辟地、气吞山河的猛士。《调张籍》后面写道：李、杜用语言的暴力劈开造物，电闪雷鸣、波澜壮阔。而韩愈要追随前贤的脚步，成为一名开天辟地的大英雄。这般强悍刚健的气势，很难在一个文人身上看见。韩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人物，恪守正统，尊王攘夷，排斥佛老，嫉恶如仇。同时，他也具备世故的一面，功利的一面。可以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在他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且相互缠绕，难以分割。北宋的苏洵说，韩愈之文就像一条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气势磅礴，但仔细一看，也有许多掩抑的东西，深沉在浪涛之下。
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韩愈便由长兄韩会带大。后来，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举家迁往南方，到任没多久就去世了。韩愈先是跟着兄嫂郑氏回到河阳老家安葬兄长，又跑到宣州维持生计。至亲离世，衣食匮乏，四处奔波，这就是韩愈的童年。想要让家族脱离窘境，韩愈必须要努力读书，以求入仕当官。
贞元二年（786），18岁的韩愈一个人来到长安打拼。他一连考了三年科举，都没考上。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但想要通过考试，光靠才华可不够，还需要上位者的推荐。考生需要将自己的作品四处投递，然后拜访名流，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是“干谒”。这种行为是普遍的，几乎成为了科举的一个环节。干谒不只是权贵子弟走后门的工具。对于寒微士人来说，这也是向上攀爬的绳索，虽然免不了要放下自己的尊严。韩愈不愿摇尾乞怜，也拿不出像样的财富，只能四处献上自己所写的文章，但凡有人肯提携自己，就不吝赞美之词。他一面用文字讲述自己的窘迫，博取同情；一面又说自己是身处“天地之滨”的“怪物”，一旦得水，就上天入地。经过多年的干谒，韩愈的文采逐渐被人看见。当时，梁肃倡导古文，喜欢质朴的文章，而韩愈深得古文之义，自然引起了梁肃的注意。两人交往不浅，韩愈更是把梁肃当成自己的老师。贞元七年（791），兵部侍郎陆贽主持考试，梁肃担任副手，举荐韩愈。这一年，韩愈顺利地考中进士。
值得注意的是，与韩愈进士同榜者，多是习古文的年轻学子，比如李观、李绛、欧阳詹等人，时称“龙虎榜”。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韩愈古文事业上矢志不渝的朋友。座主和门生、同年进士、文学之友，这些关系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吸引到一起，从而形成圈子。当科举制度不完善时，这就是最普遍的玩法。韩愈心里多多少少以干谒为耻，也曾埋怨别人专事干谒，不学无术。不过他明白一点，出身贫寒、孤立无援的士人，需要一个进入圈子的机会。正如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考取进士，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想要换上一身官服，还得通过吏部试。韩愈又考了三次，没能得到一官半职。贞元十一年（795），他心情焦虑到了极点，竟然给宰相写了三封信，妄想讨得一官半职，已是病急乱投医了。此时，韩愈在长安待了快十年，尝尽了辛苦，耗尽了家财，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只能离开长安，另寻生路。走到黄河的时候，他看见有数人手提鸟笼，所到之处，众人回避。原来，笼里都是些羽毛纯白的鸟儿，乃是进献给天子的祥瑞之物。几个禽类大摇大摆走入京师，一介书生失魂落魄不知所归。有时候，人真的比不上一只鸟。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四处漂泊。之后，他又两入藩镇，给人当幕僚，还遭遇了兵乱，差点身家性命不保。世事艰难，岁月蹉跎，他不得不思考一个关乎自身价值的问题。由于科举制的存在，读书人必须会写一手好文章。可是，一篇辞藻华丽、铺排精美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它既不能扫平割据的藩镇，也不能吓退入侵的外族。吟诗作赋倒是能考取进士、青云直上，不过，韩愈自身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幸运儿始终是少数。如此华而不实的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可如果文学不再重要，那么读书人又凭什么安身立命呢？韩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文学还有被人看重的理由，那它就必须成为载道的工具。换句话说，文学不能只是为了文学，文学得彰显道德。韩愈的身边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举荐他的人是梁肃，古文大家。与韩愈进士同榜者，一共23人，梁肃就举荐了8人。在长安，韩愈认识了孟郊、裴度、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大都是古文的倡导者。韩愈在幕府工作时，也曾教导几位青年练习古文，比如张籍、李翱等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学集团。他们认为，华丽的骈文害得人心浮躁，只有古文才能让人们重拾道德。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孟郊比韩愈大17岁，但两人是文学上的挚友。图源：网络古代的文人总是怀揣这样一种理想主义：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心”二字。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的时代，莫过于夏商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恪守礼节，遵守道德。朝代更迭，世道日坏，所以要用制度激发人的善性，用文章找回人的道德。历史中有非常多“卫道士”，但他们并非泥古不化的守旧派，相反，极有可能是开拓进取的革新派。韩愈们推崇的古文未必能挽救时局，但是，他们作为朝野闻名的文学集团却能够让政坛刮起风暴。韩愈刚入长安的时候，科举考试里流行的是“俗气”的骈文，他处处碰壁，是因为文章不受考官喜爱。韩愈离开长安之后，古文运动还在发展，好文章的标准变了。贞元十五年（799），韩愈作为藩镇使者来到长安，社会上层依旧对他冷漠，但是年轻士人对他明显热情了许多。国子监的学生一起在宫门请愿，要求给韩愈一个博士的官职。此举没有成功，却让韩愈重拾信心，再来长安一试。两年之后，韩愈终于得到了四门博士一职。渐渐地，人们发现，古文写得好，能够在科举中出彩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学子看到了机会，纷纷拜访韩愈。《唐国史补》中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只要有人来请教，韩愈就把他当成弟子对待，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博取功名。诗人李贺还未成名之前，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谒韩愈。当时韩愈刚刚送客归来，非常疲倦。但他读到《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时，眼前一亮，立马邀请李贺相见，两人相谈甚欢，结下了友谊。韩愈当时已是文坛领袖，还主动登门拜访李贺，鼓励他考取功名。这对一名落魄的士人来说，无异于枯草遇上了春天。李贺的诗名也是从那时打响的。李贺参与科举时，有人硬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有一个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所以李贺应该避父亲讳，退出考试。韩愈知道后，立马写了一篇《讳辨》，为之据理力争。唐人避讳甚严，而韩愈不惜与世俗开战，足见其爱才之心。可惜，李贺最终还是愤然离场。
在韩愈的倡导下，古文的支持者越来越多，那么科举也会越来越偏向那些写古文的人。看似纯洁的师生关系，其实与更为露骨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没什么两样。看似重拾道德，其实折射出士人内心的权力欲。不过，“韩门弟子”多是寒酸文士、底层官吏，韩愈自己也经历过窘迫的岁月。他们越不得志，改变世界的愿望就越强烈，也就越希望一个遵守道德的秩序重现人间。对于步履蹒跚的唐朝来说，这是一股新鲜的血液。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
当时，德宗年老，宦官掌握兵权。太子锐意革新，想要抑制宦官，于是任用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等人，联合宰相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也加入其中。韩愈虽然和刘柳二人是古文的同道，但政见不同。他对于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一些结党行为颇有微词，还曾当着刘柳二人的面，批评他们。
那年冬天，京城大旱，农业歉收。韩愈目睹了饿殍满地、丢女弃子种种惨状，心中难过万分，吃不下饭，如同一只中钩的鱼。哀鸿遍野的景象就在脚下，朝中大臣却公然撒谎称：禾苗长得很好，不用减免赋税。举朝竟无人出来反驳。于是，韩愈上了一封《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视灾民而不见的君臣。上疏的结果却是被贬去岭南的阳山县。这个结果，意料之内。蹊跷的是，韩愈一人上书，但是御史台的同事也被贬职了，这恐怕不是触怒君主这么简单，兴许牵扯到了党争。贬官的命令一下，韩愈就得动身，甚至连安顿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到任还有时间限制，每天至少要行走两三百里。韩愈一路跋涉，马不停蹄，心中的郁闷越积越多。忧愤之下，他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是刘柳二人泄密给王叔文，使他遭受打击。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当时，顺宗已经病入膏肓，大权基本交给了王叔文等人。这些年轻新锐想要夺取宦官的军权。然而他们并无多少实权，还党同伐异，四处树敌，以致孤立无援。宦官立马拥立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唐顺宗被迫成为太上皇，革新集团一击即碎。唐宪宗即位之后，将革新派全都贬出京城。柳宗元、刘禹锡离开长安，韩愈却迎来了回京的大好机会。在岳阳楼的一次文人宴会上，北上的韩愈与南下的刘禹锡相遇了。那时，韩愈依然耿耿于怀，带着几分怨愤写下了《岳阳楼别窦司直》，里面说道：“爱才不择行”，很有可能指的是刘、柳二人。刘禹锡已遭贬官，处境尴尬，还能说什么呢？刘禹锡也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葵草之叶能够为根须遮蔽阳光，我在动荡之中却难以自保。蚁穴能够毁坏河堤，但是谁又能预先知道呢？今时今日只能空叹。两人都不是小器之人。话说开了，推杯换盏，自然就冰释前嫌。宴会之后，刘禹锡将带着“永贞革新”失败的阴影永远活下去，而韩愈则开始放眼长安的风景。
不久之后，韩愈写下了《永贞行》。诗中措辞严厉，痛骂革新派，指责他们有篡位之嫌，还夹杂着几句对唐宪宗的歌颂。后面话锋一转，像刘禹锡、柳宗元这样的青年才俊，应该和王叔文之流区别开来，没必要贬到“蛮荒”之地。后人却常常以这首诗批评韩愈，说他搬弄文字，夸大罪责，明显是为了讨好唐宪宗。“永贞革新”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这六个多月的新政并没有多少值得吹嘘的地方。只是一群有才学、有抱负的人就此沉沦，实在可惜。不幸中的大幸是，人生的苦难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文学家。文学与事功，是士人的两个理想，往往不可兼得。孰为轻，孰为重？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里说：“必有能辨之者。”那都是后人的议论了。对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来说，给他们一万次机会，也都会选择事功。
韩愈的诗素来以怪奇著称。元和年间，韩愈重归长安，他的诗多了几分凶狠的色彩。
元和元年（806），反叛的西川节度使刘辟在长安斩首。韩愈十分兴奋，感慨于新时代的气象，写下了一首《元和圣德诗》。里面直接刻画凌迟灭族的场面：再比如韩愈为孟郊写的墓志铭，里面提到孟郊写诗时的精神折磨：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刿目”是刺割眼睛，“鉥心”是切割心脏。刀刃进进出出，切成碎块，这还不够，还要把胃和肾从肚子里掏出来。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活生生的痛苦。这哪里是在写诗，简直是在受虐。韩愈的文字越来越狠，与之相伴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追求越来越激烈。他弘扬儒道，排斥佛老，打击藩镇，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元和五年（810），韩愈任河南令。当时，洛阳城内有许多军人，借身份为非作歹。许多藩镇在洛阳都有家宅，豢养了不少士兵，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会作为内应起事。韩愈上任之后，将这些军人一网打尽。宪宗听闻之后，大悦道：“韩愈助我者。”我们都知道，唐朝尚武，不过武周以来，科举大兴，文教之风盛行。士人能够治国理政，却不知军事。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军人跋扈。皇帝希望依靠文臣来控驭骄兵悍将，削强藩，平外患。有识之士也觉得士人应当才兼文武。一群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士人出现了，比如裴度、武元衡。
韩愈诗文中对暴力、血性乃至血腥的欣赏，其实就是对尚武之志的呼唤，暗合了文人想要驰骋疆场的时代情绪。从河南任返回长安后，韩愈写下《论淮西事宜状》，坚定了唐宪宗削藩的决心，给裴度、武元衡以强大的支持。虽然上书不久，就发生了刺杀宰相事件，不过主战派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大军奔赴淮西，韩愈亦在军中。裴度到前线后，赶走了碍事的宦官，诸将得以专力军事，胜利的天平很快偏向朝廷。名将李愬奇谋频出，屡立战功。十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军旗被吹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亲率一队精兵在风雪中急行七十余里，意欲偷袭蔡州。当将士得知此行是要入蔡州擒拿贼首吴元济的时候，全都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违背命令。等到早晨鸡鸣之时，李愬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吴元济的外宅。最后，吴元济束手就擒。这一战，举重若轻，荡平了淮西强藩。韩愈在军营中，堪称尽心尽力，可书之事有三。第一，他独身入藩镇，见宣武节度使韩弘，劝说其不在背后搞事。第二，他先李愬之前提出偷袭蔡州的计划，可惜裴度没有同意。第三，他趁蔡州大捷，给另一个藩将王承宗写信，使其投降，收获一石二鸟之效。淮西平后，中兴事业大成，群臣请求刻石碑，记录盛世。韩愈既是淮西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古文大家，写碑文一事就落到他的头上。这本是他最荣耀的一刻。然而碑成之后，李愬的妻子，也是宪宗的姑姑，看到碑文，怒上心头。进到宫中，向皇帝痛诉碑文不实。原来，韩愈在碑文中花了大篇幅记录裴度的功劳，却将入蔡的李愬列为普通将领。碑文一事本质上是一个争功劳的问题。究竟是裴度功劳更大，还是李愬功劳更大？裴度是朝中的主战派，还担任了军事统帅的职责，协调各方，稳定军心，可以说居功至伟，韩碑夸裴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李愬身在最前线，扭转了战局，入蔡州更是极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李愬，淮西很难迅速平定。所以韩碑漠视李愬战功，也是实情。韩愈想要突出文臣的功劳，武将自然不答应。在抗议声中，宪宗下令磨去韩碑，另找他人撰写了一文，重新铭刻。碑文争议证明了一件事，文人“才兼文武”的想法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裴度、韩愈们努力参与军事行动，主要依赖宪宗主战的信心和对主战文臣的信任，在现实中却没有制度保障。哪一天，皇帝开始猜忌文臣了，开始想要和平了，他们就得放手军权。而且，文人参与军事，最多只是指挥，他们无法和士兵建立关系，行军作战必须依赖武将。宪宗之后，武人跋扈依旧，唐朝还有多少文人驰骋在疆场？韩愈的暴力之风，注定只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韩愈一生最大的事业，大约三件，曰古文运动，曰排佛老，曰道统。其中道统最为关键。道，是儒家经典里的道理。统，其实就是一段经过筛选的虚构的历史。历史发生了这么多事，纷繁复杂，人们要怎么记住历史呢？那就只能记一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那么，何为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韩愈把代表儒家精神的人，挑选出来，比如周文王、孔子、孟子，然后按时间连缀起来，写成一段历史。不过，韩愈认为，孟子之后就没有继承儒家精神的人了，直到自己出现，圣人的理念才有了传承。所以从秦到唐这一大段历史，属于真理失传的黑暗时期。还有一种视角，是按照秦—汉—晋、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样顺延下来。皇帝的传承是历史的主线。这就是所谓“君统”。防御的是“异端”的兴起。唐朝君主，大多崇信佛老。虽然儒家还是主流，但佛教与道教隐隐有了分庭抗礼之势。想想看，如果人人迷信彼岸世界，或者向往逍遥自在，那么还怎么回到夏商周那样的黄金时代？所以，韩愈坚定地排斥佛老。进攻瞄准的是“君统”。儒生自战国以来，就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道统的存在，提醒所有人，帝王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主角，他们如果不遵守儒家之道，也会被排除在“正确”的历史中。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派遣使者去扶风县的法门寺，迎接释迦摩尼的一根指骨。这根小小的指骨，成为了京城最耀眼的明星。它大摇大摆进入长安，由光顺门被迎进宫中，供皇帝瞻仰三天，接着进出各大佛寺，好不风光。人们为之疯狂，富人倾家荡产，也要施舍给佛骨；穷人为表虔诚，烧灼头顶，近乎自残。韩愈怒极，写了一篇《论佛骨表》。里面说，佛法传入中国之后，乱象横出，崇佛的王者，大都寿命不长，国运衰微。如此大不敬的话，说明韩愈已经顾不上君臣之礼了，这既是向佛教宣战，也是向皇帝宣战。宪宗龙颜大怒，想要将其斩首。裴度等人极力回护，宪宗还是消不了火，说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将韩愈贬往潮州。韩愈刚走，又一道命令下来。其一家老小也必须迁离长安。于是冰天雪地中，韩氏一家相继踏上了南去的道路。韩愈十二岁的爱女，带着病痛，行走在群山之间，又饥又渴，最后死在路上。可谓是家破人亡！来到潮州后，死亡的恐惧和被抛弃的失落始终萦绕在韩愈心头。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述说自己的凄惨：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在残酷的环境下，他的骨气也大不如前。文中，韩愈一再大颂皇恩，并建议宪宗应“东巡泰山”以封禅庆功，讨好皇帝。最后，他说：他在《论佛骨表》中一再称述的儒家之道，乃至他试图以道统压君统的理想也销声匿迹了。他的道统在皇权的城墙面前，脆弱得就像一个鸡蛋。韩愈唯一的坚持，就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反佛立场。宪宗在读到韩愈的信时，对宰相说：昨天看到韩愈的上表，想了下佛骨一事。韩愈是爱我的，我怎能不知道。但是，他作为人臣，不应该说君王崇佛就会短寿。我是讨厌他太轻率了。于是，皇帝重新起用韩愈。雷霆雨露，皇恩浩荡！韩愈回到长安之后，官越做越大，锐气尚存。不过此时已是他人生的暮年。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离世。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士人的理想境界。读书人可以为了心中的黄金时代，忧国、忧民、立道统、反佛老。可是，人生在世，难免忧己，奉承、乞怜、自我保护、汲汲于富贵。这是绝大多数士人真实的心灵世界。
发明词语的人，发明历史。
韩愈一生追求的东西，几乎都失败了。古文运动在他死后渐渐冷却下来，文臣驾驭武将的现象也随着宪宗的离世销声匿迹，佛教融入了中国的思想世界。然而，古文、道统这些词汇却已经深入了士人内心。它们就像是家里放着的水缸，韩愈曾经用它们来装米，时间流逝，物是人非，水缸可能藏着金砖，也可能装酒。但是，水缸依然还是那个水缸。北宋，欧阳修从别人家尘封多年的书堆里看到一本破烂的韩愈文集，惊喜不已。他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他立下誓言，将来一旦得志，一定要以韩氏之文来改变当时的文风。于是，又一场古文运动开始了。还出现了一个纵横政坛的文人集团，领袖是欧阳修。“文以载道”的观念，成为宋代的官方意识形态。道统也迎来了新生。宋朝的儒士们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程朱理学。朱熹完成了“道统”体系的建构，用来厘清历史的脉络。直到近代西学的传入，中国人才转变对历史的看法，开始认为历史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我们应该看到，宋人的诸多创造，都可以追溯到韩愈头上。所以，苏轼评价韩愈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至此，韩愈一生执着的事业才算分出了胜负。生前，他的奋斗几近失败；死后，却在另一个时代聆听成功的回响。[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唐]李肇: 《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卞孝萱、张清华等：《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宁：《韩愈狠重文风的形成与元和时期的文武关系》，《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