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到病人的漫漫长征：新药研发的甘苦

主讲人简介

杨青博士是辉瑞公司全球研究开发亚洲研发总裁。目前工作地点在中国上海市。他负责制定执行辉瑞的亚洲研发投资战略，是辉瑞全球研发领导团队的一员。杨青博士的职责包括开发亚洲国家的研究发展潜能（特别是新药研究范畴），与生物技术公司、科研院所，和研发外包公司建立和维护伙伴关系，并指导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的工作。

在此之前，他领导辉瑞全球研究发展战略管理部门，任部门执行总监。当时他的主要职责是为辉瑞研发机构的高层领导提供战略建议和咨询服务，管理公司内部咨询团队。自加入辉瑞，杨青博士领导了一系列重要项目，包括发展研发战略、公司并购和研发生产效益的提高。他于2003年获得辉瑞全球研发突出贡献奖。

在加入辉瑞之前，杨青博士在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IntraBiotics里担当公司商务发展的高级总监，他直接向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汇报，主要负责公司的战略和伙伴关系相关的工作。作为公司管理团队的一员杨青博士于2000年3月参与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在加入IntraBiotics公司之前，杨青博士就职于战略决策集团（Strategic Decisions Group）。该集团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主要为世界财富100强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杨青博士在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开始本科学业，在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取得生物学本科学位以最优秀生毕业，然后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得药物化学博士学位。

饶毅：我们去年请的演讲嘉宾多数是学术界的。我们今年的讲座想再多请一些工业界的嘉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在工业界工作的人会告诉你们学生物除了做研究以外还可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会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们工业界到底是干什么的。另外，他们的经历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想转向那个方向，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杨青博士。他本科是在复旦学的生物化学，然后去密歇根理工大学读生物的Ph.D，最后他再转到工业界，并且一直做到了辉瑞亚洲研发的总裁。他读书的时候和你们的起点是一样的，但是，他为什么选择去工业界，工业界究竟是干什么的，制药又是怎么做的？这些就请他今天来与我们分享。

杨青：

今天很高兴能够与大家交流。我知道在座的有不少新同学。我希望我所讲的能够兼顾到新生和老生，至少让在座的一些同学能够从中受益。幻灯片很多地方用的都是英文，但是我会用中文讲，有文白夹杂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希望气氛能够活泼一些，所以先向大家介绍一幅图画作为开篇。

荷兰著名版画艺术家埃舍尔（Escher）1961年所画的作品《瀑布》（Waterfall）。他画了一系列充满数学气息的带有视觉错觉的作品。如果你们仔细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这张图上循环的瀑布，水流无止境。我以这张画作一个比喻。生活，是一种很复杂的概念，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同样都是生命科学，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追求。比如，饶院长发表很多论文，做一流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有很多制药界的科研人员，比如我，利用科学研究，希望发现新的药物。这些都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但具体怎么做，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在座的有许多新同学。很多年前，我也有像诸位这样的一天：刚刚步入大学校园，发现一切都很新鲜，看见生活的五光十色，却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来看待它。我为讲座特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北大生科院的网站上有一系列饶院长关于人文、社会、历史的文章，都很有意思，并且也是和科学有关系的。他还出了一本书，里面的文章确实都写得很精彩。

我知道，我来就是应该讲“科学”（science）的。大家考到生科院或者做生物方面的研究，而不是社会学或者金融专业，最想知道的还是科学怎样对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有所帮助。其次，我今天来，着装整齐，毕竟是代表一个工业--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领域之一。我很希望和大家讲一讲制药工业的来龙去脉。第三点，我没有机会念北大，却很景仰这个地方。读了钱理群教授的一些书，包括《寻找北大，寻找北大的精神》。钱理群教授和北大老校长蔡元培都提到，大学并不是职业培训所。所以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如饶院长所说，我所代表的工业界与招聘和职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毕竟大学校园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地方，就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这是最后一块精神上的圣土。我也念过大学，因此想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在大学校园里应该做些什么，这样至少不违背这个讲坛的初衷，而不是将此变为职业招聘发布会。

因此，如果大家不介意，我将主要讲有关工业界的一些情况，希望对大家的学习和今后的职业有所帮助。同时，我会讲一些科学，但由于我个人直接做的研究不多，就不在饶院长面前班门弄斧了。最后，关于人生，有一些杂感，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简历已经公布在生科院网站上了。我会穿插着简略介绍，但不会很多：毕竟事业还是在发展阶段，还需要更多学习。因此不着重讲我个人经历，而是讲制药工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工业。 

图1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这张照片在座的同学可能很不熟悉，但是饶院长应该很熟悉。这是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老校园（图1），是他念博士学位的学校。UCSF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有很多重大成就。其校园有一个特点是实验室地方很拥挤。很多不同的实验室挤在一个走廊里，创造了很多合作机会。也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下，出了很多研究成果。詹裕农（Yuh-Nung Jan）和叶公杼（Lily YehJan）两位教授，是一对夫妇。他们是饶院长念研究生时的授业恩师。两位教授都很平易近人，共同管理一个实验室，做得非常成功，在果蝇的发育生物学和其他一些方面都有重大的发现。饶院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了他最早的优秀研究成果，并从此开始了在神经科学方面越来越深入的研究。

我和饶院长算是UCSF校友。我入校时，饶院长恰好拿着他杰出的论文毕业，去了哈佛做博士后。还有UCSF另外几位教授，每个人都西装革履。Dr.CharlesCraik是我的研究生导师；Dr.Jim Wells和Dr.Fred Cohen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当时我博士论文的主要方向是蛋白酶和抑制物的结构、功能分析，主要是生物化学方面。

UCSF除了在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上十分出色以外，它在美国科学界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它是全世界生物科技工业起步的地方。世界上成立最早之一，并且也是现在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就是Dr.Herbert Boyer教授创立的。UCSF的前生化系主任Dr.Bill Rutter，创立的CHIRON，也曾是一个很大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个学校身处旧金山，临近硅谷，因此从一开始与工业界风险投资就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所以这个学校的学生，包括我，除了每天去各种研讨会，去念书做实验以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生物科技工业，也就会想如何把这些新的科学发现转化成发现新药的手段。回到这张照片上，每一位教授都参与创建了至少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这间接地说明了这所学校一种独特的创新气氛，让我了解到了生命科学的博大精深，同时，它也让我觉得工业界也有着一定的吸引人的地方。

因此，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不像多数同学那样继续做博士后，而是决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于是，我去了一家战略管理咨询公司。这家公司不大，专门为美国的大公司在研发战略上提供咨询，因此我有机会为两家大药厂服务：包括辉瑞公司，它是我的第一个制药业的客户。我在管理咨询业工作了几年后，去了加州硅谷一家很小的新兴的生物科技公司，并且作为公司的管理团队带领它在纳斯达克上市。那是2001年3月，当时公司有两个新药都在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大家都非常激动。但很可惜，这个公司的第一个新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通过三期临床试验，公司的发展受到挫折。后来我离开这家小公司，来到辉瑞，这是一个很大的药厂。那以后，我一直都在辉瑞全球研发总部工作，2006年，又被公司派到上海，开展亚洲及中国的研发工作。

这是我的简单履历。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科学，尤其生命科学，是很有意思的。我曾经从一个战略管理咨询顾问的角度，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创业者的角度和现在一个大制药公司管理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学科的研究及创新。其中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否适合每一个人，就需要个人自己抉择。

下面我会讲讲工业界中的三个方面：制药工业（Pharmaceutical）、生物科技工业（Biotech industry）、中国的制药工业和生物技术工业（Pharma ＆Biotech in China）。

无论从研发的投入、生产的产值还是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看，制药都是美国最大的工业之一。生物技术工业的研究与制药工业的最终目标一致，不同的是，它会利用大分子和相关技术平台进行新药的开发。从饶院长提供的北大本科毕业生去向看，有约60％的毕业生出国，30％读研，10％工作。出国的部分同学就有机会在今后的职业选择中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制药公司或者生物科技公司；当然，也可以在学术界做研究。对读研和留在国内的同学，这些选择机会也会慢慢展开。稍后，我会讲到生物技术和新药的研发都需要很优秀的创造性人才，而且这方面的前景会越来越广阔。

现在先来讲一讲制药工业。这是一个古老的工业。早在两个世纪前，化学工业中一些最早用作染料的有机物小分子开始被用作药物。到20世纪50年代，制药工业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最主要的支柱产业。我会从三个方面讲：先介绍一下这个工业的整体框架、研发过程，再谈一谈工业界有哪些职业选择，当然，最后要谈谈我所在的辉瑞公司。

制药工业中新药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大家觉得四年的本科，或者读几年硕士、博士很漫长，那么，研发一个新药所用的时间会长得多：一般需要10年、15年，甚至更长，并且是上不封顶。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到某个时候新药一定会被审批通过；其实，大部分新药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新药研发最快需要8至10年，而10至15年是很通常的。

最开始，研发可能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例如来自一位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的一些发现以及做的一些实验，它们变成新药的先导物。然后，再进行动物实验，包括动物的毒性实验和有效性实验。最后，进入人体，进行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实验。这些都是在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的。在有机会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以后，新药才能上市销售。而制药行业由于关系国计民生和人的健康，在所有国家都是一个被严格监管的行业，因此制药工业界运用很多很独特的研发手段来降低研发过程中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许多技术，需要能判断、最好能预测一个新药分子的毒性和药物代谢功能，并了解其药理学的各个方面。这个过程有很多弯路，并非平坦大道。新药研发与基础研究同样，是一个摸索反复求证的过程。当然，它在实验的具体操作中，特别是进入临床以后，有更加严格的标准。

新药研发的第一阶段是新药的发现，包括如何找到一个靶标，并证明其与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的药理学作用。此时，可用模型手段或者进行高通量的筛选，最后可以拿到一些先导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有一定功效，可能也有一些毒性没有被完全分析出来。我们会用先导化合物进行一些实验，如果安全性没有问题并且有效，则开始临床实验。第一期在“健康志愿者”身上实验，目的在于观察药物分子对人体是否安全；第二期在少量病人身上实验，观察药物是否有效；第三期需要进行双盲对照实验，一部分病人被试用药，而另一部分病人则供给与药物有相同外观的安慰剂，希望以此证明新药确实是成功的。而这只有在双盲实验结束后才能知道结果。

新药研发是一个各学科领域完全整合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循环。新药靶标在体外、在动物模型，然后在人体内不停地被验证，最后它的作用才能够被证明。在这个过程中，科研人员得到越来越多关于这个靶标、关于药理学，也包括药物毒性和药物代谢的知识的积累；通过这个漫长的研发过程，有了足够的数据，药厂才能向监管部门证明：这个新药是相对安全的，相对于现在已有的治疗方案而言，它会对病人有所帮助。

制药行业是一个资金投入很大的行业。可以说，在发达国家，它作为支柱产业，对研发的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是最大的。根据美国的一项统计，一般而言，美国创新型制药公司高达17％的销售额会被投入到研发领域。当然，医药行业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公司只销售药物，它们的研发成本投入就很少；而辉瑞和其他类似的创新型跨国制药公司，以研发新药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高额的研发成本是公司成长和继续壮大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新药研发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最主要是风险很大：一般在被筛选的5000～10 000个化合物中，可能有250个进入临床前的动物实验，然后有5个进入临床实验，最后，七八年以后，有一个被监管部门批准，投入市场。所以，研制一个新药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可以想象，研发一个新药是多么不容易。但新药研发成功以后，由于它有专利、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制药公司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专利期的长短）成为市场上这个药物的唯一销售方，从而让企业适当盈利以补偿其前期研发投入，同时鼓励其继续开展新的药物研发。当然，所有这一切也需要和卫生及监管部门紧密配合。

新药研究和现代制药工业由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生物学的发现作为主要的推动力。在1977年时，人们对胰岛素信号传导的理解很简单，认为可能存在一个受体，胰岛素和受体结合以后像魔术一样调控血糖。30年后，对胰岛素信号传导的理解就要复杂得多。现在，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抗糖尿病的新药，有很多不同的分子通路可以选择。辉瑞这样的公司，会同时研究不同的信号通路，希望找到能够在不同阶段调控血糖水平的阻遏物和抑制剂。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需要研发得到的药物非常安全，可以长期服用。对所有的药厂来说，怎么攻克这个难题是很重要的。糖尿病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很多别的疾病也是同样。

新药研发的技术含量非常高，这一过程结合了工程、科技最尖端的技术。比如说，新药筛选不同的孔板：从开始时的96孔，慢慢到384孔、1536孔这样的超高通量。我们可以比较美国、欧洲在新药研发上资金的投入。不包括技术科学的研究，而仅仅在制药工业方面，2007年美国的投入达到了350亿美元，欧洲为260亿欧元。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要考虑怎样提高社会的健康水平，这对国家的决策者很重要，对从事制药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也是激动人心、富有挑战性的事情。

2007年的统计显示，全世界药物销售大约一半在美国，欧洲，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也占了全球销售额的一大部分。这也是大部分的药厂总部一般都在美国或欧洲的原因。日本作为亚洲国家来说，是世界第二大市场，占据了全球约10％。现在中国市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大，但中国全部药物的销售额，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大约20年后，就是各位同学还处在事业成长、发展阶段时，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医药市场。当然，这个巨大的市场也带来巨大的研发需要。这些研发将由谁来投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中也有很多的挑战。现在全世界药品的市场量大约是4000亿美元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国民经济支柱性的产业。在中国，它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制药行业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行业，而且是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从1981到2005这二十五年间，如果我们比较全世界制药公司按销售额的排行榜，会发现这个排行榜每五年就有很大的变动：很多公司的名字消失了，比如合并了、被并购了或者离开了这个行业。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战略。在担任辉瑞亚洲研发总裁之前，我前一个职位是帮助辉瑞进行全球研发整体战略的规划。公司用不同的战略来决定怎样组织自己的研发资金，对哪些疾病予以投入，怎么利用一些偶然的科学发现和一定的方法把科研成果快速推向市场。在这些方面，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策略。我所在的辉瑞公司从2001年起，通过一系列的并购，成为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

下面我讲一讲在职业发展上医药行业都有些怎样的机会。把一个新药推向市场最少需要几十个不同科学领域的，包括化学、生物学、毒理、药物代谢以及临床医学等至少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因此这是一个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行业。

新药研发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特别是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多数都有自己的研发机制和研发传统。在公司进行科学研究和在学校做科学研究最大的不同是，所有新药的研发都需要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跨部门的合作。这是所有新药研发的基本模式。而在基础科学研究中，一般一个教授带着一个实验室，虽然同时做很多的实验，但经费相对而言都是相当独立的。在公司，所有新药研发的项目，都是以新药团队为单位来进行的。一个团队一般包括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新药研发的团队可能最初只有几个来自不同的领域的人，而到最后三期临床的团队，一般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十多年前，辉瑞有一个新药需要到美国药监局报批，最后所有的实验数据（包括临床的数据和动物实验数据）加起来整整装了一辆大卡车。现在这些数据都有电子版了。由此可见，新药研发需要很扎实的科学研究数据。

现在，医药工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大约有100万从业者，研发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还包括生产、销售人员。有杂志2007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药研发人员中23％有博士学位，31％有硕士学位。如果诸位同学有机会去辉瑞公司参观，在我们的研发部门，就会看见在那里工作的约一万个科学家有几千名博士。当然，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实验室，而是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领域，组成不同的团队，共同为新药开发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讲一讲辉瑞，也就是我所供职的公司。辉瑞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有160年的历史，是一个德国移民白手起家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创建的。现在公司有8万多员工，每年销售额超过400亿美元。我们在中国有超过3000名员工，包括生产、销售和研发。辉瑞的全球研发部门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医药研发机构，每年研发费用超过70亿美金。

辉瑞一开始是一个生产药品和化学品的公司，二战期间应美国政府要求研究用发酵法大量生产青霉素，公司以此为契机得到发展。盟军在欧洲战场使用的青霉素，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生产厂的选址是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一个叫做格罗顿的小镇，那里现在是我们全球研发的总部所在地。我本人在那里工作过五年。

辉瑞公司规模很大，它在十几个疾病领域都有自己的产品，囊括了几乎所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方向。如果从销量来说，最著名的药品应该是叫做“立普妥TM”（LipitorTM）的降血脂药物。这个药物被形容为世界上“最大的重磅炸弹”型创新药物，最近这几年每年的销售额都超过120亿美元。

辉瑞的全球研发中心遍布美国、欧洲和亚洲。在美国的南北加州（包括旧金山和圣地亚哥）、中部的圣路易斯、东北的波士顿和格罗顿，在英国，在亚洲的东京、上海和新加坡，我们都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我们有几百个研发的项目，分布在十个疾病领域，共有约12000名科学家（其中3000名是在早期的新药研究阶段）。我们2007年在新药研发阶段的投入约为75亿美元。

辉瑞是一个以第一流的药物化学起家的公司，所以在这方面尤为业界所称道。我们很多“重磅炸弹”型的药物，就像刚才提到的立普妥TM，都是我们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共同合作的结果。我想讲几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利用一项在神经生物学上的发现，最终找到了一个能够戒烟的药物"畅沛TM"(ChampixTM)。这是在1993年，我们辉瑞公司的两个同事，发现有一个烟碱（nicotinic）的受体可以降低因为戒烟带来的焦躁感。当时他们提出的假设是：如果能把该受体阻遏，也许能够起到戒烟的作用。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实验。他们根据这个原理，发现了一个小分子，通过多年试验，终于成功投入市场。它在美国为很多戒烟者所欢迎，而在中国，最近也已经被药监局批准上市销售。众周知，中国吸烟人口很多，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新药能够为那些想戒烟的人提供一个很好的手段。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新药故事，是关于科学家在艾滋病领域进行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一个叫做“CCR5”的细胞表面受体（cell surfacereceptor），它的突变会使一些人对艾滋病病毒的进攻和侵入形成免疫。据此，辉瑞的科学家设计了一个能够阻碍HIV病毒的CCR5小分子阻遏物，通过这个小分子的阻遏物，病毒就可以被阻遏在细胞以外。辉瑞的这个新药马拉维若（Maraviroc）已经投入市场，成为人类对抗艾滋病的新武器。

第三个新药的例子，是辉瑞研制的一个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它已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获准治疗晚期肾细胞癌和胃肠道间质瘤。它最近在中第三个新药的例子，是辉瑞研制的一个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它已在美国也被批准了，这种新的抗癌药叫"索坦TM"(SutentTM)。

所以，以研发创新为导向的大药厂，都是由不同部门和团队的科学家开展研发现在为广大病人造福上，如果社会不能看见这些新药给病人带来的各种益处，他们工作，并以能通过现代生命科学的手段发现新的药物为目标。最终价值还是必须体就不会愿意为这些新药的研发继续投资。所以对我们而言，用先进的技术和生物学手段不断找到新的药物来帮助病人减少痛苦，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所讲的就是制药行业的整体框架。

下面我们讲讲在制药行业新药研发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生物科技工业。

生物科技工业最早是在我念研究生的母校-UCSF开始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最早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就在那个时候成立了。迄今为止，美国大概有14万人在为1400多个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生物工业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美元。当然，大部分公司处在新药研发阶段，还没有赚钱。在美国的旧金山、圣地亚哥和波士顿以及英国的剑桥等地，都有很多这样很活跃的生物科技公司。

刚才我讲了一些宏观的概况，下面用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具体的例子和大家讲讲生物科技公司的发展过程。这个故事是1994年开始的。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位教授发现了一个多肽抗生素。一家创业型生物科技公司（IntraBiotics）的CEO拿到了知识产权，开始进行临床前及早期临床的实验，直到1999年，这些工作都做得相当顺利。我就是在1999年底加入了这个快速成长的公司。公司当时有两个新药都在三期临床阶段，潜力很大。2000年，IntraBiotics公司在NASDAQ上市，我作为管理团队的一员，为公司上市忙了好一阵，也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由于技术和执行上的种种原因，我们公司的第一个新药在三期临床实验中没有能通过，公司因此不得不转型，我也在2001年底离开了，加入辉瑞公司。

可见，生物科技公司遵循非常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业模式。新药研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一步都有很多项目，因此总有失败-虽然“失败”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在每个公司看来都是偶然的，但把它放到足够多的公司里就变成了高概率事件。每个创业型生物科技公司都希望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也努力建立坚实的科学思路来支持引导公司的主要项目。但是，就像扔一个硬币，如果扔到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辛勤工作的科学家，就都可以看见很好的前景和回报；而如果碰巧拿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员工就会像我一样，吸取经验教训，开始人生职场的另一段征途。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也的确有其严酷的一面。做公司和做基础科学研究不一样，是拿实验成果、拿产品说话，而市场和投资人的认可是最好的检验标准。

在小的生物科技公司，因为公司规模小、资金少、风险高，一般工作两三年之后很多人就会离开，另寻机会。大的制药公司相对稳定一些，但因为风险比较小，成功以后对员工的奖励机制与小公司相比也会少一些。从职场发展来说，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处，它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但是激励机制不一定比小公司灵活；而小公司奖励和风险机制紧紧挂钩，对于愿意承担风险的创业者，很有吸引力。

当然，无论是小型生物科技公司还是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它们在做科学研究方面都是很严谨的。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新药投入市场，并且受到资金的限制，所以他们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和学术界做研究可以天马行空、找自己的研究方向相比，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环境。但是，我觉得，最后如果能够成功研制一个新药来治病救人，同样是一件很令人激动的事情。

刚才我们讲制药企业讲得比较抽象，讲生物企业讲得比较具体，但总而言之都一样，就是希望让同学们看见制药行业林林总总不同的方面﹣它有吸引人的地方，也有风险性。如果在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工作过，那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世界是平的。所有在西方、日本发生着的事情，在中国也在发生，而且是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下面让我谈谈中国的制药工业和生物技术工业。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这里是中国辉瑞研发中心所在地，也是我工作的地方。这是1992年上海市政府建的一个高科技区，占地25平方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这里是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所在里，现在共有4000多家公司，主要以半导体、软件和生物医药为主。在这样一个生物园区里面，集中了全球7个著名药厂的中国研发中心，这些中心大部分位于张江的“药谷”。这已经表明， 全球主要的药厂都对中国非常重视。当然，这些研发中心都有不同的操作模式，很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让我觉得好像回到了美国硅谷。

辉瑞的中国研发中心也在张江。我们现在（2008年）有250人，其中大部分是负责支持全球的临床研究。我们也有一些早期的新药研究项目，以科研合作及外包的形式与亚洲的大学、研究机构及研发外包服务公司合作。后面我会举一个例子。

我2006年秋天刚回国时，第一个在国内的科技合作协议就是和北大签署的。我们与北大各方面都在合作，并且这样的合作还在不断加强。我们也正在和林校长，饶院长、杨震教授以及其他北大的教授探讨，怎么更多地创造机会。这些机会不仅是给北大教授的，也是给北大学生的，希望让大家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尝试做一些和新药研发有关的项目。

李革博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药明康德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也是我的好朋友。李革博士是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离开北大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然后加入了一个很小的公司：Pharmacopeia。他是Pharmacopeia的创始科学家之一，并带领它成为美国组合化学最领先的公司之一。在2000年底，他独自回国， 在上海创立了药明康德公司，一开始它的规模也很小，现在已经成为一家非常成功的研发合作外包公司。这个公司有300多员工，其中2700多名都是科学家，现在大部分是化学家。去年夏天，药明康德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市值达到十亿美元。以后如果李革博士来，你们可以亲自向他请教一下他成功的秘诀。他是一个很好的化学家，更是一个杰出的老总和业界领袖。药明康德公司是辉瑞公司在亚洲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好，我已经讲了很多工业界的情况，既然是在生科院，就不能不提到科学。在讲座开始时说过，我就不班门弄斧去谈一些科学前沿的成果，但是我想讲一讲个人的一些浅见，希望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这两位科学家进行了一些微生物学方面、主要是关于质粒的研究。他们做了很多实验，并且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以限制性内切酶为手段，摸索出重组DNA的技术。博耶拿着这项技术，找到年轻的风险投资家罗伯特·A·斯旺森（Robert A.Swanson），一起创立了Genentech公司。斯旺森是当时硅谷一个早期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KPCB）的合伙人。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从支持Genentech最早的研发开始，这项基金后来又投资亚马逊书店（amazon.com）、Google以及很多很成功的高科技公司。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Genentech看看，会发现一个铜雕像，描绘的就是29岁的斯旺森和正值中年的博耶当时怎样交流他们的想法，计划创建公司的。他们利用人工重组DNA的技术，第一次大量制出了人体生长激素和胰岛素，并成功将这些产品引入了市场。生物科技工业这个新兴产业，就从这里开始了。

因为这个原因，博耶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得到了很多的奖励和巨大的经济回报。记得我在UCSF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研讨会的匹萨都是这位教授免费提供的。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意味着做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发大财，我说这些，是想指出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和其中的一些机会。科恩和博耶这两位科学家当初在做这个非常基础甚至比较冷僻的质粒方面的研究和早期分子生物学以及更早期的噬菌体研究时，没有人想到这个研究产生的科学成果会使重组DNA变为可能，而重组DNA又能使多种蛋白在体外大规模、高效率地表达，给人类带来许多新药。

所以，从科学研究转化成生产力或产品，有很大的偶然性，必须要有很好的机遇并且抓住这个机会。对于做科学的人，在实验室做一项研究的成果最后能成为一个药物的例子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你专注对科学现象的分析，不停地提出各种有趣的假说，并且对生物现象有透彻的认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知识积累，无论是对基础生物学的理解还是对可能的新药发现都会有帮助。对于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很有经验的科学家来说，如何抓住这些偶然性，并且把它潜在的利益和商业价值发挥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让我引用另一位科学家勒诺利·胡德（Leroy Hood）的话：“人们在看见未来的时候，一般会过度地估计在近期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从长远来看，比如在25年或者30年的尺度下，大部分人都会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胡德博士早期是加州理工学院一位非常出色的免疫学家，现在从事系统生物学的研究，并且在西雅图有自己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所。他很手巧，发明了核酸测序仪（DNA Sequencing Machine）和其他一系列重要的仪器。提到他，是因为他被称为生物学领域“有远见卓识”的人。我觉得这句话会对同学们有所帮助，毕竟你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刚刚进入大学的殿堂，你们的学习生涯、研究生涯和职业生涯都还刚刚展开。那么，如果你们相信胡德博士的话，可以想象，无论你们现在对25年或30年后有什么筹划、对将来科技的发展有什么想法，到那时候，你们就会觉得这些筹划和想法都是不足够的。

下面我再提供四个高科技领域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是，1943年，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IBM第一任董事长）认为：“这个世界上计算机的市场大概只有5台计算机就够了。”第二个是，1949年，美国《大众机械》杂志估计：“将来计算机的重量不会超过1.5吨。”第三个可以说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一个很大的美国公司Digital，因为他们当时做的计算机都提供给大公司，因此它的CEO肯·奥尔森（Ken Olson）在1977年问：“为什么人要把计算机放在自己的家里呢？”最后一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著名的比尔·盖茨声称：“640K的内存对每个人都应该够了”。从现在（2008年）来看，仅仅二三十年，或者说半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证明：不管这些人当时在他们的行业处于怎样的领军地位，他们对未来都是估计不足的。

当然，也有人很有预见性。克里克博士（和沃森一起发现了DNA的科学家）在1970年写了一篇发在Nature杂志上的论文，对30年以后生物学的发展作了一个估计。如果你们读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对克里克教授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正确地预见了很多科学的发展成果，比如核酸复制和解旋过程、染色体结构等等。虽然有不少神经科学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但至少其中大部分难题已被解决了。

所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对未来的判断会对一个人职业的发展以及对事业取向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能够多读一些，多看一些，对大的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判断很重要。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剑桥大学的科勒（Kohler）和米尔斯坦（Milstein）在1975年发现了单克隆抗体，并写作了一篇发在Nature的论文，他们也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但是，第一个把这个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小公司，他们在1985年才得到一个鼠源的单克隆抗体。而第一个人鼠杂源的单克隆抗体在1994年，即近20年以后才出现。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97年，Genentech将一个完全人源化的单克隆抗体推向市场。从那以后，单克隆抗体在肿瘤治疗方面成为了第一线上最有效的药物之一。但这个过程经过了整整30年的时间。

所以，从一个时代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到最后很多的病人利用这一创新药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成功有很大的信心，克服重重阻力，最后才能使广大的病人受益于这个科学发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科学研究和工业的互动这么重要：因为前一半的过程大都是由基础科学研究者承担的，而后面绝大多数的新药，都是由各大药厂和生物科技公司投入无数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研发投入市场的。

在讲到科学这个题目时，不免会有一个常常出现的问题：21世纪是不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我想饶院长和很多的教授以及诸位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比较乐观的。

让我举一个最近出现的例子来说明生命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科学家发现可以用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的方法把酵母菌中的一些酶重新编程（re-program）让它们合成一些天然产物。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成功合成了青蒿素，这是中国科学家在20世纪中发现的、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之一。但由于青蒿素是天然产物，非常难合成，传统方法一般需要先把它从天然产物中提取出来，周期长， 产率低。而他们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就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生产出青蒿素前体，大大降低了它的成本。他们成立了一个公司Amyris，专注于量产青蒿素，也与比尔·盖茨基金会合作，为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疟疾患者造福。

这时，风险资本公司KPCB找到他们，说：“你们如果能够改变微生物代谢机制，这项技术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公司很快转型，要用这个方法来生产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现在，这个项目还在开始阶段。

大家都知道，现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新能源、新材料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课题。怎样使全球所有的人有一个清洁的环境，且有能够再生的能源？我们可以想到风能，想到核电，想到太阳能，但这些都需要很大的前期投入，有一些新能源对环境的影响也不确定。如果生命科学的研究除了对基础生命的现象有所把握外，还能把这些相关的技术用在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上，那么，相信生命科学会被赋予新的更广泛的使命，会使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们有更多的资金和机会来为人类造福。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我个人看到了生物学在传统制药行业和生物制药行业的成功，我觉得， 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一样有生物学大显身手的地方。所以同学们在考虑选课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向。

已经讲了很长时间。我想给大家提几个建议。

让我先回到一开始我提到的钱理群先生讲的北大精神。  

钱先生在书上说，他觉得，大学的校园和学生，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应该更多地“沉静、清洁、有定力”；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学更多的东西，养成自己的学术观、世界观。我借花献佛，就原样奉献给大家。尽管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看起来有利可图、眼花缭乱的机会，但是我想，对大多数同学来说，初进大学校园，还是听听钱先生和学长、师长的教诲，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我是在UCSF念完博士的。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当时在复旦大学本科念生化时，我们专业同年级百分之六七十的同学都出国了，但现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还留在生物领域做的人只是一部分，其他很多人都转行了。扪心自问，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为什么选生化专业？我是未经高考通过保送直接被录取进复旦大学生化专业的，当时听说这是录取高考分最高的专业之一，所以我的选择有一点点个人的虚荣心，另外这个专业出国深造的机会比较多，也是我选择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出国以后（尤其是在UCSF这样的学校），发现我们的美国同学和其他许多国家来的同学，他们愿意去研究生院念书，花五到六年时间拿到博士，是因为他们真正热爱科学，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也静得下来。要把科学做好，需有一颗安静的心，能够静下来，真正喜欢这门科学。这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因素。不一定每个人最后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有些人，比如10％～20％的人最后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无论是对那些达到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人来说，这都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作为大学，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一个充分发挥潜力、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的机会。

我第一个建议是“深”。如果诸位同学想献身科学，那就应该学得深入一些，用这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多读一些、多看一些，因为科学本身浩如烟海；再者，如果你有机会进一步深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出国，你会越来越多地发现，愿意留在科学领域的人，很多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而不是求职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扎实深入的研究很重要。在我们早期读书的过程中，功利性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至少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般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忍住寂寞、拿着微薄的研究生工资的人，都是真的喜欢他们的专业。所以，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这  样的挚爱，但如果你对这个学科没有如此挚爱，那和另外一个有这样挚爱、愿意白天黑夜在实验室工作以求得自己的假说被证实或者证伪的人相比，成就是会有很大不同的。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广”。如果你发现对生物学领域已经一见钟情，这辈子已经决定致力做基础研究，那当然很好。但对大部分的同学来说，你可能不能马上达到这一步，那么就广泛地涉猎、广泛地阅读、广泛地了解，好好利用北大的学术环境。如果你不能够非常深入，那尽量广博有助于你在较早的阶段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不管是大药厂、小药厂也好，做科研、做公司也好，最终还是希望大家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如果你们能尽早地找到自己的兴趣，就会少走一些弯路。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平衡”。科学和工程研究是一个高度严谨的过程，强调理性和逻辑；但是当今的社会对大家创造力和创新的精神也有很高的要求。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的思维方式能够非线性和多样化，多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有这样一种说法：左半脑对逻辑思维、理性有主导作用，右半脑对形象的发散思维有更多裨益。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当然在座就有神经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应该知道。我只用这个说法作为一个比喻：能够看到问题的不同角度，能够使自己尽量达到这种平衡很重要。我的内弟是北大社会学系的本科毕业生，现在是中国知名的广告创意总监之一。我准备今天这个讲座，就向他请教：对于北大90后的新生，应该和他们说些什么？他建议说，在座的都是学理科的学生，北大理科好，文科也很好，互相交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离开大学校园，这个氛围就少了很多。回想我当时在复旦念本科时，最让我难忘的不光是学四大化学，做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实验和生理学实验，还有每天晚上在第三教学楼教室里聆听高年级同学很多关于当下的各种哲学、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科学思潮的辩论及讲座。我觉得，作为一个理科生，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最爱，决定深钻到生物领域，那么，在大学阶段，尤其在北大，能够从实验室、教室、寝室的几点一线出来，广泛地接触一下文科的知识，无论对今后职业的发展还是个人的成长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人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就像一个万花筒，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我曾经和大家、特别是在座的新同学一样，兴冲冲地来到大学校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后来没有念完本科就去了美国。在美国，作为一个国际转学生，我靠两年打工完成了本科学业。我当时选了很多门课，还同时在一个实验室和一个中餐馆打工，所以我对餐馆厨房里的工作比如切菜洗碗都是很熟的。生活对每个人的历练是很不一样的。我在职业上成长到今天，有许多的机遇和挫折都不是我可以预期和控制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以一颗平常心看待人生。人生中会有很多机会。机会来了，当然要抓紧，但如果没有，也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

最后，让我们展望未来，希望同学们能体会到你们处在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代。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对最近40年全球总GDP排名的预测显示，在2041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这当然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想诸位同学都有机会见到这一天。希望你们能够想一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诸位同学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根据高盛的模型，那时，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将会是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巴西和俄国也会紧随其后。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当然这只是经济学模型的线形推导，有很多事件的进程会使这个过程加速或减缓，或者走向另一条不同的路。但至少，在你们进入校园的时候，你们面对的是中国经济蓬勃向上成长的时期。这些远期趋势，会对世界的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想起胡德说的话，我相信大家如果比较乐观，会预见到那今后的几十年将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让我们从太空看地球上的夜晚，亮光点点。所有的这些亮点，代表巨大的城市集群和人类文化、经济活动最发达的地方。在亚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这些亮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亮，会为诸位提供在人生上、事业上大展宏图的舞台。

请让我用我喜爱的马克·吐温的一段话作为送给大家的结语。他说：“Twenty years from now you will be more disappointed by the things you didn't do than by the ones you did. So throw off the bowlines. Sail away from the safe harbor. Catch the trade winds in your sails．Explore．Dream．Discover．”（20年后，让你觉得失望的不是你做过的事情，而是你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么，就解开帆索吧，从安全的港湾里面扬帆出海，跟着帆上的信风，去探索，去梦想，去发现吧。）

现场提问：

提问：请问如果我们博士毕业以后，进入像辉瑞这样的公司，今后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当然这个轨迹可能人人之间不同，但是希望您能够举一些例子。而且希望您能说明一下，我们在大学时受过的训练，怎样保证我们能胜任相应的工作。谢谢。

杨青：我简单讲一下。首先，科学家进入公司研发机构之后，会在不同的部门和新药研发团队里工作，不断积累新的知识和经验，大部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实际上，在制药界看来，所有在学术界受的基础科学的训练，是必要但不充分的。进入公司以后，对于新药研发，它有一套和基础研究很不一样的独特的方法学。每个公司都类似。所以一开始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需要知道怎样把心态从基础研究转到工业研究。有些人调整得很好，有些人觉得不行，又回到学术界，或者做别的事情。进入工业界后，一般工业界对员工的职场规划比学术界严谨很多，简单而言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研发，一个是管理。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长处，在早期决定自己的方向；公司会根据你的取向和业绩分别进行培养和管理。所以，大部分硕士、博士都会选择留在技术型的研发领域，还有少部分觉得管理更有意思，那么公司会提供这样的机会，比如我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对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有怎样的计划”，我觉得，不读死书，能够以跨学科的多种方式想问题很重要。因为新药研发并不是要参加一门考试。诸位都是经过“枪林弹雨”、经过很多门考试最后才能到北大的，但真正的职场也好，真正的科研也好，都不是考试，而需要你自己独特的思维。所以，如果能够尽快摆脱考试的心态，能够对自己的学习和发展都有更多的自主权，无论你做什么，是否去药厂，这对你都是很有帮助的。

提问：杨先生您好，我是药学院的博士，我有一个业内的问题想问：我看见现在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回来，比如刚才介绍的李革博士，但他可能考虑到公司的发展，不得不以外包形式作为主要业务，而导致的局面是知识产权属于客户，而我们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因此，您觉得，是什么因素制约着中国自主研发药物？是人才的缺乏，还是技术，还是投资？

杨青：这是一个很大很广的问题。我个人的浅见是：首先，大家可以看见，确实制药行业在西方很发达，这和他们的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有直接关系。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的提高和GDP的增长，制药工业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之前没有很多创新性的研究，是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无论国家也好，国家的科研机构、大学还有私营企业也好，都没有这么多的资金。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经济体系的条件，有多年的经济积累，至少可以开始进行这样创新性的研究。国家已经制定了有关新药研发的宏观规划，希望让中国新药自主研发的水平得到提高。

至于李革博士创立研发外包服务公司，当然是他个人和投资人的决定。他现在的确专注于外包服务，但是每行要做好都不容易，能够把这个研发外包服务做好，能够在全球研发领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李革博士从无到有，把这样一个大的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逐步建立更多研发的能力。我个人觉得，这对他的员工、对他的客户、对国家（上缴利税），都有巨大的价值和发展潜力。

至于是否要为国家承担这样的使命，使国家新药的研发达到一个新的层面，我觉得这是对在座诸位同学很好的挑战。我很希望在你们今后几十年的职场生涯里，你们之中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将这个接力棒传下去，使中国形成自主新药研发的产业-无论是和国际接轨、成为国际的一部分，或者是完全来自本土的创新。就如大家所说，中国人有聪明才智，而且现在也有一流的科研教学条件，能够在北大生科院受到最好的教育，各个地方都能够提供很好的科研机会。所以，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以往的企业家没有做到的事情，并不表示以后的人不会去做，比如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课题，我在复旦念本科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谈。但时代总是在往前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所以我希望诸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成为为中国开发出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新药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提问：非常感谢杨博士今天的演讲。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是您来挑选从事新药发现及筛选的人才，您会选择一个什么背景的人，是化学还是生物的？

杨青：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回答方式。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这取决于我这个项目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第二，新药研发是一个团队性的、需要很强的领导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需要选择一个团队的领导，他当然需要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的专长、能够在技术方面有贡献的人，但最主要的是他能够使团队所有的成员一起工作。在新药研发的团队里，团队的队长，并不是队员的老板，因为都是跨部门的协作，是在一个矩阵性的工作里面。比如刚才的例子，在公司里有几百个这样的新药研发团队，那么每个团队带队的科学家，实际是完全要以自己个人的魅力、亲和力以及组织和领导能力来赢得队员的信任，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除了少数很重要的项目以外，到晚期我们才会让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同时对下面的资金和里面的调配有相当的权力，而早期阶段，负责人和其他科学家之间完全就是协作的关系。无论是团队的领导还是成员，人际交往沟通和团队协调方面的能力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挑选人才，是以综合专业技能、沟通合作及领导能力等诸多因素来决定的。

2011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展望事业 探讨人生》系列讲座